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耻辱戒指
在加拿大，人们不难发现一些科技专家和学者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式样相同的钢制戒指。他们都是著名的加拿大工学院的毕业生，这种戒指被称为“耻辱戒指”。
加拿大工学院不仅誉满全国，在国际上也有着很高的声望，可在学校的发展历史上，曾发生过一件几乎使该校声誉扫地的惨痛事件。有一年，加拿大政府将一座大型桥梁的设计任务交给了一位该校毕业的工程师，但谁也没想到，由于设计上的失误，该桥在建好交付使用后不久就倒塌了，使国家蒙受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为汲取这个教训，加拿大工学院花钱买下了建造这座桥梁所用的全部钢材，加工成数百万只戒指。从此，在每年的毕业典礼上，每个毕业生在领到毕业文凭的同时，还会领到一枚这样的耻辱戒指。
长期以来，加拿大工学院的毕业生都牢记耻辱戒指的教训，在工作中精益求精，兢兢业业，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在，虽然这种耻辱戒指仍然戴在所有毕业生的手指上，但耻辱的含义早已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荣誉的标志。
（袁文良编译）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文化融会与文明冲突
黄晴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一个“文明冲突”的理论，在世界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和争议，文化问题遂成为世纪末的一个突出话题。
不久前，笔者参加了在汉城举行的一次“韩中日文化研讨会”，与会的学者专家对东亚地区各国的地理文化、宗教文化、生活文化以及当代的信息文化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与亨廷顿“文明冲突”的思路完全不同，三国的学者广泛地讨论了各国文化的互动性、关联性、同质性和特殊性。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区域化也成为一种趋势。东亚地区文化上长期的互动与关联将为东亚区域化创造条件。
不久前，笔者又在电视上看到日本“软银”创办人孙正义的一个谈话节目。孙本人是韩国出生，后移居日本，青年时去美国学习和创业，又回日本创办“软银”公司。有趣的是，孙先生谈到他的祖辈是中国人，“我的血，我的DNA是中国的”。孙先生的身上，典型地体现出多重文化背景的交叉和融会，也许，这种融会也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在生物学上有所谓“杂种优势”的说法，在文化上或许也有同样的情况？
1999年，身兼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科学艺术院两院院士的艾里克·R·沃尔夫溘然去世，这位经历了纳粹暴政兴衰的人类学家生前进行过多种文化的考察，也具有与一般书斋学者不同的文化生存体验。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动态过程，是不同的人群和社会单位在互动中结成的生存体系。这个体系在不同时空下会有不同的状态，也上演着不同的历史场景。
沃尔夫不仅是正直的学者，也是富于正义感的斗士。他曾亲身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战斗，也积极参加了美国60年代末开始的反战运动。在学术上，他率先挑战西方人类学界的主流思想，在文化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首先，沃尔夫反对那种把世界切割成一块一块孤立、静止的文化，再挂上文明标签，进行单独评价的做法。他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中，以细密的材料描写了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古老地球村的图景，即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这个世界已经有多层的、复杂的文化联系了。
其次，沃尔夫反对“欧洲文化中心论”的传统西方思想，着力抨击了“东是东，西是西，东西二方不相聚”的传统思维定势。他认为，“欧洲文化中心主义”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对“其它文化”的误解和偏见，而是对自身完全独立传统的打造和美化。
沃尔夫的学术理念或许可视为一个西方学者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回答，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似也应有深具学术功力的回答。
新的世纪到来了。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人类的文化互动将更加频繁和密切，这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也许，未来地球村的图景是：多样性中的世界性，世界性中的多样性，在文化互动与融会的进程中，历史在继续，新的生存方式在孕育。
（注：本文较多参照了《读书》杂志2000年11期《目击者，分析者，批判者》一文。）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国外剪影
布洛涅森林里的脚步
本报驻法国记者郑园园
1961年12月，法国《费加罗报》总编辑让—弗朗索瓦·伯里松——当时的法国110米跨栏冠军和全国纪录保持者kk发起了以该报名字命名的“费加罗越野障碍赛跑”，1800名运动员汇集巴黎近郊的布洛涅森林，进行越野赛跑。当时，谁也未曾预到，布洛涅森林里的脚步，一旦迈出了就不能停歇，迄今已经跑了40年。每年12月的一个周末，人们自觉自愿地前往布洛涅森林参赛。40年来，参赛人数累计达100万，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群众性越野障碍赛。
去年12月9日至10日，人们前来参加第四十届比赛。那是巴黎冬日里常见的阴天，林中的湖泊水波不兴，湖边的芦苇静立不动，芦丛中的鸟儿也倦倦地懒得歌唱。要不是有越野赛，这森林又将度过昼短夜长的沉闷一天。但是，越野赛把气氛全都改变了。在铺满金色落叶的小径，在蜿蜒起伏的坡地，在潮湿泥泞的湖边，两万名参赛者的脚步声把森林唤醒了。那是老年人的脚步，他们是越野赛的常年参加者；那是少年人的脚步，他们在长辈指引下走进这个崭新的天地；人流中，跑过来80岁的阿兰·米曼——1956年奥运会马拉松赛的冠军，几代跑步者的偶像，布洛涅森林为他的跑步人生增添了灿烂的一页；终点线上，有一家三代喜极而泣的感人场面，布洛涅森林使跑步者家庭有了更浓更酽的亲情。
40年来，“费加罗赛”声誉卓著。创办者伯里松说：“我们的目的是摇撼一些人对体育的冷漠，把那些习惯于观看比赛的人推到比赛者的行列中去，让他们的人生随着跑步的节律变得轻松活泼。”组织者变着法子把最普通的人吸引进来kk不管你有没有运动经历，只要想跑，在现场报个名就可以参加。赛程从两公里起一公里一公里往上增加，最多为20公里。赛事类别多种多样，有个人赛，家庭流动锦标赛，行业流动锦标赛；年龄组有了49个分组等级。总之，每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性别、体力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比赛类别。举办者不求功利，不提激动人心的口号，40年了，年复一年，海报上永远是那句话：“我参加费加罗赛”。而参赛者也不必担心跑慢了丢人现眼，跑步就是目的，身心放松就是目的，在林间留下脚印就是参与。40年来，其他报纸也举办越野赛，但是惟独“费加罗赛”葆有持久的生命力，成为巴黎冬季里社会生活的一道风景。以至于有人说，要是没有费加罗赛，也应该发明一个才对。该报的社论文章颇为自豪地说，我们赛事得以延续，是因为它体现着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参与比胜出更重要。
法国全国田径运动协会明智地支持这项赛事，每年都派出裁判员，提供技术协助。田协主席菲利普·朗伯兰的话道出了体育界领导人的长远考虑：“没有哪一位田径运动员不是从越野赛起步的，不经过越野赛的锤炼，焉能成为世界田径冠军？”悉尼奥运会后，法国体育界在反省，为何法国在被称为“皇后项目”的田径赛中表现不理想？这与群众性的田径运动不够普及有关。在这种形势下，“费加罗赛”就格外受到关注与好评。
风里，雨里，布洛涅森林里的脚步，穿过了40年的征途。泥浆中，汗水中，跑步者奋勇向前。泪水中，笑声中，跑步者收获着身心的愉悦。这是芦苇丛中的节日，这是小径上的狂欢。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国际礼仪ABC（8）
礼貌用语
“谢谢你”、“对不起”和“请”这些礼貌用语，如使用恰当，对调和及融洽人际关系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谢谢”在西方国家，无论别人给予你的帮助是多么微不足道，你都应该诚恳地说声“谢谢”。正确地运用“谢谢”一词，会使你的语言充满魅力，使对方备感温暖。道谢时要及时注意对方的反应。对方对你的感谢感到茫然时，你要用简洁的语言向他说明致谢的原因。对他人的道谢要答谢，答谢可以“没什么，别客气”、“我很乐意帮忙”、“应该的”来回答。
“对不起”社交场合学会向人道歉，是缓和双方可能产生的紧张关系的一帖灵药。如你在公共汽车上踩了别人的脚，一声“对不起”即可化解对方的不快。道歉时最重要的是有诚意，切忌道歉时先辩解，好似推脱责任；同时要注意及时道歉，犹豫不决会失去道歉的良机。在涉外场合需要烦人帮忙时，说句“对不起，你能替我把茶水递过来吗”，则能体现一个人的谦和及修养。
“请” 在西方国家，几乎在任何需要麻烦他人的时候，“请”都是必须挂在嘴边的礼貌语。如“请问”、“请原谅”、“请留步”、“请用餐”、“请指教”、“请稍候”、“请关照”等等。频繁使用“请”字，会使话语变得委婉而礼貌，是比较自然地把自己的位置降低，将对方的位置抬高的最好的办法。
（晨曦）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新闻故事
自1984年在英国发现第一例疯牛病以来，欧盟已有11个国家总计18万头牛患病。疯牛病何以蔓延到如此地步？不久前，英国微生物学家斯蒂芬·迪勒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上讲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疯牛病何以肆虐欧洲
本报驻德国记者江建国
早在1984年，疯牛病就已出现，但当时未能作出诊断。一些科学家认识到，这种疾病可能迅速蔓延，必须采取措施。英国农业部却不以为然，把疯牛病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从羊传播到牛的一种瘙痒病。科学家提出质疑，羊的瘙痒病在英国已有200年的历史，为什么疯牛病近年才出现？英格兰南部养羊最少，为什么疯牛病却最为集中？特别重要的是，这种病对人有无危害？如果说疯牛病是从羊瘙痒病演变而来，那么病原体在传播过程中必有改变，因此绝不能说疯牛病对人不是危险。1987年，第一批有关研究文章面世。英国医学杂志的一篇报告说，这种脑组织呈海绵状改变的新型疾病可经食物传染，目前无法医治，也无法检验其是否传染。
当时在利兹大学工作的迪勒见到这份报告后，立即给伦敦的公共卫生实验服务中心打电话询问，得到的回答却是，他们奉命不向任何人提供消息，而且自己也不开展研究。只有农业部有权向公众发布消息和分配研究任务。而农业部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人会受感染。同年，迪勒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感染疯牛病的牛肉十分危险。此后，国家给他提供的研究经费全部勾销，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迪勒只好靠个人和靠朋友的资助继续研究疯牛病。
英国农业部后来不得不成立顾问委员会研究疯牛病问题，但既不投入大量资金，也不认真征求科学界的意见，相反仍散布乐观情绪。1989年，农业部发表报告认为，疯牛病“很可能”不会危及人的健康，病牛销毁就可以了。迪勒访问了爱丁堡大学的神经病理研究中心，始知农业部从未认真地听取过他们的意见，甚至对他们的研究工作加以限制，不准他们独立开展研究项目。迪勒又访问了美国各地的专家。他们也认为形势严峻，疯牛病例会大幅上升，如果危及人，病人将不在少数。迪勒还访问了伦敦的兽医中央实验室，该处的科学家也认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但他们不敢向公众说明情况。因为农业部决定严格垄断相应的研究工作，其杀手锏就是不向他人提供病牛的活体组织，如果兽医检查出疯牛病，该病牛立即被宣布为国家财产而扣留。农业部决定对诊断方式和治疗手段不设项目研究，因为屠宰销毁是最简便的途径，不必去“浪费”资金。
迪勒的领导莱希看到农业部阻挠对疯牛病的深入研究，认为必须剥夺农业部的管辖权。他向公众呼吁，历陈农业部的错误，但得不到支持，因为所有的研究资金都来自农业部，研究人员害怕农业部施加的压力，尤其是取消或大幅度削减研究经费。
在公众逐渐意识到疯牛肉具有危险性时，英国议会不得不成立专门委员会并举行听证会，但其本意是安抚公众。迪勒和莱希出席了听证会，带了满满一大包科学资料。莱希慷慨陈词，但议员们甚至连他为什么认为问题如此严重都没问上一句。带去的科学资料完全派不上用场。迪勒随后前往农业部想转交有关资料，但农业部拒绝接见，甚至不愿意在电话里交谈上几句。最后来了一个女秘书取走了资料。两个星期后，这包资料从邮局退回，连封信也没有，原来农业部根本就没有看过一眼，连包都没有开过封。莱希通过新闻界呼吁必须把英国存栏的牛全部销毁，但新闻界却不置一词。
英国农业部之所以阻挠对疯牛病的追究，是被经济利益蒙住了眼睛。英国农业的自给率在战后仅一半左右，牛肉大量进口。在欧盟农业政策的刺激和英国政府的大力扶助下，牛肉生产在1990年出现过剩。正是由于政府的倡导，现已成为众矢之的的用动物尸体为原料的饲料加工业在英国一片兴旺。而为了降低成本，英国饲料加工业从70年代末有意降低本来有规定的加工温度。就在英国开始禁止用肉粉饲料喂牛之后，政府却鼓励将这种饲料向欧洲大陆和第三世界出口。当欧盟其他国家要求禁止这种饲料出口时，为时已晚。尤其令人愤慨的是，英国把患了疯牛病的病牛屠宰后继续加工成肉粉饲料出口。
迪勒在1992年接到一个农民的报告，称他的牛出现可疑症状，而兽医却认为不可能是疯牛病，因为这类牛是在1988年禁止用肉粉饲料喂牛后出生的。迪勒取回这头病牛的牛脑，从中检出了疯牛病，并发表了报告。农业部大怒，要求迪勒交出牛脑和全部组织，因为“这是国家财产”。显然，农业部害怕迪勒独立开展研究，得出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成果。
迪勒继续探索疯牛病对人类潜在的危害。他使用了公民对议会的质询权，从议会得到了被宰杀的食用牛的年龄，从而算出感染疯牛病病原体并被送上餐桌的牛大约为50万头。他又研究了食用牛肉的风险，指出每个英国人平均吃过50次含有被感染过的牛肉的食物，牛肝和牛的肌肉因消费量大很可能蕴含着危险。迪勒的研究逐步引起公众的注意，他所设立的网站访问者越来越多。但是在诊断方法的研究上，他无法进行下去，因为得不到活体组织。迪勒数次将他的研究成果提供给政府有关部门，但农业部却认为他的数字错误，没有意义。在公众的压力下，农业部增加了对疯牛病的研究经费，但却不提供给迪勒。迪勒后来转向德国寻求合作。
直到1996年3月20日，英国政府才第一次承认，疯牛病有可能对人造成危害，新型的克雅氏病很可能与疯牛病病原体有关。英国卫生部门和议会哗然。1998年菲利普爵士授命调查疯牛病在英国迅速蔓延的原因以及将来的对策。他所提交的报告令公众十分震惊。他指出，正是官方机构的不称职，尤其是农业部不愿意看到令人不愉快的研究结果，有意向议会和其他官方部门封锁消息，是造成贻误制止疯牛病的时机的根本原因。如果官员们能倾听一下本部门科学家的意见，很多错误完全可以避免。
疯牛病的后果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科学界认为，疯牛病和人的克雅氏病是同一病原体，一种变异蛋白。自疯牛病发现以来，英国已有84人死于克雅氏病，法国已有两人死去，另两人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据估计，克雅氏病的潜伏期平均为20年左右，而1991年和1992年是最危险的一段时间，大约有100万头被感染的英国病牛进入了食物链。目前英国每年新发现的病例为30例至40例，大规模发病的前景令人不寒而栗。
去年12月17日，德国巴伐利亚发现了第二例疯牛病；同日，德国一家制药公司宣布发明了通过验血从活体动物身上检验疯牛病病原体的办法。欧洲各国正在加紧对疯牛病围追堵截，但什么时候能制服它不得而知。人们应当记住斯蒂芬·迪勒博士的警告：“哪怕科学家的看法是和令人不愉快的结果联系在一起的，你也不应该对它置之不理。”（附图片）
张颖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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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雕塑集萃
日内瓦湖畔高举奥运五环旗帜的雕塑。邸抗非摄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今古人物
“先战斗再弹奏”
——记美国黑人女诗人布鲁克斯
江岸
美国著名黑人女诗人格温德林·布鲁克斯去年12月3日在芝加哥南部的家中辞世，享年83岁。克林顿总统对她给予了高度评价：“布鲁克斯以她美丽、有力的诗句，为我们国家赢得了多方面的荣誉”，“她的诗深深打动了我们所有的人。”
1917年布鲁克斯生于堪萨斯首府托皮卡，幼年随父母迁居芝加哥，在贫民窟中长大。她的童年经历了那个时代黑人女孩所受的歧视与凌辱。“诗是人生的升华”，这是布鲁克斯诗创造的信条。她用完全没有偏见、饱蘸同情的诗笔，热情而直接地展示了美国黑人复杂的生活、文化和情感。其早期诗作带有浓厚自传色彩，以描写亲人朋友的生活与死亡为主题，之后，她的创作转向整个黑人大家庭。她不为那个大家庭文过饰非，也不回避他们的快乐与自豪。她诗中的黑人妇女们生活在弥满“冰窖般的沉寂”中，“艰苦的跋涉／带着昏迷、绷带和死亡”，“她们受到的只有蹂躏，蹂躏／主人或别的什么男人。”在《给黑人妇女》这首诗中，她用极为平静的字句表现了心头强烈的不满：“狡黠的太阳，文明的天平／静静倾听这些秘密／你们依然在创造，修剪你们的花枝。”
布鲁克斯认为，世界上的各民族应和谐共处，种族间的疑虑、排挤、残害，源于彼此不了解。去世前，她还表示：“我坚信我们能够相互理解，人类的创造者乐意看到我们各种族的不同。”她创作的黄金时代正是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的时代。她是一个战斗的诗人，在《穷人的孩子》一诗中，她主张“先战斗，再弹奏，”“赢得战斗／从鲜血中站起，／为了优雅地拉提琴，必须首先／把空间文明化，可能为时未晚。”
在60年代的黑人文学运动之前，布鲁克斯的诗就给美国主流文学带来了修辞学上的猛烈冲击。从1945年出版《布朗兹维尔的一条街》开始，布鲁克斯一生出版了20部诗集。诗歌给她带来了莫大的荣誉：
1950年，她的第二部诗集《安妮·阿伦》获得普利策诗歌奖，成为第一个获得美国诗歌界这一最高荣誉的黑人。1968年，她成为伊利诺伊州的桂冠诗人。1985年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诗歌顾问。1989年获国家基金终身成就奖，1994年获美国联邦政府人文学科的最高奖——杰弗逊讲席。布鲁克斯70年的诗歌生涯对后代诗人们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纽约诗人威利·柏多马说，“是布鲁克斯让我去写我家门前那些躬腰劳作的妇女们，是她让我认识到这些妇女与别人一样都是诗的食粮。”
这位被誉为美国黑人“第一女性”的布鲁克斯去了。不久前，她还表示：“将继续写作，直到最后一天。”她实践了她的诺言。临终前，她的女儿还在她手边放着一支笔。《芝加哥论坛》报一篇文章说，布鲁克斯的声音是自由意象的入场券，她的声音——无论是写在纸上的，还是藏在她心底的——带着她名字和她诗的讯息，传遍了整个世界。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新世纪第一缕曙光
2001年1月1日清晨，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降临新西兰的吉斯伯恩市。该市是世界上最先迎接新世纪曙光的城市。新华社记者刘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