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大地之子征文
科学与友情跨越国界
傅溪鹏
1979年金秋。首都机场，风和日丽。脸上平静的陈能宽教授，内心却翻腾着千层激浪。他在焦灼地等待着一位隔绝音讯近二十五年的美国老朋友的到来。
银鹰徐徐降落。面对人潮涌动的出口处，陈能宽教授的眼睛一亮，风采依然的麦登教授终于出现在面前。老友相见，热泪盈眶，紧紧握手，紧紧拥抱。
五十年代中期之前，陈教授与夫人在美国留学与工作期间，与麦登教授曾在耶鲁大学同学，后来，又同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在科研中有过许多密切的合作，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当时，得知陈教授夫妇等在美国的中国年轻科学家已申请回国，麦登教授心绪不宁，难分难舍。
“你一走，我将失去一位良好的合作者，美国也将失去一个特殊的人才。”麦登教授说，“美国的科研和生活条件这么好，你非走不可吗？新中国那样穷困。”
“这些，我明白。正因为新生的祖国还那样贫困，就更需要我们去建设她。”陈能宽说。
“我理解，我理解。我只是感到可惜，你是个难得的人才。”
“我会珍惜我们的友情，我会深深地记住你，记住所有的美国朋友。”
回国初，陈教授与麦登教授一直保持友谊联系。后来，因为多种原因，加上意外严峻的特殊任务，使陈教授不得不暂时切断这深厚的友情。
麦登教授突然失去了与陈教授的联络，内心十分着急。二十五年来，他一再发信给陈教授，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首都机场一见面，麦登教授迫不及待地询问与陈教授失去联系后的情况。
“你让我好挂念呀！”麦登教授急切地说，“二十多年了，一点没有你的消息，不知你在哪里，不知你的安危，不知你在做什么。”
“我仍然在做科研工作。”陈教授平静地笑笑。
“我给你写过好多好多的信，不是没有回音，就是被退了回来。我不知怎么回事。中国的政治运动太多，我担心你被批斗，担心你被抓了，坐监狱了。听说‘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尤其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都被戴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
“我还好，当然也不是一切平安无事。”
“那么，你是在做保密工作？连人也保密了？”
“你猜对了。”
1960年6月，陈能宽被中央紧急调动，到第二机械工业部九院，从事“原子能在国防中的应用”研究，也就是后来称谓的“两弹”研制工作。此后，他便与外界切断了一切联系，往往连家人也不知他身在何处，只有通过组织上的“渠道”，保持联络。
“你对中国的国防科学研制工作做了大贡献，我敬佩你，更珍惜我们的友情。”麦登教授了解陈能宽二十多年的大致经历后，很激动，“以后，在可能允许的情况下，希望多联系，保持我们的友谊。”
麦登教授后来被聘请为陈教授的母校北京科技大学的客座教授。
新千年到来之际，陈教授收到麦登教授寄来的贺年卡，麦登教授详细介绍了他最近迁居的原因，说他夫人身体不适，已不太适合美国北部麻省的气候，经多方考虑，决定迁到美国南方佛尔吉尼亚州一个老年退休社区。这里，既距女儿们的家很近，又有大学医疗服务中心，与家人相聚和保健看病都十分方便。只有一点惋惜的是，少了麻省海边城市的“海鲜”和美丽风景……
在美国工作期间，陈能宽教授与美国的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庞德教授，在科研合作中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庞德教授工作认真，为人朴实潇洒，他夫人是基督教徒。其夫妇待人虔诚热情。陈教授从事“两弹”研制工作后，彼此也失去了联系，直到我国改革开放后才重新有书信往来，电话联络。
庞德教授夫妇膝下多子女，在与陈教授联络交往中，他风趣地说：“我欣赏中国的一句老话：‘多子多福’。我有六个儿女，十七个孙子孙女，他们是我的骄傲啊！”
1987年，陈能宽教授访美，曾经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那就是庞德教授和他的小孙女在一起，还有力学家贝尔教授夫妇，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俱乐部进午餐后的合影。照片上，庞德教授一脸幸福的笑意。
“多子多福，那是中国以前的老话。现在不同了，现在得计划生育……”陈教授幽默逗乐地说，“现在，你要是在中国，就犯错误了———超生超育。”
“我不怕批评。我向往古老的中国。”
“我欢迎你，中国欢迎你。”
庞德教授一直没有来过中国。七八年前，他金婚纪念之际，携夫人前往日本旅游，给陈能宽教授来信说，他们要到北京来，要到中国欢度金婚。
北京长城饭店。阔别数十年的老友重逢，庞德教授夫妇与陈能宽教授彼此都极为亢奋。他俩欢声畅谈，庞德夫人忙着为他们拍照。
庞德教授与陈教授早年在美国曾一起就“铝中滑移带的动态形成”的研究，有过很好的合作，受到国际科技界广泛的关注。他俩回顾这段美好时光，共同感到，科学与友谊都是难忘的。两人虽已银霜垂鬓，但一谈起科学和友情，都激动兴奋得如同年轻人一样。
“新中国的成就，陈教授的成就，令我们钦佩……”庞德教授兴奋地说，“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人神往的东方文明古国。我们虽然没有更多的时间好好地看一看中国，但到了一趟北京，也就感受到中国古老美好的民风和现代建设的风貌……”
“欢迎你们来中国欢度‘金婚纪念’。”陈教授热情地祝贺对方，“我送你们一个中国古老美好的祝愿：‘白头偕老’。”
在欢聚之中，陈教授又挥毫题了“白头偕老”这句祝词，送给庞德教授夫妇。
“这是我和我全家人对你们的祝愿，也是中国人民对你们的祝愿！”陈教授捧起题词，虔诚地说。
“谢谢你和你全家人，也感谢中国人民的深情。”庞德教授夫妇高兴地接过祝词，一再致谢，“但愿美中人民永远友好下去……”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
盐城“二乔”
卞毓方
“盐城有‘二乔’，你知道吗？”倘若现在有谁提问，相信您多半会说出正确答案。但在三十六年前，在毛泽东七十一华诞的宴席上，当伟大领袖搁下酒杯，盯住来自盐城的知青代表董加耕，笑吟吟地发问。董加耕顿时张皇失措，如堕五里雾中。
“盐城有二桥？”他一开始就把“乔”听成了“桥”，盐城的桥很多，主席为什么单问二桥？是不是他老人家到过盐城，走过那两座桥？还是那两座桥特别有名，都传到主席耳里了？盐城的大桥小桥长桥短桥老桥新桥在董加耕的脑海里急速打架，奈何场面隆重，众目睽睽，由不得他细想，董加耕于是硬着头皮，放胆应对：“西门登瀛桥，东门朝阳桥。”
“哈哈，我说的是人，不是桥。”毛泽东这里再次展示了他借古喻今、涉典成趣的艺术魅力。但见他环视左右，掰着手指头解释：“盐城‘二乔’，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乔冠华。”
此事发生在1964年12月26日，地点在中南海；“盐城二乔”的美谈由是飞出餐桌，飞出京城，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胡乔木，原名胡鼎新。祖籍盐城鞍湖乡张本庄，1912年生人，扬州中学毕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肄业。1936年奔赴延安，改名“乔木”。改名是当时革命青年的风尚，以示告别旧我，焕然一新。“乔木”这名儿，显然是受了《诗经》“伐木”篇的启示：“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乔，形容高大，乔木就是高耸、挺拔的大树。号角在前。光明在前。大时代在前。延安的红色青年，谁不希望自己成为一株拔地擎天的大树！乔木不仅自己全身心向往，还动员妻子李桂英改名“谷羽”。你有没有悟出其中的奥妙？“谷”，就是山谷，“羽”，就是鸟，鸟儿从深谷飞出，一翅落在高枝上——不正象征着嫁给了乔木吗！
乔冠华，祖籍盐城庆丰乡东乔庄，1913年生人。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和德国杜宾根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9年在香港参与创办《时事晚报》，负责撰写国际时评。他的评论，既目光如炬，洞中肯綮，又文气淋漓，感性十足，一时哄传港岛。有同事梁先生出主意，说：这么好的文章，只发《时事晚报》一家，太可惜了。你不如换个笔名，通过中国新闻社发往南洋，供华侨报纸刊用；笔名，可以就叫“乔木”。借助中国新闻社，一稿多发，尽量扩大影响，乔冠华自然乐得赞成；至于笔名，他觉得自己姓乔，又长得身高体瘦，活像一株乔木——难得梁先生考虑如此周密——也便一并笑纳。
从此，中国有了两位“乔木”。都是盐城人，都念过清华大学，都在共产党内，又都擅长写理论文章；世人为了分辨，通常称他俩为北乔和南乔。
1945年，南北二乔在重庆碰到一起。前者是重庆《新华日报》的编委，后者是赴渝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的随员。两位乔木都是才子，都是大手笔，日常难免混淆不清。尤其当他俩在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更让人有“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之叹。于是，有人提出请他俩中的一人更名。更名？更改一个已为社会普遍仰视，并且日益发出强光烈焰的大名？让谁谁都不干。南乔说自己的列祖列宗就姓乔，而且身高一米八三，站在哪儿都像一棵树，乔木一名自是非他莫属。北乔说自己“注册”在先，早在1935年，他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文学评论，署的就是“乔木”；何况连老婆谷羽的名字，含的也是同一典故。双方各以全力“对掌”，寸步不让。事情惊动了毛泽东，于是就生发出毛公为二人“断名”的佳话。关于这件事的时间、地点，版本不一，有说是在当日的重庆，有说是在建国后的北京。据叶永烈考证，应以重庆为正确。大致经过是：有次聚会，适逢毛公和二乔都在座，两人重名的事儿，又被在一旁的好事者提了出来。毛公仰脸问南乔，你原来叫什么名字？南乔回答说“原来叫冠华”。毛公听罢，双眸一亮，拊掌道：冠华，冠华，这名字很好嘛！你以后仍叫乔冠华，名字既响，又不改姓。这边敲定，那边就好办了。毛公转脸向北乔，说：你可以保留“乔木”，但你原来姓胡，要加上姓，叫胡乔木。
一团死结，在毛泽东手里迎刃而解。
名字这玩艺儿，有时仿佛通灵。从历史的角度看，北乔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就像背靠一株参天蔽日的大树，说他“出自幽谷，迁于乔木”，颇为形象、传神。而南乔，虽然也官运亨通，一路做到外交部长的高位，但他与最高领袖之间，毕竟隔了一段距离，就仿佛鸟儿在高空盘旋，始终没能歇羽巨柯繁枝。不过，弃“乔木”而取“冠华”，倒是“名至实归”，冠华，冠华，他在新闻和外交领域的建树，不管后人如何评说，也堪称“名冠中华”。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
母爱似海
张晓惠
母亲爱自己的孩子，容易，爱别人的孩子，不易；做一个别人孩子的母亲，也许容易，做一百一十六个孩子的母亲，该有着怎样的爱心和胸怀？！
黄海之滨射阳县洋河乡是个以捕捞为主的渔业乡，渔民们吃在船上住在船上，娃娃们跟着大人风里浪里四海为家。
三十年前，年轻的段金芳在饱尝了不识字的苦楚之后，和丈夫下定决心将家定居在岸上，不能再让孩子成为睁眼瞎！自己的孩子有书读了，看着那些跟着父母漂泊海上的渔娃娃期盼羡慕的目光，善良的段金芳卖掉了家中唯一值钱的钟山表和旧三门橱，换来了几棵洋槐树，打了四张架子床和两张大书桌，让这些渔娃娃们在家寄住，也能背起书包上学堂。1970年10月那个阳光灿烂的清晨，段金芳如办喜事一样迎来了陈大成等八名渔家子弟。从此，段金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以全部心血来抚养照料这些渔娃娃的平凡而又伟大的路程。
从孩子们的一日三餐到衣着浆洗，从孩子们的读书学习到剪指甲换衣服；那些个年头不通电，罩子灯就买了多少只？孩子年纪小睡觉没规矩，段金芳这么多年啊，哪睡过一个整头觉？
那个酷暑炎夏，大成的屁股上生了大疖子，臭味脓水，段金芳一次次往几里外的海星医院背，打针换药，背了整整一个月；那次百年未遇的洪灾，房舍已是风雨飘摇，曹军患急性阑尾炎，疼得满床打滚，段金芳心都抽了起来，驮起孩子，一头扎进了风雨中。一步一滑到了乡医院，做手术需要转至还有十二里的盐城医院，段金芳二话没说，咬着牙继续在风雨中往前走。
除了收取孩子家长送来的有限伙食费外，段金芳从不收取半分酬金；渔乡富裕了，渔民们收港过节总想表达一点心意，段金芳总是婉言谢绝；积劳成疾的段金芳去医院治病，一位家长送来两千元钱，她说：留钱就带走孩子。这么多年来，除了宽大的房子和与别人家相比特别宽大的五张床铺、几张书桌以外，基本没有像样的家具。二十六个春秋，先后有一百一十四个孩子在段金芳那三间平房中度过童年、少年，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我是在1997年一个表彰大会上听到段金芳的事迹的，会议休息时，我找到了黑黑瘦瘦的段金芳，握着她粗糙有力的手，说：您真是不容易！她看着我，泪花闪烁地笑了：是不容易，但，是应该的。我无语，这“应该”两个字，让我为之震撼。我说：我想去您那儿看看。可段金芳因积劳成疾，在那次大会以后没几个月猝然倒下！
当段金芳倒下时，一百多个孩子来了，他们的父母来了，洋河乡的父老乡亲来了，许多认识不认识段金芳的人都来了！哀乐伴随着孩子们一声声“段妈妈！段妈妈！”的哭喊……
真爱的种子播下成长的是漫天的绿树，可以告慰亲爱的段妈妈的是，在她家住过的百多个孩子没有一个步入歧途，在机关、在边防、在工厂、在田野、在海上，他们永远记着：我们是段妈妈的孩子！
也许更让乡人欣慰的是女儿陈振华的选择，当妈妈倒下以后，振华难以忘怀的是妈妈临终前缓缓举起的右手和最后吐出的两个字：“孩子！”知母莫若女，振华毅然辞去了乡机电站会计的工作，一场善良和爱心的接承传递又在黄海边上的平房里开始。
朴实的振华有着和妈妈一样的爱心，做过代课教师的振华又多着一份灵气。振华为孩子们买书订报，从有限的结婚费用中拿出了两千元设立了振华奖学金，根据孩子们的饮食习惯制作菜肴，为孩子们讲故事，带孩子们每年去祭扫烈士墓，还为孩子们进行手把手的点拨辅导。煮一顿饭就是近十斤的米，洗一次衣服就达五十多件，为了这些孩子，振华甚至打定主意暂时不要自己的孩子，有了身孕之后又因深更半夜带那个叫小红留的孩子去医院看病不慎滑倒，使第一个孩子流产……
为了渔家子弟，妈妈段金芳操劳了整整二十六年；为了这些渔家子弟，女儿陈振华爱心接力已又是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段金芳，这位黄海边上再普通不过的农妇说不出提高全民素质这样的道理，她对我说过：就是为了让这些孩子不再成为睁眼瞎；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如母亲一般沉静朴素的振华朴实地说：只想把孩子们带得更好，了却妈妈的遗愿。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
路易·艾黎和培黎大学
龙晓勤
在高校林立，文化氛围浓厚的中关村，有所大学，名曰“北京培黎大学”。
也许你听说过她的芳名，然而，首都名校那么多，也许你没将她放在心上。
倘若追溯培黎大学的历史，其厚重的分量会令你惊叹不已。
先前，我也不知这所看似普通的民办大学竟与约瑟夫·培黎、路易·艾黎、马海德等名字联系在一起。它凝聚着国际友人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约瑟夫·培黎，美国传教士，于1890年来到中国。他前往苦难深重的地方，尤其是那些遭受水灾和饥荒的地方。他充分认识到水土流失和沙漠化问题，因而竭尽全力在南京大学创办了农林学院。他主张半工半读的教育方法，主张教育在于启发青年人的独立思考，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培黎和亨利·福特合作，把大批中国年轻人送到美国学习。可惜这位为中国教育事业殚精竭虑的美国人于1936年因患癌症而英年早逝。
路易·艾黎与培黎是二十年代后期在上海认识的。艾黎生于新西兰岛斯普林菲尔德镇，青年时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7年来到中国，当时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他决心投入劳苦大众要求变革的斗争。三十年代，他加入上海第一个国际性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不顾个人安危，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斗争。上海地下党的秘密电台就装在他的屋顶。正如1968年宋庆龄在为艾黎写的证明中说：“在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抗日战争伊始，他和斯诺夫妇等中外友人在宋庆龄的大力支持下，发起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支援抗战。随着“工合”的发展，需要在各地举办训练班，为合作社培养技术员和指导员。为了纪念培黎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传播培黎的教育思想，艾黎将这些学校都命名为培黎学校。
1952年，艾黎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卸任兰州培黎石油技校校长之职，定居北京，出任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员。在积极投身国际和平运动的同时，他遍访中国，勤奋写作，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变化和成就。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12月2日艾黎八十寿辰宴会上这样评价他，“像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
1983年5月，八十六岁的艾黎与曾参加过广州暴动、时任国务院参事的李逸三商定创办北京培黎大学。主要招收高考落榜生。艾黎及其亲密战友马海德任名誉校长。当时，民办大学被戏称为“三无”大学（无经费、无校舍、无教师）。三无变三有，难度何其大！李逸三四处奔波，苦心经营。他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为将培黎大学办得像模像样，他向中央申请，办理了参事的“离职休养”。其实哪是休养，而是为了“忙活”。
培黎大学继承发扬培黎和艾黎的教育思想，为社会培养职业型、实用型人才。近年来，他们在对社会需要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及时调整和改造所有专业学科，新增设了计算机应用、法律、中医药等专业，对于传统专业则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形成了定位准确合理、动态管理的学科体系。同时，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就教育方式、教育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改变“过窄的专业设置”和“过弱的文化底蕴”现象，促进人文和科技的融合，强化实践动手能力，学生不仅有“智”而且有“能”。连续五年来，该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据现任常务副校长许根琬介绍，建校十七年来，在“取之于学用之于学”的办学方针指导下，培大依靠自身的滚动发展，成为拥有一千五百万元固定资产、四千余名在校学生的民办大学。建校至今，已有一万多名曾经沮丧过的学子，在这里学到了知识，掌握了技能，也找回了自信。
培黎大学的成功，除了教学质量、办学方向等方面的成功外，更重要的是一种人格力量的贯注。这种力量，便是培黎大学的灵魂。这一点，历届校领导班子都是很清楚的。他们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几乎都是从道德修养出发，约束学生的行为规范，使他们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
漫步在风景宜人的培黎大学校园的时候，恍然间看到培大开创者们飘逸的身影。也许，艾黎和李逸三等人在办学之初并没有想到这是一项将会横贯千年的文明大业。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
“杂技王国”摩纳哥
章永顺
摩纳哥全国面积一点九五平方公里，人口三万多，城市建筑在阿尔卑斯山脉伸入地中海的一座陡峭的悬崖上，被称为“悬崖顶上的国家”。整个市区只有两条保留中世纪街巷特色的狭窄街道，大约半个小时就可走遍全城。最古老的建筑是古城堡，古老的大炮架设在城垛之上，城堡各个角落均设有瞭望台。现在的王宫建于十三世纪，是在古城堡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王宫前的普莱西迪帕勒广场是摩纳哥最大的广场。摩纳哥国虽小，但以其蓝蓝的天，蓝蓝的海，宁静温馨的气候，姹紫嫣红的色彩，旖旎多姿的风光，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这里有世界最大的赌场，迷人的蓝色海滨浴场，古老的城堡，美丽的港湾。然而，摩纳哥如今在世界上最足以炫耀的亮点则是每年在这里举办的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节。摩纳哥大公雷尼尔从小酷爱杂技。由他动议每年新春之际举办的国际杂技节从1974年起，已举办二十四届了。大公亲自担任组委会、评委会主席，使摩纳哥成了问鼎世界的“杂技王国”，而七十多岁的雷尼尔大公则被推崇为“杂技国王”。
今年的国际杂技节同样办得精彩火爆。
大赛开幕式上，雷尼尔大公偕王妃、王子、公主等举家出席观看。当雷尼尔大公从大棚搭起的红毡铺地、鲜花簇拥的通道入场，全场四千多观众起立热烈地鼓掌欢迎。大公在摩纳哥国的威望极高，一位摩纳哥公民颂扬说：“大公身为国王没有架子，和蔼可亲。有了国际杂技节，摩纳哥同大千世界联系更紧了，我们也骄傲地走出国门。”在热烈的掌声中，各参赛国的杂技选手高擎着本国国旗，威武地绕场一周展示英姿。非常简洁的开幕式后即拉开了比赛的大幕。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德国、朝鲜、瑞士、西班牙、奥地利、罗马尼亚等十多个国家的参赛选手都在新颖优美的创新技艺上大显身手。华彩乐段里旋出一组组美的惊奇。我国参加了八届大赛，先后有六届获得“金小丑”奖。奖品是用金子铸造的一尊马戏小丑塑像，它是蒙特卡洛赛的最高奖赏。1983年我国武汉杂技团的《顶碗》演员李莉萍，将一直被俄罗斯和欧美占有的“金小丑”奖夺来后，法国一位雕塑家还特为李莉萍塑了一个铜像，就陈列在赛场休息厅里。山东省杂技团的《蹬板凳》、《集体车技》，广州军区战友杂技团的《三人顶碗》、《女子大跳板》和沈阳军区前进杂技团的《钻地圈》先后在五届比赛中获得“金小丑”奖。
此时，我置身在大赛赛场上，一曲曲伴奏音乐，将我带入杂技艺术的大千世界：北美的气势，南美的奔放，欧洲的韵律，亚洲的风采，令整个赛场充满着生命的活力；演员们个个身怀绝技，或气势磅礴，在高空里飞舞腾跳，或是柔曼舒缓，在力与美中寻找着远古的梦；一如万花筒般旋转出世界各个民族独有的风情。杂技大赛为各国交流学习、博采众长提供了机会。中国的杂技和武术，已被一些国家吸收糅进现代舞蹈和体操，给杂技注入活力，使杂技形神兼备、富有绝美的风采。朝鲜平壤杂技团表演的《大飞人》，锐意创新，将高难动作“飞”与“接”两个支点，变为三个支点，并把朝鲜民间的“秋千”、“浪板”，有机地糅合进去，整个演出神奇诡秘，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充满悬念和魅力。中国湖南省杂技团表演集体《爬杆》，演员身着秦代兵马俑的服饰，整齐、威武地登场，随着激扬的音乐幻化出一组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高难技巧造型，上下翻飞着一串串力与美的组合……观众情绪沸腾了，报以热烈的掌声并习惯地蹬踏脚下的木板以示赞赏。一阵阵山呼海啸般的声浪里，我看到雷尼尔大公也在欢快地笑着。赛场上，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夜深沉，德彪西的《月光》在夜的苍穹下情切切地舒展着，紫丁香袭人的花香弥散在夜风里向人们频频传送。我深深地呼吸着，缱绻地在采撷着一年一度的国际杂技节带给摩纳哥的多彩的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