第4版(大地·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东方戏剧的崛起
与世界戏剧流向
王蕴明
就戏剧的历史渊源而言，世界上有三大古典戏剧：一是希腊悲剧，二是印度梵剧，三是中国戏曲。这三者都是在各自的国家、民族、社会人文环境下产生的。二千多年前尚处于奴隶社会的古希腊，诞生了人类最早具有戏剧完整意义上的歌剧艺术，这种以人类命运为基本主题的悲剧的演出样式通过今天以意大利歌剧为代表的现代歌剧艺术延续了下来。诞生于一千多年前并曾十分繁荣的印度梵剧不知何故后来竟销声匿迹了，留传下来的只有《沙恭达罗》、《小泥车》等文学剧本和有关戏剧的理论著述。中国戏曲经过二千多年孕育，直到八百年前的宋、元时期才走向成熟，这就是元杂剧与南戏。中国戏曲自她成熟那时起，直到今天一直是中国舞台表演艺术的主要形式，是人民大众审美娱乐的主要方式。中国戏曲八百年来，一直不断地继承与发展，在演剧样式上也有改革与创新，但其基本风貌、其美学原则始终是完整统一的，其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受中国百戏的影响逐渐孕育成长起来的日本国的能、歌舞伎、狂言以及韩国的唱剧也是亚洲的古老戏剧。
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经济与科技迅速地发展起来，促进了戏剧艺术的繁荣，尤其是话剧艺术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向世界各地传播开来，以致近百年来话剧以一种外来艺术而成为亚洲一种重要的戏剧样式。比较而言，中国戏曲、日本歌舞伎等亚洲的民族艺术传入西方的程度与态势则远不如话剧的东进。
总观当今世界戏剧的艺术形态，就其美学体系而言，基本上可划分为两大类：一是以写实为主要表征的西方戏剧美学体系，一是以写意为主要表征的东方戏剧美学体系。西方戏剧的美学体系已经为亚洲和其他许多地区所采用，已经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与作品，已经成为与传统民族戏剧艺术并驾齐驱的戏剧样式。而东方戏剧美学体系却像待字闺中的少女，正待为世界各地所识艳。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梅兰芳出访苏联，西方开始赞赏并学习中国戏曲的美学体系，到近五十年已渐成风气，但毕竟仍处于初始阶段。可以预见，随着亚洲经济与科技的腾飞，东方戏剧艺术的崛起与西渐将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流向的大趋势，亚洲戏剧将比西方戏剧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将具有更加辉煌的发展前景。
第4版(大地·评论)
专栏：
时空更迭中的电视艺术
陈汉元
所谓“电视文化”、“电视艺术”，不是指电视屏幕上展示的一切，恐怕主要是指电视剧、纪录片和综艺节目。电视剧类包括连续剧、系列剧、单本剧、短剧以及所谓“室内剧”；纪录片类包括纪录片、专题片等；综艺类则指各种晚会、文艺专题和益智节目。
近二十年来，我国电视艺术节目数量增长之快，真是让人目不暇接。其中，还不乏称得上思想性、艺术性、欣赏性俱佳的上乘之作。有的作品不仅在国内打响，而且跻身于国际赛场，在世界上得奖。不论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电视节目，最大的进步是节目制作者表现出了空前未有的对个体生命客观存在的尊重。
其一，越来越重视个人命运、个性发展，尤其重视以个体生命的行为“刻画”、“塑造”个性，都比较真实可信，乃至感人至深。
其二，许多作者都清醒地注意到，不要强加于人，要淡化作者的主观色彩，让镜头“实话实说”，让受众自己去琢磨、去感受。这无疑是对受众审美能力和人格的尊重。这当然也是一种功力，一种修养，一种美德。
电视文化、电视艺术的这种突飞猛进，是我国改革开放、社会综合进步的结果。它涉及观念和目标的更新，也得益于高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这种更新与进步深度地开挖着创、编、导、演、制作等电视从业人员的联系力和想象力，因而使那些“既好看，又深刻”的作品不断涌现。
由于电视文化、电视艺术是地道的大众审美对象，所以尤其要重视“既好看，又深刻”。因为，深刻就是有分量；不深刻就是没分量。好看而不深刻，不可取；深刻而不好看，也不可取；既不好看，也不深刻，更不可取。只有做到了“既好看，又深刻”，才能赢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业内人士皆知，我们做节目，无论虚构非虚构，也不论节目的规模是大是小，无非是为了讲一个故事，说一点道理。毋庸讳言，其中最难做得好看的可能还是那些大题材节目。从以往的一些情况来看，究其缘由，恐怕是作品未能合乎情理地处理好大道理与小道理、大情感与小情感血脉相连的关系，未能对个体生命的客观存在给予足够的真切关怀与尊重。所以，道理讲得直接而明白，而故事却讲得不大清楚，不大精彩。
然而，无论时代怎样发展变化，反映时代变迁、提倡扬善弃恶的主旋律与爱情一样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永远精彩。
任何一个电视文化、电视艺术制作单位，它要保证自己“从胜利走向胜利”，首先要做的：一是占领题材，二是拥有“高人”。若无高人，那么即使抢先“跑马占地”，也会糟蹋题材。尤其是那些需要大投资的题材，决不该交给马谡去经营。
为此，在新的世纪里，会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充当剧作家和导演；会是不同的专家拍摄、制作各类不同的纪录片；会是教授充当节目主持人；会是学者在各种节目里讲故事，即使是通常的综艺节目，它们的主持人也是满腹经纶、才思敏捷的艺术家。
总之，将来的节目投资者、创作者、制作者、播出者都会高度重视个体生命的客观存在，彻底审视自己创作节目、制作节目、播出节目的动机和效果，都会扪心自问：芸芸众生，一代又一代，凭什么要花费那么多的光阴（即生命）泡在你的节目前面？毕竟人生苦短，不能不珍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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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苑追踪
高墙夹隙里的生命状态
——看晋剧《大院媳妇》
廖奔
这不是一个按照传统路数来写的戏，它在立意方面、人文追求方面很独特，在对晋剧舞台进行重构和重新塑造方面也很独特。它的表现手法有相当大的突破幅度，带有象征性和寓言性，这种特征要求它不能用传统方式来结构，比如说大喜大悲、淋漓尽致地抒发人物感情等。它用简约、指意的方式，结构了一个新的美学空间，带给人另外一种审美享受。
戏的指向很明确，抓住人们在社会环境里的角色定位与角色转换的命题作文章。丑丑嫁到深宅大院里来，在这个代表封建秩序的空间里，她的角色被定位了，开始是媳妇，后来是婆婆。但是，大院接纳的只是作为角色的她，而不是她这个人。一旦她的人性觉醒，冲破角色束缚，她就为这个空间所排斥。小老婆巧巧生的儿子宝根，在这个环境的熏陶下长大，只认嫡母丑丑，不认自己的生母，因为巧巧的身份是戏子，与他的角色不相吻合。再往后，当丑丑出了性丑闻之后，他连丑丑也不认了。他认的只是他所维护、所依赖的，支撑着他的全部生活价值和荣誉的封建大院的躯壳。这些人物在里面起到了寓意、点睛和符号化的作用。
戏的立意并不很新鲜，新鲜的是剧作对立意的独特表现方式，也就是它所选择的结构形式。它简洁地选取了人物的几个转折点，通过这些转折，来展现人物灵魂的扭曲和挣扎。丑丑刚嫁过来时给婆婆点烟，场景一变，丫环给她点烟，丑丑变成了婆婆。宝根被迫与生母分离时，撕心裂肺地哭喊，但场景一转，他变成一个封建家族的大少爷，对生母视而不见。与剧作的立意相吻合，它的舞台呈现也颇独到。导演手法很洗炼，这种洗炼与剧作的寓意是吻合的，在晋剧土壤中产生出来的这台戏，导出的效果面目一新，既精致，又有分寸感。扮演丑丑的胡嫦娥，通过她的真切体验和把握，在这个戏里塑造了一个新型的人物，一个在山西舞台上、晋剧舞台上没有出现过的人物。她结合一些舞蹈身段，把雕塑感融入造型，对揭示人物起了很准确的辅助作用。上述种种，使我们在这个戏里看到了许多新颖的舞台语汇。
总之，这个戏在美学品位上有自己独特的追求。这种新的审美趋势出现在山西，出现在平时更擅长于用传统手法来展示舞台风貌的地区，非常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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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中关村进行曲》
情牵“中国硅谷”
一向关注现实的《啄木鸟》杂志，于近期推出了青年作家温金海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新作《中关村进行曲》。有中国硅谷之称的中关村风云聚会，群雄咸集，是中国信息产业的象征，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不断创造高科技奇迹的中关村不仅是社会关心的焦点，也是文学创作的沃土，几年来吸引了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关注，他们深入中关村，感受着创业者的辛劳与智慧，创作出不少颇有思想内涵的作品。但从总体上看，这些作品以纪实文学居多。《中关村进行曲》是第一部以宏大广阔的叙事方式，来表现中关村这种充满现代竞争、现代冲突、现代精神的崭新的生活形态的长篇小说。它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关村高新企业波澜壮阔、曲折艰辛的发展历程为背景，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不法奸商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为主线，刻画了富有责任感而敢于开拓的国企老总、正直善良的电脑专家、北京的女孩、外省青年、回国留学生、腐败的官员等一大批活生生的人物，通过对他们人生命运的描述，构成一幅充满现代创业精神和现代冲突的生活与爱情、名利与理想的生活场景，铺开了丰富广阔的生活画卷。
《中关村进行曲》一书将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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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过眼录
平凡中的英雄
——评小说《大雪无痕》
伍杰
过眼录
陆天明的长篇小说《大雪无痕》是一部很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这是作家继《苍天在上》之后创作的又一部反贪题材新作。情节生动、曲折、离奇，很具吸引力，可读性强。最突出的印象是塑造了一个反贪群体，特别是塑造了一个反贪勇士、侦查英雄——方雨林。
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某城发生了一起枪杀案。它发生在戒备森严，即将举行高级别聚会的高级别墅来风山庄。来宾都是省市委重要人物，而被杀者则是安排这一活动的重要人物之一——张秘书。被杀的时间恰是宾客陆续来临，聚会即将开始之时。
悬念丛生，这是作者布局的高明处。但作者并不急于解答悬念，而是向读者推出了一位普普通通的刑警方雨林。其实，从后来的事件发展中看，方雨林并“不普通”。他成绩优秀，本可考名牌大学，但硬要考法学院。法学院毕业后，靠他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当上了市刑侦支队重案大队副大队长”。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领导要他停止对“5·25”大案的侦查时，这“‘傻小子’不听招呼，拧着劲儿继续布控侦查，犯了刑侦纪律的大忌，因而被免去了副大队长的职务”，受了处分，“调到了交警中队站大街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也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是戴着有国徽大盖帽的警察，一个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
方雨林有许多机会可以不当警察：不考法学院；到好朋友的公司供职，年薪五万；接受女友母亲的安排走上易于上升的仕途。但他都拒绝了，他只想当一名出色的警察。他热爱这一职业。“上帝造就男人，就是为了让他不顾一切地把应该做的事情做成。”“领到警服那天，我在咱家的院子里站了整整一夜，真正感到了我的存在、我的强大、我的真实。”他生命的追求就是要当一名出色的警察！果然他成了“破案高手”，警察“当出名堂来”了。
当然，他并非一帆风顺。对“5·25”大案刚要深入，却不让侦查了，他并不知道这是为破背后更大的案子，他拧着劲儿干，这一方面表现了他的责任心、个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的不成熟。所以，只有以挨处分而告吹。他发现现任副市长周密有作案的可疑，可同事误解，领导不信，坏人阻挠，根子就是身居高位的省委副书记顾某。对方雨林来说，阻力太大，困难太多，可以说是寸步难行。但他一个人冒着极大的危险，偷偷侦查，搜集掌握资料。所幸的是马副局长和几位好同事支持他，才使案情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他忍受着贫苦、母病、妹妹下岗、甚至女友的误解，住着只有十几平方米的房子从没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有人恐吓他，他不予理睬。特别是当他的妹妹被谋害致死后，他忍着巨大的痛苦与打击，为了大局，还是把自己的痛苦埋在心里。
小说的整个布局结构严谨，悬念丛生，人物个性鲜明。但读完后，人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周密是张秘书的顶头上司，他杀人时只是市政府的秘书长，杀人后提升为副市长。他的仕途很顺利。杀人的原因是代人受过：为省委副书记顾某借了十万元钱，代东钢领导给省委领导送了三十万份职工股，可他自己并没有贪污；他不近女色；他是贫苦的“土孩子”，上学是“三好学生”；他“憨厚诚实”、“简朴精细”，开会时“跟普通与会者一样住双人普通标准间”，“不迟到，不早退，不搞任何特殊化”，在机关吃饭到“大食堂排队买饭”……他似乎没有杀人的必要，他杀人杀得勉强。
小说结尾比较匆忙，没有展开写，只是简单地告诉读者一个结论。杀人案破了，但大案并没有破。所以作者在结尾写了一句“受贿主角，仍逍遥法外”。其实，证据已经清楚，对顾副书记的问题完全可以查得水落石出。那么如果换一种写法是不是会更理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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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归天地
王成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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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纪随想
□世纪交替，万象更新。记录历史，抒写时代，与世纪同行的文学，该有什么新境况、新变化——
新世纪：文学还好吗？
雷达
新世纪已经来了，满耳都是吉祥祝福的话。然而说到文学，尽管我们依旧充满信心，但却也不敢抱盲目的乐观态度：文学的历史从来就不是进化的历史，而是变化的历史，并非科技文明越发达，文学的成就一定越伟大，马克思主义的“不平衡说”早有断言。新的世纪，需要清醒面对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也许比较容易想到的是，以语言文字和书本方式存在的文学，将会遇到较前更为广泛的挑战。有些挑战通过作家自身的调节可以应对，有些情况却是江河日下般的无力挽还。现在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在现代传媒高度发达的情势下，文学生存空间日益缩小的问题。有人甚至激愤地说，即使作家们的产品全是精品，也休想占据大众文化市场的主流地位。这倒是确实的：电视，电脑，音像，网络，光缆，全球通等等电子文化的产品，把原本属于语言文字的空间给瓜分掉了许多，而且使得时间缩短了，距离缩短了，曾被认为广袤无垠的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因为图像化和数字化的东西具有直观性，传递信息迅速，更易于被人接受。现在地球上发生的每一件要闻，在它刚发生或正发生间，即可被全球的各个角落同时知道。在今天，生活是以加速度的方式演进着，我们睁大了眼睛，还是把握不住身边世界的瞬息万变。对于繁忙的现代读者来说，他们更愿意接受轻松有趣的东西。于是我们不能不忧虑：那一部部大厚本的长篇小说，那一本本追求深度和叙事迷宫的作品，在新世纪还能争取到几多读者坐下来静静地品读？我们神圣而传统的写作方式正在日甚一日地受到冷遇。
不过，这里所说的只能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万事万物总是不变中有变，变中又有所不变。应当看到，文字和由文字组成的文学，其本身也在扩大和变异，决不能说只有印在书刊上的作品才叫文学，通过其它媒介来表现的文学就不叫文学。古代的口头文学可以尊为文学，当今的网络文学不也是文学吗？更重要的是，文学乃是一种艺术精神，它不会随着物质外壳的过时而过时，它完全可以在最先锋的传媒中延展自己的活力。何况，就我们的母语写作来说，它的生命力毕竟还是强韧的。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汉语的特性及其优势。记得鲁迅先生就说过大意如此的话：墨写的文字不如血写的事实，但是反过来，墨写的文字又比血写的事实更久长。不管各种媒体多么迅捷，不管其它艺术多么风靡，似乎都代替不了文学特有的价值。这是因为，语言是一种最自由最灵活的媒介，它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描绘一切真实或虚幻的情景，词与词的组合具有无边的传达和表意能力，作为一种符号，它对感性材料的依赖最小，而其功能又最大，“它能够表现和装点任何可出自或进入人们想象中的内容”。（黑格尔）我们尽可以放心，图像化和数字化再方便再好看，也取消不了文学，作家不会失业，任何时候都有相对稳定的一部分人需要捧起可供咀嚼、回味、想象和沉醉的文学作品。
其实，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以文字符号和书本形式存在的文学能否存在多久，而是在于，陈旧的、与时代脱节的表达使人昏昏欲睡，而面对新世纪的读者，迫切需要思索的是，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我们能够创造出契合于新的生活节奏，新的精神需求和新的审美心理的多样而新颖的艺术作品吗？
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我与周政保反复强调的“卷入现实——当代文学的唯一选择”的观点较为接近。也许我说得有点严重了，“当代性”的缺失是当今文学的最大匮乏所在。这里所说的“当代性”，并不是说作品中没有现实生活的内容，事实上不少作品反映生活是很“贴近”的，而是说，创作主体的缺乏当代精神。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作主体的思想参照系太低，导致了不能提升作品的思想艺术境界，往往对生活作就事论事的低层次处理，而有些评论却把这类作品当作体现了时代精神高度的标本来褒扬，以致造成某些作者的迷失。二是创作主体对当下的社会生活缺乏深切的感性体察和生命体验，有时处身在生活中却无视生活。这往往表现在某些名家身上，他们追求形而上，追求深沉，这都不错，问题是往往忽视了对世纪之交急遽变化的生活的新鲜感性地提取，他们对当代生活其实很隔膜。有时过多的形式和过于膨胀的观念帮了倒忙。比如，读者不是早在抱怨文学中诗意的失落现象吗？其实诗意就在生活中，当今多元丰富的现实，会激发多少新的情感，会形成多少新的感性的积累啊，可我们又发现了多少？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能否如马克思所说的，善于“研究在历史中变化了的人性”。现在我们谈高科技和市场对文学的影响，大多停留在关于文学的生存格局的外部环境的思考上，还很少深入研究高科技和市场化对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道德面貌的改变。我们往往只看到物的膨胀，看不到人性的演变，尤其看不到灵魂被蚕食被改写的悲剧。在物种演化的长路上，人性的变化留给文学广大的空间。我们注意到，在二十世纪，传统瓦解的速度很快，在二十一世纪，许多传统的东西还会进一步瓦解。在我们身边，城与乡，上下级，父子，夫妇，朋友，邻里之间的关系以及一切社会关系已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但文学表现得很不深刻。比如，这些年来，市场化、城市化的现实带来了都市文学的勃兴，出现了一些好作品，但许多作品仍然逃不出浅层次的欲望化的描写，根源则在作家思想的苍白。新的世纪，文学的重心将向都市转移。我想，这决不意味着乡土文学会消亡。乡土情结作为人类永恒的情感，将会永远存在下去。我赞同王安忆说的，农村是感性的，更富有人性，更具审美性质。如果说过去的农村题材创作，确有过分意识形态化和阶级斗争化的偏向，遮蔽了许多本真的、美丽的，富于生机的东西的话，那么在今天应以更广阔视角来抒写，写出现代人寻求生命源头和精神资源的努力。——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应该纳入新世纪文学的探索之中。
于是，在我看来，新世纪的文学有没有动人心魄的力量，就看它能否不断发出清新而睿智的独特声音。它无疑要被数字化，复制化，标准化的汪洋大海所包围，这是原创性被消解、个性被削平的最大威胁，而艺术一旦失去了个性的表达就不再有魅力了。健全的个性，意味着人性的复归，真善美的境界。大自然的万物才是最有个性的，而机械和电子产品却是千篇一律的。社会愈是向物化发展，人就愈是需要倾听本真的、自然的、充满个性的声音，以抚慰精神，使人不致迷失本性。在这方面，正是文学大有作为的地方。
我深信，不论世事如何变化，科技如何进步，某些最基本的规律是不会变的，例如作家与时代，作家与生活，作家与思想的关系就是。在新的世纪，愿我们的文学在属于它的空间里更自由地驰骋，更大胆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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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雪垠传》近日出版
三十多万字的传记文学作品《姚雪垠传》近日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杨建业继《马寅初传》、《延河之子李鹏》、《风云人物采访集》之后推出的又一力作。作者二十余年来跟踪采访，以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描述了姚雪垠传奇、坎坷、辉煌的一生；记述了郭沫若、茅盾、吴晗、叶圣陶、朱光潜等学者和名家同姚雪垠的交往和友情。（海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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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香港散文诗研讨会举行
由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香港散文诗学会主办的香港散文诗研讨会，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在香港举行。这是首次由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作家联手讨论散文诗创作的盛会。与会三十多位作家诗人和评论家向大会提交了三十多篇论文，通过发言、讲学，各抒己见，对中国散文诗创作的现状及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闻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