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人口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当前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同样应当高度重视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谈——
西部开发中的人口问题
西部大开发是否需要伴随较大幅度的人口增长，包括当地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外来移民的机械增长？从历史和实践的经验看，不但不需要，相反还要继续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
提起西部，人们很自然地想到这是一个地域辽阔和人烟较为稀少的地区。但如果不加分析地认定西部“地广人稀”，并由此得出西部开发需要大量增加人口和劳动力，恐怕就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实践上的一种误导
西部10个省区市土地面积546．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的56．9％，可谓“地广”。然而具体分析可知，首先，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四大山系”主脉和横断山脉，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以及云贵高原、秦晋高原大部分位于西部，这里还有大面积的戈壁、沙漠和沼泽地，因而无法垦植的不毛之地所占比例很大，耕地所占比例很低。其次，耕地中质量较好的一、二等地比例较低，高山、高寒和干旱、半干旱耕地居多，严重地制约着耕地的利用效率。第三，地上水资源严重失衡。西南各省区市单位面积水资源（m3／km2）均在37万以上，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西北除陕西在21万左右稍高一些外，其余均在10万以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四，地下矿产资源比较丰富，但分布很不均衡，某些省区市的矿产资源较贫乏。
同东部沿海和平原地区比较，西部地区“人稀”无疑也是一个客观存在。1998年全国人口密度（人／km2）为130，西部地区为52，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0％。但西部不同省区市之间也相差很大：重庆市人口密度371，贵州208，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甘肃55，新疆10，青海7，西藏2，则同全国平均水平相去甚远。这后4个省区面积合计406．4万平方公里，占西部总面积的74．4％，一下子将西部地区的人口密度拉了下来。但这4个省区正是高山、高原、戈壁和沙漠所占比例高，可利用土地所占比例低的典型地区。因此，我们在看到西部“地广人稀”因而自然资本蓄势较强、人均水平较高的同时，必须看到西部人均占有的质量较高的耕地并不多，人均水资源西北与西南严重“贫富不均”，矿产资源分布不平衡的一面。如果站在全球角度观察，目前世界人口密度为44，我国西部还要高出18％左右，不在需要增加人口密度的“地广人稀”地区之列。
西部开发不仅不需要大量增加人口，相反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是开发的必要前提和推进器，开发与控制人口增长相辅相成
控制人口增长是维护和发挥西部人均自然资本优势的需要。现在国际上流行用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评价财富状况。尽管我们强调要对西部“地广人稀”作具体分析，避免陷入盲目性，但在“四大资本”中西部的比较优势仍在自然资本。1998年全国人均生物量（吨／人）10．6，西部20．1，高出约90％；45种矿产资源潜在价值全国人均4591元，西部7692元，高出约68％。产出资本中，当年全国人均资本形成额2436元，西部1808元，相当于全国的74．2％；人均GDP全国6362元，西部4053元，相当于全国的63．7％。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人口数量×人均受教育年限。单位：万人年）全国785055，西部161481，西部占全国约20．6％，比人口数量占全国22．8％低2．2个百分点。社会资本中，从总体上看，西部在改革开放、制度创新、经营管理等方面较为滞后。显然，要保持并发挥西部地区人均自然资本的比较优势，继续有效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是治本之策。
控制人口增长是保护和改善西部环境的需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建设西部秀美山川，应是西部开发的基本目标。现实的情况是，西部的环境已经变得相当脆弱，自然植被破坏严重，高山积雪在退却和消失，沙漠化、石漠化在吞噬绿洲和良田沃土，沙尘暴肆虐加剧，珍稀物种数目在减少……环境破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人口增长是一个重要因素。西部人口自1949年以来已经增长1．4倍，为了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而毁林开荒、变牧为农、围湖造田等已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而且事实上人们追求高生活质量的愿望是无限的，因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新增人口的资源消耗表现出很强的“加权效应”。综观现代化建设中的人口与环境问题，人口是关键，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是环境保护的前提。
控制人口增长是西部地区逐步走向人口与经济发展良性循环的需要。当今社会的人口与经济发展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循环模式：高生育率———低劳动生产率———高生育率；低生育率———高劳动生产率———低生育率。我国东西部之间差距很大：东部基本上进入了后一种模式，西部多数地区尚滞留在前一种模式。鉴于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所占比例相对较高，前一种模式又常常表现为“贫困———多生———贫困”式循环，“贫困会产生人口”的规律还在顽强地发挥作用。要从前一种模式过渡到后一种模式，“人口下来”与“经济上去”具有同等功效，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走“少生”与“快富”相结合的道路是必然的选择。
实施西部开发战略必须切实控制人口数量，贯彻落实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同时，也不能忽视人口素质的提高，以及人口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地域分布结构的调整，但当前的重点是控制人口数量
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人口质量的提高。西部开发需要大力增进人力资本，核心是提高人口的文化教育素质。就人口而言，如果生育率得到有效控制，社会则可因出生率的下降和出生人数的减少而增加积累，支持经济建设和科教事业的发展。西部地区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和地方病发病率较高，控制人口增长和加强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少生优生服务等有助于人口身体素质的提高。多年的经验表明，生育率的下降就是人口质量的提高。
控制人口增长有助于人口结构的调整。人口年龄结构的调整，主要取决于出生率。目前全国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进入老年型，西部地区仅重庆、四川老年人口比例稍高于全国水平，其余均低于全国水平，多数处在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阶段，有的自治区还处在年轻型后期，有着较强的人口增长势能。西部地区要消除人口增长的势能，只有依靠出生率的持续下降来完成。对居住在高山、高寒或严重干旱地带不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居民组织并村移民，在新的移民点开展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服务，腾出原来的荒山荒漠植树种草，也是一项控制人口增长、保护生态环境与开发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举措。（压题照片：王晓东摄）（附图片）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
“中国入世与农村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研讨会”认为
应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许锦英
日前，由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山东农村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和山东聊城市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入世与农村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研讨会”在聊城市召开。与会的60多位专家学者就中国加入WTO对农业的影响及对策，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的特点，农业、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内涵、思路和对策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认为，此次农业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是全局性、战略性调整，与以往的调整相比，具有一些新特点。一是层次深。调整的任务不仅包括数量的增减，而且更突出质量的提高；调整的范围不限于农业和农村经济，而是涉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局。二是要求高。不仅要适应国内市场的竞争，而且要适应国际市场尤其是WTO框架下的贸易竞争；不仅要调整生产结构，还要优化生态环境；不仅要满足市场需要，还要使农民的收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不仅要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力，还要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三是难度大。这次调整既存在资源、环境的约束，又存在技术和市场的约束；既存在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偏低与转移空间偏紧的约束，又面临着新旧体制转换的巨大压力。因此，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整体推进的长期过程。
与会者还认为，农业发展新阶段的结构调整，要有新思路、新举措。（1）跳出农业抓农业。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不限于农业和农村本身，还在于破除二元经济结构和计划经济的旧体制，在于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为农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为技术创新搭好平台。（2）把农业作为战略产业来抓。一是把农业真正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来抓，确保粮食安全，确保投入；二是把农业作为农民致富的产业来抓，增加科技含量，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三是把农业作为优势产业来抓，充分挖掘农业的传统优势和资源优势，把“蛋糕”做大。（3）注重产业结构质的提高。结构调整既要注重量的合理配置，更要注重产业结构质的提高。比如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靠“龙头”带动发展规模经济，靠科技进步增加农业的科技含量，靠合作制等形式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等。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
“二○○○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认为
敦煌学研究有新发展
□穆子
为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由敦煌研究院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共同举办的“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日前在莫高窟举行。来自中、日、美、英等9个国家的280多位中外学者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功能、封闭原因及其被发现的价值和意义；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的流散、保存、整理、研究、出版；世界各国、各地区敦煌学及其分支学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敦煌石窟及其他石窟的考古研究、艺术研究以及石窟比较研究。提交给这次会议的论文，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在许多方面比以往又有新的拓展
研究领域比以往有所拓宽。代表提交的论文，不仅涉及以往广泛涉及的研究领域，如敦煌石窟考古、藏经洞文献、敦煌历史、地理、语言、文学、宗教、艺术、经济等方面，而且有些论文还涉及了一些以往较少涉及的领域，如敦煌舞谱、中医药学、饮食文化、体育文化、吐蕃艺术、西域古代民族文学（如吐火罗文）。研究思路比以往有所深化。许多论文已不满足于对微观的单个的具体研究对象的考察、诠释，说明是什么，而且进一步把研究对象置于宏观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力图说明为什么。如一些论文探讨石窟艺术题材（如弥勒变、汉晋佛像与神仙像）的发展演变；一些论文以具体问题为切入点探讨中国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如从敦煌写经和壁画探讨中国卷轴书画格式的起源和形成，从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敦煌本圣德太子写经谈东亚佛教外交，从炳灵寺看中西文化交流等。
在以往研究较多的问题上也有新的进展
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点。如关于藏经洞封闭的原因，在以往“避难说”、“废弃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书库改造说”、“末法思潮说”。对以往众说纷纭的问题，进一步加以澄清，如关于一些洞窟题材内容的确定。比以往的论证更加细致、周到，如关于敦煌宗教文献、宗教活动、文献目录分类、敦煌文学中的文、赋、小说体裁研究等方面，论文比以往论述更加深入细致，更有说服力。
注重对敦煌学史的宏观把握与总结
由于适逢世纪之交，藏经洞发现已经100周年，敦煌学研究也将走过百年历程，如何回顾总结本世纪敦煌学的历史成果和经验，探讨敦煌学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以期推动21世纪敦煌学的发展，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在此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中，出现了一大批从不同国家和地区，从不同学科领域，甚至从某个具体研究对象的角度出发，对敦煌学研究加以回顾与总结的论文，成为本次学术会议论文的一大特点。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
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邓小平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日前在江苏无锡市召开。与会者围绕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哲学基础、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及其防范、西部大开发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张昊鹏 摄影报道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信息
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追踪
□毕德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非常关注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研究，围绕观念创新、内容创新、机制创新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
关于观念创新。从近年来理论界的研究看，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应强化四种意识：一是时代意识。走在时代的前列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力之所在。要跟上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跟上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时代，跟上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时代，跟上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的时代。二是创新意识。只有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保持活力。要积极研究新形势下人们的精神需求和价值取向，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内容、新方法、新机制、新途径。要善于运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为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三是科技意识。在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思想政治工作只有不断运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才能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只有时刻关注世界科技革命浪潮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才能提高形势任务教育的效力。四是阵地意识。强化阵地意识，其核心是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关键是管好用好思想文化阵地，牢固占领这些阵地。
关于内容创新。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是一个既相对稳定又不断发展的体系，在继续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教育，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纲领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同时，还要根据形势的发展而进行相应的教育活动。一是“四信”教育。解决人们的“信仰”、“信念”、“信任”、“信心”问题是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所要解决的深层次思想问题。在开展“四信”教育中，要突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二是“四科”教育。必须大力开展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教育。用科学知识开启心智，可以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相辅相成，帮助人们荡涤各种愚昧、迷信的思想观念。知识在经济建设中出生产力，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出说服力。三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思想道德建设，需要加强教育、坚持引导、注重示范、重在实践、运用法制。要加大道德环境建设的投资力度，保证有必要的场所、设施、技术手段和物质载体。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加强社会主义义利观的教育，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义利统一观。开展现代伦理教育是拓展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内容的重要方面，应进行环境伦理、生态伦理、科技伦理、网络伦理等教育，不断推进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四是“双思”教育。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教育是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尝试，是思想教育新的切入点。
关于机制创新。机制创新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也是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生机和活力的需要，对此理论界给予了充分关注。围绕机制创新问题，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机制创新应从四个方面努力：一是领导机制。健全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制，应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法规制度，依靠制度的规范性、稳定性和制约性，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管理的可操作性。二是运作机制。建立健全运作机制应在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机制和渗透机制上下功夫。完善教育机制要求在内容上将政治导向、思想教育、道德示范、法纪约束及文化陶冶有机结合起来，推进群众自我教育、相互教育，构建“大教育”工作网络。完善渗透机制要求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具体工作中去，把影响大局的、群众关心的问题作为工作的突破口。三是评估机制。建立评估机制要考虑到思想政治工作效益的特殊性，坚持精神成果与物质成果、近期效益与长期效益、个体效益与群体效益、静态效益与动态效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四是保障机制。要建立规范的、有效的资金投入和保证制度，完善思想政治工作的投入机制。健全思想政治工作教学科研机构，搞好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理论武装，充实思想政治工作者队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硬件建设，购置必要设备，尽快实现思想政治工作手段的现代化。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
□李春秋
舒金城主编的《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一书，已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该书对人们普遍关心并一度成为全社会关注热点的问题———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如何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探索。
该书客观地分析了我国道德建设的历史和现状；系统地论述了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辩证关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人生论、道德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论）、道德规范体系（道德核心、道德原则系统、一般道德规范系统、特殊道德规范系统、道德信念系统）、道德活动方式体系（道德宣传体系、道德教育体系、道德修养体系、道德评价体系、道德赏罚体系和整个道德调控体系）等内容。
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现实感和实践性较强。该书所研究的主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出的现实道德问题，如：如何科学地估价我国的道德现状，如何正确处理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如何正确看待义利问题、社会公正问题，等等。该书对这些人们关心的现实道德问题进行了理论阐述。同时，该书还在总结我国道德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道德建设的一般方法论原则与可操作性的具体意见结合起来。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财政扶贫研究》
□王宇
孟春撰写的《中国财政扶贫研究》一书，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围绕如何建立起有效的财政扶贫机制、实施科学的财政扶贫措施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讨。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较深入系统地探讨了财政扶贫的理论基础，并对国际上一些国家的扶贫政策与实践经验进行研究和分析，对财政扶贫概念作了较为科学清晰的内涵界定和外延界定，总结了世界上一些国家扶贫的做法和特征，为探讨我国财政扶贫制度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比较基础。
第二，从多方面综合讨论了财政扶贫的制度环境，认为财政扶贫必须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并且根据中国的国情特点，对影响建立规范的财政扶贫制度的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
第三，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角度出发，通过分析研究，提出了中国财政扶贫的现实政策选择，为国家财政扶贫的决策提供了政策建议。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报刊文摘
信仰的本质及其历史形态
黄慧珍撰文提出：作为一种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信仰是以个人对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和价值关系的意识和感觉为前提的。随着人与世界关系和矛盾的现实展开以及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信仰表现为不同的形态、结构和特点。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第一大社会形态，信仰是还没有获得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并表现为真理和价值因素浑然不分的自然崇拜和权威崇拜。在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第二大社会形态，信仰表现为已经获得自身和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对立和分裂状态，并在现实的信仰生活中表现为真理追求和价值追求的对立、科学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对立。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第三大社会形态，人的自我意识的分裂状态，进而知识和信仰、真理和价值、科学和宗教、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将最终得到克服。（摘自《哲学研究》第5期）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简讯
简讯
邓小平思想文化理论研讨会
本报讯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邓小平思想文化理论研讨会”近日在沈阳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认为，邓小平的文化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划清了文化遗产中精华与糟粕的界限。邓小平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和发展现代科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弘扬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形成了系统的文化理论，赋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先进的内容。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党的先进性的重要特征和标志之一，把能否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提高到能否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的高度，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思想文化理论，是我们加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郑翼）
产权研究与经济改革研讨会
本报讯 山东大学产权研究所不久前在山东省荣成市组织召开“产权结构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研讨会”，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就我国产权研究概况、产权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我国的产权结构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与会者认为，关于产权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并且有一定的难度，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经济运行以及农村改革等问题都离不开产权研究，但目前对产权的研究还未到位。今后应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西方产权理论的研究，同时要加强研究一些与产权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杨立岩）
科技伦理讨论会
本报讯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举办“科技伦理讨论会”，学习江泽民同志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时关于科技伦理问题的重要论述。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江泽民同志关于“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的讲话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伦理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应引起人们的关注。与会者还进一步就科技伦理的提出、科学禁区问题、怎样看待科学主义以及科学与伦理学如何结合等问题发表了看法。认为，加强对科技伦理问题的研究，需要科学研究工作者和伦理学研究工作者携起手来，加强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的学术专长和智慧。（王君）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报刊文摘
关于制度起源和本质的两种解释比较
林岗、刘元春撰文对马克思和诺斯关于制度起源和制度本质的不同解释进行了比较分析。诺斯以自利和机会主义等抽象的人类行为假设为出发点，认为制度的本质是自由契约；其理论不仅缺少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而且与历史事实和考古事实相悖。马克思从生产实践活动出发，将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的确立过程，认为制度的本质就是在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不同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马克思的解释不仅构成一个具有严整逻辑的理论体系，而且得到历史事实的有力支持。（摘自《经济研究》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