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率·读书天地)
专栏：重点新书
精当实用 嘉惠学人
——《中国诗学大辞典》读后
宋红
最近，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诗学大辞典》。至此，“中国诗学”、“中国词学”、“中国曲学”三部大辞典遂成联璧。
《中国诗学大辞典》到手之时，适有编辑部里一年轻同志相问：“李贺诗集有没有明清人的注释整理本？”这方面的知识，通过《中国丛书综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自可轻而易举地查到，但因为有此一问，我立即想到去查《中国诗学大辞典》，以验证一下它的学术成色。翻开笔画索引，很快在“李贺集”条下看到了关于诗集编纂情况、版本流传情况和历朝历代对李贺诗集的注释与整理情况。条理清晰、叙述详明，且有对诸本特点及优劣的扼要评骘，体现出今人的学术眼光；而对诗集注释整理情况的介绍也一直下延到当代，这部分信息尤为重要。除此之外，我还在索引中看到了关于李贺的这样一些词条：“李贺”、“李贺年谱”、“李贺年谱会笺”、“李贺诗校笺证异”、“李贺诗索引”、“李贺诗集（叶葱奇注）”、“李贺诗集（英译）”、“李贺研究资料”、“李贺哑谜诗歌新编”。可以看出，辞书编纂者旨在将作家研究、作品研究及传播情况囊括于一书，这无疑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中国诗学大辞典》的编纂，不仅吸纳了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亦关注到新的文献成果。如“王之涣”条，《辞海》（1980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等均称王之涣“字季陵”，而《中国诗学大辞典》则写作“字季淩”，这是根据齐鲁书社1986年版《曲石精庐藏唐墓志》所收唐靳能撰《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中的文字改定的。根据名与字的相关互训原理，“淩”字正与“涣”相关合，并有《老子·十五章》“涣兮其若冰之将释”（王弼本）为出典，淩（凌）积冰也。所以“淩”字铁定无疑。
“知也无涯。”从另一层意义上说，辞书便如法律条文一样，在现实中永远是滞后的。因为新的知识、新的情况总会不断涌现，而编纂者目力所及，毕竟有限。《中国诗学大辞典》亦不免有这方面的缺憾。尤其是“海外及港台研究”部分，轻重失当，有些内容显然因掌握材料不够而过于简约，如“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在国外”条，在介绍南朝民歌研究时，举出了日本汉学家小尾郊一的单篇论文《南朝的恋歌——以西洲为中心》；在介绍山水文学研究中开一代研究新思路的“自然观”研究时，却没有点出小尾郊一的力著《中国文学中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
在对辞书求全责备的同时，我们也须看到国内海外汉学研究基础的薄弱，从业人员之少，尚不足以覆盖海外汉学之方方面面；而真正将海外汉学由译介上升到研究阶段，亦不过是近十年内的事情，从文本研究到宏观把握，都未能尽如人意。而文本来源渠道之不畅，更令人如临奈何桥上。因为多数学者的唯一文本来源是国家图书馆，图书馆的馆藏资料原本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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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视文化西部》适时而生
文艺评论家肖云儒的学术新著《对视文化西部》最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五十余万字的专著是我国西部文化研究的“重头戏”，此前披露的该书部分内容，如关于西部文化心理现代特征的报道，已经引起了一些反响。
肖云儒十八年前开始研究西部文化和艺术，多次西行作学术考察，跑遍了中国西部十几个小区，行程七八万公里。他在西藏被藏獒所咬，在新疆海拔四千多米的冰大坂深夜被车所弃，在内蒙古草原被疾驰的马甩下来，在瑞丽江畔因深入傣族民居采访被边防站扣留……他将理性思考和实地考察成果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1988年出版二十五万字的《中国西部文学论》，被学术界誉为使中国西部文化艺术具有了理论形态的作品，先后获得中国图书奖、当代文学优秀成果奖。同时主编“西部文艺研究丛书”，对中国西部音乐、歌舞、诗歌、电影、民间艺术和西部幽默分门别类作了论述。
《对视文化西部》将中国西部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来审视，从文化发生、文化沿革、文化结构、精神特质及其内在冲突、审美风范及其艺术表现，以及它在现时代的深层意义等各个方面展开，有大量生活和作品的例证，鲜活好读。这次出版重点展开了西部文化心理和现代的应和、中国和世界西部文化的比较、文化原生林和混交林的关系，以及长安文化、黄土文化、炎黄文化的研究。 （小宁）（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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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序跋选
关于雨城，我知道些什么
苏童
认识雨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那时在《钟山》当编辑，有一次在宜兴开一个笔会，看见一个不太高却很挺拔的人，别人说什么都无动于衷，坐在那里不卑不亢的样子，让人陡生好感。一问是来自镇江的张晓平先生，也就是雨城。
与雨城交往不多，集中在一些笔会上，在有限的交往中，我竟然对雨城留下了一个很强烈的印象，他对名字、音节有着先天的敏感，他给自己取的笔名好，给小说取的名字也好，给自己儿子取的名字就更好，叫沉草，我一定是过于喜欢沉草这名字了，在我后来的一篇小说《罂粟之家》中，主人公的名字就是沉草。后来遇到雨城，他向我抗议，你怎么把我儿子的名字用在小说里了？我这才意识到这名字不是我发明的，是雨城的。
雨城创作初期势头是很好的，《小城》、《洪高梅》发表以后都产生了影响，但不知为什么，他后来似乎放弃了那种勤于写作的生活方式，小说也看不见了。有一次在哪个会议上遇到他，他说他现在在电视台，没时间了。我知道电视台的营生是怎么回事，又以为如今世道，守着小说不放手的人虽不能说是疯了，但反过来衡量，放弃小说的也不见得就糊涂，于是我以为镇江那个雨城不干我们这一行了。
我对人对事的判断是经常发生错误的，这次也一样，没想到的是前不久雨城打电话给我，说是写了一部长篇，要我给他作序。我在意外之余，感到的是一种莫名的感动，看来，热爱文学是一种性格，人可以对生活作出这样那样的调整，但改变性格是不可能的。
雨城的长篇《我想飞》（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可以看作是一部关于军营生活的作品，也可以看成是一部关于个人的心灵成长史，我在阅读过程中一直有一种揣度，揣度小说中的自传性成分。是否具有自传性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处理人性这个命题，让人欣喜的是雨城没有沿袭常见的军人题材塑造军人“钢铁性格”的老路，他关注的是作为人的问题、是人的命运。常尧干这个年轻军人的形象让人感到真切，在他与两个女性的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中，凸现了欲望与现实的矛盾，压抑与释放的对立，幸福与庸常的胶着，从而完成了抒写心灵成长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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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家荐书
专家荐书
推荐人：庄孔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第一位民族学（人类学）博士，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后。
《金翼》林耀华著 三联书店出版
这是一本用小说体裁写成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海外知名人类学系都将此书选为研究中国社会的主要参考书。与一般小说不同的是该书最后是一章学术的小结，读来令人深思。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 黄淑聘、龚佩华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本可以同时看作教材和学术著作的书，既有对人类学科的系统介绍，也不乏对学科流派的评介和批评。更难得的是，该书还对中国人类学发展有一定的总结和前瞻。
《权力与反抗——福柯传》 埃里蓬 著 谢强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福柯是一位近代法国著名的学者，本书通过描摹福柯的生平和杂闻逸事，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这位学术大师的风采。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有一种捷径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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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天地
斑斓缤纷的投影
邓忠强
由于副刊编辑的职业机缘，我有幸经常读散文，编散文，由此结识了许多执著于散文创作，勤奋笔耕、乐此不疲的作家朋友。胡榴明女士便是我在九十年代初最早接触的一位自由撰稿人。她近四十岁才开始写作，不想出手不凡，以文字的绮丽和情感的婉约吸引了众多读者，从此她一发而不可收，以“面壁九年”的功夫，在新千年之始出版了三十余万字的散文结集《红裳》（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着实让我这个第一读者和编者感到惊喜和欣慰。
《红裳》集中收录了几十篇游记散文，我以为，这倒是最能代表胡榴明散文特色的东西。她的游记，往往撇开常见的那种对客体的表征做全景式勾勒或还原堆砌的思路，而是注重抓住“形”之神髓，注入自己的心灵感受和精神气韵，努力实现“景语”与“情语”、“物境”与“人境”的水乳交融和浑然一体。以《美女榕》这一篇来说吧，贵州高原上一棵长在山崖石壁间的榕树，原本极普通，但在作者眼里倏忽间却成了“一个美得让人心悸的女人”，成了一屏“造化的神奇与生命的顽强扭绞在一起”的巨大浮雕。作者站在美女榕面前，竟然“隔了时空”，同她对话交流，倾诉心声，顿觉那情感从石壁间喷射而出……这使人想起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这里的美女榕显然也是“物事人化”或“风景意化”，即作者赋予人的感情和性格，最终达到“美点”与“性灵”的融合。而正是在这种巧妙的融合中，作者以象征的艺术手法，委婉而含蓄地展示了妇女的命运沧桑，当然，其中也分明融入了作者几十年社会底层生活的坎坷、挣扎和奋进，渗入了由这些体验形成的对强健人生的向往。
由于作者善于抓住“即兴的一点”来达到人与自然的灵犀相通和心脉共振，因此其游记无论是讴歌人杰地灵还是描绘人文遗迹风貌，都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浓重的主观感情色彩，其中许多篇什完全称得上是抒情散文。比如《泉州一片月》中涌动的海峡两岸赤子情，令人魂牵梦绕；《高原的菩提》中汩汩流淌的亲情母爱……凡此诸篇，或托物言志，或融情于景，都有作者颖异独到的发现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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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本书系按照中共中央批准的编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系列的计划而编辑出版，收入从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至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这段时间的重要文献，共七十篇。其中，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纪委发出的文件、条例、规划二十七篇，中央领导同志报告、讲话和文章四十三篇。有二十篇重要文献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章，均经本人审定。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分为上、中、下三册。本书为其上册，中册和下册将在以后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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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永远高擎理想的火炬
——报告文学《火炬方队》印象
黄文
从《北国兵歌》到《火炬方队》，部队作家、军旅诗人胡世宗走过了漫长而艰辛的文学之路。几十年来，他始终以一个士兵的姿态高唱着关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奋进之歌，始终高擎着关于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的理想火炬，始终坚守着自己向往真善美的执著而不变的信念，始终保持着长盛不衰的高昂的创作激情。以驻东北某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红九连”为主人翁的长篇报告文学《火炬方队》（白山出版社出版）便是他为军内外读者奉献的又一部力作。
作为“共和国名连丛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写“红九连”与写其他“名连”一样，首先遇到的是如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时代背景下准确定位的问题。军队作家必须和我们的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始终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够把握好选择题材的正确开掘方向，使自己的作品在思想含量上有足够的分量。在《火炬方队》中，作者没有简单地把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的历史“从头道来”，而是在回顾部队发展历史的过程中，一方面强调这个连队独有的经过各个不同时期历史风浪的考验而永不变色的“代代相传”的“革命基因”；另一方面，则力图再现部队官兵在面临新时期各种严峻考验时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的适应性和崭新的活力。进而挖掘、发现我们这支军队巨大的潜能和无往而不胜的精神力量。这样，井冈山的战争烽火，平型关的辉煌战绩，渡江战役的英雄故事，抗美援朝的攻坚传奇……所形成的革命英雄主义传统都是在今天才显得格外珍贵；大庆会战的艰苦奋斗，唐山抢险的浴血鏖战，大兴安岭扑火的不眠之夜，嫩江抗洪的搏风斗浪……所体现出来的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在今天才更觉辉煌。
和大多数其他的社会成员相比，军人的生活总是有其相对的封闭性和独立性。无论小说还是报告文学，都必须在自己的身上打下某种文化的印记，才能给人以较大的启迪。在《火炬方队》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堪称“军营文化”的浓厚氛围。这个“文化”的核心，便是用这支军队的光荣传统及其所形成的一整套价值观念系统对人特别是青年人进行成功的改造和锻炼。在红九连的特殊经历中，学习毛泽东著作是一项区别于所有其他连队的独特之处，这使他们在育人成才方面首先具备了相对浓厚的理论氛围，而理论氛围所标识的正是“文化”的比较深层的内涵，于是，九连的一些非常普通的干部战士才具有了特殊的魅力，一些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家庭经济受到损失和影响的战士才有许多与众不同的见识，一些干部战士转业退伍之后在各种不同的岗位才有了令人刮目相看的业绩……红九连的官兵创造了新时代的红九连之风，他们的成长过程使红九连成了名副其实的能够让人百炼成钢的红色熔炉。
报告文学的本质是纪实，但是在纪实的表象中，应该充盈着理想的精神色彩，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在这部报告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片令人向往的“纯净天地”：闹转业已经离开部队的干部贾杰很快发现社会和市场经济决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容易，于是，他带着对部队的留恋又一次回到了红九连，让这里独特的氛围再一次对他进行摔打和冶炼；从教养所的女学员到国际供销大厦的礼仪小姐，她们都从红九连官兵的身上学到了许多社会上所无法学到的品质，汲取了丰富的精神营养，从而实现了对自己的改造、锻炼和超越。还有官兵们戒烟的故事，禁止喝酒的故事，干部们严于律己的故事，战士敢于给指导员提意见的故事……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红九连无时无刻不在的精神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这是一个充满了集体荣誉感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群体，一个充满了战友情和同志爱的令人羡慕的队伍。读一读那位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之后的马宝喜背着四条狗腿回部队的故事吧，你会不由自主地落下泪来，进而对红九连这种纯净化了的人际关系环境和官兵的精神境界产生一种深深的敬意。
随着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红九连官兵并没有“以不变应万变”，而是一方面继续以自己几十年一贯的革命传统的巨大精神力量对新的形势和社会价值观念保持一种持久的影响力，这从他们在公园的清淤劳动时先是被一些地方青年误解，进而引起女大学生的强烈反响的过程中不难看出，红九连作为一面精神的旗帜，其影响力是巨大而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红九连官兵正以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投入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伟大事业，把理想变成了扎扎实实的行动。比如他们刻苦学习计算机和外语的热情，他们钻研现代军事科技知识的执著，他们在科技大练兵中令人欣喜的作为，还有他们在执行各种急难险重任务时所体现出来的出色的战斗作风等等，都证明着他们真诚地继承了老红军的血脉，并立志将其传之久远，最终让我们看到的是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人民军队令人欣慰的光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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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文论
“史诗性”与“大部头”的失调
李运抟
关于长篇小说，人们通常有这样两个相互支持的理解：一是长篇小说的最高美学标准是“史诗性”，二是史诗性就意味着作品是个“大部头”，篇幅必然长大。换言之，即“大部头”的艺术形态才适宜表现气势磅礴的史诗品格。大部头适宜表现史诗性，史诗作品应是个大部头，这种“二位一体”的看法不仅相当普遍，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极端定论。
这些看法对不对？可以这样说：它们不无道理，但绝非一定如此。
不无道理，是因为从长篇小说的创作实践来说，确实有不少作品的确显示了这种“二位一体”的关系。从世界范围的长篇小说发展史看，大部头和史诗性“二位一体”的例子确是不少。若一一枚举，那会是一份很长的名单。
绝非一定如此，则是也有众多具有史诗性品格的作品，又并不是那样的大部头。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通常都以为它是最著名也最典型的史诗性大部头。但事实上，《人间喜剧》是不能一揽子概括的。因为它不仅是包括长、中、短篇小说共九十多部的作品汇集，而且里面很多长篇也是相对独立也完全可以独立阅读的文本。如《古物陈列室》、《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即是。而这些作品本身都具有自己独立的史诗品格，《人间喜剧》的史诗性也只是它们的汇总。再比如说，像《红与黑》、《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笑面人》、《悲惨世界》、《斯巴达克斯》和《百年孤独》等这些也都具有雄浑史诗品格的长篇经典，也都并不是很长的大部头。中国古典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也是如此。这说明，史诗性和大部头不是绝对的正比关系。
事实上大部头和史诗性的关系相当复杂，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即使从最抽象的意义讲，大部头也决不意味着一定能够表现出史诗性，而能够表现史诗性的作品也完全可以不那么大部头。以为大部头和史诗性必然是“二位一体”的极端观点只会走向荒谬。
耐人寻味的是，“史诗大部头”这种“二位一体”的认识和创作现象，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不仅非常明显，而且有些趋向极端，有时已成为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误区。我们不少长篇小说作家似乎有“多卷本情结”。比如像梁斌的《红旗谱》，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姚雪垠的《李自成》，冯德英的“三花”，创作时间就拉得很长，都是从十七年时期写到新时期。而新时期出版的当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多卷本现象更比比皆是，《金瓯缺》、《曾国藩》、《少年天子》、《康熙大帝》和《偏安恨》等古代历史题材的作品，不仅全是多卷本，而且加起来都是洋洋洒洒百万言。
很多长篇小说都写成多卷本，很难说有充分理由。一个相当普遍的事实就是：多卷本现象造成了众所周知的“一部不如一部”的普遍存在。比如《红旗谱》三卷本，第一部《红旗谱》无疑写得最好，第二部《播火记》明显不及首部，到第三部《烽烟图》则就几乎未能产生什么影响。如《一代风流》五卷本，第一部《三家巷》写得最成功，《苦斗》次之，后三卷即《柳暗花明》、《圣地》和《万年春》，在读者中也几乎没什么反响。
不是多卷的则又越写越长，有些长得莫名其妙。动辄百万言甚至数百万言。结果又出现了不在少数的“半部现象”。所谓“半部现象”，即上半部或说前面部分明显写得好些，下半部或说后面部分则气力不足。
“多卷本”现象、“半部现象”和“越拉越长”现象，自然只会使长篇小说越写越长。这和前面所说“史诗大部头”意识是有明显关系的。对不少内容稀松拉得很长的作品来说，我以为正是一种以为“大部头”就能出“史诗”的误解的表现。从上面列举的不少当代长篇小说可知，一味追求大部头并没有给长篇小说创作的史诗性表现带来多少光彩，而且有的还破坏了史诗品格的美学标准，使“史诗性”变成了语言的堆砌和满是水分的拉杂。
长篇小说的表现史诗性或者说获得史诗性，不但不一定要大部头，而且可以是精炼的小部头。而所谓“史诗性”，也应该有多种美学形态。既可以浓墨重彩气势磅礴，也可以精炼简洁温婉平和。如果说文学创作应该充分个性化，应该是创作主体发自心灵的歌唱，那么表现在长篇小说的篇章结构、篇幅大小和史诗意识、美学形态上，也必然是多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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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笔记
借题发挥
——关于小说《重瞳》
潘军
去年的夏末，我写完了长篇三部曲《独白与手势》的第二部《蓝》后，总觉得这一口气还噎着，如鲠在喉地不舒服，就再次把《史记》翻了出来，认真读了几遍，忽然意识到自己找到了办法。
我选择第一人称叙事，实际上也就是让死人说话，让项羽的亡灵说话。而既然是亡灵，他的视野就应该是无限的，如同传说的“重瞳”。确定这一点十分重要，它意味着这部小说具备了一种特殊的叙事形式。同时这种叙事上的策略意外地使我对把握这个题材豁然开朗。这样我就可以完全抛开史籍对这一题材的规定性，现在，我可以按照我的想象与思考来写作了。
开篇我就这样写道，我心目中的项羽应该是这样的———我不是奇人，我不是你们印象里的那个“力能扛鼎”的大力士，我的身高也没有八尺，非但不是，我自觉修长而挺拔的身材还散发着几分文气。
这个定位无疑具有对历史的叛逆性，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但是对于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企图作一次彻底的颠覆实际上已不可能。我无法改变历史中的事件、人物，如同我不能忽视时间和地点，但我可以对它进行重新的解读，我的责任是寻找另外的可能性。这应该是我写这篇东西最为重要的支点。
事实上，司马迁的《项羽本记》具有重新解读的性质。最典型的莫过于“鸿门宴”，围绕着项羽预谋杀刘邦写得绘声绘色，但仔细一推敲，就觉得每个环节都很可疑，整个在鸿门宴中登场的人在太史公笔下都是那么生动，唯有项羽成了多余人，苍白无力，这不能不让我困惑。我甚至怀疑太史公限于当时的某种障碍而故意为之，连起码的逻辑都显得如此的混乱了，以至于最后让刘邦不明不白地回到了霸上。再看“乌江自刎”的安排，正如我在《重瞳》中写到的，怎么恰巧在霸王走投无路之际，会出现那么一叶轻舟呢？如此这般，都成了我的可乘之机。我觉得，我已经有把握来写这篇小说了。在小说写过三千字后，我决定增加一个副题：霸王自叙。我要求项羽作为当事人出来说话，要求这个死去两千多年的亡灵出来把司马迁未能说清楚的、说得不妥当的地方说明白。甚至咬文嚼字，譬如对项羽祖父项燕的死，司马迁写道“为秦将王翦所戮”，便遭到“我”的驳斥——
关于这一点，太史公说的不对，甚至非常错误。我祖父项燕并非死于秦将王翦枪下，他是饮剑自尽的。虽说都是一个死，但对于军人，自裁无疑是光荣的。
接下来我又强调道——这个细节我之所以喋喋不休，是因为太重要了。它不仅仅是关乎我项家的荣誉名声，更重要的是它预示着宿命。很多年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归宿实际上也是对我祖父的一次公开模仿。
作为小说家，我更关心的是这种借题发挥。重新解读与借题发挥是这部小说的两条路，但又是殊途同归。一方面，我需要对史籍中所提供的东西认真咀嚼，从中寻求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的思绪完全撇开了历史的局限，把一切在我看来都可以引进的东西全部写进了小说，这是一种幻想，一种超现实，更是一种心理的真实。以至于在小说发表后，一位朋友给我来信说：“这个项羽不是死了两千多年的古人，而是我们中间的一个，昨天才刚刚告别人间。”
这同样是我想要的。所以某种意义上，我反对把《重瞳》看做“历史小说”。
注：《重瞳》（中篇小说）——《花城》2000年1期、《小说选刊》2000年1期转载，《小说月报》2000年2期转载
第6版(文艺评率·读书天地)
专栏：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
刘放桐等编著
刘放桐教授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于1981年初版，是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十九世纪中后期以降西方哲学主要流派的开创性著作，发行达数十万册，对帮助广大读者了解和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起了很大推动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术研究工作的深入，编写者曾于1990年对该书作过较大修订。本书则是在1990年版本基础上，结合近年研究成果进一步修订而成。
相较于1990年修订本，本书认真考虑了使用单位的教学需要，全面吸收了近十年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并辟专章介绍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与后现代主义，内容更加全面，体例更加新颖。
本书被教育部列为“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
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