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观察
四川部分工作在乡镇、住宿在城里的干部早出晚归来回跑，带来诸多弊端，被农民讥讽为“走读乡官”。日前，四川省委责令这些干部——结束走读！
“走读乡官”要住下来
本报记者 刘裕国
夜访查实情
8月18日晚，记者西出成都，走访郫县犀浦镇、红光镇，对乡镇干部的在位情况作调查。
20时10分，记者到达犀浦镇镇政府，值班的镇党委副书记王向军介绍说，全镇有各类机关干部120余人，其中有20多人家住镇机关院内，还有20多位单身干部在院内有宿舍，其他干部有的住在成都，有的住在县城，还有几个住在乡下。
20时40分，记者来到红光镇镇政府，据值班人员介绍，红光镇有人口1万多，镇机关干部有120多人，当地机关干部在镇政府院内住宿的情况和犀浦镇基本相似。问及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的去向，有的说可能在家，有的说到成都去了，没有一个确切的答复。
8月21日，星期一。当晚，记者赶往距市区较偏远的邛崃市羊安镇。进入羊安镇政府大门，见左侧一间房屋内有几人正围坐在一起打麻将。记者走近这间房屋，见门牌上写着“武装部”三个字。打听今晚谁值班，其中一位告诉说：“就我们几个。”过了一会儿，记者跟随他们进了值班室。值班人员介绍说，下午书记、镇长进城办事去了，今晚不回来。全镇有43名机关干部，家住镇上的有五六个，其余的都不在镇上住。
“走读”弊端多
工作在乡镇，住宿在城里，这一现象在四川各地普遍存在。一份来自德阳绵竹市的调查显示，全市在城里居住的乡镇党政干部占总数的71％。德阳市委组织部部长刘哲痛陈其中弊端：“‘走读＇使乡镇领导干部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据介绍，这些“走读”干部一般都由司机接送，导致行政费用开支增加。而许多乡镇财力早已入不敷出，这些额外开支就往往巧立名目摊到企业头上，于是歪门邪道丛生。荣县一位镇干部，家住县城，长期坐出租车上下班，在公费报销得不到完全满足的情况下，贪污挪用公款数万元，受到行政记大过和解聘处分。有的干脆自己开车，公车私用，甚至酒后驾驶酿车祸，既害了自己，群众对此也十分反感。
乡镇干部“走读”，上午八九点钟匆匆赶往乡镇，下午四五点钟便抽身走人，一天工作时间不足六小时，少有时间下村入社。更有甚者，所在乡镇出现紧急情况，往往找不到人。一次洪水猛袭某镇，当县委书记赶到现场时，该镇党政一把手还迟迟未从县城家中返回。
遂宁市中区区委书记何顺洪对记者说：“虽然这些‘走读乡官＇只占乡干部中的一部分，但影响不好，群众意见大。”遂宁市中区横山镇农民冯云芳说：“他们哪能跟我们交心？只是收钱的时候才看得见人影子。”
搬到乡镇好
乡镇干部“走读”现象，惊动了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在前不久召开的四川省委思想政治工作会上，周永康同志严厉批评了一些乡镇干部“住城不住乡，晚去又早归”的“走读”行为，要求全省各级干部“扑下身子抓落实，一心一意抓大事。”8月上旬，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张中伟顶着烈日奔走在郫县、温江等地搞调研，要求各乡镇下功夫切实解决乡镇干部“走读”问题，要求家住外地的乡镇干部每月按规定时间住在工作的乡镇。
四川各地闻风而动。广元、乐山等市规定乡镇主要领导每周夜间值班不得少于两个晚上，乡镇干部每周必须在其工作乡镇住宿4天以上。不少地方规定乡镇干部除公事、节假日返家外，其余车旅费一律不予报销，同时把干部驻乡、值班情况作为乡镇党委评“六好”及干部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为了禁绝“走读”现象，各地还加大监督检查力度。遂宁、德阳、内江、渠县、资阳等地采取突击检查等方式，对乡镇干部值夜班情况和双休日值班情况进行了抽查，并将检查情况通过电视台、报纸加以通报。渠县建立乡镇干部考勤月报制，要求对干部去向作详实记载，并将干部考勤情况上报备查，上报前先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与此同时，各地着力解决乡镇干部的实际困难，为“住读”创造条件。丹棱县全县12个乡镇建起了伙食团，配有专职炊事员。全县各乡镇新建住房1000多平方米，维修旧房2000多平方米，解决部分干部住房困难问题。丹棱县唐河乡干部何利华家住仁美镇，原来每天骑自行车10多公里回家，县里把他的妻子、孩子接到唐河，在当地分给他一间住房，而且安排他的孩子就近读书，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随想
“政务公开”别摆样子
宣宇才
8月下旬，记者在福建一些乡镇采访，看到一些贴在办公区墙上“政务公开”栏里的内容竟是去年的，群众说，这样的“政务公开”是在摆样子。
经过调查，记者发现基层“政务公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公开不及时。上级单位来检查就公开，不检查就不公开；内容不及时更换，“公开栏”变成“空白栏”。二、公开内容不真实。该公开的不公开，公开的一些内容与实际不符，内容失真，流于形式。三、公开的形式单一。机关单位的“政务公开”往往仅限于“公开栏”，很少召开大会让干部、群众面对面评议，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不能及时反映，监督不到位。四、缺乏监督机制。各机关单位虽然成立了“政务公开”监督领导小组，但未能真正运作，形同虚设。
推行“政务公开”，是对基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实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一种有效形式。目前，某些地方乡镇“政务公开”的内容之所以不能保证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回答群众普遍关心的财务、税费、工程招标等情况，说白了，是企图变相逃避群众的监督。由此而言，决不能等闲视之。
针对这一问题，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建立起有约束力的监督机制，并进一步拓宽群众直接对政府权力进行最广泛监督的渠道。只有切实保证群众的知情权，才能有力地转变干部的工作作风，杜绝腐败。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地方热线
林海火车“招手停”
本报记者 孟辉
一招手能让运行中的火车停下载客？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海深处，就有这么一列“招手停”火车。
这趟列车穿行于兴安盟境内的乌兰浩特至阿尔山的铁路支线上，横跨大兴安岭林区，属白城铁路分局乌兰浩特铁路公司管辖。列车每天上午7时40分由乌兰浩特开往索伦站，下午回到乌兰浩特，往返216公里，全程5个多小时。
列车在深山老林中穿行，铺的又是单轨，沿线多是几十户、甚至是十几户的小村庄，农牧民大都收入不高，坐车的少，结果这趟火车成了有名的亏损线。
1997年4月，乌兰浩特铁路公司开通了从乌兰浩特到索伦的“招手停”火车。为了让旅客就近上下车，公司规定，只要农牧民在路边招手示意，列车就可以停下来，并允许旅客携带农副产品。火车投入运营后不仅缓解了沿线群众出门难的问题，而且提高了铁路的利用率。1997年以来共运送旅客30多万人（次），创收89万元。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生舞台
邵章仁：卖水不为稻粱谋
本报记者 陈伟光
在浙江省东阳市的街头，人们常能见到一位脊背微驼、满面皱纹的八旬老翁佩戴着“为人民服务”的胸章，蹬着一辆破旧三轮车，车上放着两只开水桶，旁边挂着一块小招牌：“供应开水，意在奉献，每人一角尽喝。”
这老翁名叫邵章仁，今年80岁，原是东阳市政府的门卫，1954年入党，1980年退休。老人退休后，被一家木材公司请去做门卫。木材公司离人民医院近，常有人向他讨水吃药，但传达室只有一个热水瓶，开水供不应求。老汉便买了两个热水瓶，抽空拣些木屑烧开水让大家喝。后来，附近建筑工地的民工、菜场的菜贩、人力车工人也都来要水喝。1982年，老人干脆辞了门卫工作，做起卖水翁。这一做就是18年。
老人每天凌晨4点半起床，一直忙碌到天黑回家。然后，将一张张纸币抚平叠好，把一枚枚硬币码齐包扎。一天下来，收入多时有20来元。
老人妻子早故，惟一的女儿早已成家另过，自己每月600元退休金够花了，何必起早贪黑自讨苦吃？有人对老人不理解。
老人用行动作了回答。
1988年，老人为希望工程捐款1000元；
1995年，老人听说东阳农村有个叫张许春的学生父母双亡，弟弟痴呆，无钱继续求学，就送上2000元现金，帮助张许春继续学业；
1997年，东阳大联镇初中建教学楼经费不足，老人闻讯捐资1万元；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老人向灾区捐款1万元；
…………
10多年来，邵章仁的捐款总数已达4万余元，而对于自己和家人，老人却“抠”得出奇。邵章仁老人租住着一间老木房，家什再简单不过：一张由两条板凳支着的硬板床，一张小圆桌，一张方凳……只有一台电视机还值点钱，这是东阳市政府为表彰他对社会的贡献而奖励的。老人每天买菜花的钱不超过5角。夏天蚊子多，他连蚊香都舍不得点。
小辈们给他拜年，从未得过他一分压岁钱。惟一的外孙结婚，他也没送贺礼。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为鼓励外孙学艺自立，他一下子买了两台缝纫机相送；一次是女儿重病，想要单位补助，他得知后资助了女儿1000元。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留点钱给自己的亲人，他背诵了一首古诗：子女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老人说：“我赚来的钱，除了日常开销，一分不留，都要献给社会。”
老人的桌子上放着《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人民公仆孔繁森》等书籍。翻开书本，只见许多句子下面画了线。老人还保存着他的读书笔记，字迹虽然有些模糊，但里面的一些句子却像金子般闪光：“我不知道享受，工作就是享受。”“奉献社会，帮助别人，就能获得人生最大享受。”“人要是为了金钱活着，那才没意思。”“一个共产党员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难怪在政府多次为他调房时，他总是拒绝：“机关里还有那么多更需要房子的人呢。”
如今，邵章仁老人八十高龄了，身体并不好。只要不生病，只要天气许可，他照例出门卖开水。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热点追踪
又一个金色的秋季，又一批历经寒窗苦读的学生迈进大学校园。但他们中间的贫困生喜悦之余，却因逐渐增加的学费而一筹莫展。为让这些寒门学子不因贫困而失学，安徽省作出郑重承诺：
不让一个贫困生失学
本报记者 刘杰
来自安徽省金寨县的邓磊今年以613分的好成绩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但他父亲去年因病去世，母亲积劳成疾，家里一贫如洗，全家人都为学费而犯愁。8月22日，中科大给邓磊送来了入学费用，并承诺尽力协助解决困难，让他按期完成学业。
邓磊是幸运的，但更多像邓磊一样的寒门学子，能否一圆大学梦呢？
寒门最怕“雪上霜”
与邓磊考了同样分数、被西北大学录取的李林，也与邓磊一样陷入了喜忧交加的尴尬境地。李林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没有工作，靠做些零活养活李林和他的一对双胞胎妹妹。平时衣食无着的他，面对6500多元的学费一筹莫展。
安徽省总工会生活保障部的同志介绍，目前全省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特困职工有13．9万户，无力扶持子女入学的有1．8万户。而根据省教委有关部门的测算，今年全省考上大学的8万多名学生中，特困职工子女超过3000人。
安徽上半年遭受了少有的旱灾，本来收入就不高的农民，更是“当年不收当年穷”。据不少高校学生部反映，大学生中困难生约占25％，特别困难的占10％左右。今年安徽招收本专科学生19万人，比往年多招9万人，而各高校普遍提高收费标准，困难和特困生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往年。
考得取，却上不起，如何让贫困学子不因贫困而失学，成为一道难解而又非解决不可的社会难题。
学子喜得“雪中炭”
8月24日，安徽省总工会和省信托投资公司各拿20万元，资助考上大学的特困职工子女，李林有幸成了200名受助者中的一员。当地一家私营企业老板也为李林办了邮政绿卡，每月资助他300元生活费。
“献一片爱心，助贫困学子。”开学前几天，合肥处处洋溢着给寒门学子送温暖的浓浓爱意。省总工会、当地新闻单位、各大院校纷纷开通了热线电话。
“人才不分贫富，我们决不让一个学生因贫穷而影响成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表态：“今年学校将继续在新生报到现场开设‘爱心通道＇，为贫困生报到大开绿灯。”几年来，科大开设了“爱心奖学金”、“爱心助学金”、学生贷款、困难补助、困难学生学费减缓免等24种扶贫助学项目。解困助学被称为“雪中送炭”。
和科大不同的是省属院校，受地方财力的影响，这些院校资金来源少，招收学生多，困难面大，资助困难生便成了高校的热点难点问题。安徽医科大学招生前就多次召开会议，决定继续拿出收费中30％的部分用于学生奖、贷、助、补、减，实行“五管齐下”，构筑多元助学体系。
记者日前从省教委和省财政厅了解到，为了“决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承诺，安徽省属高校去年奖、贷、助、补、减费用高达8000多万元，学生人均约合800元。省政府也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从1996年起，每年拿出100万元用于经济困难的学生补贴，今年又增加到200万元。
急唤春风化“霜雪”
可以说，政府、学校、社会已为贫困生上大学尽了力，但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更为科学合理的办法，有关金融部门试行银行助学贷款，运行如何呢？
记者跑了不少高校，遗憾的是无论在部属院校，还是在省属院校，对银行助学贷款虽有热切的呼唤，但更多的是责难之词。
试行中的银行助学贷款要求学生个人申请，院系班主任签署意见，并回原址调查家庭情况、寻找担保人、上交担保人经济证明，贷款人如逾期不还，还将对担保人和学校进行曝光。不少院校的部门负责人对记者说：“助学贷款手续太繁杂，要学校承担的连带责任多，让穷学生寻找富朋友担保也不现实，所以银行热，而学校冷。”据了解，在安徽一些高校，至今没有几个学生去申请办理助学贷款。
银行方面也有自己的看法：“助学贷款虽有国家贴息，但银行要收回贷款，也要有些盈利。目前个人信用体系尚未建立，学生分配又是自主择业，去向不定，手续上不加几道保险行吗？收不回贷款，谁来背这个大包袱？”
“银行能把钱贷给效益不好的企业，为什么不能贷给文化素质高、预期收入更高的莘莘学子？”有人愤愤不平。为此，有人算过这样一笔账：假设有1000元，用它发放奖学金、助学金，通常只能一次性资助一名学生，对于4年的大学费用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但如果用它做国家助学贷款的贴息（部属院校由国家财政贴息50％，省属院校由省财政贴息待定），按5年期6．21％利率计算，则能盘活3万余元，基本支撑一个贫困学生读完大学。可见，运用金融手段支持教育事业是大有潜力的。
题图：在中国科大新生入学现场，爱心通道旁挤满了求助者，而银行助学贷款的咨询点前却少有人光顾，一“热”一“冷”，形成强烈对比。刘杰摄（附图片）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访谈
食宿农家查减负
冯志伟 周立耘
湖南湘潭市有个大坪乡，过去农民负担一度过重，并因“猪头税”变“人头税”，引发一批农民进城上访告状，给湘潭市委书记卞翠屏留下了难忘印象。事过3年，对那里的农民负担问题，他还是放心不下。
8月23日一早，卞翠屏书记特意抽空来到大坪乡。为了解真实情况，他和市委副秘书长王龙林沿田间小路拐进了坝塘组毛建新家。他问女主人：“眼下负担重不重呀？”“重呀！”卞翠屏请她拿来《农民负担监督卡》，一看全年负担人均不足30元，便问：“重在哪里呀？”“如今种稻太不合算，一担谷才卖36元。”原来如此，卞翠屏心里松了口气。他建议女主人开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从毛家出来，他又来到赵针南家拉家常。赵说：“卡上那点钱，负担得起。不过村里赌博成风，乡村干部要管一管；另外，运猪到外地，一路设卡收钱，受不了。”卞翠屏要他将沿途收费的详细情况说出来，并把自己的电话留给了他，表示要尽快解决。
走村串户转悠一圈后，卞翠屏心中有了数，大坪乡经过几年的努力，农民负担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乡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是否还像过去那样有些紧张呢？中午，卞翠屏来到新联村党支部书记文尚高家，拉着他的手问道：“乡干部在你家住过吗？”文尚高说：“乡干部常来，但没住过，怕麻烦我们。”事后，卞翠屏严肃地对大坪乡的主要干部说：“不要把‘三同’当成形式主义，住在农民家，可以大大拉近感情距离，农民有什么心里话都会向你们讲。”文尚高请卞翠屏书记吃午饭，卞翠屏说笑着答应：“你请客，我掏钱。”
夜幕降临，卞翠屏赶到自己的联系点韶山村。在一家农户的晒谷坪上，他约来了十几位村民拉起了家常：“你们的上缴负担怎么样？”村民回答：“我们的负担由村集体全包了。”卞翠屏听后十分高兴：“发展集体经济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途径，这是做好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
当晚，卞翠屏就住在村民毛立夫家里。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骆驼”流动医院
活跃在新疆阿勒泰克木齐乡草原上的“骆驼”流动医院自1997年6月成立以来，通过随牧行医的方式提供便捷而全面的医疗服务，初步改善了牧区医疗卫生落后的状况。“骆驼”医院有6名医护人员，他们都在地区人民医院完成了为期10个月的临床培训，经考核后持证上岗。医院至今共接诊患者16891人次，未出现一例医疗事故。
左图：骆驼悠闲地吃草，当医院搬迁时，它们就担负起驮运器材和行李的任务。
下图：哈萨克族牧民患者在“骆驼”医院药房取药。
新华社记者 艾尼瓦尔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