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7日人民日报 第10版

第10版(财经广场)
专栏:热点聚焦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看好,近日,上证综指又冲破2000点大关,屡创历史新高。但是,与此同时,中报预亏的上市公司数量已超过了100家——
  预亏公司为何激增
  张春丽
  中报预亏逾百家
  在宏观面暖风频吹、利好不断的大背景下,沪深股市上市公司的业绩浪迟迟未至,亏损股倒是扑面而来。截至8月4日,两市发布预亏公告的公司已逾100家,超过了1999年中期和1999年底亏损的上市公司数量(分别为92家和82家),创下了历史新高。
  在这支绝对数量空前庞大的预亏族中,有些是次新股一上市即亏的,如桦林轮胎(去年5月上市)、大元股份(去年7月上市)、茂炼转债(去年8月上市)等,当年的盈利预测早已成为镜花水月。有些是扭亏后复亏的,如琼金盘、石油济柴、ST黄河科、北京中燕、双虎涂料等,摘帽免“T”(ST或PT)后不久又重新恢复亏损面目,成为今年中报预亏公告中的一大奇观。有些是意外报亏的,如厦新电子、湖北兴化、康赛集团等涂满网络、新经济油彩的“风光股”,业绩的滑坡令人触目惊心。也有些是所谓“壳”资源价值很高的小盘股,如云南马龙、金狮股份、美亚股份、西南化机等,其流通盘多在二三千万。综观预亏公司,老面孔仍然居多。除了改制不彻底、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的银山化工、宜宾纸业、长安信息、工益股份等公司外,ST甬华联、ST百花村、ST琼华侨、ST永久、ST郑百文等14家连亏两年半的老公司同样令人关注。
  预亏原因五花八门
  中期预亏公告激增,与今年宏观经济好转的背景极不相称。面对这种微观与宏观不协调的怪现象,业内人士认为宏观是影响微观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更不是决定因素。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状况、产权安排、公司治理结构才是决定因素。有些预亏公司沉疴缠身,积弊已深,其经营状况已“脱离大势”,与宏观经济等外部环境无关,即使宏观面再好,它们仍要亏损。资本市场沉淀的劣质资产和劣质公司是中期预亏增加的根本原因。
  当然,上市公司肯定与非上市公司不同,即使亏损,也有它与非上市公司不同的原因:国家税收政策的变化是预亏公司增多的特殊原因之一。今年年初颁发的《关于纠正地方税收先征后返政策的通知》使相当多的上市公司所得税率较以往大幅增加,税后利润大为减少。这对某些习惯于靠国家的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过日子的上市公司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于是乎只好交出一份预亏公告。国内证券市场没能建立市场退出机制也使亏损公司接踵而至。市场对连续几年亏损的公司非常“宽容”,至今没有上市公司退出的先例,这使一些亏损企业缺少扭亏的紧迫感,有的甚至破罐子破摔,一亏到底。一些ST公司已经资不抵债,可谓死猪不怕开水烫,即使中报再亏损,对它们而言也没有什么难堪之处。此外,为达牟利目的的“技术性亏损”也是中期亏损增加的原因。比如四项计提的原则是由企业自己掌握的,当净资产收益率不到6%的配股最低及格线时,有的公司就多提一些,先让企业亏损一年,虽然得不到配股资格,但也不必交33%的利润所得税,到明年,多提的部分可以冲回,这样“利润”自然增加,达到6%以上的净资产收益率就更有把握。这虽然要按33%上交所得税,但也为获得配股圈钱资格创造了条件。
  请不要将亏损进行到底
  一个国家证券市场运行的基础,取决于上市公司的质量。上市公司都能大幅度盈利,则证券市场的风险就会小多了。目前看,要想不让亏损进行到底,首先应该建立市场退出机制,让上市公司能进能出。其次应督促上市公司的转机建制,不要只重圈钱不重转制。最后是对造假者绳之以法,杜绝虚盈实亏或假亏真盈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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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海观潮

  新股发行要公平
  诗云
  近来,有关新股发行的议论纷纷见诸传媒,尤其是关于战略投资者的一些微词更是引起了普遍关注。
  去年7月28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股发行方式的通知》,从那以后,首钢等26家上市公司先后采取了向法人网下配售和向一般投资者上网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新股发行方式。今年春节以后,证监会又推出了向二级市场投资者按持股市值配售新股的方法。就证券管理高层而言,他们的本意是加快新股发行市场化步伐,力图让散户、机构、国企、上市公司都得到公平待遇。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怨言颇多,觉得引入战略投资者以来,新股与散户越来越无缘。一位股民投书中国证券报,称其从去年9月至今,在新股申购上一无所获。另据中央电视台财经记者调查采访,发现对二级市场投资者实行的新股配售断断续续,相比之下,上市公司及承销商对向法人配售更感兴趣。
  仔细听听中小投资者的心声,他们的意见不无道理。就我国目前证券市场新股僧多粥少的现状而论,新股发行方式的确存在一些不公平之处。在此试举一二。其一,中签率差异太大。有的机构动辄就能获得一两千万股的新股配售,而普通个人投资者连获得1000股的资格都不易。据统计,向法人配售的超额认购是5—10倍;一级市场的上网申购中签率是1%;二级市场的配售中签率是0.2%—0.3%,从中可以看出,法人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在新股上的机会是多么不对等。其二,广大散户没有定价发言权,全凭少数法人机构与发行公司摆布。现在很多上市公司采取的是新股向法人配售和通过上网发行各半的方式,而发行价格只是由参与配售的法人通过竞价角逐确定,不管情愿与否,参加网上发行的投资者只能被动接受这个定价,这对数目众多的中小散户显然是不公平的。其三,目前我国一、二级证券市场价格落差巨大,新股具有风险小、盈利多的诱人特点。而资金实力雄厚、抗风险能力强的战略投资者及法人机构能够轻松配售新股,持股时间一般在3个月至6个月,期限一到,马上拉高股价套现获利,再也不理会什么战略投资,却把不明真相的中小散户套在其中。两者的风险与盈利明显不对称。
  为了推动我国证券市场健康规范发展,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投资热情,新股发行一定要公平,在这方面还有不少改进余地。包括适当延长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时间,促其真正发挥战略投资的作用。证券管理部门对战略投资者的认定应有严格统一的标准。要完善新股发行方式和定价方式,加强证券市场监管,切实保障股市运行“公开、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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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横祸飞来之后
  ——“六·二二”空难寿险理赔纪实
  杜若原 明泉
  7月10日,中国人寿恩施分公司将最后一笔“航空旅客意外伤害保险”之外的赔款——4万元“人身意外综合保险”赔款送到了空难遇难者刘骏的法定受益人手中。至此,武汉“6·22”空难寿险理赔工作全部结束。
  坠落于空难现场的一块“雷达”手表的指针,永远停在6月22日下午2时40分的位置上。38位武航乘客在这一瞬间终止了生命。
  北京。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王宪章惊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指示:迅速查明险情,及时快捷理赔,以中国人寿的优质服务告慰遇难者,安抚遇难者家属。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分管团体业务的副总经理苗复春对事故的处理提出了具体要求。以总公司团险部总经理陈宏章为首的专家组迅速飞赴武汉。
  武汉。事发后一小时,湖北省分公司总经理龚锋、副总经理刘建道即率有关处室负责人主动赶到了第一现场,并连夜通过新闻媒体公布了机上投保乘客人数,向社会郑重承诺:已准备了足够的资金,将向购买了航意险的20名乘客赔付人民币400万元。
  恩施。接到中国民航恩施航空站报案后12分钟,恩施州分公司副总经理欧才明一行7人就赶到了机场,一面询问出险经过,一面清理机场和城内两个售票处的航意险保单和机票底联,封存有关票据。然后星夜驰骋640多公里,赶往武汉现场。
  理赔小组的第一项任务是进一步核实被保险人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情况。
  38名遇难者的几百名家属分住在汉口4家宾馆,由于伤心过度,一些家属病卧床上不思饮食,也有一些家属情绪比较激动。有关方面认为寿险理赔是为了给保险公司树形象,以时机不太合适为由不予配合。
  经过耐心等待和沟通,理赔人员从武航获取了宝贵的虽无姓名但有房号的遇难者家属分布图。理赔人员全面撒开,对最初机场方面提供的全部资料中涉及22名遇难者包括姓名、工作单位、身份证号码等在内的45处错误据实进行了修正、完善。这其中包括唐秀娟名票不符的问题。
  据清理空难现场的目击者称,机上有一对孪生姐妹是拥抱着一起走完花季人生的。这两个美丽女孩的名字分别叫唐文娟和唐秀娟。但查实机票和保单底联,却没有唐秀娟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哥哥唐雨露的名字。经过调查证实唐家姐妹持有的机票和投保单系托恩施烟厂订票人员以户口本代购,购票人不熟悉唐家情况,误将唐秀娟的票错写成了唐雨露,而失事当天唐雨露一直在武汉。事实查明之后,理赔小组还是决定对唐秀娟进行赔付。
  同国内绝大多数购买航意险的乘客一样,在恩施机场投保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航意险的20名乘客无一指定受益人。无指定受益人,则必须由保险公司按配偶子女、父母、其他法定顺序确定法定受益人。中国人寿公司也可以将400万元赔款全部交给航空公司代赔,以便尽快履行承诺,但对保户负责的态度促使他们作出了另一种抉择。因为20万元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小数目。按照总公司、省公司的指示,恩施在汉理赔小组设计了遇难者家庭情况调查表,冒着酷暑奔波于4个宾馆间,在非常难得见到主要家属的情况下,很快准确核定了法定受益人身份。
  面对伤心的遇难者家属,理赔小组在一定程度上担当起了法律咨询、民事调解的职能。遇难者李某,1963年出生,母亲健在,妻子年轻,孩子尚小。欧才明到其家属所住房间了解情况时,正值其家庭协调会召开,颇有些火药味。李兄及其家庭均担心在财产分割上不顺利,要求欧才明赔款对老人的赡养、孩子的抚养有一个明确的倾斜。欧才明耐心答复:赔付给法定受益人是法律的规定,即使我们人为地分割赔付了,也不具备法律效力,最好的办法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李家亲属表示理解,但要求欧才明在李妻签字领款时向她说明老人也是受益人之一。欧才明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一出门李兄就追出来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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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财经访谈

  成功的搏击
  ——访摩根斯坦利添惠董事总经理吴长根
  本报记者 施明慎
  6月22日,中国联通分别在美国和香港挂牌交易,当日涨幅达10%和8%,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筹资规模最大、也是亚洲除日本外最大的一个上市项目,反映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普遍看好。谈起这项“佳作”,人们自然不会忘记为中国联通发行上市运筹帷幄的主承销商们。近日,趁联通的主承销商之一、摩根斯坦利添惠董事总经理兼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管吴长根来京开会之机,记者对他作了短暂采访。
  摩根斯坦利添惠是著名的全球性金融公司,总部设在美国纽约。长期以来,摩根斯坦利添惠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债券及股票承销、私募配售业务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拥有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股票研究队伍。摩根斯坦利添惠的资产管理总额达4250亿美元,包括众多的国内和国际债券、股票及多种资产类型的基金,私人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等。摩根斯坦利添惠从80年代起活跃在亚洲市场,1994年分别在北京、上海开设了办事处,当年10月获准与中国建设银行及另外3个投资者共同组建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国财政部、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亚信、新浪网等都是摩根斯坦利添惠的主要客户。其中最值得骄傲的业绩当属中国联通的成功发行上市。
  据吴长根介绍,联通公司此次发行初始股24.59亿股,已经筹集资金49.2亿美元,连同承销商的超额认购权7.4亿美元,以及向经营管理层发行的认股权证6亿多美元,总共筹资63亿美元。尽管联通发行时市场环境波动不定,但还是创下亚洲除日本外的最大一次国际股本发行纪录。吴长根认为,中国联通股票的公开发行是中国电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首先得益于中国政府打破垄断、实施电信市场逐步开放的重大决策。其次,中国联通管理层的工作能力、敬业精神也给国际投资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从5月29日开始,摩根斯坦利添惠亚洲电信研究分析师马克·舒柏与联通公司管理层在亚洲、美国、欧洲进行了为期3周的路演宣传,共举行100场报告会,与88个世界上最大的机构投资者进行了一对一的推介会谈,亚洲、美国、欧洲的订单率分别为100%、83%、91%。机构投资者总需求量中近90%来自摩根斯坦利添惠。再次,摩根斯坦利添惠与另一全球协调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密切合作,前期工作到位。吴长根说,在10个月内,我们成功地终止了在90年代中期开始建立并困扰中国联通多年的合营架构,协助公司进行了广泛的企业重组,使公司得以将其核心移动通讯资产放在上市公司内。
  吴长根认为,中国联通的成功发行树立了国企上市的良好典范,重组与上市并不矛盾,关键是要以市场为中心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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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财经论坛

  实行财政集中支付制度 建设公共财政支出体系
  王加林
  财政集中支付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加强财政支出管理的通行做法,是解决财政性资金分散支付所存在弊端的国际通用方式。国际上通称国库单一账户或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这项制度的建立,其现实意义在于有利于国库库款的统一调度与灵活集中,解决财政资金管理分散而导致的相关问题;有利于政府掌握财政资金的具体支出方向与用途,硬化预算约束,规范预算执行,强化财政资金的全程监督;有利于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增加财政调控的余地,减轻财政负担。从政治角度看,还有利于从源头上抑制与财政性资金分散管理有关的腐败行为,是严防发生腐败行为的治本之策。
  由于我国国库由中央银行系统代理,以及国库存款不计利息并存在预算外资金等因素的制约,现阶段政府财政性资金的支付还必须实行财政集中支付制度,待条件具备后过渡到国库集中支付。这是政府对财政性资金从分配到资金拨付、资金使用、银行清算,直至资金到达商品供应商和劳务提供者账户的资金运行全过程的管理与监控制度。其基本含义是:财政部门设立一个统一的银行账户,各单位的财政性资金统一在该账户下设立分类账户予以集中管理,财政资金不再拨付给各单位分散保存;各单位可根据自身履行职能的需要,在预算范围内自行决定购买商品和劳务,但支付款项要由财政部门来运作;除特殊用途外,资金都要通过财政直接支付给商品和劳务供应者。
  实施财政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第一,实施财政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必须在政府的极大重视与支持下强力推进。
  第二,实施财政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必须完善和加强政府财政职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是公共财政,是国家以社会和经济管理者身份取得收入,并用于政府公共活动支出、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实现经济均衡发展、促进社会公平的政府财政活动。建立公共财政,完善和加强政府财政职能,必须坚持三个原则:一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各级财政资金的投向要逐步退出生产性和竞争性领域;二是服从政府职能转变,财政预算的范围、结构和方法必须与政府职能的范围和方向相适应;三是与国情及财力水平相适应。
  第三,实施财政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必须加强监督。
  第四,实施财政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必须深刻认识财政分配体系的再建设。由推进预算编制改革到实施财政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实质上是财政资金分配体系的完善与发展过程。从体系建设上讲,预算编制改革与财政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资金分配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政府理财职能上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为河北省财政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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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最近,意大利国民劳动银行和奥地利中央合作银行分别派代表前往新疆进行工作访问,与当地进出口结算量最大的中国银行新疆分行共同商讨加强合作,联手做好支持西部大开发项目的国际金融服务有关事宜。 王作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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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财经短波

财经短波
  ●世界网络银行趋向研讨会召开
  ●万事达卡组织推出网上电子钱包
  ●运通与工行将共享自动提款机
  ●寿光地税城区分局强化征管
  ●济宁市中区国税推行信用卡纳税
  ●进出口行与英出口信贷担保局合作
  本报讯 日前,在北京举行了“世界网络银行趋向及新技术应用”研讨会。此次会议由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奥太软件有限公司、仅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发起。会上,代表们针对安全性这一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王晓伟)
  本报讯 万事达卡国际组织日前推出万事达卡网上电子钱包。它可使持卡人同时输入和存储其万事达卡信用卡账号以及他们的邮购和挂账地址,而后购买者即可通过此钱包自动完成订单,目前可在多达1400多家网上商店中享受此项服务。 (于洋)
  本报讯 8月4日,美国运通旅游服务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签署了一项共享自动提款机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美国运通卡会员将很快可以从工行的7000台自动取款机(ATM)提取人民币。此项协议的签署使美国运通卡会员在中国可以使用的自动提款机数目增至1万台。 (心真)
  本报讯 山东寿光市地税局城区分局以征管改革为切入点,积极推行户籍管理,交叉稽查新模式,健全协税网络,完善代扣代缴。上半年共代扣代缴税款123万元。到6月底,完成地方税收1158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92万元,增长12%。 (梁寿华)
  本报讯 山东省济宁市中区国税局辖区内的个体工商户再也不用为纳税而发愁,只要办理一个信用卡就可以像存、取款一样潇洒自如地交纳税金。此法减少了办税时间,简化了办税程序,方便了纳税人,广受社会各界好评。   (卜雪峰 张长本 吴继伟)
  本报讯 近日,中国进出口银行与英国出口信贷担保局签署了合作协议。今后,若中国和英国的企业同时为第三国的同一项目提供商品和劳务,中国进出口银行和英国出口信贷担保局将依约为本国商品出口和劳务出口提供支持。 (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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