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1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远东一家人
  张雨生
  盛夏八月,俄罗斯的远东最迷人。汽车在缓坡公路上奔驰,一两个小时也难得见到村镇。草原一望无际,森林苍苍莽莽。
  我到达的城市叫红石。常居人口8万多,在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算是相当大的规模,但地图上没有标示。这里因发现铀矿,于60年代建成新兴的核工业原料基地。一直禁止外国人进入,本国来人也要审查。近几年,才逐渐揭开其实并不神秘的面纱。
  翻译叫安德列,去年毕业于北京二外。他以为外来客人对铀矿都有神秘感,指挥司机先去看矿区。其实,我是核工业的科盲,不但对铀的采掘和提炼没兴趣,还老担心核辐射。我坦率地对他说:“最想办的事情,是随意走访普通市民的家庭,看看他们的生活状况。”
  小伙子迅速跑进一家商场,找来一位女孩说:“就去她家吧。”女孩叫尤拉,23岁,中学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在商场里租了处柜台,经营服装。尤拉说她的职业很好,乐意干这个工作。我问她知不知道中国叫“个体户”。她笑着直点头,说她卖的服装,多数是从满洲里的“个体户”那儿倒过境来的。她说她的父亲是采矿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还有个妹妹正念中学。这当是很普通的家庭。我便对她说,很希望能去拜访她的父母。她向安德列嘟囔了几句,便指使司机向郊外开去。郊外广阔而肥沃,市民在这里都建有别墅。
  尤拉家的别墅离市区约有五六公里,在一处向阳的山坡上。四周围着一人来高的木板墙,坚固而密实。她的父母在门前等候,很热心地把我们请进院子。小楼是钢架木板房,两层。下层内外两间,一间是客厅,一间是老两口的卧室。姐妹俩大概住在楼上。
  女主人忙前忙后,端出西红柿、黄瓜和樱桃请我吃,说都是园子里自产的。俄罗斯妇女到了她这个年龄,多数要发胖,但这位女主人却很清瘦,是不是在园子里劳动的缘故?
  男主人拿出一瓶白酒,说是莫斯科产的好酒,要同我们干喝。安德列忙说,中国人不习惯干喝白酒。女主人进去拿出一盒蛋糕切开分给我们,让边吃边喝。男主人高高的个头,满脸皱纹,双手结满厚厚的老茧,一看就知道他很勤劳,而又饱经风霜。我问他多大岁数,他不愿意说。女主人代他说了,58岁。尤拉解释,58岁是俄罗斯男人的平均寿命,不吉利。我忙凑趣说:“58,在汉语中很吉利。”并让安德列翻译给他听,“吾要发!”他听明白了,笑着说:“快退休了,发不了。”他问我去没去矿山,我说去了,那里是露天采矿,场面宏大,工人很辛苦,都是好样的。我伸出大拇指,直接用俄语说给他听。
  他问我有多大,我说小他4岁。他说:“我们是一代人,都经历过中苏友好时期。后来有一段不愉快,是赫鲁晓夫搞坏的。”红石有军营,在公路上就望得见,营区里停着一排排坦克和大炮。我说:“是发展旅游和贸易好,还是发展坦克和大炮好?”他坦诚地说:“那些坦克和大炮是不愉快时期运来的,对付中国人的,早就该撤走它们。”
  喝过白酒,吃过糕点,主人让参观他家的园子。
  园子约有两亩地。北墙根有两间平房,一间是车库,停着一辆小车,一间是鸡舍,养着一群鸡。西墙根有两间大棚,一间种着西红柿,一间种着辣椒、黄瓜,还有西瓜。南墙根是果园,枝条上都垂着累累的果实。整个园子,生机勃勃,茂盛极了。俄罗斯人没有种菜的习惯。近些年,中国农民过去种菜卖,他们也学会了。主人告诉我,他的园子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浇污水,蔬菜和水果都可以生吃。他还说,小楼底下有很深的菜窖,秋天收获后,放进去储存,足够一家人吃一个漫长的冬季。
  没见着尤拉的妹妹。她妈说,暑假里同学邀她旅游去了。俄罗斯姑娘长得漂亮,高个子,大眼睛。尤拉虽然不是出色的,但青春年少,热情洋溢,妹妹应该不会逊色于姐姐吧。我称赞女主人养了两枝鲜花。她开始没弄懂,以为我说园子里的花,待弄明白是赞美她的女儿,笑得前仰后合。临别时,她从园子里折了几枝鲜花,非要我带上,并把我一直送上公路。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西班牙的酒馆
正雅
在西班牙,几乎每条街上都可见到林立的酒馆,甚至有些街道整条街都是酒馆,数量之多,令人吃惊。即使一个不到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也一定有一家小酒馆,以供村里人吃喝玩乐,聚会闲聊。这种酒馆,已成为西班牙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早上一睁眼,西班牙人就得上酒馆去“报到”。喝咖啡、吃吐司……早餐都是在家附近或公司附近的酒馆中进行的。西班牙酒馆不限制卖酒,不过,酒馆不卖正餐,正餐上餐馆去吃。一般正宗的酒馆指的是喝点饮料、吃点点心、聊天消磨时间的地方。西班牙人爱聊善谈是很有名的,这与他们经常在酒馆中闲聊大有关系。进到西班牙的酒馆,经常看到许多人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这些人可能彼此连姓名都不知道,但因为都是来酒馆喝一杯的,聊起来就没个完。一般西班牙人,尤其是男人,一天上酒馆喝上四五回是很正常的。早上去吃早点,中午去喝杯啤酒,晚上下班还要去喝一杯咖啡。西班牙女人上酒馆主要是在下午四五点钟左右,在这个时间,很少见到男人。西班牙的酒馆,大部分都是站着吃喝,很少有人坐下来,有的酒馆则连椅子都没有。酒馆的侍者清一色是男的,工作时都穿制服,个个手脚利落,应付自如。
在西班牙的酒馆里,最精彩的该算是每个酒馆的“它帕”了。“它帕”就是小菜,有上千种,一小碟一小碟的,配着饮料、啤酒吃。一般酒馆把“它帕”一盘盘地放在吧台玻璃柜中,让客人随意挑选。有的人喝一杯啤酒,吃几小碟“它帕”,再加上附送的硬面包,就算一顿正餐了。价钱却不到正餐的一半。有些酒馆的某种“它帕”出了名,干脆就只做这种“它帕”,连店名也以之命名,如“蘑菇酒馆”,“煎蛋饼酒馆”等等。客人上门不必麻烦,只需点个饮料,专卖的“它帕”就会和饮料一起端上来。
在西班牙的一些大城市里,酒馆还开展一些文化活动。如马德里有不少老酒馆,晚上都搞诗歌吟唱。顾客们在酒馆里喝一杯酒,吃点“它帕”后,一些作家或诗人就开始在小舞台上朗诵自己的作品或有名的诗歌。这种朗诵再配上简单的吉他或钢琴的伴奏,文学气息十足,使酒馆增添了热烈的气氛。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月琴
王忠范
阳台上的几盆三角梅同时开放了,姹紫嫣红,芳香袭人。望着温馨的花朵,我想起了马来西亚朋友月琴,这些花的花子儿是她送给我的。
  我们刚刚踏上马来西亚的国土,导游月琴小姐就帮拿行李,引路上车,像见到亲人那样亲热。她大大的眼睛如两汪泉水,披肩发似喷泻的黑瀑布,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真像月琴的声音柔润而动听。她介绍马来西亚国情风情人情,像演讲;她讲生活故事,像拉家常;她说民间笑话,像逗乐。一串串话语在车厢里洒落,优美生动,时而让人凝神注目,时而让人捧腹大笑。下车后,我点燃一支烟,她立刻走到我的身边,严肃地说:“先生,千万不能随地扔烟头,当心被罚款。”她是那样认真,认真得让人不好意思。
  晚饭后,我坐在门前的竹椅上,看晚霞涂抹着远处的教堂,看如茵的绿草平展成趣,只是那淡淡的几枝小花不经意中带来思乡的感伤。月琴小姐来了,穿一件连衣裙,很普通的那种,脸上还是那朵红润的微笑。闲聊中,我谈到了中国足球、羽毛球,她似乎对这类话题很感兴趣,兴奋得直拢头发。她讲他们的前总理拉赫曼担任足协会长的故事,她讲汤姆斯杯,讲他们的运动员。她很喜欢李玲蔚,说李玲蔚微笑着面对世界拿冠军。也许因为志趣相投,我们的情感拉近了。她不顾一天的疲劳,陪我去参观默迪卡体育场,去看橡胶园,去逛中央市场。滔滔不绝地介绍着,话声依然如琴。她不让说感谢的话,她告诉我一句马来西亚谚语:“最神圣的是友谊。”
  往回走的路并不远,月琴小姐很有礼貌地问我:“咱们步行,还能多聊一会,好吗?”我当然同意。在吉隆坡的路灯下,在斑斑驳驳的树影中,我们像老朋友重逢那样交谈着。月琴小姐的根在中国,上小学时读过中文课,现在常看中央电视台的第四套节目,她对中国的每一件事情都很关心。1998年特大洪灾时,她捐款500元,她说她那时心急如焚。我谈及亚洲四小龙时,她却抢过话题:“中国是大龙,已经开始腾飞了!”她告诉我,香港回归时,她们一家人都很高兴,喝酒、吃饺子,好一番庆祝。她说:“台湾也会很快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的!”她把右手握成了拳头,自信地笑了。笑声像一支琴曲飘进了夜里,在长长短短的汽笛声中飘扬。
  宾馆大门的前面,一张废纸片在地面上忽忽闪闪,月琴小姐立刻走过去,哈腰拾捡起来,送到路旁的垃圾箱里。灯光把她轻盈的身影拉长了,如吉隆坡又一道美丽的风景映进了我的眼帘。我想写诗,却只得一句:美,来自心灵。
  那天,也许因为过度疲劳,我的旧病复发了,头疼眼花,一下子倒在了床上。月琴小姐知道后,急火火地打电话,请医生,安排打针拿药,她的额头上沁出一粒粒汗珠。没多长时间,我完全恢复了正常,她似乎也松了一口气。这时,她的手机突然响了,可能是家人催她回去。只听她说:“我的一位游客病了,离不开。”我忙说:“没事了,谢谢你!”可她并没动身,还在监护着,不时把脉,轻声安慰,像个极为热心的护士。来自万里之遥的我,受到如此的帮助与照顾,一时竟忘记了身在异国他乡。
  分别时,她送给我一包三角梅花子儿,说这种三角梅能开出多种颜色的花。这来自马来西亚的友谊的种子,扎根了,发芽了,开花了,着实美丽动人。望着朵朵鲜花,耳畔似乎响动着她那月琴般的笑声。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友谊之花

钱包找到了
  ——访日日记摘抄
朱福来
  3月21日
  今天,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访日团到达东京,开始了对日本的访问。团里大部分成员都是第一次到日本,都特别希望能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里,在樱花的故乡亲眼目睹樱花怒放的盛景。所以,一到日本,大家都留神寻找樱花的芳踪。然而,我们过于心急了。可能是来到日本的时机略早了一些吧,虽已进入3月下旬,但多数樱树的花苞还只是含苞待放。只有少数花蕾含羞带媚地刚刚吐出些许粉色,不禁令人感到一些遗憾。
  3月25日
上午观览著名的富士山。陪同的翻译加藤小姐看到访问团的小潘女士穿着甚薄,怕她受不住山上的冷风,特意从家里拿来一件大衣让她穿上。下午,我们又来到箱根的“芦之湖”乘船泛游,饱览了秀美的湖光山色。湖四周成片的樱树透出的朦胧的淡粉色,预示着令人向往的樱花盛开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最后,又驱车来到“大涌谷”。在这里,大家被从山体中不断喷涌而出的浓浓的白色烟雾所吸引。一股股刺鼻的硫磺味随风飘来,不禁令人称奇。在商店里,许多人看中了这里独有的、用硫磺水煮成的黑皮鸡蛋,据说它比一般用清水煮的鸡蛋营养要丰富得多。再加上琳琅满目的具有日本特色的工艺品、纪念品,勾起了人们强烈的购买欲望,纷纷打开钱包采购一番。
  回到下榻的“新大谷饭店”已经是接近晚上7点了,我刚刚回到房间,突然有人敲门。打开门,只见小潘女士面容焦急地站在门口:“我的钱包不见了!”看到小潘沮丧的神情,我一边安慰她,一边让她仔细回忆这一天的行动过程。
  小潘突然回忆起今天曾穿过翻译加藤小姐的大衣,会不会把钱包放在大衣兜里一起还给了加藤小姐呢?加藤小姐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我马上打她的手机,请她帮忙找一找。加藤小姐不仅翻找了大衣,而且又连夜找到了司机,一起到汽车上仔细检查了一遍,但没有发现钱包的踪影。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候,我只好打电话麻烦外务省负责接待我们的外务事务官宇佐美晓先生了。他闻讯很快赶来饭店,进门后顾不得坐下就向小潘详细询问了情况。他分析认为,最大的可能是把钱包丢在了“大涌谷”的商店里。他当即拿起电话与商店联系,但是,这个时候商店的店员怎么会不下班呢?宇佐美先生安慰小潘说:在日本,一般是不会丢东西的。只要有人捡到,一定会交到警察局。明天他一上班就和商店联系,有消息就马上通知我们。
  3月26日
  今天是游览迪斯尼乐园。丢了钱包的小潘一路上总是心神不定,郁郁寡欢。就在这时,加藤小姐的手机突然响了,是宇佐美先生打来的,大家一下子围拢了过来。宇佐美先生说,钱包已经找到了。原来是小潘买完东西后,粗心大意地将钱包放在了柜台上。商店的售货员发现后马上追出商店,但是我们的车已经走了。访问团明天就要离开东京到外地去了,怎么才能拿到钱包呢?宇佐美先生在电话那端似乎知道了我们的担忧。他思考了一下说,他将马上和商店联系,请他们直接把钱包寄到我们三天后将要到达的松江市全日空饭店去。
  3月29日
  今天,我们结束了在四国今治市的参观,于傍晚来到松江市的全日空饭店。一进大厅,就看到宇佐美先生手里拿着一个方方的邮件等在那里了。“请潘女士查点一下吧。”小潘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轻轻地打开包装,露出一个印制精美的金属盒,上面是一排彩色的文字——“大涌谷商店”。打开盒盖,钱包静静地躺在里面。宇佐美先生看到丢失的钱包完璧归赵,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大家都说,小潘一定要保存好这个金属盒作为纪念。小潘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深深地点点头。
  明天,我们就要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回国了。
  此次访日虽然没有看到盛开的樱花,但是,钱包失而复得的整个过程中,热诚地给予帮助的人们——刚刚相识几天的加藤小姐、宇佐美先生、只谋面一天的汽车司机、偶尔打交道的饭店服务员、根本记不清面孔的商店售货员,却都深深地留在了我们的心中。想起他们,就使我们心中漾起阵阵春的暖意,似乎看到了比樱花更加美丽的东西。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幸运之邦
  ——澳大利亚见闻
  吴珹
  《新闻公报》周刊的编辑唐纳德·霍恩在1964年写过一本名为《幸运之邦》的书,抨击澳大利亚社会各方面的弊端。这书名,后来竟变成了表达这个国家人们所过的安乐生活的一句俗话了。
  要说幸运,也确实幸运。在这片古老的大陆上,没有发生过战争,也没有豺狼虎豹之类的野兽横行,社会比较安定,环境十分宁静。76823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1800多万公民,地广人稀,物产又丰富。过去,人们形象地把澳大利亚说成是“骑在羊背上的国家”。他们养羊不需要种饲料,那广袤的草原上有取之不尽的牧草,冬季不冷,不需要建羊舍,也没有野兽之害,羊群可以在野外过夜,全国养羊1.5亿多只,约占世界绵羊总数的1/5,羊毛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3。后来,人们又形容澳大利亚是“坐在矿车上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矿产资源确实很丰富,100多年以前,曾一度以“淘金热”展现了它的财富,现在是铝矾土、铁矿、铀、铅、锌、锰、钠的世界五大生产国和资源国之一,其中铁矿、铅、锌的产量分别占世界第二、三、四位。这个国家的工矿业和农牧业都比较发达。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政府又大力推行社会福利制度,全面负责人民的生、老、病、死。小孩出生后就开始由政府供养,每周供给80澳元牛奶费,供应到18岁,如果18岁还在读书,延长供应到24岁。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则由政府再发给救济金,每人每周也发80澳元,可以维持低水平的生活。当然,这种人是极少数。大多数人的工资收入都较高,一周五天工作制,每周工资最低为300—350澳元,中等人家一般都有自己的别墅和小汽车。这种情况正如美国记者约翰·根室说的:“澳大利亚让人们能纵情地享乐——不仅是一般的玩耍和户外消遣,而是给人们提供了自由、繁荣和稳定这些更为广泛的安适的生活条件。”所以澳大利亚人没有危机感,都是那么悠然自得。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人们滋生了一种享乐思想。每天下班后,酒吧间特别兴旺,据说全国平均每人每年喝啤酒100多升。夜生活更是五花八门。到了周末和假日,一家一家的开着小车到郊外去玩或游泳,或划船,什么事也没有了,也得躺在草地上去晒晒太阳。我发现,许多有树林和草地的地方,都有凉亭,凉亭里还有免费的自来水和通电做饭的设备。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在布里斯班河畔的草地上,看到一辆开出来玩的中型面包车,简直像房子一样,里面有床,有做饭的设备,据说有的汽车里还能洗澡,人们真会享受啊!
  这里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穷富悬殊不是很大。政府实行累进税制,所得税最高为45%。一位在矿区工作的华侨张先生告诉我,有的工人一周干三天就不干了,因为收入多了交税也多。有些人宁肯少挣些钱,也要有更多的闲暇去度他们的周末。听说有的议员建议星期六和星期日商店也营业。这个建议遭到了大多数议员的反对和否决。理由是商店一周五天的营业已满足人们消费的需要了,所以不能影响营业员的假日。因此,到休息日,这里的商店一般都不营业,城市里显得冷冷清清,人们都到郊外游玩去了。
  一位悉尼的女记者说:“澳大利亚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有意识地把宗教和哲学抛开不管,尽情享受他们所有的一切:繁荣,对世界各种问题的不闻不问。”她的一席话,也道出了我在澳大利亚一个多月的感受。我发现,这里做人要求不高、易于满足、胸无大志、不求上进的中产阶层比比皆是,人们缺乏刻苦进取、积极向上的志气。所以说:“幸运之邦”也是有忧患的,富起来了怎么办?看来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八月八日,一些工人在埃及开罗的萨拉丁城堡对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的宣礼塔进行维修。著名的萨拉丁城堡是开罗的标志性景点之一,始建于公元一一七一年。 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摄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现场采访

  退休后的卡翁达
  本报驻南非记者 李新烽 文/摄影
  卧室的门徐徐开启,卡翁达缓步走了出来。我赶忙迎上前去与他握手,感谢他接受采访。他紧握着我的手,热情而友好地说:“很高兴在温得和克见到你,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充满深情。”我匆忙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这位老人:他1.78米的个头,身材魁伟,一身带竖道的深蓝色西服剪裁合体,一副粗腿眼镜挂在胸前。他头发花白,脸色黑里透红,笑容和蔼慈祥,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霎那间,我脑海里有关他的“传记”浮想联翩。
  76年前,卡翁达生于赞比亚北方省钦萨利县。他从小勤奋好学,酷爱音乐,9岁时学弹竖琴,曾担任小学教师和中学校长。1946年参与创建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反对西方殖民统治。1953年至1958年任该党总书记。1958年退出该党后重建“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任主席。次年,该党被取缔后他被流放。1960年担任“联合民族独立党”总裁,1964年赞比亚独立后,40岁的卡翁达担任总统,直至1991年,历时27年。1992年,他辞去“民独党”总裁职务,1995年重返政坛,再次当选为该党总裁。1997年12月以支持未遂军事政变的罪名被警方拘捕,次年6月获释,今年初宣布退出政坛。
  作为赞比亚独立后的首任总统,卡翁达把人道主义作为立国的指导思想,积极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同时与坦桑尼亚已故总统尼雷尔共同高举反种族主义旗帜,发起组织“前线国家”,积极投身于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运动,赢得了全世界的赞扬与尊重。在职期间,他曾四次访华,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进行过会晤,为发展赞中友好关系做出了贡献。
  此时,这位前总统就站立在我面前。他是应邀出席在纳米比亚举行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首脑会议的,我们的话题自然从这次会议谈起。卡翁达首先谈到他此行的两个主要目的:号召非洲人民共同向艾滋病宣战,为即将成立的“卡翁达非洲儿童基金会”制造舆论。他指出:“非洲正在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艾滋病的肆虐横行。如果对此掉以轻心,非洲50多年来的奋斗成果有可能付诸东流。”卡翁达认为,400多年来,非洲经历了四次最深重的灾难:奴隶贸易,两次世界大战,殖民主义统治,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现在,非洲正面临着艾滋病日益严峻的挑战,艾滋病已经夺取和正在夺取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在历述了艾滋病对全人类、对非洲大陆、对南部非洲地区各国、特别是对赞比亚落后农村地区造成的灾难后,卡翁达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并以一位父亲的身份,控诉了艾滋病对自己和对家人造成的巨大痛苦和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1984年,卡翁达的儿子身患艾滋病。“那时我是国家总统,许多人从医疗、精神和服务等方面帮助我。但两年后,艾滋病仍然夺去了我儿子的生命。多年来这一阴影一直留在我心中,它给我们留下的惨重教训就是——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共同向艾滋病宣战!”卡翁达接着动情地说,每当目睹赞比亚和非洲国家的儿童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情景,每当听到艾滋病给患者造成的灾难消息,他都在想自己能为这些儿童做些什么事情,能为控制艾滋病蔓延做点什么工作。因此,在经过一番周密考虑之后,他决定第二天就正式成立“卡翁达非洲儿童基金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声望,争取友好人士、知名企业、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援助,“用以帮助非洲贫困的孩子,使他们重返课堂,接受教育,健康成长,同时资助对艾滋病进行研究工作,控制其迅速蔓延”。卡翁达告诉记者,这将是他创建的第二个基金会。
  1988年成立的“卡翁达和平与民主基金会”,至今运转正常。这次会议一结束,他就将直接赴约翰内斯堡、纽约和伦敦等地进行宣传和筹款工作。他补充说,他退出政坛就是为了集中精力办好基金会,把有生之年贡献给儿童发展和艾滋病控制事业。
  年逾古稀的卡翁达精神矍铄,身体健康,乐观健谈。我们的话题自然转到他的健身之道上来。“我每天坚持在室内原地跑步,有时周末出去打打高尔夫球和乒乓球。”说到这里,他莞尔一笑说:“我是个地道的素食主义者,不吃肉、不吃鱼、也不吃鸡蛋,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喝茶。”他喜爱音乐,高兴了自己也弹弹三弦竖琴。
  谈到赞中友谊,卡翁达深情地回忆起自己对中国的五次访问。他第一次访华是1967年,“我那次与毛主席和周总理举行了会谈,使我非常感动的是,毛主席答应了我和尼雷尔提出的请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要求”。他接着加重语气地指出:“坦赞铁路是非洲和中国友谊的一座不朽的丰碑,伟大的中国人民是非洲人民最可靠的真诚朋友。”
  卡翁达用非洲式的热烈握手方式与我道别,用汉语说“谢谢”、“再见”。他还补充道,自己最后一次访华是1995年到北京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亲眼目睹了中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他祝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继续取得伟大的成就,并期待着能够再次早日访华。(附图片)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的一只猴子将脸颊贴在冰块上消暑。这一天东京最高气温达34摄氏度。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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