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门子与厨子
章仲锷
记得以前曾看过一出京剧《打严嵩》，说的是明代嘉靖年间御史邹应龙，为参奏权相严嵩，机智地去严府与之较量，用计赚得严嵩挨打的故事。剧中邹欲进严府，先与门子（门房）打交道，就很有意思。那个门子自称“宰相门前五品官”，对邹百般刁难，气焰熏天。得罪这个门子，等于失去“门子”（进身之阶），所以他敢公然索贿要红包。不难想见，他对朝廷要员（御史相当于今天高检的检察官）尚且如此，对一般官吏或平民百姓又该如何呢？这是封建时代的普遍现象，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清朝的贪官之最和珅被抄家时，连其奴仆（管家）的财产也相当惊人。
前几天看某省新闻，有一条报道说某地的国道被断绝交通七小时，堵塞的车子上千辆，只为惹恼了一位回老家的该省省委办公厅的炊事员，是他无理取闹所致。这一事件让人震惊，一个厨子只因供职于省委，便有如此威风，那么，其亲信官员又该如何？党和政府的官员只是人民的公仆，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更无高人一等的资格，如果把自己混同于封建年代的门子而自恃尊贵，便炙手可热，无法无天，不仅可怜，而且可憎，其恶行发人深思，令人警醒，使人顿生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好在该省敢于在传媒上把这件事公开曝光，对肇事者依法拘留，表明有关领导不护短、不遮丑的自审精神和下决心严肃法纪、整饬吏治并置于公众监督之下的清醒态度，应该予以充分肯定。套一句惯用语，却是发自内心的话：它使我们看到了法制趋向健全的“新世纪的曙光”。
由此也可看出，在中国“官本位”和“人治”的痼疾延续了几千年，所谓“朝里有人好做官”，其影响决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和消除的。在老百姓眼里，“官”就意味着权威和财富，可以封妻荫子，哪怕芝麻绿豆大小的官儿，也可以在平民面前作威作福，颐指气使，难怪恁多人对“官”趋之若鹜（既指当官也包括巴结官）。然而，权威也是柄双刃剑，无权不能执法，无威不足以震慑邪佞；但若滥施权威，便会走向反面。最近，河北霸县和河南禹州的枪声，震惊了举国上下。人们在表彰民警在当前打拐、扫黄、禁毒和打击刑事犯罪诸方面丰功伟绩的同时，也不能不为少数败类感到遗憾。恃权合法持枪，却仗势残害无辜，这同封建王朝的自命“口含天宪”，视人命如草芥，把杀戮当儿戏，并无二致。可以说，匡正警风，克服特权思想，已经成为加强公安队伍建设不容忽视的问题。
依法治国，不仅选官用人要依法，考核奖惩干部更要依法。中国古老的格言往往是两面的，例如，既鄙视“任人唯亲”，又说“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我看最好建制立法，谁举荐的人出了问题也连带负责任、受处分；属下如果违法，上级领导也难逃失察之咎。事实上有些地方已经这样做了，应该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法制健全，民主才有保障，而法制与民主这两翼齐飞了，实现政治昌明，方能企盼有日。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
半掩的门
高凯明
四十三岁的张正亮和三十三岁的周明的骨灰盒，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是中央纪委、广东省委、省纪委……送的雪白的花圈。红色，像是两颗仍在跳动的赤诚之心；白色，像是在说明死者短暂而高洁的人生。
张正亮、周明是省纪委办案人员。在查处大案要案中，他俩曾屡建功劳。此次遇难，便发生在查处一宗要案之中。为此，省纪委决定为他俩追记一等功。
那是一场发生在汕头迎宾馆二号楼的大火。当熊熊的烈焰于凌晨四点多钟将沉睡在三楼的张正亮烤醒时，这个在空军跳了八年的伞、又当了多年的防化营长的纪检干部，此刻完全可以跳窗逃生或实施防火自救。但为了不让房间里的案件调查材料被大火吞噬，他没有选择逃生。住在四楼的周明面对大火，首先想到的同样是保护好案件的调查材料。他以最快的速度将放置案宗的铁皮箱塞进卫生间的洗脸台下，又迅速打开了水龙头……
大火扑灭了，人们发现，张正亮放在床头柜上的手表仍在嘀嗒嘀嗒地走着，周明打开的水龙头还在哗啦哗啦地流着水。当地民众为了表达缅怀之情，在张正亮、周明那被烧焦的遗体前挂出了一面鲜红的锦旗，上书“为民作主，当代包公”！
来到广州空军大院张正亮的家，门没有关，而是半掩着。张正亮的妻子梁云的双眼直直地望着这半掩的门，我们走进屋里，她似乎全然没有察觉。
这是一位还很年轻、也很美的女人，谈起丈夫，依然是悲痛欲绝。她告诉我们，张正亮从部队转业到省纪委工作，报到的第三天便去汕头查案，中间很少回来，就连节假日也不例外（张正亮所在的一室很多同志还不知道他长的什么样）。眼下他不在了，从感情上她无法承认这个事实，总想着丈夫会像往常出差回家一样，就要推门进来。所以，她无法将房门关闭。
梁云讲，张正亮每次出差离开家门，总要在门后面为她留一张纸条。详细交代在他离家的日子里妻子要干什么，包括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就连出门时要关好门窗，关好煤气，下楼后如何横过马路等都在纸条上交代得清清楚楚。梁云说，她在一家幼儿园工作，一年到头早出晚归，根本没法照看儿子，所以，丈夫每次出差前除为她写好要办的事宜贴在门后边，还坚持每天早上六点半钟打电话回家提醒儿子起床，晚上九点半钟督促儿子冲凉睡觉。
来到周明家，我发现他家的门竟同张正亮的家门一样没有关闭，而是半掩着。周明的妻子王华说，婆婆不让把门关上。这时候，坐在一旁的一位瘦小而慈祥的老人向我点头，这便是周明的母亲。
老人夸奖儿子从来都是好样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周明都是班干部，在大学里，是学校学生会主席，并在中学时入团，大学时入党。毕业后开始在检察院工作，去年调省纪委，担负的都是查案工作。
王华说周明有个依偎在母亲怀里同妈妈说悄悄话的习惯。上学时，每当放学回家，便钻进妈妈怀里讲述自己在学校的所见所闻。这也成了母亲的习惯，几天没有儿子在怀里同她聊天，她便会感到寂寞。其实，儿子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让母亲寂寞呀。爸爸去世了，为了不使母亲孤独，周明在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还是坚持把母亲接到身边。每次下班、出差回来，周明仍旧像小时候一样，坐在母亲身边，讲述一天的经历。王华说，就在周明几天前出门时，还硬是赖在母亲身旁不肯走。当时母亲说，都这么大了，还离不开我，有一天，我不在了看你怎么办。眼下，竟是周明先走了……说到这里，婆媳俩又禁不住哭起来。
王华喃喃地说，周明走出家门后，把已关上的门又打开了一半，他学着四岁的女儿的样子，对母亲说，妈妈保重，妈妈“拜拜”！接着还来了一个飞吻动作……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大象书话
瞒书记
蔡勋建
我曾长期以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说的“读书人偷书不算偷，谓之窃”而聊以自慰。偷书谓之窃，那么瞒书呢，算什么呢？
我就有过一次瞒书的亲身经历，至今想来仍为之汗颜。那是六十年代中期，我刚进初中，那是一个“长知识而没书读”的年月，能读的是完全免费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因此，我就像一个饿牢里放出来的饥汉，四处找书读。
我们村里有个张姓地主，这人能写善画，旧社会是书香门第。有一次我发现他家里有一本《鲁迅小说集》，这是一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平装书，可能是张氏常读常翻的缘故，书页严重破损，如鱼牙一般，书纸发黄，且茶渍漫漶，由此可以想见张氏研读此书久矣。
这书确实让我喜爱，封面设计庄重，鲁迅侧塑头像印其上，颇像一枚像章，立体感很强，书中序言前配有几幅鲁迅二三十年代在北京和上海的工作室照片，还有一幅陶元庆先生于1926年为鲁迅先生作的素描像，非常逼真和珍贵。我志在必得，于是，开口向张氏借书，他不同意。那时我虽年少，但心眼儿不少，我看到那时他受管制，头上一顶黑五类的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白天除了老老实实下地干活，晚上还得上治安主任家里毕恭毕敬地汇报自己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的情况。况且，那时候红卫兵盯得紧，对书一类管得严，不定哪天就会给抄家抄走了。因此我对他说，这书让我给你保管一段时间，运动一过我就还给你，放在我贫农家里总比搁在你地主家里安全。我这一招果然灵，他真的把书给了我，还用牛皮纸仔细包好。他一再跟我说，你以后一定要还我。
这书一到我手，我再没还给他。书中的《孔乙己》、《阿Q正传》，我读过几遍，爱不释手，书不久被我打入背包带进了军营，后来又随我回到家乡，还被我盖上了自己的藏书印章，我是不打算履行自己当初的承诺了。
七十年代末，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地方工作后，张氏曾多次向我索要此书，都被我说“在部队里遗失”而瞒过了。他好惋惜好失意，据说后来他因病去世，其后人整理他的遗物时还有我一笔“书账”。
我那时好生纳闷：一个地主分子，何以对一部《鲁迅小说集》情有独钟？然而，我内心深处更是歉疚：书是瞒下了，而且至今保存完好，原模原样，只是多了几处属于我的藏书印章。我所欠下的又岂止是一笔“书账”呢？！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多味斋
豆腐渣片
郜南海
儿时家里每逢过年，都要用小石磨磨几锅豆腐。
母亲是做豆腐的行家，更是做豆腐渣片的高手。磨完黄豆，用白布袋将浆子扎实，在大锅上支起木架，不断地将白浆揉出来，揉干后剩在布袋里的便是豆腐渣了。母亲先是把豆腐渣摊匀在竹席上，约莫等半个时辰，再往豆腐渣中撒上酵子，比例是二千比一。做完这道程序，母亲便喊我们几个孩子往灶里生火。火不能大，待锅里升起一幕薄薄的热气，她捏着一团白花花的纱布，沾上芝麻油，将锅呼拉拉地擦几遍，然后将加了酵子的豆腐渣倒入锅里，不停地翻炒八至十分钟，于是闭火，将锅盖上，焐上三五分钟后，将豆腐渣捏成台球大小的团团，放进用洗刷干净的稻草垫好的竹篮里，一般不超出两层，再用一张薄纸盖上。竹篮要悬空挂在通气透风的地方。每当一溜竹篮挂上家中的楼板，我们就盼着豆腐渣片能早日下锅。夜晚睡觉，我常常望着头顶的竹篮，估摸着豆腐渣片该可以吃了，于是口里生津，便说：“妈，明日做豆腐渣片吃呗？”“馋猫！哪有这快？要等二十天啦！”
母亲做的豆腐渣片菜，吃了还想。它可以切成片也可切成丝，可以用来清炒，可以用来清炖。特别是用火锅炖煮，里面加上一些腊肉和干辣椒壳子，大冬天吃了，浑身陡增一股热量，四肢都显得舒舒展展。每年春节，家里来了拜年的亲戚，他们都要点着吃母亲做的豆腐渣片。有的吃了还要带走几个豆腐渣团团。
用现代的词儿来说，豆腐渣片做的菜吃了很爽。用母亲的话说，吃了顺气。用我的感觉来说，那叫滋心润肺。用俏皮话说，吃了如厕可以令人轻松一大截子。今年春上，我有幸一饱口福，吃了母亲特意为我做的豆腐渣火锅，不到一天，腹胀的毛病就消除了。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走进西部征文
重识白杨
袁 方
早在读初中的时候，我就已经读过茅盾先生的《白杨礼赞》。然而，我却始终没有产生茅盾先生那种对白杨品格的敬仰之情。因为，在我看来，在中原大地上包括我老家伏牛山区那数不清的树种中，白杨不只木质松脆、易生虫，而且寿命又短，实在称不上“良木”。
然而，一趟青海之行，倒使我重新认识了白杨，认识了她那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顽强的生命力，以及无所索求、随遇而安的品格。在青海的湟水河谷、公路两旁、阡陌之中和许多其他树种无法生存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到杨树的身影。在青海能看到的成片的林地不多，但从西宁到青海湖，车过湟中、进湟源，不时令人惊喜地看到几片山林。但细细一看，那构成山林的树木中，仍多是白杨。在湟源县城，我甚至惊喜地发现了两排合抱粗的大杨树。青海的同行告诉我说，那些树是当年马步芳统治青海时，用重奖的办法让部下栽种的，已有五十多年的树龄了。
车近日月山，树木就渐小也渐渐稀少起来。到日月山脚下，已经一株也看不到了。在翻过日月山去海北鸟岛的路上，只是在距当年文成公主吟咏“天下河水皆东去，唯有此水向西流”的倒淌河不远处的一个公路道班，我才又欣喜地看到了几棵树，其他地方就再无一株树了。待走近一看，那几棵树仍是杨树。
在“八百里瀚海无人烟”的柴达木戈壁沙漠上，自然看不到任何树木了。但火车接近格尔木市时，终于又有绿色映入眼帘。可隔着车窗一看，除了少量沙柳外，仍是杨树。漫步格尔木街头，8月的骄阳下，婆娑的树影不仅给四周都是沙漠的格尔木市带来了丝丝凉意，还构成了这一西域重镇的重要风景。而这构成风景的树中，仍主要是白杨。陪同的青海《党的生活》总编辑钟立锋解释说：“以前，人们在青海各地也曾试栽过多种树，但最后活下来的，基本上都是杨树。当然，在青海的祁连山、玉树、孟达等原始森林中，树的品种还比较多。不过，人工栽植成活的，主要是杨树。”
此时此际，也只有此时此际，我才重新认识了杨树，才对茅盾先生赞扬白杨的不屈品格，对她不仅能在其他树木都无法接受的环境险恶的青藏高原生存下来，而且居然枝繁叶茂、生意盎然，感到由衷的敬佩。在那严重缺氧的高原地区，不要说看到能进行光合作用、释放大量氧气的一株绿树、一片绿色的山林，哪怕就是一抹绿色，人们也会为之兴奋不已。那是生命的颜色、生命的象征啊！青藏高原的白杨啊，在耐过漫长的严冬和风沙雪暴一次次地打击之后，年复一年无怨无悔地用绿色装扮着高原，不断地用氧气哺育着高原，仅这种不避险恶、无私奉献的精神，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大地书景
庚子之变图志
赵健莉编著
山东书报出版社
“庚子之变”的奇耻大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百年未愈的痛创，稍有风吹草动，便隐隐发作。而今年，是“庚子之变”一百周年。诚然，一百年前的义和团抵御外侮的初衷，最终却招致了更深的国难和更大的屈辱。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义和团的反抗，其本身也不乏非理性的、鲁莽的成分。然而，清王朝的当政者在扼杀了“戊戌变法”之后，孤注一掷于民众的匹夫之勇，拿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当儿戏，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本书收录了大量过去未发表过的历史图片并配以详尽的说明。这样集中地推出“庚子之变”的图片，在国内大概是第一次，其目的，是纪念国耻百年，为其留下一份直观而翔实的记忆。（附图片）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
大乐与天地同和
袁济喜
七月。正是京城炎夏酷热之际，我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参加首届东方美学学术讨论会。云集在呼市的中日韩与其他国家的专家教授，怀着对东方美学的挚爱，以及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关注，展开了认真的探讨。然而，与这种学术探讨相比，同样吸引人们的，是内蒙古高原的风情与歌唱。在餐饮与旅行中，最使人动情的就是那蒙古歌曲与烈酒，它们使久困都市文化氛围中人为之心潮激荡，耳目一新。
其实，这些歌曲都市中人也耳熟能详，比如腾格尔的草原歌唱。但是在这块草原包围中的地方，蒙族青年唱出的歌曲，自有一股生命的原创冲力。由于世代放牧与逐水草而居的艰苦生活习性，蒙族人民以音乐来抒发情感，歌唱生命，宣泄苦难，音乐与舞蹈早已成了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他们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节律的宣发。在主办单位安排的一场师生演出中，体尝到在弥漫中国城乡的流行音乐中未曾有的清新自然的韵味，即使在当地进餐前演唱的《祝酒歌》中，也可以感受到内蒙古人民的豪放与宽阔。那高亢入云的旋律，余音绕梁的情韵，悠思难忘的意境，使久为都市柔靡艳声所困的人感到音乐的真正魅力是什么。当黝黑健壮、保留草原气息的小伙子与姑娘来到你的身边，用爽朗豪放的音乐与姿态为你敬酒与歌唱时，你会体尝到草原儿女的风采，领略到蒙古高原特有的地域美学魅力。《我的落地生根的故乡》、《乳香飘》、《马背上的蒙古族》……这些歌曲带你到遥远的年代与遥远的草原，仿佛使人来到铁木真（尊称为成吉思汗）兴起的时代，蒙古族铁马金戈，雄风盖世。而这些音乐，其中流淌的正是蒙古族人民的生命呐喊，是茫茫草原赋予的神明律吕。有时候，这种律吕骤然响起，一下子就能使人血脉贲张，以酒助乐。我在内蒙古惟一的一次醉酒，就是在微醺之际，与几位日本教授谈兴正起，隔着屏风的另一边的餐厅，突然响起高亢嘹亮的《祝酒歌》，一下子就使我们这边的中外客人兴致陡起，气氛热烈而荡漾起来，许多人互相倾吐真心，切磋学问。在音乐的助兴下，人是最容易进入酒中胜境而不自觉的。
会场空调不足，气候炎热，但是各方学者却表现出空前的认真与热烈的劲头，人们关注东方美学的理论特征，尤其对东方美学与文化如何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保持自己的特点与传统，更是体现出东方学者特有的忧患意识。人们普遍感到在日益同化的工业文明模式中，东方美学中的重生命，贵自然，以精神自由为基调的传统在今日的张扬与延伸。《诗经·柏舟》有云：“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遨以游。”在这次会议上，我感受最深的是这种浩茫隐忧的东方学子的精神之旅的魅力。人们在追寻东方美学的自身意境，在重温昔日曾对世界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东方美学与文化的历史，人们更对昔日的辉煌发出了“魂兮归来”般的祈祝。
然而，在中国西部土地上，我们感受到“大乐与天地同和”的雄浑意境。中国古典音乐美学经典《乐记》认为，音乐本体来自于天地自然，是神明造化之赋受。乐声中凝聚天地与人类的和谐精灵，它好像一扇窗口，可以窥见民族的心灵世界，捉摸他们的脉搏。音乐如同造型艺术一样，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中浓缩了历史与人生。在那天去往伊克昭盟的路上与夜宿成吉思汗陵的晚会上，我们一再为热情的主人的歌舞所感染。在成吉思汗陵下榻时，当地蒙族人民为我们演唱的歌声是那么响遏行云，自然真诚。表演完毕，接待的主人对我们说，参加表演的大都是这里招待所的工作人员，这使我们大吃一惊，不仅惊叹内蒙古人民的能歌善舞，而且品味到自然真声之美。那一片自然真声，是茫茫大草原的赐予。“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昔日依赖游牧的民族与农业文明造就的民族，都是自然造化的子民，他们与天地亲和，在天地之中汲取生命的旋律。“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造作包装的商业音乐无法仿效的，她们也是东方美学理论不败的生命之壤。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如何使生命的旋律保持自己的原初本体，在生生之兴中融合人类文化的大同世界，使东方美学再度辉煌，这是未来中国文化学者的使命。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
报告文学《正义之光》受好评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江苏省公安厅会议大厅里涌动着正义的热流，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厅、省见义勇为基金会、作家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部讴歌见义勇为的长篇报告文学《正义之光》首发式在南京举行。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正义之光》是青年作家张茂龙满怀一腔热血，历时一年，风尘仆仆，走遍江苏大地，行程数千公里，走访数百人采写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这部报告文学全景式真实地记录了江苏见义勇为事业蓬勃发展的历程和人民群众见义勇为、扶正祛邪的英雄壮举，热情讴歌了广大人民群众弘扬正气、爱憎分明的崇高思想境界，充分肯定了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领宇）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乐凯之光
中国功夫 任宗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