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伤心最是一月八
罗青长
1976年1月8日，一个极平常的日子却因为一位伟人的去世而平添了几分凄凉悲壮，而增加了无限的哀思愁绪。每逢这个日子，我就会回想起当年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氛围，就会感受到当年那万人空巷送总理的感人场面，就会追忆起当年我手捧着总理的骨灰掺和着悲伤的泪水缓缓地、缓缓地将它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每逢这个日子，我的心就会颤抖，泪眼中浮现出那难忘的往事。
1976年1月8日凌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一个不祥的念头在我脑海中掠过，莫非是……我不敢去想，也不愿意去证实那我们亿万人民最不情愿面对的事实，尚未听清对方的通报，泪水已模糊了我的双眼。此后几天，我和我的家人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我自30年代起即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40年的风风雨雨，40年的谆谆教诲，40年的关怀爱护，而今一朝失去，悲痛之情难以言表。然而，这时党中央已任命我为周总理治丧办公室副主任，我必须强忍着悲伤为敬爱的总理送好最后一程。
那时，仍然是“四人帮”当道。他们肆意横虐，提出种种限制，刁难人民群众悼念自己的好总理。罗瑞卿大将在总理生前关怀下，从监狱里刚出来，正在福建就医。“四人帮”以京外人员不得进京为由，不允许他回京吊唁。他得知我在治丧办公室，便给我打电话请我帮忙。我回答他说：“你是中央军委的顾问，当然是京内的人，可以回来。”李鹏同志当时在水电部工作，他的父亲李硕勋烈士是总理的老战友，李硕勋牺牲后，李鹏母子受到总理多方面的关怀照顾，可是他们也被剥夺了与总理告别的权利。李鹏同志找到我，我当即安排他们母子与总理见最后一面。李鹏同志的母亲赵君陶大姐看到总理憔悴的遗容，当场晕倒过去。长期担任总理警卫任务的龙飞虎同志（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慕丰韵同志（原公安部局长），一个“下放”在陕北榆林，一个尚未“解放”，我设法通知他们，并安排他们向自己最敬爱的首长致以最后的敬意。当时找我的人很多，有我认识的，也有素昧平生的，我都尽量给予安排。其中感人最深的是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他给总理理了20余年的发，两人感情至深。总理病重期间，朱师傅多次恳求去给总理理一次发，总理怕朱师傅看到自己的病容难过，宁肯自己的胡须长得很长，也谢绝了朱师傅的好意。如今，谁也无法再阻止这位老人的请求，他饱含热泪，小心翼翼地为总理理完最后一次发。事后他告诉我，为了表达对总理崇高的敬意和永志的怀念，他悄悄地将总理的头发屑保存了起来。这就是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和一个平民百姓之间感人至深的生死之交。周总理无私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人民，甚至连自己的骨灰都毫无保留地归还给了养育他的土地，但是，人民留住了他。
1976年1月11日下午，根据周总理的遗愿，他的遗体将送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火化。这对全国人民来说，不啻又是一声晴天霹雳。连日来，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往治丧办公室，人民群众强烈要求保留住总理的遗体，以便今后瞻仰。我的办公室里也电话声不断，许多老同志抽泣着希望不要让总理离开我们。我把他们的请求转告给了邓颖超大姐，邓大姐说，“感谢大家的好意，但烧骨灰、撒骨灰是恩来生前和我约定的，这也是一场革命，希望你们理解、支持。”她嘱咐我和统战部副部长李金德同志主管好火化事宜。我随即请来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冯晋臣同志，叮嘱他要万无一失。下午3时许，总理的灵车缓缓地离开北京医院，驶向长安街。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人们扶老携幼，冒着凛冽的寒风，自发地伫立在道路的两旁，秩序井然，像往日迎候着总理的来，今日又迎送着总理的去。灵车所过，哭声四起，撕心裂肺，人们翘首仰望，希望再看一眼自己的好总理，希望自己的好总理再看一眼他心悬不下的人民。灵车最后驶入八宝山，总理的遗体静卧在鲜红的党旗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邓大姐向她的亲人、战友作最后的告别，人们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任其宣泄，一下子扑向总理的棺椁，嚎啕大哭，希望唤醒总理，希望留住总理。最后的告别终于不可避免了，在人们的哭唤中，身穿崭新制服的殡仪工人恋恋不舍地将总理的遗体送入粉刷一新的火葬炉，熊熊的烈火燃起，总理在烈火中得到了永生。
1976年1月12日至14日，总理的骨灰安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供各界人士吊唁。14日晚，在蒙蒙的夜色中，邓大姐在总理生前党支部成员的陪伴下，将总理的骨灰盒移往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暂时存放。邓大姐不愧是周总理相濡以沫的知己，她知道总理走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台湾问题，她想让总理再在这里歇歇脚。我自1952年起即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长期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分管对台工作。我知道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就是在周总理的亲自提议下设置的，厅内的一切摆设都是按照他的安排摆放的。其中墙壁上那幅郑成功的画像，是他吩咐我到故宫博物院向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同志调来的，他同时嘱咐我复制一幅，通过关系赠送给蒋介石父子。由此可见，总理用心之良苦。总理在病重期间，最牵挂的也是台湾问题。他给我留下的最后遗墨和最后遗言都与台湾问题有关。1975年9月4日，周总理的病情恶化，他不顾疾病的折磨坚持批阅文件。当他看到《参考消息》3日转载香港《七十年代》编辑部的一篇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时，当即批示，要我和他的秘书钱嘉东找王昆仑、屈武等人对有关蔡省三的材料“进行分析”，“弄清真相”。在批件的最后，总理用颤抖的笔迹连写下四个“托”字。事后回想起来，当时的总理肯定已知自己来日不多，他不仅是在对某一个批件做最后的交代，而是将他一生致力于而又未竟的统一大业托付给我们这些后来人，否则，他何以费尽气力连写四个“托”呢？1975年12月20日，总理已在弥留之际，连续几天处于半昏迷状态。这天，他的神志稍微清醒，体温仍在三十八度七。他清晨一醒来就呼唤我的名字，催促身边的工作人员叫我去见他。我到后，他抓紧时间询问台湾的近状及在台湾老朋友的情况，嘱咐我不要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其间，他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并进入昏迷状态。最终不得不中止谈话。谁想到，这竟是我和他老人家的最后诀别，这也是他老人家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其时，离总理辞世只有19天，而在总理最后的日子里，他仍然心系台湾。
1976年1月15日，全国下半旗向周总理志哀。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四人帮”千方百计地阻挠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悼词，叶帅和先念等同志据理力争，才使小平同志得以代表党和人民向他的亲密战友致以最后的敬意。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同志光辉的一生，他眼含热泪，情真意切，全场一片呜咽之声。我的老伴杜希健同志当场哭晕过去，从此她的身体便每况愈下……
晚7时半左右，邓大姐带着我和总理生前的工作人员缓步走入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总理的骨灰盒已安放在那里。我们随邓大姐向总理的遗像默哀，然后总理生前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同志打开骨灰盒，邓大姐双手抚摸着骨灰，双眼含满了泪水，她喃喃自语，像是在向总理倾吐着心曲：“恩来同志，你的遗愿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要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恸哭失声。原来，总理生前早已和邓大姐有约定，死后骨灰不保留，撒向祖国的大地。邓大姐将总理的遗愿向党中央做了汇报，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党中央决定由我和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代表中央治丧办公室，由张树迎、高振普代表总理生前党支部去执行这次特殊的使命。我们一行人穿过人民大会堂地下室，护送着总理的骨灰，离开了他生前熬过无数不眠之夜的地方，邓大姐的车紧随其后。大约晚8时许，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登上飞机。这是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2型农用飞机。巨大的马达轰鸣声掩盖不住送行人的哭泣声，飞机缓缓升起，在深沉的夜幕下，透过矇眬的泪眼，仍然能看见邓大姐久久地、久久地挥动着双手，向他的亲人、战友做最后的告别……总理骨灰撒放的地点，是邓大姐根据总理生前的遗愿，与中央有关领导反复商量后确定的，极具象征意义。第一个地点是长城，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周总理曾提议将长城作为我国的国徽和国歌歌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激励民心、凝聚民心；第二个地点是密云水库，这是总理多次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劳动人民一起劳动的地方，在这里他与人民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在这里也倾注着他对首都建设的心血和对首都人民的关爱；第三个地点是海河，这是总理参加革命的发祥地，他在这里认定了自己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他也是在这里播下了爱的种子；第四个地点是黄河入海口（原垦利县，现在的滨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为中华民族哺育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最后又无私地融入浩瀚的大海。总理正是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人类，走向他魂牵梦萦的台湾同胞……我们眼含着泪水，按照预定的地点将总理的骨灰撒出，那晶莹洁白的骨灰在风中飘啊、飘啊，他是多么眷恋着他的祖国、眷恋着他的人民、眷恋着他的未竟之业……
一晃25年过去了，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月8日，我们可以告慰周总理的是，中国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正在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您规划的宏伟蓝图一定能够在新世纪实现！安息吧，恩来同志！
第12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甘为人民“扛一辈子长工”
——纪念何长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胡启立
2000年12月8日，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军事教育家何长工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的卓著功勋，学习他的革命精神、高尚情操和优良作风。
何长工同志1900年12月8日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他在北京参加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年底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他回国开展革命活动，在家乡创办了新华学校，并创建了湖南华容党团组织。北伐战争时期，他受党的指示，接管县团防局，组建农民自卫军。1927年，何长工同志参加了著名的秋收起义，积极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他受毛泽东同志的委派，历尽艰险，在广东韶关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取得了联系，为1928年4月朱、毛两军的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做出了重要贡献。随后他率部迎接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五军上了井冈山，促进了三支红军力量在井冈山的汇合。其后任红五军第五纵队党代表，率领该部建立湘鄂赣边根据地。自1930年6月起，他先后任红八军军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粤赣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粤赣军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他正确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受到了毛泽东同志赞扬。红军长征后，他先后任中央教导师政委、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红一方面军红九军团政委、红三十二军政委等职。
抗日战争期间，何长工同志任延川、延长河防司令员，创建了我军第一所“荣军教导院”。后来他长期担负抗日军政大学的领导工作，先后任队长、大队长、第一分校校长、总校教育长、副校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他率抗大总校师生进军东北，创办东北军政大学及四个分校，任第一副校长、代校长，并派出骨干相继建立了航空、工兵、坦克、医科等学校。1947年，他又调任中共东北局军工部部长兼军械部部长，创办军事工业。
新中国成立后，何长工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他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发展我国工业生产的指示，为我国重工业和航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又调任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同李四光同志一起开创和长期领导了我国地质事业，为新中国地质事业迅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残酷迫害，但仍然旗帜鲜明地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75年10月何长工同志恢复工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坚决拥护拨乱反正，坚决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1980年9月，何长工同志当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为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党外各界人士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此后，他先后主动辞去了在军事院校的职务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及中顾委常委等职务，以实际行动热情关心和支持年轻同志走上领导岗位。
何长工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为祖国和人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一生。他不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绩，而且为我们留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们要学习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无论面对什么困难和挫折，都保持坚定的信念，保持对党和人民耿耿忠心的精神。何长工同志在法国入党时就树立了坚定的信念，此后从未动摇。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反动派的白色恐怖、血雨腥风，他毫不畏惧，始终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毫不退缩，始终保持旺盛的工作热情；在“文革”中，尽管受到严重摧残，他依然矢志不移，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理想和信念是我们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当前，我们正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何长工同志这种对理想和信念坚定执着的精神更是弥足珍贵，我们要努力学习。
我们要学习他革命一生，勇挑重担，不断开拓，甘为人民“扛一辈子长工”的精神。何长工同志自幼就立下了为拯救和振兴中华民族“扛一辈子长工”的夙愿，他奋斗一生实践了这个夙愿。何长工同志一生承担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他参与领导创办第一所红军大学、我军东北军事工业、新中国重工业、航空工业、地质工业等等，每一次新的任务，每一个新领域的涉足，都面临着一场考验，一次重新学习，有的甚至要经历痛苦的转变。然而，他每次都是毫无怨言，埋头苦干，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的答卷。今天我们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但那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开拓进取、不怕困难的精神不能变。面对当前改革、发展需要解决的诸多难题，特别需要继承发扬何长工同志那种甘为人民“扛长工”的精神。
我们要学习他严于律己，无私奉献，始终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何长工同志为人正派，襟怀坦荡，豪爽刚正，豁达大度，坚持真理，敢于直言，从不搞阿谀奉承那一套。他参加革命以后，先后担任过军队、政府、政协、院校等多方面的领导职务。在他的一生中，职务变动多达几十次。每一次他都以党的事业为重，以革命需要为重，以大局为重，从不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在生活上，他一直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从不搞特殊，对家属子女严格要求。到了晚年，他热情关心、支持年轻同志走上领导岗位，主动辞去所担任的领导职务。不居功，不擅权，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党叫干啥就干啥，何长工同志作为一个老革命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在今天尤其值得各级干部学习。
我们要学习他高度重视教育，重视科技文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精神。何长工同志深知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性。不管是打仗，还是搞建设，他都重视教育和培养人才，重视发挥科技和文化的巨大作用。从红军大学、延安抗大、东北军政大学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军事学院，他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教学和打仗相结合，培养了一大批军政、科技人才。在重工业部和地质部工作期间，他始终把办学校、搞科研、培养人才的工作列入重要日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长春、成都三大地质院校等院校的创办，都倾注了他的满腔热情和心血。他把办学称作“唱好龙头戏”，认为只有办好学，有了人才，才能好戏连台。他团结、关心知识分子，真心实意地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总是把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推上重要的领导岗位和科研岗位，并真诚地帮助知识分子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至今，在他工作过的单位，干部职工仍深深怀念着他。何长工同志的这种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何长工同志喜爱映山红，一年一度那满山遍野的映山红，象征着何长工同志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也象征着人民群众对他的一片思念。当前，我们正在从事着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前进道路上，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精神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动力。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为把无数革命先辈为之奋斗的宏伟事业胜利推向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本文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启立在2000年12月8日纪念何长工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题目为编者所加。）
第12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丰功伟绩树千秋一代名将声万代
——写在《王树声军事文选》出版之际
军事科学院
《王树声军事文选》已由军事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值此，回顾我院老首长王树声的战斗一生，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学习他的军事理论及高尚品质和道德情操，对于我们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王树声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高级将领和无产阶级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1954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起任中央军委委员，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他早年投身大革命，是麻城县农民运动的领袖。王树声1905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在中共早期党员王幼安及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的影响下，他追求真理，逐步走上革命道路。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麻城县委委员、农民协会组织部长、县防务委员会委员，创建了麻城县乘马岗区第一个党小组和麻城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在大革命的推动下，他领导和指挥农军，与反动的豪绅地主武装红枪会进行殊死搏斗，先后进行了瘌痢寨、杨泗寨、破寨岗、北界河等战斗，沉重打击了当地的反动势力，使农民运动在麻城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为后来举行的黄（安）麻（城）起义，在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参与领导了黄麻起义，是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确立的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7年11月13日，在中共黄麻特委的领导下，王树声率领麻城农军参加黄麻武装起义，一举攻占黄安县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王树声任第二路副司令。此后，他历任红军大队党代表、团长、副师长、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兼军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反“会剿”、反“围剿”、反“围攻”作战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他大力发展太行抗日武装，开辟了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4月开始，王树声先后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太行军区专职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力量动员部部长。在主持太行军区工作期间，他在率领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参加反“扫荡”、百团大战的同时，下大力气抓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使地方武装同正规军的比例由1941年的77∶100上升到1942年的200∶100，从而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量兵员。晋冀豫军区的新10旅、新11旅和后来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第三、第六、第九纵队，都是在太行军区地方抗日武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解放战争时期，他坚持外线作战，创建鄂西北军区，重建鄂豫解放区。抗战胜利后，王树声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全面内战爆发后，他率第一纵队胜利实现中原突围，之后创建鄂西北军区，任中共鄂西北区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坚持了10个月的艰苦卓绝的外线作战，与豫鄂陕军区等部队一起牵制了国民党军30个旅，以局部牺牲有力地支援了全国各解放区的作战，为后来“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创造了有利条件。
建国后，他大力建设湖北军区，奠基人民解放军军械装备工作的现代化正规化基础，努力繁荣和发展军事科研事业。1949年5月后，王树声先后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南军区第三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在此期间，他主动请缨指挥了大别山剿匪，领导了湖北军区的整编与扩军，致力于军区机关和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推行普遍民兵制，大力加强人民武装建设，使湖北军区为抗美援朝前线输送了12万兵员。1955年王树声任总军械部部长时，正值我军军械装备从战时杂式武器到现代化制式武器，从各自为战、取之于敌到国家统一生产供应的历史转变关头。他建立起全军军械装备工作的统一领导，把过去分散的军械供应改为全军性的统一供应，制定和完善了一整套统一的军械装备工作制度，筹建军械科研机构，领导开展军械装备的研究和实验，致力于改善部队武器装备，为加强我军军械装备工作现代化正规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9年11月王树声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2年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他协助叶剑英元帅创建了军事科学院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组织编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军师战斗条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团营战斗条令》，主持修改《共同条令》和《战斗条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抵制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逐渐恢复军事科学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二
王树声一生戎马倥偬，南征北战，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有许多理论著述。其军事理论建树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作战指挥方面，提出了我军作战应当坚持的若干战役战术原则。他认为进行山地运动防御时，指挥员必须使部队“明确作战目的，坚定胜利信心”，“周密组织，重点部署”；要求部队“顽强坚守，出奇制胜，主动转移”，“掌握时机，转入反攻”。围点打援时，必须首先明确“围点是手段，打援是目的”，指挥员必须“正确判断情况，集中主力打援”，他认为“围点之妙，在于‘似攻而非攻’”，“阻止援敌，应走得像守得稳”，要求部队“迅速勇猛地出击，歼敌于运动中”，在援敌全部或大部被歼后，应“适时转移兵力，乘胜歼灭守敌”，力争既打援又夺城。遂行突围战斗时，指挥员必须注意“从被动中争取主动，做好准备工作”，要“抓紧有利时机，正确选择方向”，指出“突围首要关键，在于打开通道”，各部门要“坚定沉着照顾全局，友爱团结互相支援”。
第二，在人民武装力量建设方面，主张“人人皆兵，寓兵于民”。在太行军区时，他反复强调：要坚持持久抗战，“必须依靠战斗力与劳动力的密切结合，军队与群众的结合”，因此在建立基干军队（正规军）作为游击战争骨干的同时，必须建立强有力的营兵（地方武装）和民兵，“使其真正成为基干军队的作战助手和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根据“人人皆兵，寓兵于民”的思想，在湖北军区任职期间，他又指出“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与保卫祖国安全，为了巩固胜利与发展胜利，不仅需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而且还需要建设强大的人民武装”。
第三，在军械装备工作方面，提出了我军军械装备工作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所应遵循的方针、原则。他认为“先进的技术装备和部队掌握技术装备的熟练程度，是军队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军械装备工作的战略思想是着重提高全军军械装备工作的整体素质，培养足够数量的德才兼备的技术军官和军士，“建立起正规的军械保管、保养和统计工作制度，从根本上改变我军军械装备维护、保养工作落后的状态”。他提出我军军械装备的研制要贯彻“以我为主，自力更生”的精神，要根据我国的资源、地形、气候条件、人的体型进行研究和试验，研究出有中国特色的武器。
第四，在军事科研方面，提倡从实际出发，面向部队、面向未来，从理论的战略的高度为军队建设和作战服务。他主张军事科研“要正确解决人与武器、政治与技术、技术与战术的关系问题”，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专业研究机关与群众性的研究相结合、部队与院校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想军委之所想、急部队之所急；要开展学术民主，实行百家争鸣，鼓励学术创新，造成研究学术问题的浓厚空气。
三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王树声表现出彻底的革命精神、崇高的思想品德和优良的作风，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精神风貌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任何时候都始终对党和人民忠贞不渝。大革命时期，他父亲的舅舅大土豪丁枕鱼是“麻城北乡的一只虎”，公开反对共产党，专与农会作对，当地群众恨之入骨。王树声旗帜鲜明，大义灭亲，斩钉截铁地说：“要革命，就不能讲亲戚情面，谁反对农会，就是我的亲生娘老子，该斗也要跟他斗！”于是，在王树声的支持下农会镇压丁枕鱼，沉重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革命气焰。在鄂豫皖苏区，他在弟、妹、兄、嫂被张国焘“肃反”错杀、自己也身处险境的情况下，仍指挥全师英勇作战，身负重伤后还自觉地接受党的审查和考验。
他能上能下，顾大局，讲风格，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模范。1935年3月王树声由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调任31军军长，长征途中又由31军军长调任总指挥部教导团团长。1940年6月，晋冀豫军区一分为二，分别组成太行、太岳军区，王树声由晋冀豫军区司令员调任太行军区专职副司令员。1957年7月，总军械部改属总参谋部，王树声由总军械部部长改任总参军械部部长。无论任什么职务，他都能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心尽力地做好本职工作。抗战胜利后，王树声曾向中央军委建议，河南军区部队或北渡黄河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或东进到达华中解放区。然而，中央军委从战略全局出发要其南下与新四军五师等部会合，在中原地区牵制国民党军。王树声坚决执行命令，毅然率部南下。中原突围后，中央军委又要中原军区部队继续坚持外线，配合华北、华东解放区作战。外线作战要比内线作战艰苦得多，但王树声义无反顾，率部在鄂西北地区顽强地坚持了10个月，以局部牺牲牵制了国民党军10万人。
他坚持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西路军失败后，王树声怀着“负荆请罪”的心情回到延安。毛泽东打电话安慰他：“西路军失败，不是你个人的责任，你回来就是胜利。”在接见并听取王树声思想汇报后，毛泽东当面表扬他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尽管在长征途中王树声对张国焘散布对党中央的不满情绪和挑拨兄弟部队关系的流言蜚语进行过抵制和斗争，对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作风表示过强烈不满而被降为教导团团长，但在抗大第三期、马列学院第一期和1942年延安整风学习期间，他还是对在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下说过的错话和做过的错事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检讨。
王树声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光辉业绩和理论建树永远彪炳史册，他的高尚革命情操和优秀品质永远值得怀念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