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生动的农业历史画卷
——读《二十世纪的中国农业》
陈吉元
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中宣部宣教局共同编著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农业》一书，已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这是献给全国农民的美好礼物。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该书作者紧紧抓住这一主题，通过分析我国农业近百年来的历史巨变，历史地和逻辑地说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和发展中国农业的真理。该书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说明制度调整和改革始终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推动力。曾经创造过历史辉煌的我国传统农业，在百余年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血与火的摧残下，日益凋敝。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农业发展的新篇章，土地改革使我国农业重新焕发生机。可是，五十年代末的主观主义和急躁冒进，又导致我国农业发展出现大的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使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引导我国农业重新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第二，历史地说明了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无论从我国还是从世界农业发展的经验看，一项重大的新技术问世，就会引发一次农业革命，推动农业上一个新台阶。这说明，在新世纪要逐步缩小我国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的差距，就必须把发展农业科技置于优先地位，走“科技兴农”之路。
第三，十分重视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过去存在着忽视社会发展、忽视环境保护的问题。今后，必须防止再出现这样的片面性，在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从多方面积极采取措施，退耕还林、还草，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9版(理论)
专栏：
坚持理论创新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学习《毛泽东文集》的一些体会
冯 蕙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由毛泽东确立的。他在三十年代提出了这条思想路线的雏形，经过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而在全党确立起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而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结合的伟大成果。
●1956年后，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阶段，毛泽东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艰苦的探索中，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也出现过失误甚至严重错误。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他一贯重视党自身的建设，并把它称作“伟大的工程”。毛泽东党建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注重党的思想建设。
经中共中央批准编辑的《毛泽东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是继《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之后，又一部体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多卷本综合性的毛泽东著作集。1993年12月26日开始出版，至1999年7月1日全部出齐，共八卷。第一至五卷为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第六至八卷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著作。《文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一生留下了大量的文稿和讲话、谈话记录稿，内容十分丰富，包含着重要的理论观点、政策和策略、工作方法等等。《毛选》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选入他民主革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他最主要的著作集。不过，《毛选》还难以充分反映毛泽东的思想的广博内容。多年来，广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强烈希望能有更多的毛泽东著作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面世，以便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文集》正是适应以上情况而编辑出版的。
《文集》是《毛选》的延伸和补充。凡已收入《毛选》的著作，就不再选入《文集》。《文集》的选稿范围，从1921年到1975年，时间跨度为五十多年。开卷篇为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终卷篇为1975年7月《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其中，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五百零四篇，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二百九十九篇。
《文集》的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作一些介绍，谈一些学习体会。
倡导和实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由毛泽东确立的。他在三十年代提出了这条思想路线的雏形，经过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而在全党确立起来。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倡导者、伟大实践者和杰出代表，毛泽东思想是这种结合的伟大成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条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在1937年写成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他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代表作。在社会主义时期，为了使全党掌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辩证法和认识论。在1957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指出：“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他赞赏邓小平说过的“照辩证法办事”这句话，在《文集》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并说：“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照辩证法办事，就是要用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问题，反对片面性。毛泽东指出：“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照辩证法办事，必须学会分析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关于认识论，毛泽东重申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观点，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他强调：“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毛泽东特别强调哲学的群众化，提出要让广大干部和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和各种实践活动更好地结合起来。1957年11月，他在莫斯科会议上说：“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1963年5月，他又指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认识论和辩证法，二者是统一的，统一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简要地说，认识来源于实践是唯物论的认识论，认识和实践的对立的统一是辩证法，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所谓辩证法与认识论一致”。
毛泽东倡导的调查研究，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有力武器。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1931年春他进一步提出的“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是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论断的补充和完善。毛泽东不仅奠定了调查研究的理论，而且作了很多农村调查，这是他认识中国农村、认识中国社会的一条根本途径，在党的工作方法上开创了一代新风。毛泽东根据认识来源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倡导的调查研究，曾被“左”倾教条主义者讥讽为“狭隘经验论”。1939年毛泽东在《研究沦陷区》一文中，针锋相对地作了辩驳，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
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各级领导同志调查研究做得少了，出现了凭主观愿望、主观想象办事的不好的作风。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时，认为发生错误的原因首先是情况不明。因此，他在1961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他还作了自我批评，说：“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他强调：“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他要求：“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按照实际情况讲老实话，讲真话，反对弄虚作假。毛泽东一贯重视讲真话这个问题。在党的七大上，他将是不是讲真话作为党内存在的一个问题专门提出来，说：“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浮夸风盛行，虚报产量问题严重。毛泽东发现后大力纠正，1958年11月他在武昌会议上专门批评了作假问题。到1959年4月，党内不讲真话、虚报浮夸的坏风气仍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毛泽东采取了一个很不寻常的做法，亲自给六级干部写信，一直发到生产小队一级（相当于现在的村一级），再次强调要讲真话，就作假问题晓以利害。他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应该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在今天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仍然具有警戒的意义。
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1956年后，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阶段，毛泽东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艰苦的探索中，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也出现过失误甚至严重错误。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他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并强调要创造新的理论。他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重视借鉴苏联及其他国家（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经验，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反对闭关自守，指出“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他说，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学习与独创结合”。
1956年4月，毛泽东在经过一个多月听取各部委汇报的调查研究后，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这个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新中国几年来的建设经验，提出了一些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根据1956年以来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分析了各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新学说，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两篇最重要的著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提出了以下一些重要的思想：
（一）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毛泽东对于1958年出现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进行了反思，在同年冬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他强调必须分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能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稍后，他认识到：“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对中国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时间，他也比过去提出的五十年左右估计得更长了。他说：“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富有创见性地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同后来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种提法之间，应当说是有相通之处的。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四个现代化为主要目标。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里所说的原来要求的三个现代化，是他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讲三个现代化和四个现代化时，用的是“现代科学文化”或“科学文化现代化”，这反映了他对文化的独特认识和重视。
（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根本上说，毛泽东重视和强调发展生产力。1956年，他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多次论述过。1945年在七大上，他提出著名的生产力标准的观点：“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规定了检验党的政策和工作的根本准则，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为了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强调发展现代工业，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说“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他为我们党制定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提出要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他说：“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他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毛泽东特别重视农业的发展，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并且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一贯重视科学技术，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在技术发展上，他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法则。我国是一个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他的一句名言，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中，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发挥了重大的动员作用和深刻的理论指导作用。毛泽东十分强调综合平衡，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在管理体制上，他较早地提出正确处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要同时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并且提出企业的独立自主问题，要求中央和地方都要发挥企业的积极性。
（四）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最根本的是确定、建立和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在新中国建立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他为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倾注了很多的心血。新中国成立不到半个月，他就将上海松江县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转发各中央局、分局，要求“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指出：“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了更加完备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充分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毛泽东阐述了政协的性质和任务，指出它既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也不是国家行政机关，而是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它的任务归纳起来说是协商、提意见和学习。1956年，他进一步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体制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的确定，一方面是因为民主党派长时间同共产党风雨同舟，为人民事业而努力，做了好事；另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党需要多方面的监督。
（五）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他认为“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充分反映了他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还提出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应采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用他的话说就是：“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注重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他一贯重视党自身的建设，并把它称作“伟大的工程”。毛泽东党建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注重党的思想建设。
党的建设，首要的是解决理论武装问题。毛泽东强调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设党，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放在党的建设的第一位。1938年，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曾说过，党要纠正或避免一些带原则性的错误，“必须借助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革命的科学之真正深刻的了解”。六中全会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发起了全党干部的学习运动。他强调学习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指出学习是没有止境的，不能浅尝辄止。“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他号召“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毛泽东关于学习问题的论述，对于今天党的思想建设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实践党的宗旨，是党的建设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毛泽东在七大上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还曾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根据党的宗旨，他将党的一切干部，不论其职务高低，一律定位为“人民的勤务员”，强调“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做人民的勤务员，就要反对做官当老爷，不能高踞于群众之上，而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恭谨勤劳地为人民服务，在自己的工作中，自觉地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坚持好的，改正错的。
毛泽东创造的整风运动这个进行党内教育、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形式，对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他的党建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指出，整风运动是在党内进行的“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他领导的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一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党内斗争使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强调要通过学习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找出改正错误的方法，使前车之覆真正能成为后车之鉴。整风运动的总方针，就是毛泽东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党的统一。毛泽东强调：“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作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延安整风运动为我们党加强思想建设，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决反对贪污腐败，对党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的建设，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生死攸关的问题。党是从社会中产生的，党员都生活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社会上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和各种诱惑，都会在客观上对党员产生影响。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特别是在党所处的环境发生转变的时期，他都及时向全党提出警告。1936年10月，他写信给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要他们提醒从革命根据地到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的干部，在外面要节省费用，千万不可浪费。他语重心长地说：“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故应作为一个问题，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1949年3月，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中国共产党将成为执政的党，这时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敲响警钟，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要“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1956年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1957年，他针对一些党员和干部在革命胜利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穿等多了起来的情况，强调：“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毛泽东始终坚持不懈地教育全党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自己也一直保持着这种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和革命队伍里有一些人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传统，在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在建国后两三年内就出现了严重的贪污问题。毛泽东以极大的决心领导全党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他指出：“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他还指出，贪污和浪费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同各方面的官僚主义作风有密切联系，因此要“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在毛泽东领导下，三反运动取得伟大的胜利，这对于整肃党纪，保持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文集》贯串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成果，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一部很好的教材。这部文集的编辑出版，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重要事情。今天，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把握时代发展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就能保证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从而促进伟大目标的实现。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关系网”与“腐败网”
李卫星
电影《生死抉择》的公映，引起巨大反响。影片关于反腐倡廉的重大主题，所塑造的共产党人李高成的光辉形象，牵动人心，令人振奋；所揭示的一些社会现象和问题却让人深思。“关系网”与“腐败网”就是其中之一。
平心而论，“关系网”人皆有之。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总有这样那样的“关系”，会在学习和工作中形成自己的“关系网”。亲属关系、上下级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同学关系，亲情、友情、恩情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与自己密切相联、割扯不断的“关系网”。
“关系网”出毛病往往出在“情”字上。“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亲情与党性、友情与政策、恩情与原则之间，如果摆不正关系，丧失原则，失去公心，“关系网”也就与“腐败网”相通了。
与“关系网”不同，“腐败网”不是自然连结而成的，而是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用感情、交情、友情、恩情，加之金钱、物质、享乐甚至女色等精心编织而成的。结“网”之人心态各异，但目的无二，就是为了从“网上”获得好处。有的是为攀上高官好办事，有的是为套住财神好弄钱，有的是为危难时刻有人说话，有的是为平时办事有人照应。结“网”之人颇工于心计，也谙熟人情事故，或投其所好，步步为营，让你越陷越深；或迂回包围，“曲线救国”，使你欲罢不能。反正是有投入就要有产出，平日里苦心经营，貌似有情，用得着时原形毕露，软硬兼施，由不得你不说话、不办事。
《生死抉择》里的市长李高成，就是被当年的“兄弟”、徒弟、提拔自己的老上级等人编织的关系网所包围着。纯洁的感情和真挚的友谊，被别有用心之人大肆利用，神圣的权力和地位成为腐败分子拉大旗作虎皮、为所欲为的保护罩。所幸的是，李高成在明白事情原委之后，没有为一己之私、变味之情所羁绊，毅然决然地冲破关系网的束缚，宁肯舍弃自己的名利地位，也不让腐败分子借自己的权力，挖国家的墙脚，中饱私囊。在亲情与良心、地位与正义的艰难取舍中，李高成作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应该作出的“生死抉择”。可是现实中，有的领导干部却往往摆脱不了由“情”所编织的这张网，对于自己的亲人、部属、故友，关爱有加，同情有余，亲情难舍，友情难忘，有意无意地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他们谋取不义之利，成为“腐败网”的俘虏。还有的人甚至主动加入织网行列，大肆谋取私利，与不法分子同流合污，助纣为虐，彻底背叛了党和人民。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腐败网”结得再深再广，甚至是“天衣无缝”，腐败分子再狡诈、再高明，也终究逃不脱法律的制裁。因为在“能量巨大”的“腐败网”上面还有一张网，那就是用正义、用民心、用党纪国法织就的天网。
“腐败网”结于情，终于利，败于法。原本纯洁的人际关系之所以会变成龌龊的“腐败网”，在于权力的不当介入。腐败分子之所以苦心结网，正是看中了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生死抉择》再一次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抵制庸俗关系学，不要把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带到党的生活中来，不要让失衡变形的知恩图报心理左右工作决策，不要为私情、私利和小我，丢掉人格，丧失尊严。为此，应当管好自己和家人，不给别有用心之人以可乘之机；管好自己的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管好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东西不拿；管好自己的嘴，不该吃的饭不吃。把握好自己手中的权力，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办的事不办，不该打的招呼不打，不该批的条子不批，更不要为了亲情、友情和恩情，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将党性、原则抛到一边，受制于人，成为不法分子编织的“网”中之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