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友谊之花
永远的“苏哈尔”号
黄培昭
在阿曼，说到中国和这个海湾国家源远流长的交往和友谊，人们必然会提起“苏哈尔”号航船。这是一艘普普通通的仿古木船，完全靠风力驱动前进。公元8世纪中叶，阿曼著名的航海家欧贝德就是驾着这样的木船，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航行近万公里，一路劈波斩浪，辗转颠簸，最后驶抵中国广州的。欧贝德此举，开辟了阿拉伯帝国和中国大唐之间的海上贸易航道，已作为彪炳千古的壮举载入中阿友谊史册。脍炙人口的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中，描写海上冒险家辛巴达的故事，就是取材于这段经历的。
其实，中国与阿曼交往的历史在此之前就开始了。汉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有了最初的联系，随着甘英出使大秦抵达条枝（即阿拉伯），中国对包括阿曼在内的一些阿拉伯国家有了更多的了解。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的船只每每满载货物，穿梭于本土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公元10世纪，阿拉伯大历史学家麦斯欧迪在他的名著《黄金草原》中记载：“中国船只多直航阿曼。”唐朝以后，中阿来往愈益频繁。宋时曾有阿曼富贾在中国官府当差，官至广州“蕃坊蕃长”。赵汝适的《诸蕃志》中有关于阿曼的记载，说它“土产千年枣甚多，沿海出真珠。以畜牧马”。阿曼居民“食烧面饼，羊肉，并乳，鱼，菜”。明朝，三宝太监郑和三下西洋，船队曾到达阿曼南部省份佐法尔沿海一带，与当地进行易货贸易。值得一提的是，随郑和出访阿拉伯诸国的费信、马欢、巩珍等文人，将他们沿途的所见所闻诉诸笔端，分别撰写了《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和《西洋蕃国志》，均有不少关于阿曼的描述。譬如“国滨海依山，东南皆海，西北重山。”“垒石为城，砌股石为屋。有高三四层，若塔之状。”“男女卷发，穿长衫。女子出则以布兜头面，不令人见。”“如遇礼拜日，上半日市绝交易，男子长幼皆沐浴，以蔷薇露或沉香擦体面，始着新洁衣服。”“土产乳香，其香乃树脂也。”这些弥足珍贵的史料，即使今天看来，仍准确而客观。
阿曼对中阿历史上的往来十分重视，对其前辈用那样简陋的交通工具远航中国颇引以为豪。1980年底，为缅怀先辈们的辉煌事迹，踏寻前人的旅程，阿曼政府决定建造“苏哈尔”号再赴中国。苏哈尔是阿曼北部的沿海城市，历史上是中阿贸易往来的重要枢纽，素有“通向中国的门户”之称。阿曼政府将船命名为“苏哈尔”号，可谓寓意深刻。这艘完全仿照欧贝德远航中国时用的双桅三帆木船，经过7个半月的海上奋斗，于翌年7月抵达我国广州。中阿政府高度重视这一两国关系史上的大事，广州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以示庆祝。
逝者如斯。如今，中阿关系早已揭开了新的篇章，两国的交往和友谊在质和量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苏哈尔”号作为两国友谊的象征，一直铭记在人们的心中。你若访问阿曼，下榻在马斯喀特通常用来接待国宾的布斯坦宫饭店，当会在距离饭店不远的公路转盘中央，看到这艘曾经航行到中国的“苏哈尔”号航船。那并不怎么起眼的一板一木，一锚帆，会把你带入对历史的回溯中，使你重温中阿友谊的根深蒂固和枝繁叶茂。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阿尔及利亚总统
布特弗利卡
王新连
1999年4月15日，在阿尔及利亚第二次多党总统选举中，资深政治家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脱颖而出，以73.79％的高得票率当选为阿尔及利亚第七任总统。
布特弗利卡于1937年3月2日出生，祖籍特累姆森省。他虽是新总统，却是一名老战士，在阿政坛早已是名望所归。早在1956年中学一毕业，他就投身到阿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去，先后任阿民族解放军第五省的总督察员、布迈丁上校领导的“西部军事行动指挥部”参谋部成员。其间，他业绩不凡，很快晋升为少校，成为“乌吉达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1960年，被派往阿、马里边境工作，成功地阻止了法国将阿南部撒哈拉分裂出去的阴谋。1961年秘密赴法，与关押在法狱中的本·贝拉等人进行联系，谋求独立后政权建设。1962年停战后，他担任了特累姆森省代省长和制宪议会议员，参与阿独立后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后又在独立后的第一届政府中担任青年、体育和旅游部长，时年仅25岁。1963年担任国民议会议员和外长，1964年进入民阵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1965年“6·19”政变后成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外长，一直处在阿政权的核心之中。
布特弗利卡是不可多得的外交能手和治国良才。他担任阿尔及利亚外长长达16年之久，参与制定并坚决执行阿的积极不结盟外交政策。他维护民族独立、坚定地支持非洲各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提高阿国际地位，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和不结盟国家中的地位做出了重大贡献。1974年担任第二十九届联大主席，以及此后担任第六届特别联大主席时，他成功地使联大通过了接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驱逐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决议。他也参与阿国内政策的制定，是布迈丁总统的得力助手，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接班人之一。
后来阴差阳错，与总统宝座失之交臂。1979年在民阵四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同年3月出任总统部长级顾问，1989年在民阵特大上再次当选中央委员。1992年，当时的最高国务委员会就曾有意任命他为最高国务委员会部长级顾问或阿常驻联合国代表，均被他婉言谢绝；1994年还曾建议他出任国家元首，终因在治国方略上存在歧见未成为事实。
布执政后，在治国方面提出一些新的思路，使阿政治耳目一新。首先，他把实现国内和平与安宁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以超常速度制定和通过了《全国和解法》。经过半年的实施，《和解法》深入人心，大批恐怖团伙人员走出丛林，重新融入社会，使阿的恐怖活动大为减少；他进而又实现了阿各派政治力量的和解，形成前所未有的合力。与此同时，他又进行整顿吏治，清除腐败的工作，并着手进行司法、教育、经济等各方面的改革。他上台后的另一工作重点是致力于恢复阿在国际上的尊严，他利用参加国际论坛和第五十四届联大，以及接受国内外记者采访之机，宣传他的国内和解政策和对外开放合作政策，恢复阿的国际形象。1999年7月12—14日，阿成功地举办了第三十五届非统首脑会议，创造了与会首脑数量之最。布当选非统执行主席后，派遣特使调解埃、厄冲突和刚果（金）内战等非洲热点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布坚持原则，但又不失灵活，思想开放，勇于公开反对西方的新干涉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同时又敢于冲破一些禁区，1999年7月在摩洛哥前国王哈桑的葬礼上，在大庭广众之下同以色列总理握手并交谈，成为阿第一位与以色列领导人接触的总统。
布虽未上过大学，但博古通今，系自学成才的典型。他思路敏捷，十分健谈。美副国务卿英迪克和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康德苏访阿时，他曾与他们分别会谈长达7个小时和6个小时。他为人坦诚，讲话幽默，当法国记者问他“作为一位小个子总统如何领导一个大国家”时，他当即表示他比拿破仑还高5厘米。在平常的讲话中更是旁征博引，对历史、典故信手拈来。他工作刻苦勤奋，有时从早晨8时一直工作到午夜。就职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向国内外记者及公众发表了100多篇讲话和答问。他作风深入，在竞选及宣传《全国和解法》过程中，足迹遍及全国半数省份。他每到一地都向群众发表长篇讲话，并与群众对话，是阿独立以来走访外地最多、对群众讲话最多的一位总统。他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为实现全国和解，亲赴本·贝拉私宅探望这位政坛耆老，并向其授勋，恢复名誉。布生活简朴，外出轻车简从，当选总统后不住总统府，仍住在其自1965年就住的私宅内，甚至不带警卫去休养地探望其母。
他兴趣广泛，喜欢下棋，玩阿尔及利亚纸牌，并爱好绘画和古典音乐，特别喜爱阿女歌唱家瓦赫达和法籍犹太歌唱家马西亚斯（出生于阿东部君士坦丁市）的演唱。（附图片）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游克里姆林宫
刘万有
举世闻名的克里姆林宫坐落于莫斯科市内。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建筑群和政治中心。它一面临莫斯科河，一面接宽广的红场，三者互为衬托，显得格外壮丽。
克里姆林宫始建于1156年伊凡三世统治时期，初为木墙，1367年改为石墙。15世纪的砖砌宫墙周长2.5公里，高约3至6米，厚约1至3米，全由赭红色砖块砌成。宫墙外有城壕和雉堞与城市其他区域分开，宫墙四周有塔楼15座，有高的、有矮的，有圆形的，有椭圆形的，有四角形的，也有十六角形的；其中有5座巨大的城门塔楼和炮塔（箭楼）最为显著。特别是斯巴斯基钟塔是主塔，也是主要大门楼，位于列宁陵墓后侧、红场南端。它高67.3米，平面呈方形，系石砌。原作防御之用，1491年改为炮楼。16世纪安装了第一个时钟，每15分钟报时一次；1628年上部改为多层天幕式结构，17世纪建塔尖，1937年在塔尖上安装直径6米的红水晶石和玛瑙石的五角星，每颗重达1吨。由于每颗星都装在轴承上，所以风吹的时候，五角星就随风转动。白天，五角星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金光闪闪；夜晚，五角星里面的电灯光照射着红宝石，光彩夺目，常被认作莫斯科的标志。中央教堂广场上有15至16世纪建成的圣母升天教堂、天使教堂、报喜教堂，伊凡大帝钟楼和用多棱形石头砌成的多棱宫，还有金碧辉煌的乌斯宾斯基大教堂和装饰精美的斯巴斯卡雅塔楼等等。1505年起又修建了伊凡大帝钟楼，它高75米，为克里姆林宫最高建筑，是那时莫斯科的瞭望台和信号台。原为悬挂世界钟王“沙皇钟”而建，内有22个大钟，30多个小钟，最大的“沙皇钟”由青铜铸造，重达201吨，直径6.6米，高6.14米，上面有浮雕、人像和题字，据说钟声可传至50公里外。但是这个钟始终未挂上去。又可惜在二战时被德国炮弹击下一块钟片，坐守原地。1788年参议院大厦（今政府大楼）竣工。19世纪40年代建成克里姆林宫大厦。在克里姆林宫墙内，不同风格的宫殿、教堂和亭台楼阁，雕刻精致，富丽堂皇，是当今世界上最优美的古代建筑群之一。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意大利风琴上长城
本报记者 史克栋 张磊
提起风琴，人们自然会想到通常熟悉的手风琴、脚踏式风琴，可意大利艺术家路易齐·贝拉迪这次带到长城上的风琴与这些传统的乐器完全不同，它们是由自然风吹奏的风琴，可谓真正意义上的风琴。
日前，记者应邀参加了意大利艺术家贝拉迪“百个风琴与长城”艺术活动的开幕式。这次活动选择在象征着中华民族文明的万里长城的龙头，秦皇岛角山段。来到角山长城入口处，远远望去，只见蜿蜒起伏于高山峻岭的长城上，整齐地竖立了一排别致的白色木竿（见右下图）。原来这些木竿都是大竹竿，由两根麻绳绑缚在长城的城垛上，在竿子的上端悬挂着一个金字塔形的小木盒（共鸣箱）。沿着城垛前行，只听见耳边飘来自然风拨弄琴弦时发出不同旋律的嗡鸣声。贴近竹竿时，声音更为真切。风力的变化使旋律时紧时缓，地势的起伏使声音时高时低。那声响时而像万马奔腾，时而像潺潺流水。
贝拉迪年近半百，1951年出生在意大利北部亚得里亚海边的腊文纳城。70年代投身于艺术。80年代在尝试了绘画和雕塑之后，步入了为大自然创造和谐的工作上来。20年来，一直探索利用风能为大自然配乐的工作。他的足迹已经走遍了意大利的山山水水。贝拉迪告诉我们，他这是第一次来中国，圆了他多年的一个梦。这次选择了角山长城主要是因为这里是长城的龙头，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贝拉迪告诉记者，这次活动所用材料大部分是就地取材。100根竹竿全部来自中国的湖南省，每根长约6米，直径10—15厘米。竹竿依城垛而立，间隔约6米，随着坡度陡势加大，竹竿距离逐渐缩小。他只是从意大利带来了100个共鸣箱，这种三角形的共鸣箱是用橡木、松木和杉木三种木板粘合而成的。这些材料十分灵敏，它们可以根据来自不同方向的风演奏出丰富多彩的乐曲来。
我们一边拾级而上，奔向第一个烽火台，一边欣赏这独特的音乐，风琴持续不断地发出时高时低的嗡鸣声，我们以为这是随着风力的大小而变得时强时弱。贝拉迪告诉我们，风琴的声音与风力的大小有关，但不是成正比的，而是正好相反：风力大时，便有自然的风声，因此不需要再有任何的配音，相反风力小时却需要配上柔和音乐，这就是他的共鸣箱的作用。站在雄伟的长城上向四周望去，山峦起伏，四处一片郁郁葱葱，长城的瑰丽与耳边的旋律使视觉与听觉的享受融为了一体。
据介绍，贝拉迪为能更好地向中国人民展示他的艺术品，提前半个月就来到角山长城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做准备工作。在几位中国艺术家和当地政府、居民的帮助下，不损坏长城的一砖一石，成功地完成了他的艺术创作，贝拉迪成为第一个将个人的装置安放在长城上的外国人。短短的两个星期给贝拉迪等艺术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通过形体语言相互交流，特别是角山小村庄的两位当地手工艺人和村民，在风琴的安装过程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村庄里的孩子们也常常围着看热闹，并为他们“出谋划策”，还用剩下的材料制作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几位艺术家非常欣赏孩子们的“杰作”。
最后，贝拉迪告诉记者，在整个艺术制作过程中，他领略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他希望自己“微不足道”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显现长城的魅力。他表示，在长城上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开拓了他在艺术领域里的思路，现在他已经开始尝试在贝壳里装共鸣箱，在沙漠里搞试验。
意大利艺术家贝拉迪将自己设计的风琴安置在长城上.。
罗永进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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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边老人
杨叙
在丹麦住的那阵子，我们常爱去海边散步。
丹麦是一个小小的岛国，站在哥本哈根的任何地方距离海都不会超过15公里。我们住宅区的东面就是蔚蓝的海，信步而行，总能和海相遇。
傍晚，我们常选择捷径，径直向东行到海边。一来近，二来这里有一片极富异国情调的木屋别墅。丹麦的房子追求设计新颖，互不雷同，这里却是一式的二层小楼，褐色的原木，攀缘而上的青藤，只有每家门前院落里盛开的鲜花不同。郁金香、玫瑰花，还有各色叫不出名字的花，在茵茵绿草中争奇斗艳。
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一处养老院。如此富于浪漫气息的养老院，我不由得惊叹。看来，丹麦的老人是幸运的。丹麦的人口约为525万，65岁以上的老人占15.8％，比欧盟国家的平均数字还高。丹麦政府因之把老年福利作为社会保障政策的重要内容。
丹麦实行养老金制度，每个年满67岁的老人都可以领取养老金。孤寡老人、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没有其他收入的老人，还可以再申请额外津贴。一年下来，领取七八万丹麦克朗应该没有问题，折合人民币10万元左右。这样还嫌不够，丹麦还推出了其他半政府养老金方案和私人养老金方案，并对老人实行各种优惠政策，诸如公共交通优惠及免费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等。
67岁是丹麦法定的退休年龄。1995年以后，又实行了弹性退休方案，就是从60岁开始可以逐渐减少工作时间，每周少上几个小时的班，损失的收入由政府发放养老津贴补偿。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老人调整心理，逐渐适应赋闲在家的生活，以避免冷不丁退休带来的健康问题和社会问题。
医疗护理不言而喻是最基本的老年保障。丹麦各市政府都有专门的医疗服务机构，24小时昼夜服务，各社区都建立了家庭呼叫系统，由市政府聘用的护士和家庭服务人员昼夜值班。平日里，老人和其他公民一样，选择一位固定的医生看病。这位医生了解病人的身体状况和既往病史，需要时，他才把病人介绍到专科医院去看病。老年人接受这些医疗服务全部免费。
接下来就是住房保障了。丹麦订立了专门的老人住房法案，老人的住房由各市政府统一修建和管理。这些住房有提供医疗服务的疗养院，有供给伙食和佣工服务的公寓，也有附设了餐厅和娱乐中心的养老院。丹麦的各式老人住房星罗棋布，海边上的这家养老院便是其中一座。
我们常常到海滨木屋养老院旁边去散步。走过幽静的小道，绕过别墅间那座窗明几净吐着鲜花芬芳的餐厅，就能看到大海，也看到在海边漫步的老人，欣赏他们浑身散发出来的古风古韵，赞叹他们相拥相携时纯真烂漫的情怀。每当这个时候，我会想，人变老了又有什么，如果能成为这样的老人，那该多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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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印度过“狂欢节”
熊陶
去年，我有幸随爸妈去印度学习生活了一年。我所在的学校是印度首都新德里最有名的公共贵族学校，在该校六年级K班学习。一年的学习生活有许多难以忘怀的事，与印度同学一起过洒红节就是其一。
过节的头一天，印度朋友就告诉我，洒红节（又叫霍利节），不仅是印度教徒最重要的节日，也是印度全国性的节日。关于洒红节的由来，说法很多，但较流行的说法是：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赫尔拉西布的国王暴虐无道，谁和他意见不同，就会受到惩罚。小王子普拉赫德曼是个正直勇敢的少年，他反对父王的专横统治，因而遭到国王的折磨和暗算。吉人自有天助，王子每次都能绝处逢生，使国王的阴谋破产。最后，国王让妹妹霍利迦（不怕火烧）抱住小王子跳进火中，满以为这次一定会把小王子除掉。没想到大神毗湿奴暗中保护小王子，反而让不怕火的霍利迦被烧成灰烬，而小王子却安然无恙。当他从灰烬中站起时，人们欣喜万分，纷纷向他泼洒掺上红粉的水以示敬意。后来，小王子在人们的拥戴下成为国王。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印度人民每年都要过一次洒红节。
过节那天上午，我们中学照样上课。可是刚一放学，同学们就纷纷从书包里拿出事前准备好的各种颜色的粉末，互相抛洒，大声尖叫，尽情取乐。我的好朋友拉吉夫和撒米特为了“保护”我这个外国小孩，来到我身边，一左一右，当起了我的“保镖”。别的同学可不管这些，他们照样向我们抛洒、喊叫，我们反而成了被抛洒的重点对象。更有意思的是，平时一直很调皮的阿西斯全身湿淋淋地跑来对我说，数学老师找我有事，让我赶快去。我正纳闷：都放学了，且又是节日，还有什么事找我呢？可阿西斯不由分说，拉着我就走。我的两位“保镖”也只好跟着。没想到刚一出门，就被一大群埋伏在门后的同学洒了个正着。当我意识到中计时，早已被他们的各种颜色的粉末洒满了衬衣、裤子、脖领——我的两位好友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们只好让别的同学住手，并一左一右地“保护”我出校门。由于我是外国小孩，特别惹眼。一路上，大家总是既好奇又兴奋地要往我身上抛洒。尽管二位“保镖”尽职尽力，东拼西挡，但总归是无济于事。我们个个头上、脸上、身上，到处都是赤橙黄绿青蓝紫，早已是面目全非了，白衬衣也变成了“星条旗”——后来我提议，既然已成这样，还不如索性玩个痛快。他俩马上表示同意。于是，我们也合伙到校门口的小摊上去买了十几包各种颜色的粉末。他俩分给我五包。就这样，我们又“冲杀”了回去。那滑稽可笑又热闹非凡的场面，就可想而知了。
回到家里，虽然一副落败和凌乱不堪的样子，却久久难以平息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听爸妈讲，他们这天在尼赫鲁大学也遭遇了同样的经历。爸妈讲，大学生们过洒红节的狂热劲比起中学生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仅是用粉末洒，还要将粉末兑成水，用器皿舀起来进行泼洒，那场面，很像中国云南傣族的“泼水节”。有时候，他们干脆直接将彩粉往人们的头上、脸上涂抹，互相看着人鬼不分的样子，都禁不住要捧腹大笑。爸妈告诉我，印度人每逢过洒红节这天，可以打破种姓、性别和宗教的限制，不管是否认识，都可以互洒彩粉，甚至可以用盛满各种颜色的水向对方泼洒。有些地方，男女老少，个个参与，人们互相嬉戏、对骂，甚至说些难听的下流话，但人们毫不介意，照样洒红取乐，载歌载舞，尽情狂欢。这情景，这场面，简直同巴西的“狂欢节”相似。因此说，洒红节，准确地说，应该算是印度式的“狂欢节”。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世界建筑一瞥
图为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垃圾处理厂。
姜四全摄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人情之别
边芹
初到法国，你会对一种现象感到不解，甚至颇受刺激。法国人中父母与子女、夫妻、兄弟姐妹之间，在经济上是分得很清的。兄弟多年不见，在一起吃顿饭，饭后结账时，兄弟俩平平静静地算账，一分一厘都要分清。甚至夫妻之间的经济，也是各自独立。跟一对夫妻一块出游时，见他们汽油费也是你付一次，我付一次。喝两杯十来个法郎的咖啡，也是这样轮付，或干脆各付各的。情归情，物归物，法国人好像从来不混淆这个界限似的。
遇到这种场合，我们中国人便感到很尴尬。这与中国人历来提倡“不分你我”形成了强烈对比。中国人请客吃饭，菜做很多（但浪费也缘此而来）。然而热情之盛，往往无形中提醒你，他是主，你是客；在“别客气，别客气”的关照声中，客气还是必不可少的。法国人请你吃饭，若在饭店，你自己点你要吃的菜，要讲客气，最多是别点太贵的菜；若在家里，因为是分餐，你对自己盘中物负责，也没有什么客气好讲。一般他们不会特地为你做很多菜，请你主要是与你共度一个晚上，聊一聊，吃饭在其次。而中国人被邀请去吃饭，往往就是去吃的，主人若不多做菜，做好菜，立刻便有不热情或不诚心之嫌。因此中国人家里要来个亲朋好友，主人往往不厌其烦，而法国主妇则必在客人到之前已打扮得光光鲜鲜。中国人若请客下馆子，菜非得有个十道八道，让人望而生畏。法国人若请你去他家里过周末，不是靠盛情，而是不把你当客人，他吃什么，你吃什么，他也不会放下自己的事，专门来陪你，顶多说一句“别客气，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于是主人自己就按原定计划，该上教堂的上教堂，该打网球的打网球，留下你一个人面对四壁，想干什么干什么。不习惯的中国人，往往感到法国人不热情。
在法国人那里，你确实有人情淡漠之感。最令人受不了的是，法国人不事先预约就不能随意见面。当我痛苦时需要与朋友谈谈、当我快乐时想与朋友分享，对不起，要预约。可我怎么知道我何时痛苦何时快乐呢？在中国人那里，你又会为时时刻刻被人打扰而烦恼。电话可以随时打到你家，不管早晚，有的只是为了问一个电话号码，还不愿自报家门；人人都可以随时敲门入室，而不管你是否有见客的心情。
两种传统习惯也很难说孰优孰劣，要看你的性格偏好哪一种。总的来说，生活在中国，人情太累。你总是从一个圈子到另一个圈子，有时你感到有压力，但客观地说，你也时时都受到某种保护；生活在法国，总有一种孤零零的感觉。在世界与你之间，没有了那些墙，你独自面对世界，倒也坦荡自由，但无所依傍将终身陪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