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在“能下”上来个突破
张黎洲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营造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既要解决观念问题，又要解决机制问题。比较而言，后者更重要，更带根本性。可以说，建立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是当前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关键所在，其中又以解决干部“能下”为难点和重点。只有在“能下”上来个突破，整个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才能得以顺利推进。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拓宽“上”的渠道和疏通“下”的途径，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两个主要环节。“能上”与“能下”，是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的。“能上”好比“入口”，“能下”好比“出口”，“出口”不疏通无异于堵死了“入口”。因此，既有“上”，就得有“下”；不解决“能下”的问题，就难以达到“能上”的目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能下”正是“能上”的前提和条件，要想大胆选拔任用优秀年轻干部，就非下决心在“能下”上攻关突破不可。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改革，但某些同志往往有种错觉，似乎这里指的是老干部，并不包括新干部。其实，老干部要能上能下，到了离退休年龄就把位子让出来；新干部也要能上能下，提拔后不称职、不胜任的也不能占着领导岗位不下来。在“上下观”上来个转变，以全面的、崭新的观念看待升降进退问题，才能逐步建立和完善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从而为优秀年轻干部的脱颖而出提供制度保证。
再深一层去看，解决“能下”的问题，还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干部队伍和各级领导班子能不能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干部队伍的建设，都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行为，不可能一劳永逸。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随着干部状况的变化，不断地推进干部“四化”，不断地进行干部交替，是干部人事工作“永恒的课题”。建立能上能下的机制，实质上是根据长远的整体的要求，解决干部队伍新陈代谢、择优汰劣的问题。德才兼备、政绩突出的干部被提拔上来，不够称职、难以胜任的干部被调整下去，有竞争上岗，有合理流动，有优化配置，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才能充满活力。用人机制也是一种导向。实行“优者上，差者下”，可以起到积极的激励作用；倘若“只能上，不能下”，则会造成消极的负面影响。时下，由于存在着“能上不能下”的弊端，有些干部提拔上来后，为了保官位，谨小慎微，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冒风险，缺少一种高度负责、勇于创新的良好精神状态。少数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干部，职位到手，脚跟站稳，自以为进了“保险箱”，更是掌权不为民，甚至以权谋私，引起群众的不满。有这样一些庸官和蠹虫，我们的干部队伍还怎么谈得上具有活力呢？
“能下”之所以难，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一直存在着一种“不到年龄不会下，下去定是有错误”的思维定势。反映到干部人事制度上，除了离退休年龄的硬杠杠外，缺乏干部“下”的评判标准、政策依据和具体途径，什么情况该下，往什么地方下，以什么形式下，没有科学的、配套的、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其结果是，“能上”固然不易，“能下”更加困难。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彻底改革用人机制，营造“能下”的社会环境，使之正常化和制度化。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
——读《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历史责任和理论贡献》
辛坚
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实践中产生，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观点、论述和方法。陈光林主编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历史责任和理论贡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一书，就是一部研究九十年代以来邓小平理论丰富和发展的专著。其特点是：
着眼时代，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放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加以研究与阐发。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有机结合的产物。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世界多极化格局正在形成，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在新的世界格局变化中，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成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临的最大历史性课题。该书着眼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从时代层面上进行了系统阐述。
立足实践，通过丰富的实践过程和实践经验，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方面所作出的理论贡献进行研究和阐述。实践是理论的唯一源泉，是推动理论发展的强大动力。九十年代以来，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是因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邓小平理论。该书遵循实践的轨迹，对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事件、我们党的重大决策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进行了系统地梳理，深入论证了邓小平理论是如何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把握大局，紧紧围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问题，深入研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九十年代后半期，江泽民同志反复要求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持稳定，加快发展”的大局，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该书紧紧围绕大局，在系统论述九十年代以来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和阐发了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局的规律性问题。例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着重论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机联系，重点阐释了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由此深入说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只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深入认识，是顺利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保证。
第9版(理论)
专栏：
从严治党重在健全机制
宋勇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坚持从严治党，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严治党，关键是建立一套严密、完善、管用的机制，健全一系列的制度和规范，使从严治党有章可循。当前，除了继续完善干部选任制度，还应当下大力气建立健全预防机制、监督机制和保证机制。
立足教育，着眼防范，建立健全预防机制。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严教育、从严要求、从严管理，防患于未然，既是对干部的爱护，也是避免造成更大损失的有效途径。
首先，要抓好理论武装工作，教育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一些党员干部腐化堕落，归根到底是世界观出了问题。正确的世界观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因此，通过加强学习特别是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使党的干部认清自己所肩负的职责，从严要求自己，自觉做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模范，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模范，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模范。其次，从严要求，督促干部严格自律。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面对种种诱惑和考验，一定要增强自律意识，做到“一日三省吾身”，时时处处用党性原则来要求和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组织上也应尝试建立领导干部自省制度，将领导干部的自省置于组织的监督和制约之下，促其自律自省。再次，要未雨绸缪，对那些出现不良苗头和错误倾向的领导干部及时提醒，促其警醒，避免走上严重违法违纪的道路。建立和实行谈话提醒制度、组织部门与纪检部门联系通报制度、群众反映领导干部个人重大问题的回复制度、领导干部诫勉制度、干部考核情况反馈制度，针对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为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到早打招呼，及时提醒，努力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抓住关键，突出重点，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一是健全监督网络。监督有多种形式，对领导干部来说，切实加强党内尤其是班子内部的监督、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非常重要。我们必须重视党内监督尤其是班子内部监督，因为班子成员之间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搞好党内监督，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等党的各项规章制度。群众监督具有直接性、广泛性和有效性的特点，应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通过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等形式，拓宽人民群众进行监督的渠道。同时应加大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通过制定有关制度，确保其正常发挥监督的作用。二是实行全程监督。要着力解决现行监督滞后的问题，必须把事前监督、过程监督和事后监督有机结合起来。要把监督的关口前移，加强主动监督，加强事前防范和过程监督，做到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到哪里，领导活动延伸到哪里，对他的监督就延伸到哪里。目前，对领导干部的社交、生活领域的监督比较乏力，应当研究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加强。三是突出监督重点。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重点应放在对其权力行使实施制约上，防止权力的滥用和权钱交易，特别是对问题易发的部位和环节要加强监督，如掌管着各种审批权、物资分配权、人事调配权、执法执罚权等权力的部门和金融证券市场、房地产开发市场、土地批租市场、建安工程市场等职责交叉、权力集中的部位。
提高制度建设质量，建立健全保证机制。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为此，首先是应形成制度体系。应对现有制度作分层分类梳理，进行适当调整和归并，剔除相互重复、相互矛盾的内容，做到各项制度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协调，使制度体系既科学有效，又方便简明。运用改革的办法对行政权力进行合理配置，该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要取消，过分集中的权力要适当分解，形成上下交叉、过程衔接的权力运行监督链。其次是提高制度建设质量。目前，一些地方的制度建设存在着不便利、不管用、缺乏约束力的问题。今后应注重解决内容冗杂、不简明便利的问题，解决原则性规定过多、缺乏刚性和可操作性、缺乏惩处条款或惩处规定弹性过大的问题；明确执行制度的责任主体，防止有制度却无人执行的问题。制度建设要力避粗糙，务求质量，增强权威性和有效性。再次是制度执行要严格。教育领导干部自觉按照制度的规定办事，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明确执行制度责任制，使制度的执行主体严肃认真地履行责任。加大对制度执行的督促和检查，确保制度落到实处。
第9版(理论)
专栏：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无不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不论其发展的具体进程如何，最终都不可能摆脱其固有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乃是促使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的自我改良和改善，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真理性。我们决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具体演进中产生的一些繁荣现象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论断。相反，我们必须高瞻远瞩，放宽视野，坚定地相信经过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资本主义必将在世界范围内走向灭亡，并被比其优越的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面目虽变 本质依旧
——谈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陆象淦
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三百六十年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发生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变化。江泽民同志曾多次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状进行认真研究和分析。最近，他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对这个问题又作了精辟的阐述，为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指南。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考察历史及其发展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方法。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要正确认识战后资本主义的历史、现状及其本质，首先必须了解它究竟发生了哪些主要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是多样性的统一。资本主义各国的具体情况虽有所不同，而且在不同时代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也各有区别，但其主要变化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发展层面上，随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发展。在战后的半个世纪里，世界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接近百分之四。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三十万亿美元，其中西方发达国家所占比重约为四分之三，仅美国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就超过八万亿美元。而作为发展水平重要指标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尤快，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如今已超过三万美元，有的国家甚至超过四万美元，同二十世纪初相比提高了约一百倍。
在产业和劳动力结构层面上，出现了转向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以金融、信息和其他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在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占据的比重已上升到三分之二，而作为工农业物质生产部门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两个部门加在一起只占约三分之一。与此相对应，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农业劳动力只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在美国则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三。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数量也大幅度下降，在多数发达国家劳动力中的比重已不到百分之三十。相反，第三产业从业者和产值连年增加，在总量中已上升到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劳动者队伍出现了知识化、脑力化、白领化、多层次化的新趋势，其整体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素质日益提高，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阶层不断扩大。
在运作体制层面上，当代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国家从“守夜人式政府”转向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和普遍调节，促进了资本的社会化，在其根本制度容许的范围内调整了社会生产关系。国家利用各种财政和金融手段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甚至利用反复推行国有化和非国有化，来保证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
在社会关系层面上，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工人持股”和“工人参与管理”等改良主义措施，实施有利于限制贫富差距扩大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为经济在社会稳定条件下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资本的国际化层面上，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创造了大量新产品、新技术和劳务服务，拓展了国际贸易空间，导致了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的国际化，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当今国际商品贸易总额高达六万亿美元，国际直接投资猛增到三万多亿美元，世界外汇市场每天的交易额超过一点五万亿美元，年交易额高达五百万亿美元左右。作为生产和资本国际化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无论数量还是规模均在急剧扩大，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金融、投资和生产经营中占有极大份额。
促使当代资本主义产生变化的特定因素
世界上任何运动过程的变化都有其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形态的历史过程，在二战后的发展和变化是由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与因素决定的。
首先，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空间。科学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以及接踵而来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将二战后半个世纪中的世界从电气和原子能时代推进到自动化和电子技术时代，继而又推进到信息时代和生物与基因技术时代。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有效手段。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及其优势地位，主要是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知识创新来实现的。据统计，在西方发达国家，二战以来经济增长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产生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其次，当代资本主义从一次又一次爆发的经济危机中汲取经验教训，切身感受到“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可能生存下去”。以1825年的工业危机为开端并反复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所固有的社会矛盾的尖锐性。正是这种尖锐和深刻的矛盾引发了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而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使其经济跌入崩溃的边缘。这次以股票市场大崩溃为起点的危机，使国际贸易减少了三分之二，一些国家的失业率高达劳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工资水平下降到危机前的三分之一，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慌和社会震荡。可以说，恰恰是作为资本主义孪生物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本身，迫切要求改变经济运作方式，建立反危机和预防危机的机制。
再次，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与斗争也是推动当代资本主义“改弦更张”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自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就成为左右现代世界的重要力量。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存与竞争。二战后，社会主义制度在许多国家特别是东方大国———中国的诞生，形成了能够在全球范围与资本主义抗衡的强大力量。当代资本主义为了对抗社会主义和缓解国内的社会阶级矛盾，不得不实行某些改良。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实施“工人参与管理”，对社会收入进行较为公平的再分配，建立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和福利机制，公民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及一系列保障高等教育平民化和普及化措施，国家对产业特别是公共服务的直接投资，一定程度上的计划性，等等，无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主张。可以说，这一系列改良措施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强大影响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
总之，资本主义在战后的发展说明，“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一方面，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推动着当代资本主义去调整社会生产关系和矛盾，否则就无法维持其生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自身仍然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尚未发挥穷尽，它的自发调节机制和经济扩张能力尚未衰竭。
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
马克思早就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战后资本主义尽管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但它依然是一种对抗形式的社会生产过程，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基本矛盾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更为错综复杂，有时还十分尖锐。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机制只能在其根本制度容许的范围内来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不平衡和不适应，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或减弱其强度。实际上，资本主义在战后半个世纪里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先后经历了1973—1975年的石油危机，1979—1982年的滞胀危机，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结构性危机，特别是1987年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的美国股市连续暴跌风潮，以及九十年代以来一系列的金融风暴和危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其表现形式也出现了某种不同于以往的新趋势。
其一，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生产力无限制发展”和“有限的市场”的矛盾在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中表现得日益尖锐。借助对信息、高科技产业和通讯网络的垄断优势，提高资本的投机性，通过制造“金融泡沫”来拉动经济，乃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等，泡沫经济的迹象十分明显。金融泡沫的急剧膨胀，需要从物质生产部门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源，以避免金融泡沫破裂，其结果是导致物质生产部门的衰败；而物质生产部门的衰败反过来又削弱其维持泡沫经济的能力。这样的趋势循环往复，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崩溃。可以说，当前的“金融泡沫”乃是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
其二，当代资本主义大国凭借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向第三世界转嫁社会矛盾、经济危机和金融风险，南北矛盾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趋于尖锐。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廉价资源，而且离不开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动力、廉价市场和廉价商品。这种不平等交换造成了贫富的两极分化。占世界人口约百分之十七的二十四个工业化国家拥有世界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九，而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八十三的发展中国家仅占世界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一。第三世界国家外债总额高达二点五万亿美元。有十三亿人生活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每天人均收入不足一美元。八亿人忍受着饥饿，八千万人完全不能享受医疗服务，超过二点六亿的人不能上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凭借其在金融和资本跨国流动中的垄断地位，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和转嫁危机，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带来严重破坏。
其三，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虽然采取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贫富差距的措施，但贫富两极分化依然十分严重。据统计，在美国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较低的1998年，其最底层的百分之四十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仅占美国总财富的百分之零点二。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一直保持在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1997年有五千七百万欧洲人，即百分之十七的欧盟人口生活在贫困家庭。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实施缩减福利开支和有利于资本的税率改革，进一步扩大了这种被称为“富国中的贫困化”现象。
其四，当代资本主义虽然把充分就业作为其调节经济的政策目标，但其劳动人口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据1999年统计，美国的失业率虽然为近年来最低水平，但仍达到百分之四点二，日本为百分之四点九，加拿大为百分之七点八，欧盟十五国的平均失业率则高达百分之十点一。即使仍在就业的工人，其实际收入也在下降。据统计，从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二十多年间，除去通货膨胀的因素，美国实际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六，但一般工人的实际小时工资却下降了百分之十四。
其五，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在文化领域的反映，西方发达国家消费主义蔓延，物欲膨胀。美国的消费过热促使个人消费增长的速度已明显超过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与此相对应，无节制的享乐侵蚀着社会进步的主流价值，个人的满足替代了对社会共同利益的服从，极端的自我主义替代了权利与义务相匹配的传统道德观，以致像布热津斯基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也惊呼：“以相对主义和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构不成任何坚实的社会支柱。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
马克思说过：“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当资本主义一旦不再能在自己的制度框架内调节矛盾和平息危机，它就将产生深刻的震荡，乃至社会爆炸。即使是当代资本主义“围城”中的人士，对此也不讳言。法国一位当政领导人在1998年9月的《新观察家》周刊上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在向“全球化演变”的过程中，始终“保留了自己的致命弱点：一种为赚钱而赚钱的本性”。他认为，从八十年代至今的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说明“资本主义仍然是不稳定的”。他还援引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的话说：“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出现了裂缝，这些裂缝孕育着地震。人们不知道地震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以怎样的方式爆发，然而却知道总有一天要爆发。”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与长期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叶就预见了资本主义灭亡及其最终将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必然性。列宁在本世纪初针对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帝国的掠夺和战争，提出了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的著名论断。但在以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存在着一种简单化和庸俗化的观点，断言通过“战争—革命”转换的模式，资本主义的灭亡已为期不远甚至“指日可待”。这显然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它全面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矛盾所决定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历史过程演进的长期性的统一，资本主义的腐朽性与它作为社会形态的自身继续发展可能性的统一，以及历史进程的阶段性与历史结局的指向性的统一。
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进程。也就是说，历史发展过程归根结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只有把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进而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才能把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看作“自然历史进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一方面强调一旦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另一方面又告诫人们：“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因此，一种社会形态的灭亡及其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过渡，必然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要经历许多阶段。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一过程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也不是几十年或几代人所能实现的，而需以若干世纪作为时间单位来衡量。何况，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及其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过程，不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进程中两种同样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性转变。这是对人类历史上一切私有制的否定，也是公有制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再生的过程，更有其特殊的复杂性、曲折性、长期性。正如列宁在论述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时指出的：资本主义“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整个道路“决不是平坦的，而是难以想象的复杂”。然而，不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过程有多长，道路有多曲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