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热点研究
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特区
□俞可平
海外学者从中国经济特区创办伊始，就对特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经过20年的积累，其研究成果已相当可观。对中国经济特区的研究，已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领域。概而言之，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特区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中国经济特区的特点。海外学者看到，与世界上业已存在的各种经济特区相比，中国的特区有其明显的特点。首先，世界上其他经济特区几乎都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设立的，而中国的经济特区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政府允许在经济特区采取一些灵活和特殊的经济政策，但不允许有政治上的特殊之处。采取特殊的经济政策，其目的不是为了引入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有学者把中国经济特区的这一本质特点概括为：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其次，与其他国家（地区）的特区相比，中国的经济特区具有更大的综合性。中国的经济特区不是单纯的出口加工区、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但上述这几类特区的功能在中国的经济特区中又不同程度地同时存在。再次，中国的经济特区有着特殊的地缘政治学意义。例如，深圳靠近香港，珠海与澳门毗邻，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这些经济特区的设立除了经济原因，也不无政治方面的考虑。
中国为什么要设立经济特区。一般地说，设立经济特区主要是为了吸引国外的资本，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等。海外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创办经济特区，除了上述一般原因，还应加上以下几点：第一，通过特区向内地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第二，进行市场经济的试验。第三，开发区域经济，通过经济特区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第四，吸引海外华人华侨资本。第五，促进祖国统一。实现香港、澳门的早日回归和海峡两岸的早日统一，是中国政府始终不渝的目标，在深圳、珠海和厦门等地设立经济特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服务于祖国统一这一大目标出发的。
特区对于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首先，经济特区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场。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是前无古人的创新，先在经济特区进行试验，取得经验后再向全国推广，这对减少体制转换风险，稳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其次，经济特区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窗口。特区不仅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吸引国外资本、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获取信息等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而且在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改革分配体制等方面也同样是表率。因此，经济特区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也是国内改革的窗口。再次，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急先锋。如果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那么中国的对外开放则是从经济特区开始的。特区经济的成功，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最后，经济特区直接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增长。特区经济是全国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的快速增长作出了直接贡献。
特区的未来发展。许多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特区在政策优势减弱后将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制度创新来保持发展优势。第二，特区的产业结构将作重大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转移到内地，技术密集型产业将得到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将成为今后特区经济发展的支柱。第三，在继续引进外资的同时，将加大“内联”的力度，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特区的内地独资企业或内地控股的合资企业将增加，同时特区将更多地为内地代办进出口业务；二是在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向内地扩展，区域合作的重点将由内地向特区投资转为特区向内地投资。第四，特区的战略重心将由出口加工区转为建设综合性现代化城市，港澳台与经济特区的“前店后厂”关系将发生改变，深圳等特区的“厂”的角色即作为香港等地的生产基地的角色，将日益让位于综合服务基地的角色。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1979年，全国财政支出为1281亿元，到1999年已增加到14824亿元（预算数），20年间增加了10．6倍。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却从1979年的31．2％，下滑到1999年的13．9％。怎样才能走出财政收支的困境？从根本上看，出路在于重构财政运行机制，实行公共财政。
市场经济体制与公共财政框架
□高培勇
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
公共财政是指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财政收支活动模式。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建设财政”模式相比，公共财政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相对于带有事无巨细、包揽一切特点的“生产建设财政”的职能范围而言，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的。所谓社会公共需要，相对于私人个别需要而言，它是指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提出的需要。相比之下，其突出的特征在于：一是整体性，它由所有社会成员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提出，或者说大家都需要，而不是由哪一个或哪一些社会成员单独或分别提出。二是集中性，它要由整个社会集中执行和组织。三是强制性，它只能依托政治权力、运用强制性的手段，而不能依托个人意愿、通过市场交换行为来实现。社会公共需要实质就是不能通过市场得到满足或者通过市场解决不能令人满意的需要。据此界定的具有代表性的财政职能事项包括：
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公共物品和服务是典型的用于社会公共需要的物品和服务。对于这类物品和服务，企业不愿也没有能力生产，而必须由政府担当起提供的责任。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公路修建等等便是这类物品和服务的突出代表。
调节收入分配。一般而言，决定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因素，一是每个人所能提供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的数量，二是这些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由于人们所拥有（或继承）的生产要素是有差别的，因而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往往高低悬殊，客观上需要社会有一种有助于实现公平目标的再分配机制。在市场机制的框架内，不存在这样的再分配机制。所以，只有借助于非市场方式———政府以财政手段———去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上的高低悬殊现象。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自发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自行趋向于经济的稳定增长，由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不协调导致的经济波动经常发生。因此，需要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手段有意识地影响、调节经济，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均衡地向前发展。其中，通过适时调整的财政政策手段来维系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大致平衡，便是政府所掌握和运用的重要经济政策手段之一。
第二，立足于非赢利性。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所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企业，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其行为的动机是利润最大化，它要通过参与市场竞争实现牟利的目的。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其行为的动机不是也不能是为了取得相应的报偿或盈利，而只能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己任。表现在财政收支模式上，就是财政收入的取得要建立在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筹措资金的基础上；财政支出的安排要始终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宗旨。
第三，收支行为规范化。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建设财政”有所不同，公共财政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基本着眼点，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不但财政收入要来自社会成员的缴纳，财政支出要用于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事项，而且财政收支出现差额所带来的成本和效益，最终仍要落到社会成员的身上。所以，社会成员对于公共财政的运用有着强烈的监督意识，从而要求和决定着政府财政收支行为必须规范化。具体表现为：
以法制为基础。财政收入的方式和数量以及财政支出的去向和规模的确定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无论哪一类项目、哪一类性质的支出，都必须依据既有的制度来安排。
全部政府收支进预算。政府预算不仅是政府的年度财政收支计划，而且是财政收支活动接受立法机关和社会成员监督的重要途径。通过政府预算的编制、审查、执行和决算，可以使政府的收支行为从头到尾处于立法机关和社会成员的监督之下，不允许有不受监督、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政府收支。
财政税务部门总揽政府收支。所有的政府收支完全归口由财政税务部门管理，即便出于工作便利的考虑，把某些特殊形式的收入，如关税、规费交由特定的政府职能部门收取，也是一种在“收支两条线”前提下的“代收”、“代征”。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切断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执法同其经费供给之间的直接联系，避免“以权谋钱、以权换钱”等腐败行为的滋生。
需要澄清的几种认识
公共财政不等于吃饭财政。将公共财政简单地等同于吃饭财政或理解为财政要从建设领域完全退出，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然而，若以净资本形成为标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无建设性支出的财政。相反，各种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历来都是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代表，通常都要纳入社会公共需要的范围，或由政府直接出资兴办，或在政府出资占大头儿的基础上吸收部分民间资金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兴办。公共财政并非不搞建设，只是建设性支出的安排要始终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我们需要调整的是使那些不属于或不可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建设性支出项目逐步退出财政支出的范围，以保证那些属于或可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建设性支出项目的资金供给。
公共财政并不意味着不搞甚或取消国有经济。有关公共财政的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公共财政就是不再投资兴办国有经济。其实，同建设性支出的性质相似，财政对国有经济的投资，从根本上说也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途径之一。各国的经验表明，在公共财政的框架内，政府既可以通过直接的公务活动来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也可以通过投资于国有经济来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同生产建设财政相比，公共财政投资国有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都要始终立足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社会公共需要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把社会公共需要的内容看作一成不变的，甚至机械地列举哪些项目是社会公共需要，哪些项目就不是社会公共需要，也是目前围绕公共财政产生的一种误解。从理论上讲，社会公共需要可以分作三个不同的层次，不同社会公共需要的性质有所不同：一是政府保证履行其职能的需要，诸如国防、外交、司法、公安、行政管理以及基础教育、卫生保健、基础科研和环境保护等。二是介乎社会公共需要和私人个别需要之间，在性质上难以严格区分而常常要由政府部门给予满足的一些需要，如高等教育、社会保障、价格补贴等。三是大型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甚至包括基础产业，如邮政、电讯、民航、铁路、电力等。可以看出，除了第一层次的社会公共需要属于典型的公共需要、具有相对固定的性质之外，其余两个层次的社会公共需要（甚至包括第一层次的某些需要）则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国情背景下有不同的表现。比如，在西方，按照古典学派的说法，宏观调控、收入分配就不属于社会公共需要之列；而到了凯恩斯主义时代，它们便成了社会公共需要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再比如，在中国现时国情背景下，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事关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它便属于必不可少的社会公共需要内容而必须加以满足。所以，对于社会公共需要以及由此界定的公共财政支出范围，不能机械地去理解，而应置之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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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清史研究的新拓展
——第九届国际清史研讨会述要
□朱成
由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单位举办的第九届国际清史研讨会暨故宫博物院75周年纪念日前在北京举行。来自中、韩、日、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英、美等国家的10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近20年来，清史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一个显著标志是，其研究已经超越了以往以政治、经济为主要研究领域的传统思路，在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科技、宗教、中外交流、文献、民俗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了反映近年来清史研究的新特点，展示清代文化研究的成果，这次会议以清代文化为研讨的主题；同时，为促进历史学界和博物馆界的交流、合作，这次会议又与故宫博物院建院75周年纪念结合进行。概括起来，这次会议对以下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满族作为山海关外一个弱小民族为什么能把握明清之际的历史走向，进而主宰华夏大地？与会者通过深入系统的分析，基本达成以下共识：是多元因素综合导引的结果，而其中满族的精神凝聚力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正如清史专家戴逸在发言中指出的，满族兴起时只有6万至7万人，入关时也只有60万兵力，而明朝有近1亿人口，但满族统治者能团结蒙族力量，学习汉民族先进文化，依靠骑射尚武最终打败了明朝这个庞然大物。满族夺取胜利所依靠的主要是精神力量，他们朝气蓬勃，有生气。如果是一个腐败的群体，是决不会取胜的。
清朝是中国封建文明发展的最后阶段，但对“康乾盛世”又该如何看待？围绕“康乾盛世”，历来歧见甚多。很多学者认为，“康乾盛世”是封建文明的鼎盛时期，应充分肯定；但有一些学者对比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认为“盛世”之说过于勉强，是部分学者“捧”出来的。一位专家在论文中指出，18世纪的康雍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正滑向衰世凄凉。可当时中国没有人能够认识到这一历史真相，只有岁月推移，迷雾消散，矛盾激化，百孔千疮才逐渐暴露，历史的悲剧只有在悲剧造成以后过了很长时间，人们才会逐渐感到切肤之痛。
治史者都强调历史具有镜鉴作用，这次会议对清朝中期出现的奢靡社会风气和道德观念变化的分析阐述，成为这方面的一种典型表述。学者们认为应以当时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作为正常消费与奢靡的区分标准，进而联系实际，呼吁倡导勤俭、朴素的社会风尚，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清史与文博艺术研究相融合。这是这次会议的一大特色，其中有些成果令人耳目一新。与会者对清代工艺、民俗等方面的探讨，具有开拓性的价值。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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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人口论坛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由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经济时报社主办的“基本国策·人口论坛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珮云出席了研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在人口理论领域进行了拨乱反正，党的十二大又把实行计划生育列为我国的第一个基本国策。此后，我国的人口控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人口科学研究、人口文化、教育、新闻出版事业等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这次研讨会回顾了我国贯彻落实人口基本国策走过的路程；对如何更好地解决21世纪中国的人口问题，发展人口科学研究和各项人口事业进行了探讨。 （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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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经济全球化学术报告会举行
本报讯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经济全球化与当代世界格局”国际学术报告会，日前在京举行。
中外学者围绕经济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与美国霸权，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其历史进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困境、难题，南北关系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对策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和交流，加深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扩大了共识。
（张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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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可持续发展要求统计创新
李成瑞在《关于可持续发展统计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对统计实践和理论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我国在统计改革中，将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物质平衡体系（MPS）逐步改变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采用了与国际接轨的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核心指标的一系列新的核算方法。这套方法在我国经济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未能反映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和资源耗减，有局限性，甚至客观上会助长片面追求速度、先污染后治理的倾向。因此，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行的核算制度，研究建立可持续发展统计理论和方法，把人口、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各方面的变化情况都纳入社会经济核算体系，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及时准确的统计监测数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自《经济学动态》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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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真理的实践形态
董玉整、董莉在《论真理的实践形态》一文中指出，真理的实践形态，是真理存在和发展的必然形态。所谓真理的实践形态，指的是在实践活动中，真理以其对实践活动的观念规定而表现为一定的矛盾运动，以实践的形态存在着。一、真理的实践形态是实践者掌握着的真理，是系统而不是零碎、确定而不是任意、本质而不是形式、辩证而不是绝对的掌握。二、真理的实践形态是实践者实践着的真理，因为真理确定实践者的立场和态度，形成实践者的实践理念，提供实践者的实践标准。三、真理的实践形态是实践者检验着的真理，检验真理的层次、真理的阀域、真理的价值。四、真理的实践形态是实践者发展着的真理。在实践中，实践者坚定真理的信念、发现真理的矛盾、探索真理的路径。
（摘自《学术研究》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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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外的贸易组织创新及启示
□郭守亭
贸易组织创新是贸易企业经营、管理等创新的基础。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市场状况及流通产业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无论快速发展的工农业生产，还是急剧变化的市场形势，都在呼唤着贸易组织的创新。总结国外贸易组织创新中的一些特点，可以为我国的贸易组织创新提供借鉴。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组织创新明显地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当经济处于低潮甚至危机中时，人们的收入减少，购买力明显减弱，这时，往往会产生适应这种低购买力水平的贸易组织形式。例如，1929年美国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购买力下降，低成本、快周转、低售价的超级市场便应运而生。5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较快，为适应顾客对购物的多层次需求，集百货店、超市、餐饮、娱乐为一体的购物中心随之出现并发展起来。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滞胀”，此时出现的仓储式销售再一次以价格优势赢得顾客。西方许多发达国家贸易组织的创新也大体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我国，尽管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但商品价格仍是大多数消费者购买商品的首要决定因素。因此，贸易企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组织创新的重点仍应是降低经营成本、降低商品售价。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组织创新，也基本上体现了这一趋势。
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及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促进了贸易组织的调整和变革。韩国综合商社的产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70年代，韩国政府实行了强烈刺激出口的制度，出口增长较快，但对外贸易企业数量激增又导致海外出口市场残酷的自相残杀。因此，韩国政府挑选了一批出口金额大、产品种类多、海外网点多、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成立了综合商社，有效地扭转了外贸领域的混乱局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额大幅上升，外贸依存度不断增大，但外贸领域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无序状态，损害了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利益。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入世”的临近，进行贸易组织创新应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不断适应消费者需求是贸易组织创新的永恒主题。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消费习惯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为满足顾客的特殊需求或满足特定对象的需求，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千姿百态的贸易组织形式，如补缺商店、样本商店、触摸商店等。
科技的迅速发展和科技成果在流通领域的应用，是促进贸易组织不断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逐步实现了销售、管理信息的计算机化。在我国，高科技成果在流通中的应用尽管不像西方国家那么普遍，但已显示出对贸易组织形式的重大影响，例如建立在先进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基础上的连锁店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出现等。促进和引导它们健康、规范的发展已成为我国流通领域的新课题。
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贸易组织创新的条件和环境，如果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认真对待，必将迎来贸易组织形式的新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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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点
国民素质与产品质量
□刘长明
名优产品是提高国民素质进而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物质和文化力量。名优产品不仅可反映国民的高素质，而且能在更高的起点上进一步再造国民素质。
有利于净化竞争环境，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名牌、优质产品的价值会得到社会最大程度的认可，其个别劳动可以迅速转化为社会劳动。名优产品还会带来无形资产的增值。名优效应会产生巨大的导向力量，规范国民的经济行为，正确引导国民的竞争心理。
能够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名优产品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产品，而且体现了一种关爱消费者、关爱社会、关爱自然的人文精神，具有这种人文精神的经济必然具有巨大的可持续发展潜力。一般说来，名优产品总是与集约型增长方式相联系、通过低耗高效的方式生产出来的，因而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的。因此，名优产品的普及，必然能够有力地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为高尚道德的弘扬和人文素养的提高奠定厚实的基础。生产名优产品的国民，必定也是真善美的追求者和实践者，名优产品是国民在经济领域追求真善美的结果。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名优产品是真善美在经济领域的物质承担者。当生产名优产品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追求目标时，经济发展的人文环境就会得到极大改善，社会道德风尚就会得到提高。
假冒伪劣品是诱致国民素质下降的可怕陷阱。它不仅能折射出生产经营者的低素质，而且还是国民素质进一步下降的诱导因素。
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现象导致并加剧经济领域的不正当竞争。守法的人致富一般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时是漫长的和不确定的，而不守法的制售假冒伪劣品的人常常能瞬间致富，如果放任这种局面，就会对人的公德意识和竞争心理起到极为恶劣的导向作用。
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现象必然削弱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生活会因假冒伪劣品的侵蚀而变得混乱无序，而无序的、带有较强投机色彩的经济是不可持续的。一般说来，假冒伪劣品总是与不可持续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相联系。连自己的同类都欺骗的道德沦丧、人文关怀严重缺失的人自然不会关爱自然，必定是极不负责任的生产主体，也不可能有代际平等理念。
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现象所必然造成的道德沦丧和人文关怀的缺失，将使人类文明面临极为险恶的人文环境。当人们为赚取金钱而不择手段时，当人们以假为真、以恶为善、以丑为美时，是非观念就会颠倒，人之为人的人文特征就会被吞噬。假冒伪劣品的制售者，必定也是恶、丑的兜售者。同时，经济领域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现象必然渗透到精神文化领域，使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严重错位。
努力形成国民素质与产品质量的良性互动。既然人是生产的主体，既然在构成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人是最重要最活跃的，既然人的素质是产品质量的决定性因素，那么，要提高产品质量，就必须先提高生产产品的人的素质。反过来，产品质量的优劣又能影响和再造国民素质，提高产品质量是提高国民素质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必须努力形成国民素质与产品质量的良性互动机制，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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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是邹韬奋诞辰105周年。图为上海邹韬奋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