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热点聚焦
农村“费改税”改革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安徽是目前全国唯一的试点省，改革进展如何？一滴水可以见太阳，请看——
栏杆镇“费改税”三步棋
本报记者 刘 杰
前几年靠干部上门扒粮完税的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栏杆镇的凤山村，今年夏粮征购家家争缴定购粮、完农业税，一下子涌现出160个“纳税模范户”。村主任陈开诚说，多少年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了，全是“费改税”带来的好气象。
砍掉不该收的钱
安徽试行的农村税费改革，第一位的目标是减轻农民负担。最根本的一条，是取消农村“三提五统”，以7％的税率，“闸”住农村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口子。农民形象地称其为“一道税，一口清”。报经国务院批准后，省税费改革领导小组今年3月向全省各地发出《关于开展农村税费改革的通知》，并将《致全省广大农民群众的一封信》送到每个农户。
宿州市埇桥区经细致测算，又以6．8％的税率，将全区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以及农业特产税及农林特产税附加，分解到各乡镇、村及每个农户，然后向农民下发纳税通知书和粮食定购任务合同书。
栏杆镇颜村村民李献荣，是带着省里的“信”和区里的“两书”，于8月8日下午高高兴兴来到镇粮站交售公粮的。他和年迈的父母、残疾的哥哥一家6口人，孩子1996年出生，没得到承包地，按5口人1995年第二轮承包土地折算，全年农业税458．4元，夏季应缴367元，一辆四轮车的小麦就全抵清了。
缴完公粮，纳完税，李献荣看着少了一大截的负担，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对记者说，前些年除了乡统筹、村提留，还有特产税、水利集资、建校费、修路费、架电费、说不清的人头费，七税八费的，哪年都要七八百元。今年“一道税，一口清”，一下就少负担三四百元。不过，听说镇上一年要少收入200多万元。镇村干部、教师那么多，怎么养活？税费改革好是好，就怕以后再变过去。
陪同记者采访的镇党委书记黄昌平当即表示：“就是饿肚皮，镇上也不会超过规定税率收钱。”区长王胜华指着李献荣手中的“信”和“书”说：“你随身带着护身符，看哪个还敢再违法？”
裁掉不该养的人
老百姓的担忧不无道理。以往农民负担之所以居高不下，就因为“养了不该养的人，收了不该收的钱，办了不该办的事”。栏杆镇以前共有村干部700多人，镇干部近300人，教师600多，各类优抚对象600多，约合30个农民养活一个拿工资补贴的人。
可喜的是，栏杆镇作为宿州市和埇桥区的试点单位，去年已经先行一步进行乡镇机构改革，重点是精简机构，裁减冗员。镇党委、政府一班人，痛下决心连砍几斧头：取消以前撤区并乡时留下的镇与村中间的“片”级机构，一次就解聘“片”聘人员18个；全镇“七站八所”由30多个精简为19个，清退分流聘用人员120名；结合村支部和村委会换届选举，村干部实行兼职，精减村组干部330多名；同时调整小学过于分散的布局，撤并了16所村级小学，清退各校聘用教师130多名。
镇长赵传营说，就这几斧头，全镇去年少开支120多万元，农民人均减负20多元。去年镇上还搞了费改税试点，根据镇财政支出情况，按适当从紧的原则，以8％的税率向农民征收，统算下来，每个农民又少负担30多元。今年实行税制改革，镇上执行政策不走样，坚决以更低的税率向农民征收。镇财政虽然缺口不小，但由于镇政府机构改革成功地先行了一步，镇、村政权运转仍然充满生机和活力。
办好应该办的事
税费改革的第一目标是减轻农民负担，最大的难点是乡镇村收入减少，基层政权的运转将出现困难。如何做到既减轻农民负担，又使基层政权正常运转，这是能否推进农村税制改革深入开展的根本所在。
栏杆镇执行减轻农民负担不动摇，同时从精简机构、裁减人员入手，让机关干部、学校教师、村级干部竞争上岗，就保证了少支出、多办事、办好事，进而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栏杆镇党委、政府还科学理财，连出几招：一是取消镇直机关的18个账户，实行镇财政一个口子进出。二是减少吃喝招待，来人接待，一律在镇食堂就餐。镇干部下乡，由镇发入户就餐证，再由农户持证来镇经管站报销。记者在镇食堂吃了顿香喷喷的工作餐，每人才花10多元。兼任财办主任的镇党委副书记李东风说，去年镇上招待费、会议费仅8万多元，比往年减少好几万元；各村招待费则一律为零。
镇干部带头过紧日子，省出的钱用来培植财源，增加收入。为帮助农民调整种植业结构，全镇规划打500眼小口井，每眼给农民补助50元。全镇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已新上水泥预制、木材加工、石料开采私营小厂300家。镇干部纷纷出外跑项目，拿订单，联系发展中药材、脱毒大蒜、梨枣和饲草基地，真正是“说给农民听、干给农民看、引导农民调、帮助农民销、带着农民富”。
村干部职数少了，吃喝招待少了，发展村级经济的精力多了。记者在凤山村了解到，以前村干部开着四轮催粮要款，前几天，村干部开上5辆小四轮，带着40多名村民到江苏丰县学习种饲草，搞养殖。现在，村里已种出了50亩油绿闪亮的优质鲁梅克斯草苗，引进了肥硕高大的山羊新品种。不久他们还要到温州找项目，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支书陈庆同表示：农村费改税，负担减轻了，更要快发展，要苦干三五年，把凤山村建成富裕村，让凤凰早日飞起来。
上图：栏杆镇颜村70多岁的张守令（左二）老汉，8月8日来镇粮站缴售公粮，一次就完成了夏粮定购任务，缴够了夏季农业税。他说：“去年俺人均负担108元，今年只有70元，税费改革就是好，负担轻多了。”刘 杰摄（附图片）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观察
企业缘何告政府
——对辽宁几起产权纠纷案例的透视
本报记者 冯 奎
政府屡屡成为“被告”
今年6月，抚顺市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明栋一纸诉状将抚顺市轻工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抚顺市经济委员会和抚顺市政府告上法庭，核心内容是“还我企业”。张明栋原是国有抚顺市木器厂的厂长。1997年底，抚顺市发动放开放活中小企业的改革，第一个“吃螃蟹”的张明栋，买下了自己所在的木器厂。其后工人接连上访反映张明栋的问题，检察院也介入调查。一番暴风骤雨袭过，张的“罪名”虽然没有成立，却失去了自己的企业。抚顺市经委在抚顺市木业公司门前贴出公告：将企业收回国有。
张明栋状告抚顺市政府，并非为了标新立异。在辽宁的一些地方，企业“卖”出或是“租”出去，一旦买受人或是承租人在经营过程中遇到问题，政府部门总是将企业收回“国有”了之。接下来，买受人或承租人上告、上访，直至告上法庭——如今也渐成此类企业的“一景”。
在沈阳，程文买下国有企业沈阳市微电机厂。随后，大东区政府一纸通告贴在工厂墙上，宣布将企业收回国有。程文只得四处上访。在去年和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4名全国政协委员就他的问题两次作出提案。无独有偶，在丹东，多次荣获辽宁省杰出青年企业家称号的王峰，租赁了丹东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租赁期未到，上级部门强行宣布中止租赁合同。王峰投告无门，最后也诉诸法律。
“企业家告政府”的背后
在抚顺，说起张明栋，政府官员有一致的评价：他当国企厂长那会儿，和政府部门配合得很好，谁料到今天他竟然把政府告上法庭？原先担任沈阳微电机厂厂长的程文，由于四处反映自己的“遭遇”，变成了当地“不受欢迎”的人。可早些年，他同上级部门的关系也非常好，由此还当上了沈阳市政协委员。就此，辽宁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高闯分析说，辽宁各地出现的企业告政府案例，不少是和企业“转制”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过去企业都是政府怀里的孩子，儿子告老子，这还了得？如今，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作为卖企业的一方，张明栋或程文作为买企业的一方，是各自独立、平等的民事主体。一定程度上，企业家告政府，政府成被告，说明我国的企业改革正在逐步走向深入。
正确对待企业家告政府现象，首先要把企业家看作平等的民事主体。王峰的租赁合同被中止了，他到省政府反映情况。丹东市闻讯后很快化解矛盾，避免企业受到更多损失，也维护了政府的形象。但记者在采访中也感到，对于企业家告政府，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并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记者曾就程文和大东区政府的纠纷进行采访，一位曾经非常支持程文的官员说：程文若不告，事情还能解决，他把沈阳市的事情告到了北京，损坏了政府的形象，再也不用搭理他！甚至有人说，这样的企业法人告政府，政府会明里暗里要求司法机关出面，对企业家进行各种审查，目的只有一个：你先告倒我，还是我先搬倒你！
政府如何应对
不管结果如何，成为“被告”这件事确实让政府部门“窝火”。沈阳市经贸委一位副主任谈道，对于转制后的企业，我们尽力克制自己，把“手”藏在“袖筒里”，到后来“出手”也是万不得已。沈阳微电机厂的产权出让给程文后，因为私营业主在经营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工人上访不断，影响了社会稳定，政府部门这才决定收回企业。抚顺市经委和丹东市方面也是以工人上访为由，收回或中止了与企业的租赁合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速建研究员曾到辽宁考察政企纠纷的问题。他说，在许多情况下，政府部门“出手”干预企业的发展，是有必要的。比方牵涉到社会稳定和职工权益保障这类问题，该出手时就应出手。问题的实质不是政府部门出不出手，而是能不能做到依法出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记者不止一次听到政府部门的意见：“是政府就理所当然有权力下命令解除合同。”可是，沈阳市第三律师事务所主任孙长江说：从政府和企业家的几起纠纷来看，不排除企业家自身的品质和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是政府部门强行收回企业，也留下了明显的漏洞。
新的政企关系，客观上要求政府调整自身的行为，提高管理企业的水平。过去，政府部门一出手、一张口就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今后，越来越需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去管理企业。辽宁省副省长陈政高说，企业家告政府的现象提醒我们，政府如何管理企业，这项工作正在遇到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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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随想
“立言”，更要“立行”
陈国琦
近来，党委书记上党课蔚为风气。为讲好课，党委书记们查阅资料，深入调研，撰写讲稿，煞是用心。这确实是一缕清新之风。
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个别党委书记重“立言”而忽视“立行”。有位书记在台上大讲干部要廉洁自律，带头艰苦奋斗，过紧日子。他本人却为母亲大办丧事，用公款吃喝。听课者讥讽他是“说一套，做一套”，不可信，不可学。有位书记的儿子凭借老子的职权，四处捞钱，无孔不入。而这位书记讲党课时还信誓旦旦：要管好自己的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只听台下一阵嗤笑。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党的优良传统。言行一致，言传身教，是领导干部应具备的品德和风格，也是其感召力和影响力之所在。“立言”当然重要。领导干部要教育群众，首先要教育自我。自己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政策水平、丰富的科学文化和现代管理知识，才能把党课讲得有理有据，入脑入心。但是，立言时千万别忘了“立行”，只有“行胜于言”，言才立得端正坚实。人们常用“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来强调“立行”，就是这个道理。
“立言”，更要“立行”。只有在二者的结合上下功夫，用气力，才能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统一起来，提高党委书记上党课的质量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感染力、说服力和凝聚力。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不让贫困学生失学
日前，江西省余干县新华书店的职工给已考上大学的特困生王秋梅（右一）送去衣物等生活用品。家在农村的王秋梅，家境十分贫困，她通过免交学杂费和勤工俭学完成了中学6年的学业，今年考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拿到入学通知的她，因家贫曾准备放弃读大学。县新华书店得知消息后，决定资助她读完大学。
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摄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地方热线
护桑传奇
本报记者 郑有义
8月27日，记者来到银川市郊区大新村六队，见两棵巨桑，径约一米，虬枝如铁，绿荫如盖。一桑横倒在地，枝叶仍挣扎向上，根部斑驳，火烧痕迹清晰可见。另一桑直立，巨大的干枝被锯断三四处。村里人说，古桑已有350多年历史。
两棵古桑何人栽种已不可考，一直由村中吴家祖辈看护。数百年中，吴家形成家规：长子年满30岁即由其父口授古桑的年岁并正式将护桑使命传与长子。10年前，古桑原有4个分枝，在离地六七米处交织成大棚，枝繁叶茂，绿荫有球场大小，既是一美景，也是村民纳凉的绝好去处。其树盛产桑椹，个大味甜，盛果期可打下桑椹百余公斤，年收入一二百元。
现主人吴征说，其父吴兴亮爱桑如命，每到春天便搬铺盖至树下，与树共眠。他临终前拉住吴征的手叮嘱：“桑树世代相传，有树才有人，决不能砍伐毁坏，不可愧对列祖列宗。”也奇也巧的是，吴兴亮辞世后，百年老桑悄然倒下。
80年代初联产承包，责任到人到田，数百年相安无事的两棵古桑忽成“问题”。“大队”认为：田、桑不可兼得，要桑，少得三分田，要田，则不能要桑。吴家无奈：要田，树有神灵，你们砍去！大队里的人终不敢或也不愿轻易毁坏几百年的老桑。老桑树活下来了，如今两树中间却变成了一条小路。横枝挡路，有人举斧砍得枝横遍地。树下成了垃圾场，今春烧垃圾时竟将老桑树根部烧着，经及时扑救才使老桑树幸免一死。吴家人痛心疾首，无奈力不从心。村里想把树围上，保护起来，但一没有钱，二还要调整树下已分给个人的耕地，很难办。银川市郊区林管所认为，那是两棵有保护价值的古树，在研究保护方案，只是不知何时方能施行。
如今，老桑树还在强撑着，苦苦地期待。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生舞台
廖晓义和环保行动
本报记者 孟 扬
在北京延庆二道河乡那片被称作“地球村”的郊野绿地上，我见到了廖晓义，2000年“苏菲环保大奖”的获奖者。仲夏的骄阳下，这里的浓绿给人以清爽。树荫下，廖晓义给参加环保夏令营的孩子们讲解着环保知识，孩子们的手里拿着“地球村的礼物”，一本绿色封面的《少儿环保行为规范》。廖晓义的神情那样专注，没有因为面前只是一些小学生而有所松懈。
廖晓义198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做过助理研究员。1993年，廖晓义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自费拍摄了电视片《地球的女儿》。1995年5月，廖晓义回到北京，第二年，筹划成立了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1998年，在国家环保局的支持下，她主编了《公民环保行为规范》和《儿童环保行为规范》。10年来，她在国内作了上百次环保讲演，发表环保论文和文章40多万字，她创意和参与的环保行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也使廖晓义获得了有环境诺贝尔奖之称的“苏菲奖”。
为了心中绿色的梦想，廖晓义退回可以留在美国的绿卡。谈起这个选择，她回忆道，10年前，为反驳一位学者朋友“人类正在被自己所制造的各种灾难毁灭”的悲观论调，她查阅了一些资料，然而看到的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环境遭到严重污染和破坏，环境保护迫在眉睫。她开始拍电视片传播环保观念，在拍摄《地球的女儿》的3个月中，采访了40多名活跃在各国环保领域的女性。她从中得到鼓舞和激励，渴望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的女儿”。
吸引大众参与是廖晓义最根本的环保理念之一。地球村在延庆建立的环境教育培训基地和在北京宣武区建立的绿色社区，在廖晓义的环保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架起了桥梁。面积为187公顷的地球村培训基地，是一片自然绿地，人们可以在观鸟、看树、饮泉、爬山的过程中学习生物多样性知识，培养环保意识，并为环保人士提供野外活动的场所。建功南里的“绿色社区”，则把环保引入了社区生活。走进居民区，庭院整洁，草坪葱绿，居民将垃圾分成生物垃圾、非生物垃圾、弃吐垃圾，分别投放在红黄绿3个垃圾筒内。作为城区节能型小区，这里的每个家庭都装上节水龙头，使用节能灯，绿地覆盖率占小区面积的30％。还成立了绿色自愿者大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环保活动。
廖晓义的执著与热情使人们受到感染。有人问她，遇到困难是否想到过放弃？廖晓义说，环保是我们共同的事业，每个人都不要忽视自己的力量。而政府对环保工作的重视，人们对她的理解与支持，让她对环保事业充满信心。她不会忘记，1996年秋，电视节目《环保时刻》对垃圾分类的观点作了报道，北京西城区大乘巷一位退休教师找到地球村，说他们那里愿意尝试节目中介绍的方法，为她的试点工作找到了突破口；1997年夏，宣武区环卫局主动与地球村合作，建立垃圾分类的社区试点；为了保证培训基地的环境质量，乡政府关闭了建立在基地内的一处鸭塘……她决定用所获奖金在国内设立环境奖，以鼓励更多的人参与环保。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就要离家上大学——
谢师宴，该不该摆？
何 方 胡 斌
进入8月，又到了高考发榜的季节。哈尔滨市某重点中学的吕教师忙得不亦乐乎，一些即将迈入高校大门的学生纷纷设宴答谢老师。一些酒店看准商机，也纷纷推出了“谢师宴”。在哈尔滨市一曼街上，某饭店门前的横幅上写着“暑期隆重推出288元、388元答谢宴，12道菜赠送主食”，还有的星级酒店在报纸上打出广告“暑期谢师宴特价菜单，每桌400元、500元两个菜系酬宾”。道里区的一家星级酒店最多的一天接待了5次订餐，这天共摆下50多桌谢师宴。商家为何要推出谢师宴？一家星级酒店的餐饮部马经理解释说：“这是一种纯商业行为，一年中根据不同时期推出不同宴席。今年7、8月份我们全力以赴推出谢师宴。”他介绍说，谢师宴分为几种，如“春晖报恩”、“金榜题名”、“太学宴”等，每道菜也各有学名，比如“磕谢师恩”、“为人师表”、“新苗吐绿”等等。
为何要摆谢师宴？一位姓刘的学生家长说：“儿子考上大学全家高兴，功不可没的是老师，花上几千元大家高兴高兴，同时也表达一下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像这样因孩子考上大学或出国留学的谢师宴仅是一小部分，更多摆宴的是在校学生的家长，他们希望孩子能够得到老师更多的关照。一位当个体户的家长说，为孩子花多少钱都不在乎，只怕老师不肯给面子来吃饭，他平时每3个月就要请老师吃一次饭，没有什么理由也要设宴“谢师”，说如果到时候不请心里就不放心，总怕老师不好好待孩子。
事实上多数教师对家长的这种做法并不赞成。一位校长说，教书育人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家长们大可不必用请客吃饭的方式来表达谢意或与我们沟通。频繁的应酬分散了教师的精力，给本来繁忙的工作又添了乱。教师经常在宴会桌上转来转去不仅使家长与教师的关系庸俗化，也使教师为人师表的形象在学生眼里大打折扣。请客的家长中，不少是带“长”字的，还搞公款消费。这种奢靡之风损坏了学校的风气，既耽误教师又耽误学生。
一些酒店竞相推出答谢宴 胡 斌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