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以真诚与良知回报社会和人民
——从《生死抉择》看文艺家的创作追求
艾 斐
近几年来文艺创作的数量不断增加，而社会反应冷漠的现象，这一回终于被电影《生死抉择》打破了。“冷”中见“热”，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电影《生死抉择》是由长篇小说《抉择》改编而成的。原作在发表之初，就十分轰动，小说的发行量早在1997年初版时已逾十万册以上。到1998年同名电视连续剧与观众见面，小说再度热销，其影响之大确为近年来所罕见。一个作品“热”到这种程度，再以其为蓝本拍成电影还会有观众、有卖点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上海电影制片厂经过审慎抉择，毅然决定：拍！岂料竟然也一炮打响。如果说《抉择》由杂志、书到电视连续剧已经形成了一个“热”点的话，那么，这一回由电影《生死抉择》面世所形成的则是一个沸腾点，一个飙升点，一个爆烈点。它在全国范围内吸引了各行各业的广大观众，仓促之间就于不经意中创下了近年来国产电影的最高票房纪录。更重要的是，人们不仅觉得这部影片真切、感人、好看，而且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强烈的震撼力量和巨大的激励功能。对于观众来说，看电影的过程就是勘察社会、启悟人生、升华思想和净化心灵的过程，就是运用艺术的力量激活与强化人们对改革大业和现代化建设的强烈使命感与责任心的过程，就是超越自我、共赴国运的过程。正因为影片具有这样的力量，才使观众没有座位站着也要看，看完影片“颇有人心大快之感”。巨大的震撼力和折服力不仅使观众仔细地咀嚼着每一个细节和每一句台词，而且深深地陷入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沉思。
一部电影，何以如此呢？
答案就在作品本身。
这个问题看似玄妙，实则明朗；看似复杂，实则简单；看似深奥，实则浅显。关键就在于《生死抉择》从深层次上切入了并成功地表现了生活与时代实现变革的艰难历程和不可阻挡的前进步伐，真实而艺术地揭示了人民群众所关注的生活事件，感人至深地抒写了人民群众对国家的命运和改革的前程的关怀、焦虑、热望与期冀，从而沟通和建构了文艺创作与时代、与生活、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使文艺作品成为时代风貌、生活主潮和大众情愫与理想的富于张力与魅力的艺术陈诉。
这，正是《生死抉择》同那些为数众多的社会反响冷淡的作品的本质区别，这也正是《生死抉择》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大范围内形成一股匝地而起的热旋风的根本原因。张平在创作中，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深入生活，而是置身现实生活的潮头与热浪之中，切入、融入、干预。在生活中，他比老百姓还老百姓；在场面上，他比为官者更具勇气和良知，在是非曲直和善恶正邪面前，他永远都是那么袒露着无限的真诚与无畏的执著。正因为这样，他便最能解读平常人的心，并按照自己的价值尺度决定自己的好恶取向，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法制问题等，都有着本能的敏感和独特的关注。他说，一个既不愿回避生活中的深刻矛盾而又具有责任、道义与良知的作家，是不可能不关心这些问题的，是不可能躲进象牙塔中平平静静地玩索那些远离时代和人民的时髦的现代派的东西的。张平对生活、对群众付出了良心与真诚，生活和群众也对他作了同样的回报，《法撼汾西》、《天网》、《孤儿泪》、《抉择》、《十面埋伏》等在文坛和社会煽起阵阵热浪的作品，就都是这种回报的思想结晶物和艺术升华物。因为张平在生活中的发现常常是独特的，是那些只为观风景、换口味和捞题材的作家所永远无法比拟的。比如，张平发现在一些地方私营小厂红红火火，而国营大厂却举步维艰。大厂的工人下岗，被小厂以低价招来，随意压榨剥削，结果，国营大厂破产了，数亿、数十亿的资产以各种名义划转到了个人名下，这些人便急切地希望私有化，希望利用合资、合营、股份化和实现资产重组等手段填平黑洞，以企既可泯灭污痕，又可使攫来之财罩上合法的外衣。又比如，张平发现在官场升迁背后所隐藏的腐败和在公检法判案背后所隐藏的腐败，同样都是令善良的人们大惊失色和瞠目结舌的。再比如，张平还发现：好官、清官不仅是群众所欢迎和拥戴的，而且也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所不容抹煞和掩盖不住的亮色。他说：“你到基层走走，会发现许多党的干部在埋头苦干，他们是腐败恶潮中的中流砥柱，是污泥中的兰花，是我们党的健康力量。”他还说，“在整个制度没有健全时，我们党内的好干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他们还能靠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利指责老百姓的清官梦？！”基于这样的发现和认识，张平在《抉择》、《十面埋伏》等一系列内容严酷的作品中都留下了一条“光明的尾巴”，都突出地塑造了“清官”的形象。有人说这是向当权者献媚，张平却说这是时代的本色，是生活所固有的内容，也是人民所需要和所企盼的。
从这里，难道我们还不容易发现从《抉择》到《生死抉择》获得创作成功的奥秘么！难道我们还不明白文艺的社会效应从“冷”到“热”的内在规律性和历史辩证法么！难道我们还不能洞烛只有真诚而激越地涵融时代精神、切入生活主潮、表现人民意志与情愫，才是创作获得成功的基本前提和铁定法则么！
《生死抉择》在强烈震撼我们心灵的同时，也给予我们巨大的启示，使我们更自信、更奋发、更有为，决心用我们的真诚与良知营造文艺创作的新机制和新景观，不断地在时代与生活大潮的涌动中咏浩歌、撰史诗、立华章，让《生死抉择》所掀起的热浪盈满华夏大地，带动起文艺事业的进一步繁荣。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的力量
刘 军
文学似乎从未像在今天这样幸运，又似乎从未像在今天这样不幸。当新闻媒体、出版社和互联网把文学和关于文学的消息、事件送到千家万户、呈现在报纸、电视和电脑屏幕上时，比起那些沉埋多年才得承认的作品，今天的文学无疑是当然的幸运儿。但如果仔细审视一下，则不难发现这些纷扰的文学消息和事件背后的炒作、矫情和故作姿态，不难看到在这文学的表面繁华背后的空洞的品质和虚妄的幻象。这时，文学又成为绝对的不幸者。
之所以称此时的文学为不幸者，首先在于它已然放弃了自身的职责——烛照人生，抒写情怀，认知社会，追求自由和幸福；在于它全然背离了美学上的追求，不再去创立伟大的悲壮或优雅的静美，不再去塑造灵魂的雄奇和人性的深邃，而热衷于扎向颓废与阴暗的局隅，倾心于幻想中的绝望和虚妄中的自由。文学的私人化，人生和美学追求的下行性，对于理性和知识的信任的破灭感，对于历史和人类的前进可能的虚无主义态度，凡此种种现代社会中的负面力量能够加诸文学的否定性影响，在今天的文学图景中都不难看到。各种蔚为一时风景的“新思潮”，都未能在当代的文学图景中增添新鲜和蓬勃的力量。
文学之所以成为不幸者，更大程度上在于它在市场的销售数量和媚俗的大众化的口号的压力下充当表演者，充当商业炒作的惺惺作态者，充当市场利润和暴发户意识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买办”。在暴得大名的文学明星身上，在几乎家喻户晓的畅销小册子里，我们看到的是掩盖在形形色色的说法和谎言背后的物质欲望和商业利益。所谓“明星作家”、“主持人作家”、“美女作家”等等，其文学批评意义或美学意义上的界定功能要远远小于在商业炒作意义上的作用。
文学最终成为不幸者，在于写作和表达都丧失了诚实的严肃性，写作者不再是面对自己的心灵和自己热爱的世界发言，而是为金钱、利润驱使，被限定在近乎自我藻饰的商业炒作概念中包装推出。从文学史上看，严肃的写作者首先是面对自我的心灵进行探索的人，首先是面对广阔的社会生活、博大的文化文明和深邃的人类本性进行探索的人。他探索，他追问，他学习，然后他表达，他写作。这是写作者的本真的态度。在此之外的写作者的附加标签，往往是写作和表达之外的事物，如果不是大胆的商业演出，或许就是虚妄的自我吹捧。
诚然，刻画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名词中从来就不缺乏“商业化”、“市场化”或“炒作”和“运筹”这样的字眼。更为“大气”和“雄伟”的名词还有“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一体化”。在它们的后面，还有更严密和精深的言说，比如“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或“网络世纪”等等。这些“特征名词”背后的潜台词往往是销售量、市场占有率、说服性广告、超额利润，乃至价值的消解、中心的丧失、严肃性的颠覆、文化的自由，等等。
这些特征的刻画中都包含着多多少少的真理，我们面对的的确是这样的名词的碎片拼合的斑驳图景。但如果谈到文学的话，这些用来描述我们的时代特征的名词并不应当必然地成为我们的时代文学的特征词。恰恰相反，伟大的文学———如果可以提出这个“大词”的话———应当能够保持对于理性和知识的信念，有勇气、有信心或说有抱负去超越这些不可一世的名词，统摄起破碎的现实感，而不是将自己当作破碎的镜像中镶嵌的虹彩：看似光怪陆离，实则残缺不全，只能扭曲着闪烁，无法聚合起光明。
伟大的文学，往往始终保持着对于理性和知识的信心，而不会沉溺于对于历史和记忆的虚无主义态度，因为力量的源泉，或许只能存在于此。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求知是人类的天性”，或者如黑格尔所说，“知识是唯一的救星”。而今天文学中近乎自觉的虚无主义理念，只是肇端于对于历史和知识的一知半解的把握。没有经历过理性主义训练的非理性主义的泛滥，没有浸润过历史的博赡丰厚的非历史主义的浅薄肤泛，造成了文学的无力和虚弱。如果说源自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潮流是对其有两千年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抗，如果说“弃圣绝贤”的“知识虚无主义”是在广博的知识探讨之后的认知，我们或许更容易理解真正的力量所在。就力量而言，反戈一击的“叛徒”才是有力的勇士，追随潮流的“尖叫”只是神经质的表演。在这一点上，西川说得非常清晰：“知识是沉思的助手。如果它仅仅是它，它便是死的，但如果它进入生命，进入灵魂，它便能够结出硕果。”
伟大的文学，它在急剧变动的时代和世界面前往往表现出雄浑博大的整合的力量，表现出殚精竭虑的搏斗的迹象。这往往是因为伟大的写作者既保持着对人性的尊重和对人类自由的热爱，也深知人类取得进展的艰难，以及为此而斗争需要支付的巨大代价。希腊悲剧中英雄的无奈、绝望和抗争，莎士比亚戏剧中主人公面对的深沉的挣扎和严酷的拷问，歌德对于德国民族文学中强劲、健康和有力的素质的召唤，托尔斯泰晚年抛弃一切甘愿重新开始追问的无畏，鲁迅对民族文化的析骨沥血的剖析，这些伟大的作者的努力，无不体现出人类前行的历史的悲壮，同时也袒露出伟大的文学内部的优秀素质：不可动摇的果敢，为认知自身而承受的苦难挣扎，以及欲建立使人性挺拔的精神殿堂所必须具备的力量。
伟大的文学，那些在众多苦难的时代使人类的精神前行的文学，必定面对生活、历史和命运中的真实的难题，承担起接受时代挑战的重荷，为争取人的自由和幸福进行前赴后继的努力，酝酿薪火相传的成就，并在这一进程中获得峻刻而坚强的力量。歌德在德国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呼唤德国自己的民族文学，他反对的不仅仅是袭自法国古典主义的矫揉造作和刻板拘泥，他同时还反对那种戕害人性的柔靡不振和颓废消沉。波德莱尔在对丑恶与颓废的刻画中，依然强调文学对于人的革命性的力量，依然试图回答历史与革命向他提出的问题。他曾经在巴黎的街垒上同压迫势力对抗；他在声称“从此不再介入人类的任何论争”之后，仍然说“任何重要的问题又都会引动我的好奇和热情”。这些内心中存有力量的写作者，这些从艰难的历史和文化进程中汲取到力量的写作者，这些知道要保卫人的自由和幸福必须依赖这些力量的写作者，才是我们可以期待的伟大的文学的创造者。
犹如狄更斯笔下悖谬深重的时代，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一个世纪，人类为改造这个世界付出了有史以来最为悲壮的努力；二十世纪又是价值破碎、意义消除的一个世纪，人类既有的一切几乎都被怀疑和重估。二十世纪是伟大的世纪，又是所谓“伟大”成为“宏大叙事”的世纪。二十世纪是充满历史的悲壮和人性的壮丽的世纪，二十世纪又是历史、人性、理性、价值完全被解构的世纪。这个世纪的一切，与我们的血肉相连，与我们的历史相连，与我们的记忆相连。这个世纪的一切都在我们心中，但只有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写作者，能够建立起新的力量；只有伟大的文学能够在这种时代中珍视自由、幸福和价值并为之而斗争。
世界和人生，这一体二面的构造，会坚持对于美、理性、自由和幸福的追求。精深的时代理论和废弛的人生态度不可能抹杀这种追求，商业化的写作和市场化的表达也不可能阻止这种渴望。文学，真正的文学，伟大的文学，它的力量在积聚之中。而这种力量的源泉，来自一些伟大的人物和他们的信念和教导。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写道：“启蒙使人类从自我强加的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在这种状态下人不依赖外在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口号。”歌德在《浮士德》中以简单的语言写道：“人要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和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歌德的前辈莱辛在同样描写浮士德的一部戏剧草稿中则说得更为清晰：“你们别高唱凯歌，你们并没有战胜人类和科学；神明赋给人以最高贵的本能，不是为了使他永远遭受不幸；你们所看见而现在认为据为己有的，不过是一个幻影。”
如果把“神明”理解为对真理的追寻的话，那就可以成为我们分辨“幻影”的利器，成为文学力量的源泉。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道德内质与文学品格
董学文
文学创作是一种具有潜在道德内质的精神活动。道德倾向同其他思想倾向与艺术成分一样，是一种决定文学作品优劣成败的因素。文学在表现美的同时是不能同表现真和善分离的，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美恰恰是真与善的结合。以一定的道德标准来塑造人物形象，在人物的思想内涵中体现高尚的道德情操，并以这种道德情操来感染读者，这是文学优秀品格的显著标志，是文学道德价值的基本轮廓。它充分显示出文学与生活直接而内在的联系。在任何时代里，道德价值总是文学与生活之间最为有力的联系纽带，是决定文学向审美的精神高层迈进的一个重要的现实基础。人们可以忽略文学的娱乐价值，疏远文学的政治色彩，但对文学道德内质的要求是决不会放弃的。实践证明，道德处置和判断失误的作品，将失去与广大读者产生共鸣的前提；道德内质缺失或混乱的作品，会变得丑陋和苍白。把文学作品的目的仅仅看作“快感”的释放，这其实是对文学“人间情怀”的歪曲，对文学“价值功能”和“游戏法则”的误解。
在文学创作中，道德所以会构成价值因素，根本原因在于道德是作为人的行为规范而存在的。道德关系是比人们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宗教关系和法律关系等更为普遍、更为深沉、更为显明、更为民间化因而也更为人们重视的人际关系。生活中“缺乏道德”的行为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厌恶和反感，文学作品中此类的人物和形象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毫无疑问，高尚、纯洁的道德情感与道德判断，已成为文学作品吸引读者、走向生活、深入人们心灵的必要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天真未凿的，仿佛完全保持着少年时代白璧无瑕的道德情感会给予文学以美妙迷人的特殊魅力。列夫·托尔斯泰小说的美妙可人，在许多方面正是有赖于这种特质的。可见，道德价值已成为文学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创作是极其重视情感的。文学面对的是情感世界。情感的重要性在文学中常常是不亚于甚至远大于外在理性的东西。文学正是一种用情感感染人的载体，文学活动则是一种直接与感性个体相联系的过程。没有了丰富而独特的情感抒发，没有了对情感价值和意义的追寻，没有了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与思索，文学必然走向僵死和平庸。那么，“文学情感”是怎么产生的呢？可以说，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根源于对生活意蕴的理解，根源于对生活中善恶的评价，也就是说，伦理道德的内涵往往是“文学情感”滋养的土壤和喷发的火山。文学的道德内质，特别是人类最高的也是最普遍的道德准则，常常是衡量文学活动和文学价值的重要指标。表现良好的道德，成为文学这种精神创造活动的一个必然选择，成为“文学是人学”的一个有机的文化成分。
诚然，我们不是文学上的“道德决定论”者和“道德至上主义”者。道德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文学中善的、道德的感性化方式有时也会跟它的理性本质相违背，诚如歌德所言，“虽然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能够而且也将发生道德的后果；但向艺术家要求道德目的，等于是毁坏他的手艺。”同时，我们也不主张抛开其他方面而仅仅从“道德的”观点对作家作品进行法庭裁判。任何不从“美学和历史”眼光出发的文学说教，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对文学作品进行道德素质的评判，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这种评判的权利。因为，文学活动中的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历史逻辑和道德逻辑、历史价值和道德价值、审美因素和道德因素，本来应当是和谐的、统一的，人为地割裂势必造成创作的畸形。科学的文学批评，既反对创作的道德化倾向，也反对创作的非道德化倾向；既不因作家道德意识和伦理观念的谬误而否定他们对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也不因作家对历史进程的积极影响便忽视、原谅他们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观念的错误性。
在中西文论史上，有一个共同的美善一致的传统。孔子提倡文艺作品“尽美矣，又尽善也”。亚里士多德申论“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善”。贺拉斯提出“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他们都不赞成文艺作品沦为官能刺激。英国学者柏拉威尔在评论马克思的时候也说，尽管他憎恶道德说教不下于一切其他的故作多情和装模作样的形式，归根到底，认为伟大的文学总是表现出关心真理和人们心目中的道德价值。作家福克纳则讲，作家和诗人“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他们的声音不必仅仅是人的记录，它可以是一根支柱，一根栋梁，使人永垂不朽，流芳于世。所有这些都表明，创作是需要操守，需要良知，需要责任，需要对美和善的关系有明确的理悟的。如果丢失道德的准则，把文学创作降低为一种“本能”的“自然行为”，降低为一种无节制的“身体写作”，降低为一种粗鄙野俗的直裸描绘，那么，这不仅是对创作的亵渎，而且文学也会形成一道刺眼的“风景线”。
中国人一向是把精神文明看得很重的，对于道德的高尚一直非常重视，对于文学作品中的“道德迷失”一向很鄙视。有些文学作品，无顾忌地暴露“绝对隐私”，大写特写所谓以“性生活”为内容的“生命体验”，甚至宣称“写作犹如做爱”，把想象的艺术的快感说成只是一种“生理快感”，津津乐道，大肆渲染，既追求“淋漓”、追求“痛快”，又呈能争奇、相互攀比。对这种现象，广大群众十分不满，它已经成为麻醉人们心灵尤其是青少年心灵的腐蚀剂。
应该指出，科学的文艺论并非排斥文学创作中合理、健康的性爱描写。恩格斯就曾称赞过无产阶级第一个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的作品“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并认为这正是“他超过海涅（因为他更健康和真诚），并且在德国文学中仅仅被歌德超过的地方”。恩格斯还颇有预见地讲过，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开地扔掉德国市侩的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终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就像罗曼语民族那样，就像荷马和柏拉图，贺雷西和尤维纳利斯那样。这表明，唯物史观对待文学表现人性的描写是通达的、辩证的、有前瞻性的。而我们文学在这方面的问题，恰恰是有些作品中市侩的、小市民的偏见和掩盖秘密猥亵言谈的虚伪心境占了上风，恰恰是缺少符合道德情感的“健康和真诚”。有的作品完全以“现代的”方式，用一些猎艳窥私、追骚弄荤的“故事”使“自己”或“主人公”的风流勾当成为龌龊污秽、耸人听闻的表演，成为所谓“新新人类”的人生宣言，这就有悖于美的法则，有悖于文学的道德律令了。
当然，在社会的变革时期，在各种矛盾的道德倾向处于相互交叉、混杂的时候，文学作品中的某些两性关系、婚姻和家庭问题的描写，带有一定的“现实性”与“真实感”。但正因为如此，有才华和有责任感的作家才应对那些腐朽、堕落、肮脏的东西保持距离和警惕，才应对那种无拘束地追求各种感官享乐欲望和冲动的描写给以扼制和抨击，才应理直气壮地在美的园地里扯起道德的旗帜。在性爱描写上，要既考虑到单纯的生理上的要求，又考虑到文化的特征和民族审美习惯，要看它究竟是高等的还是低等的，看它到底是隶属于哪个阶级的道德观念。
文学作品放肆地表现性爱的“解放”并不是什么新货色。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文学作品里就曾把它鼓吹为“心灵的解放”。其后的西方文学实践中，它又变成“肉欲的解放”，“垮掉的一代”。目前，我国文学创作中有些作品在性问题上严重的亢进，并不是对“禁欲主义”的反叛，相反，是对西方该类作品有意无意的模仿，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沾满了泥污的爬行。而在现实层面，则是摈弃和剥夺了生活的明朗、快乐和力量的一种表现形态。这一现象，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学创作的繁荣，都是非常有害的。
文学的价值必须取得它的时代的时效性才有存在的机会和可能，文学的品格必须得到升华并为大众所认可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一切真正有价值、有品位的文学，总是时代审美风貌、道德情操和艺术精神的凝聚。作家只有为时代写作，诚挚地反映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充分地表现时代的社会心理，高扬时代的精神理想，才能满足现实生存的人们的审美需要，才有可能创作出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这是一条永远不可忘记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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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破晓的曙色
——读报告文学《智慧风暴》
韩瑞亭
初读《智慧风暴》，宛若跟随一位热心的向导漫游了人才荟萃、商贾云集的中关村和国人瞩目的顶尖高等学府，领略了这一知识精英荟萃之地二十年来的历史变迁，聆听着雪藏已久的智慧的精灵在封闭中无奈的呻吟和在冲破重围后掀起的阵阵风暴。作者点击着他那只饱吸了信息之树汁液的鼠标，向读者传递关于中关村、关于北大的急速搏动的脉息：从第一个走出冷斋深院的中科院研究人员下海经商，到阻隔着市场经济潮水的北大南墙被轰然推倒，再到北大方正集团的高科技产品挺进国际市场，这座科学城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趋势下正经历着艰难的蜕变。作者凭借在高速运转的时代生活中的感悟力，于北大乃至中关村这块已经失去往日宁静的圣地，探测到以知识为资本的新兴生产力的正在崛起，今日之中国已迎来知识经济破晓的曙光。
《智慧风暴》以王选教授和他的学生、同仁们创办北大方正企业的经历为描述的重心，并由此辐射开来扫视北大和中关村这片知识经济发祥地的生成历史。作者的情感显然倾斜于王选和他周围的一群不甘于拘守校园之内做学问的知识分子身上，并对这些既勇于攻占科研领域的制高点又不乏市场意识的科教英才充满着理解与尊敬。作品中有关王选人生经历的叙写，或许最能反映出作者对于这一群科教知识分子的卓越素质和求索精神的珍视与激赏。从王选十九岁进入北大选择了在当时无人看重的计算数学这个“冷门”专业写起，作品紧扣着王选在人生道路的重要阶段上高人一筹的多次选择，由不同层面展示了王选所具有的科学家的睿智头脑、开放视野与超前意识，以及兼容并蓄的风度和擢拔后辈人才的襟怀。正是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在北大方正的生存发展中造就了一群高素质的科研尖子和经营人才，实现了有科学家头脑的企业家和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的成功结合。
不仅是王选，还有与王选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志同道合者，在作品中都被当作社会经济急剧转换时代的英雄而加以绘写。那个背着一口袋馍从渭河平原来北大求学，又扛着塞满砚台石头之类古董的编织袋去长城脚下练摊学做生意，却最终成为北大方正集团总裁的张玉峰；那个只身受命，四处网罗人才，几年时间就为北大方正在全国建起三十四个分公司的周瑜采；被王选推上科研尖峰岗位，不久便在重大项目的研制上超越了导师的青年俊才肖建国、阳振坤和汤帜；在张玉峰的扶持下为北大方正开发了电脑市场的赵威和冯沛然；还有那位与王选、张玉峰知心投缘，甘于抵押全家资产为方正公司在港上市作担保的香港商人张旋龙等等。这是一群立于知识经济潮头的当代英雄。他们是怀着共有的民族心，用智慧和良知为国家的经济腾飞和大众的长久福祉而切切实实地求索、奋斗的志士。
《智慧风暴》虽以王选、张玉峰们创建和发展北大方正的经历为描述的中心线索，实际上却是借此透示北大乃至中关村这座平台上久蓄待发的变革风暴，透示以知识资源为特征的新兴生产力如何冲出科教领域原有的机制、体制、思维定势等重重围困而登上社会经济发展的舞台。作品对北大方正前行足迹的描绘，连类触及了诸多普泛性的社会现象与世俗顽症并引发出痛切的考问与思辨，困境与希望、机遇和挑战的并存与对应，构成作品所特有的思想张力。也许就叙述方式的圆熟、结构布局的严谨以及疏密适宜的程度来看，这部作品并非没有可挑剔之处，然而，它所传播的高密度的精彩信息，它对于当下时代生活中闪着光亮、透着希望的事物和人物的激情书写，却会给予读者更多情感的震动与思想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