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一位爱国主义者的毕生追求
——纪念张冲同志诞辰100周年
令狐安
今年，是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冲同志诞辰100周年。云南各族人民深切怀念这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
张冲同志1901年出生在云南泸西县一个彝族家庭。20年代初，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求学无路、报国无门的情况下，他揭竿而起，组织农民反抗贪官污吏。后来他加入滇军，历任旅长、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国民党60军副军长兼184师师长，率部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等战斗。20年代起，张冲同志就积极寻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秘密支持党的工作。1946年，他奔赴延安，投身革命队伍。其后受党中央的委派，辗转到达东北前线，先后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高级参议、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对策动滇军起义做了大量工作。入关以后，作为彝族代表参加了筹备和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任中央民委委员。解放后，张冲同志受命赴云南工作，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民委副主任兼凉山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1954年以后，他当选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届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曾任云南省副省长、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委员等职。在党的领导下，张冲同志对云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实现了他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在纪念张冲同志百年诞辰的时候，重温他的革命历程，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将更加激励云南4200万各族人民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不懈奋斗，更加坚定我们建设边疆、繁荣边疆、稳定边疆的决心和信心。
张冲同志的一生，是不断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一生。张冲出身于殷实之家，他的童年正是中国风云变幻的年代。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的入侵及其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使广大劳动人民处在双重压迫的深重苦难之中。张冲同志青年时代就志向远大、富于正义感。在泸西上学时，他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认为“大丈夫要铲除人间不平，要使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才不枉活世上一场”。1918年，张冲组织起了农民起义队伍，以图实现“打富济贫，除暴安民”的宿愿。后来，率部加入了滇军。但是，即使他担任到滇军的高级将领，也无法实现其救国救民的人生理想。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使他感到迷惘和失望。他决心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为国家的振兴、人民的解放干一番事业。
张冲在寻找真理的道路上，经过了曲折的历程。1927年张冲任滇军师长时，开始与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接触，邀请云南地下党员主持部队的政治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冲率部出征，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和率部加入八路军。党从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希望他留在国民党内，并鼓励他团结其他爱国将领和部队共同抗日。在台儿庄等战役中，张冲殊死作战、屡建奇功，却因靠拢我党，反遭撤职查办。赋闲在家时，他发奋阅读毛主席的著作和进步书刊。
在长期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中，他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救国救民的中流砥柱，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忠实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抗战胜利后，他借出席“国民大会”的机会，奔赴延安，汇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在延安，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于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冲同志这种执着于理想信念、不断追求光明和进步的精神，是留给我们的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要牢牢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始终如一地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忠实地实践共产党的誓言，不因各种噪音的干扰而迷失方向和奋斗目标，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加倍努力。
张冲同志的一生，是爱国爱乡、一心一意为人民谋福利的一生。张冲同志一生经历了几种社会制度，是一个传奇式人物。在他的思想感情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为国为民的主线，因而他最终能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张冲同志立身处世的一个基点，就是为民造福。在他投身革命前的军旅生涯中，就做过不少有益于百姓的事，并且直接从事过地方的经济建设。他重视水利建设，多方帮助筹款，自己捐资，兴修了广通县洛川坝水利工程，使昔日的莽莽荒坝变成了万亩良田。1956年以后，他把主要精力倾注于考察和研究长江上游的水利建设，对开发金沙江提出过多项水利工程计划。他经过不断考察、学习和钻研，成为水利方面的专家。在他的主持下，全省兴建了一批大中型水库和引水干渠，使云南的水利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促进了农业的发展。1980年春，80岁高龄的张冲第九次到金沙江上游考察水利时在途中病倒，后不幸逝世。临终前，他一直念念不忘虎跳峡水利工程，并嘱咐家人在他死后，把他的骨灰撒进虎跳峡。张冲同志高尚的爱国情操和一心一意为人民造福的精神，云南各族人民将永远铭记在心。
张冲同志的一生，是为民族团结、边疆稳定而不懈奋斗的一生。张冲同志出生于彝族家庭，对少数民族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建国初期，作为云南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他受党的指派回到云南工作。自此，他长期担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民委主任。当时，妥善解决好民族问题，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边疆的重要工作。张冲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始终维护各民族的团结。他在认真开展民族工作试点，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多次深入边疆民族地区，认真听取少数民族中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切实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对稳定边疆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
张冲同志在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民委副主任兼凉山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时，对开辟凉山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曾带领中央民族慰问团、云贵川慰问团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代表中央和省政府向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为增进民族团结，保持边疆稳定，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
云南是多民族的边疆省份，维护民族团结，保持边疆稳定，始终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如今，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省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云南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我们缅怀张冲同志，就要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巩固发展团结互助、共同繁荣的民族关系，加大对少数民族尤其是发展相对滞后的民族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张冲同志的一生，是淡泊名利、刚正不阿的一生。青少年时代，他就为人仗义疏财，好打抱不平。他反抗黑暗统治，发动农民劫富济贫。他后来投身滇军，官至高级将领，但仍坚持经济公开，从不克扣军饷。他担任云南盐运使期间，努力发展生产，把全部经费包括自己的积蓄都投入到一平浪盐业开发工程和广通县的水利建设上，并捐资建图书馆、办学校、兴修水利。在任滇军将领时，他几经沉浮。面对蒋介石又打又拉的策略，他机智应对，不为名利所动，义无反顾地向中国共产党靠拢，追求光明前途。建国后，张冲同志把自己的公馆和积蓄的500两黄金上交给人民政府，支援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弘扬张冲同志的这种精神，意义尤为深远。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永远弘扬无私奉献的精神，树立“以德治国”的思想和正确的利益观，时刻把人民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论环境怎样改变、地位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遵纪守法、廉政勤政，纯洁党风和社会风气，以实际行动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
今天，云南各族人民可以自豪地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丰硕成果告慰张冲同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云南各族人民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拓创新，勇于进取，过去封闭落后的边陲之地已经成为祖国西南对外开放的前沿和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热土。在这20年里，张冲同志一生关心的云南水利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现在，我们正在为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西电东送”的重要基地而努力。在西部大开发的伟大进军中，云南各族人民将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为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和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实现新世纪富民兴滇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张冲同志永远活在云南各族人民的心中。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功勋卓著英名永存
——纪念徐向前同志诞辰100周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今年11月8日，是徐向前元帅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徐向前同志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第一任总参谋长。值此纪念徐向前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总参谋部的广大官兵深切缅怀我们的老总长，深切缅怀他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的不朽功绩，深切缅怀他为我军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作出的卓越贡献。
一
徐向前同志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从此开始了他戎马一生的革命军事生涯。在长达25年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他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得以充分展现，创造了辉煌的战绩，名扬中外，彪炳史册，成为一颗璀璨的帅星。
徐向前同志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过东征陈炯明作战。在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任少校队长时，参加了平息夏斗寅叛变和讨伐四川军阀杨森的战斗。大革命失败后，于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队长；随后参加了海陆丰的革命斗争，先后任红四师参谋长、师长。黄埔军校的学习和早期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使徐向前同志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起来，在革命军队建设和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后来军事才华的展现奠定了基础。
鄂豫皖根据地，是徐向前同志展现其卓越军事才华的最初舞台。1929年6月，徐向前同志被中央军委派到鄂豫边，任红31师副师长。当时师长吴光浩同志刚牺牲，还没有向部队和群众公开宣布，他实际担负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刚到鄂豫边不久，就碰上了敌人的三次“会剿”。徐向前同志采取“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率领部队与敌人兜圈子，然后寻机歼敌，不但粉碎了敌人的三次“会剿”，而且发展壮大了红军，开创了鄂豫边根据地武装割据的局面，形成了有鄂豫边红军特色的游击战术。1929年11月，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徐向前和红31师党代表戴克敏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总结了七条游击战术原则：集中作战，分散游击；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再采取突击的方式；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这七条游击战术原则，既是鄂豫边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宝贵经验的总结，也包含有徐向前同志的智慧和胆识。对鄂豫皖红军的建军和作战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徐向前同志在1930年4月任红一军副军长兼红一师师长后，又率部先后进行了奇袭杨家寨车站、杨平口伏击战和袭击花园镇之敌的战斗，一月之间，三战三捷，徐向前的威名也开始传扬。1931年3月，徐向前和曾中生、旷继勋指挥红四军在双桥镇歼敌34师5000余人。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取得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大胜利。同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从此，他的名字便和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根据地的发展壮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徐向前同志相继指挥了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大战役，共歼敌6万余人，红四方面军发展到4.5万人，鄂豫皖根据地的面积扩大到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50余万。其中黄安战役歼敌1.5万多人，苏家埠战役歼敌3万多人，堪称我军初创阶段的光辉战例。可以说，这四大战役标志着徐向前同志的军事指挥艺术达到了得心应手的成熟境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说，徐向前同志指挥作战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有过人的胆识；二是有过人的谋略。在战斗中，徐向前同志总是靠前指挥，哪里的战斗任务最艰巨，哪里的情况最危急，他就出现在哪里。指战员经常劝他快些离开前沿阵地，他总是说：“前沿才好哪，走得近看得清，我呆在后方怎么指挥打仗呀？”每次战役，徐向前同志都反复研究敌情、地形，形成一个作战的腹案，并且随着情况的变化发展，不断修改完善，做到成竹在胸。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被迫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向川陕转移。当时，四川军阀派系林立，连年混战，连蒋介石都束手无策。徐向前同志率领红四方面军与川军斗智斗勇，于千难万险中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入川后，徐向前同志跋山涉水，多方调查，把四川的敌情、民情及山形地貌熟记在心，并找出特点规律。他认为，川陕和鄂豫皖不同，鄂豫皖根据地适合打运动战，搞“围点打援”和远距离奔袭；川陕根据地到处是深山峻岭，地形复杂，适合打阵地战，辅之以运动战。环境变了，敌情变了，战法也要变。根据战争环境和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战略、战役方针和战术原则，是徐向前同志军事艺术的精髓。他根据川陕根据地的地理环境和红军与川军的实际情况，提出以“收紧阵地”、待机反攻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来打破川军的围攻。在他的指挥下，红四方面军在1933年2月至10月，粉碎了川军田颂尧的“三路围攻”，随即又胜利进行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和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共歼敌3.4万余人，红四方面军迅猛发展到5个军共8万人，根据地面积扩大到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使川陕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
1933年10月，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集中110多个团共20多万人，分兵六路，向红四方面军发动“围攻”。徐向前和方面军其他领导人根据反“三路围攻”的经验，决定仍采取“收紧阵地”、待机反攻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在兵力上作了精心部署。全军一线部队一面作战，一面开展深入的政治动员，在“提高本领，消灭刘湘”的战斗口号下，掀起火线练兵热潮；二线部队在根据地内各个要点加紧构筑工事，以便收紧阵地时借以有力地打击敌人。在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从1933年12月至1934年8月，先后取得了第一期收紧阵地和马鞍山反击战、第二期收紧阵地和分水岭反击战、万源坚守防御战、东线反攻、西线反攻的胜利，共毙伤敌6万余人，俘敌2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取得粉碎敌六路围攻的空前胜利。
在川陕根据地时期，徐向前同志根据川北的地形条件和敌我双方的具体军事态势，提出了“收紧阵地”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以运动防御节节抵抗，达到最大限度地迟滞、疲惫、消耗敌人，使敌我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创造条件，以便集中兵力，适时反攻破敌。根据这一战略方针，徐向前同志指挥红四方面军先后取得粉碎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共歼敌11.4万人的巨大胜利。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徐向前同志完全拥护党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坚持红军的团结统一，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当一、四方面军刚会师不久，他就主动提出了从红四方面军抽调3个建制团补充红一方面军，从红一方面军抽调军政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各军的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的建议，为党中央所采纳。当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进，有人请示徐向前同志打不打时，徐向前同志斩钉截铁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徐向前同志关键时刻的这句话，字字千钧，表现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对党的赤胆忠心和红军团结的无比珍视。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红四方面军再次经历了南下和北上的磨难。作为负作战指挥实际责任的徐向前同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然指挥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32军打了许多漂亮仗，使红军尽可能减少损失，直至第二次北上，到达甘肃的会宁、将台堡，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1936年10月下旬，根据党中央、中革军委的部署，徐向前和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第5、第9、第30军共两万余人的部队，西渡黄河，征战祁连山，以实现“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西进的途中，遭遇到驻守甘肃、青海的马步青和马步芳以骑兵为主力的“马家军”3万余人和10万“民团”的疯狂围追堵截。徐向前同志以其冷静的头脑、顽强的意志、卓越的指挥才能和丰富的作战经验，率部同强敌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血战。由于河西走廊地区没有根据地，没有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没有援军，西路军孤军苦战四个月，歼敌2.5万余人，最终未能免于失败。西路军指战员所表现出来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成为我军战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二
抗战初期，徐向前同志任一二九师副师长。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他随周恩来同志到山西，做阎锡山的工作，促使其在山西境内与八路军合作抗战。尔后转赴晋东南，和刘伯承同志一起，领导晋东南抗日游击战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1937年12月下旬，日军第二十师团分六路向晋冀豫根据地北部大举进攻，企图采取粘网式的诱歼战术，诱我就范。徐向前同志识破日寇阴谋，采取主力军与游击队相配合，内线外线相配合，避敌正面，击敌弱点，伏击运动之敌，求得局部歼敌的办法，先以小部队诱敌主力，然后以主力绕到敌后，猛攻其背，打得日军首尾不能相顾，歼其600多人。此后，徐向前同志和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一起，又相继指挥了长生口战斗、响堂铺伏击战和反日军九路围攻作战。反九路围攻作战历时23天，共歼灭日军4000多人，打破了敌人企图用分进合击战术消灭或驱逐八路军的计划，收复县城18座，将占领晋东南腹地的日军赶到铁路沿线据点，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根据地得到切实的巩固，为进一步发展成晋冀鲁豫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8年4月，根据党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徐向前同志率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和一一五师六八九团及曾国华支队组成“路东纵队”，向冀南挺进。当时有人断言：平原地区无山地依托和隐蔽，是不可能开展游击战争的。徐向前同志多年率部转战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但平原作战却是个新课题。他创造性地贯彻毛泽东游击战的战略思想，潜心研究平原游击战的规律。他在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上发表《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提出了著名的在平原创建“人山”的思想。他指出：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要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群众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群众造成游击队的“人山”。他还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战术和详尽的组织计划：利用村庄，只能作为袭击的掩护，不能作为固守的据点；组织骑兵支队，但不应过大，过大即有笨重之累；游击队中要有基干游击队，其周围组成若干小游击队，配合基干部队作战；游击队的主力应位于可以四面周转的地区，组成小的脚踏车游击小组，向远距离的行程上活动。从此，毛泽东的游击战的战略思想在冀南广阔的平原上遍地开花，结出了累累硕果。
为了加强对山东抗日力量的领导，1939年6月，党中央派徐向前同志和朱瑞同志前往山东，分别担任八路军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各部队。当时山东的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却接二连三地向八路军进攻，仅1939年下半年，就向山东八路军部队发动了90多次进攻，杀害抗日军民1300多人，扣押八路军干部战士1000余人。徐向前同志认为，顽固派已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构成了严重威胁，不反击，就无法进行抗日战争。8月下旬，根据徐向前同志的部署，山东纵队开展了反顽作战。经5日战斗，攻占淄川、博山以东地区，消灭秦启荣顽军一部，收编一部，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侵华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扫荡”。徐向前同志到山东后，总结了山东根据地反“扫荡”经验，于1939年12月在鲁南干部大会上作了《粉碎敌人的新“扫荡”与我们的紧急动员工作》的报告，分析了日军新“扫荡”的特点，即：把后方变前线，以碉堡形成固定的点与线，“扫荡”次数增多，规模变小，时间短促，烧杀与封锁并用，以“游击战”对游击战。徐向前同志指出，这种相持阶段的“扫荡”与战略进攻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可称其为新“扫荡”。对付新“扫荡”，要有新办法。他提出了粉碎敌人新“扫荡”的一系列原则和战术，主要有：基本上采取游击战，但要争取运动战。要巧妙地把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起来，各个击破敌人。他特别反对消极防御，主张在战役战术上采取进攻的方法，以变被动为主动。在徐向前同志指挥下，山东的八路军部队取得了冀鲁边、鲁南、鲁西、胶东反“扫荡”的胜利。徐向前同志还非常重视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建设。1940年5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编的《军政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徐向前同志的《山东纵队建设任务及工作》演讲记录，根据斗争形势和山东部队的实际，提出了武装力量建设的“九化”目标，即：“1.主力兵团正规化；2.地方武装基干化；3.游击队组织化；4.自卫团普遍化；5.党的领导绝对化；6.战斗力顽强化；7.行动积极化；8.生活艰苦化；9.纪律严肃化。”并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办法。从而使山东八路军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极大的增强，数量有了迅猛的发展。
三
1947年夏，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徐向前同志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同年12月，他指挥部队攻占晋南战略要地运城。1948年3月至5月，徐向前同志又指挥了临汾战役。临汾城自古为军事重镇，城墙异常坚固，历史上从未被攻破，阎锡山吹嘘为“打不破的铜墙铁壁”。为了以较小的代价攻下这个堡垒，徐向前同志指挥部队采取近迫作业、坑道爆破的战法，逐步向临汾城进逼。敌人也绞尽脑汁，采取反坑道战的种种措施，挖掘大量丁字形反坑道，遍设听音缸窥探我军坑道的位置，以飞机、炮火猛烈轰击。徐向前同志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了对挖、对听、对炸的斗争，最后攻克临汾城，解放晋南全境。攻打临汾的经验，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评价。毛主席说，徐向前同志指挥临汾作战，我军取得了攻坚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
我军攻克临汾后，阎锡山急忙布防晋中，准备“固守”太原。当时敌我兵力对比是13比6，加之太原是军工基地，城防工事坚固，阎锡山扬言，徐向前指挥的“游击队”用挖地道的土办法能打下临汾，绝对攻不破太原，并图谋“以城复省，以省复国”。面对严峻的形势，徐向前同志进行了周密的部署，确定先消灭晋中之敌，扫除太原的屏障，然后再相机攻取太原。为此，徐向前同志于1948年6月至7月集中6万余人，发起晋中战役。先以一部兵力佯攻，以诱敌主力出巢增援，然后以主力部队断敌归路，并采取伏击拦击战术，将敌军逼入我军设置好的“口袋”，一举将阎锡山的王牌军“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包围在平遥地区全歼，打掉了敌人的锐气。山西的民众称颂：“徐老总神机妙算，连敌人都乖乖地听他调动！”随后，又接连打了几个漂亮仗，至7月21日，晋中战役结束，共歼灭阎锡山主力10万余人，解放14座县城，使太原成了一座孤城。晋中战役是徐向前同志胆略过人，以少胜多的军事艺术杰作。1948年10月，徐向前同志又指挥了太原战役。此役中，他又出敌不意，决定向最险处的牛驼寨等东山“四大要塞”发起进攻。此时徐向前同志病重，肋膜大量积液，但他以任务重于生命的革命精神，抱病指挥4个纵队27个半团的兵力，与敌8个师、3个总队，在“四大要塞”展开了17昼夜的激烈争夺。“四大要塞”的攻占，清除了太原外围屏障，为攻占太原城区创造了有利条件。1949年4月20日，我军向太原发起总攻，至24日，攻占太原，历时6个月的太原战役结束，共歼敌13.5万人，阎锡山在山西38年的反动统治宣告结束。
四
1949年10月，徐向前同志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总参谋长。但由于严重病痛的折磨，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由聂荣臻同志代理。当徐向前同志身体稍有好转时，便向毛主席请求工作。此时，国内战争已经结束，我军开始向现代化、正规化进军。为发展中国的军事工业，1950年6月，党中央决定派一个兵工代表团到苏联，主要是购买武器和谈判技术项目。鉴于代表团责任重大，谈判任务艰巨，毛泽东同志亲自选定徐向前同志为代表团团长。徐向前同志不辱使命，赴苏后和代表团的同志一起，紧张工作，反复论证，连续同苏方进行了四个多月的谈判，终于在军事订货、转让兵器技术资料、援建军工工厂等问题上同苏方达成了协议。徐向前同志的莫斯科之行，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
1954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军事委员会，徐向前同志为军委委员。当时，军委每周举行一次例会，研究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这个时期，徐向前同志身体极度虚弱，有时头痛病发作起来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两手抱着脑袋满屋走，但他仍关心着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坚持参加军委的例会，对军队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建议。1955年9月，徐向前同志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9年9月，徐向前同志担任军委常委委员，和刘伯承同志一起，分管战略问题的研究。徐向前同志感到，战略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军队的成败，绝不能有丝毫的马虎。他对总参作战部提出的有关战略问题的一些意见和预案，逐条审查，认真研究，常常为一个问题彻夜不眠。在认真研究、吃透情况的基础上，他对战略方针问题、战争准备和战场建设等等问题，详细向军委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1964年8月，徐向前同志被任命为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主管民兵工作。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夜，“左”倾错误思潮也波及到了民兵工作中，一些地方出现了脱离实际、一哄而起的做法。有的地方把“大办民兵师”搞成了县长兼民兵师师长，县委书记兼民兵师政委，民兵组织搞成了一些空架子。徐向前同志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明确提出民兵工作主要靠省军区、军分区来抓，应当以班、排、连为基础，“民兵主要还是搞基层”。这个思想得到了军委的肯定。
1965年12月，徐向前同志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文革初期，被任命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针对当时的局势，他反复强调，军队担负着战备任务，军队要稳定，不能乱，并极力保护军队老干部。在军队出现严重混乱局面的情况下，他于1967年1月24日夜，直接面见多次拒绝见他的林彪，当面严正指出：军队要稳定，不能再乱了，应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队、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林彪也怕军队乱了无法向毛主席交待，只得表示同意。随后，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各位老帅也表示赞同。1月28日，徐向前同志又面见主席，呈送“八条”意见。毛主席当即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军委八条命令”，对稳定当时的军队局势起了很大作用。随后，在1967年2月，他又与陈毅、叶剑英、聂荣臻等同志一起，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遭到残酷打击，无情迫害。这期间，徐向前同志虽然身处逆境，但仍关心着国家大事。他和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根据毛主席指示，成立了一个“国际形势研究组”，经过认真研究，最后写出了《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报告，呈送毛主席。报告全面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及苏美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若干关系我国战略方针和发展前途的建议，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打开中美关系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依据。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徐向前同志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此时他虽进入耄耋之年，但依然以一个革命家、军事家的胸怀，深谋远虑，呕心沥血，关心和指导军队建设。他对总参的工作，对军队的建设，从战略原则到作战方针和作战部署，从军事工作到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从人才培养到编制体制、武器装备和国防科研，从军事科学研究到民兵预备役建设等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进程中，凝聚着徐向前同志的心血和智慧。
徐向前同志戎马一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成立，南征北战，屡建殊勋；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倾心竭智，建树卓著。他的作战思想和军事实践是我党我军的一笔宝贵财富。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