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热点聚焦
假如……假如……何时了
——江西上栗“8·4”爆炸事故采访记
本报记者 余清楚 傅丁根
8月4日，江西萍乡市上栗县又发生一起特大烟花爆炸事故，造成27人死亡，1人失踪，26人受伤，16户家庭家破人亡。连日来，记者奔波于南昌与萍乡之间采访，看到了惨不忍睹的爆炸现场，也体味到当地干部和受害群众心灵中的沉重。可以完全负责任地说，这一特大事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5000里大转运，5小时卸货，两吨危险爆炸物如入无人之境
在这次爆炸事故中，肇事者黄乐响灰飞烟灭。此人生于上栗，长年在内蒙古集宁从事花炮生产。今年7月19日，黄乐响通过关系，非法启封了被封存的烟花药料，在没有办理任何运输证明的情况下，于8月1日，雇用司机，将重约540公斤危险品运出集宁市，8月4日上午9时30分到达他在江西萍乡上栗县城的住处，终于酿成大祸。
假如他在非法启封危险品时有人及时告发，假如那3位已被拘留的司机意识到他们所运载的货物将毁灭一栋5层楼房和16个家庭而拒绝运货，假如在2500公里的长途转运中，有一个部门认真履行职责将非法运载物扣押，假如这批药料运抵上栗后的5小时中，有一个知情人出来打电话报警……假如，假如，然而现实已经不再允许这些“假如”出现了。
萍乡是著名的烟花之乡，烟花业在上栗县有上千年的历史。照常理，对于这种危险行业，“安全第一”的观念应当深入人心。何况今年3月11日，已发生了重大烟花爆炸伤亡事故，县里为此抽调近千名机关干部，按照“不漏一户、不漏一厂、不漏一点”的要求，对花炮等行业进行了3次地毯式大检查。按说人们应该警醒了吧？遗憾的是，黄乐响的危险爆炸物品在上栗县招摇过市，5个小时公开存放，人们还是熟视无睹。
16次会议，46个文件，却阻止不了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
8月8日上午，记者采访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时，看到他们把手上的事都撇在一边，正开会讨论对“8·4”爆炸事故的进一步处理措施，一个个表情严肃。在萍乡市和上栗县采访，当地的党政领导都含着眼泪、声音嘶哑地讲述着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悔恨、他们的痛苦。说句实话，在抓安全生产和处理爆炸事故上，他们已经做了许多。问题在于，有许多努力做的是形式主义的东西、表面文章给予人的报复往往是很残酷的。
江西省领导介绍，“3·11”爆炸事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连续召开了7次安全生产会议，下发了8个有关安全生产的文件，省里两次派出厅级领导带队的检查组对全省安全生产进行拉网式大检查。力度之大、规模之大、重视程度之高，可谓前所未有。但是，就是花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精力，仍然阻止不了上栗接连发生重大爆炸事故。除了一些客观因素外，用王君副省长的话说，这么重视还会出问题，关键在于落实不够啊！
我们手中有一份发于8月8日的《上栗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这份文件详细介绍说，上栗县自“3·11”爆炸事故后，县委、县政府等部门共下发了46个文件、召开了16次会议、进行了3次规模空前的大检查，据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也就是说这个县平均3天发一个关于安全生产的文件，平均10天开一个关于安全生产的会议，但就是制止不了悲剧的重演。
江西省有关领导承认，在安全大检查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事故发生当晚，省长舒圣佑和副省长王君就赶到现场，指挥和处理抢救工作。舒圣佑怒斥这种现象是“一级骗一级，一级唬一级，结果酿成大祸”。王君副省长说：“我们有很好的安全制度、安全措施，往往停留在会上、纸上、嘴上，就是落实不到行动上。”
24起重大事故，28人受处分，血的教训警示世人
今年6月，上栗县对“3·11”爆炸事故有关责任人员依法依纪进行了处理，东源乡石岭鞭炮厂原厂长沈志明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7年，责任人曾小芳、黄伟、何金义分别被判处3年至6个月有期徒刑。上栗县共有28名党政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就是这份迟到的处理在江西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争议。有的人说，处分太严了，这个事故具有偶然性，无法预见其后果，处分面太大了。也有的人说，这种处分太轻，不着边际，党政干部中没有人承担实际责任，原来听说要处分市一级的干部，也不见结果。
“8·4”爆炸事故后，江西省委、省政府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意识到，对安全事故的处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3·11”爆炸事故以来，江西接连发生24起死亡人数3人以上、财产损失100万元以上的安全事故。在安全事故与追究责任之间有没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呢？有的群众说，如果“3·11”事故的处理能够早一点、重一点的话，也许“8·4”事故就不会发生，许多安全事故也可以避免。
记者从江西省委了解到，组织部门将对“3·11”爆炸事故以来，事故多发县、市的领导班子进行跟踪考察，要把安全生产业绩纳入对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对抓安全工作不实、不力的干部，要采取组织措施。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抓紧查清事故原因的基础上，要依纪依法及时查处有关责任人，该处分的处分，该法办的法办，决不姑息迁就。其实，这些话我们早就在一些文件里见过，但重视程度远不如这次。
烟花爆炸殃及四邻。 傅丁根摄（附图片）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观察
华池古塔重归故里
本报记者 李战吉
8月4日，甘肃庆阳。阵阵锣鼓和鞭炮声中，警车护卫着送塔的邮政专用车缓缓驶来。数万群众冒雨走上街头，翘首争睹历尽130多天磨难的华池古塔重归故里。
深山荒野 古塔两次遭窃
陕甘交界处的华池县豹子川，山大沟深。绿树密布的山岭上，有两座建于金大定六年（公元1166年）的石塔。塔高十几米，有11层。每层塔均分为塔座、塔身、塔檐三部分，每一部分都由整块红砂岩雕凿而成。莲花状的塔座托起塔身，塔身上覆压着雕有蔓花饰的塔檐。座、身、檐之间，没用任何黏合剂，就像搭积木一样，层层叠叠，摞在一起，严丝合缝地立起了浑然一体的锥形宝塔。
近900年来，华池县发生过6次较大地震，不少建筑被毁，双塔却安然无恙。石塔以其稀有的建筑结构和独特的艺术造型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1981年甘肃省政府将双塔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藏在深山中的两座石塔，挺拔俊秀，宛若一对少女亭亭玉立，当地百姓亲昵地称它们为姊妹塔。姊妹塔成了华池县的标志建筑物，每天出现在庆阳地区电视台天气预报的画面上。
3月24日晚，豹子川狂风骤起，沙尘漫天。月黑风高夜，一伙盗贼扑向石塔，把绳子拴在塔上，一层一层地拉倒了一号塔，盗走了8个塔身和一个莲花座。
沙尘暴掩没了作案痕迹，加大了破案难度。正当华池县公安局撒网侦查之时，5月4日深夜，盗贼又窜到豹子川，拉倒了残塔，将两层完好的塔身运走，丢弃一层受损的塔身。11件文物分两次被倒卖到了台湾。
辗转侦查 窃案真相大白
罕见的石塔盗窃案令世人震惊。甘肃省公安厅、庆阳地区公安处、华池县公安局组成了专案组。5月5日上午，公安干警仔细勘察了现场，发现小河边撒下了一些花生皮碾成的粉末。华池县公安局政委牛春衔率领侦查员到东华池油品巡查组查询，从一位年轻的联防队员口中得知，5月4日晚上12时左右，有一辆牌号为“豫R3632X”的3吨康明斯卡车，载着七八个民工路过站卡进山，车上装的就是花生皮饲料。
专案组直奔河南南阳，找到了车主张某。张某承认，一个名叫周东明的人曾经雇他到华池拉石头，这车石头运到了广州市白云区红楼游泳场的一处出租房屋里。
侦查员顺藤摸瓜，查出了河南文物贩子赵氏三兄弟，还有高建、马超及陕北人曹老大、曹老二。犹如惊弓之鸟的周东明也给华池县公安局寄来了投案书，供述了作案经过。这起特大文物盗窃案终于案情大白。
今年3月初，马超请曹老二在陕甘一带寻找石塔，曹老大得信后便四处打探，寻到了豹子川的双塔。他们多次进山踩点，拍了照片，由赵三带到广州寻找买主。
3月24日晚，赵三、马超领着雇来的15个河南民工，由曹老二带路，潜入豹子川盗塔。他们本打算把11层塔全部盗走，但是盗到8层时，天将放亮，只好罢手。盗贼将塔身装车运到广州，藏在文昌北路的一处出租房中，经过讨价还价，以25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台湾商人阿潘。
5月4日晚，高建、周东明又带上雇佣的司机张某和16个陕北民工，在曹氏兄弟带领下，二次潜入豹子川，盗走两层塔身运到广州，以11．5万元卖给了阿潘。
重拳出击 宝塔重归故里
抓捕逃犯、追回古塔刻不容缓。6月17日，省公安厅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上陕北，追查曹氏兄弟。一路下广州，追查赵三，寻找追回文物的线索。陕北一路很快将曹老大抓获，广州一路费尽周折，找到了赵大和另一个参与者阿珍。被盗石塔两次运到广州，都是由她打包后，经人接手装上集装箱，从海上运走的。
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阿珍答应与阿潘联系，说服他将石塔运归内地。7月31日，专案组得到广东警方通知，文物已经由香港运抵广州新风港码头。当晚，华池县公安局副局长白洁等人冒雨赶到码头，打开木箱，“验明正身”，几位侦查员马上押车连夜踏上归途。
失而复得 破案后的思考
宝塔重归故里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为什么面对山中古塔，常人熟视无睹，盗贼却知道它的价值？为什么广州古玩一条街上，可以明目张胆地盗卖国家文物？为什么重达5吨的8箱塔体，能够堂而皇之地通过海关？
如今，豹子川山下有了房，山上拉了灯，还聘了两名合同工专职保护石塔。在逃盗贼正在追捕之中，被盗石塔的修复和安放纳入了议事日程。
人们并没有因此长舒一口气。豹子川中，还有另外8座古塔亟待保护。在全县3776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还散布着仰韶文化遗址、战国长城、秦驰道、古城堡、陕甘苏维埃政府和抗大七分校旧址……而这158处文物遗址的看护经费每年却只有3240元。面对如此丰厚的文化遗存，想想这杯水车薪的投入，我们不该深思再三吗？
题图：古塔不翼而飞。李战吉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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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随想
生态补偿不能拖了
张帆
7月，记者与国家林业局退耕还林考察组专家进入广西金秀县大瑶山的密林里，听到了老百姓的抱怨。金秀大瑶山是重要的水源林区，森林面积251万亩，保障着2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用水和1500万亩的耕地灌溉用水。为了保护好这块金子般的水源林，金秀长期封山育林，全县的森林覆盖率由1987年的52．3％提高到1999年的87．34％。但金秀除了每年得到国家一些保护经费和林农补贴外，没有得到其他补偿。
上游地区花力气保护生态，下游地区受益，这一现象普遍存在。然而那些上游地区往往是中国比较贫困的地区，在实施生态工程的时候，资金问题、移民问题、安定问题甚至农民的口粮问题，都要靠当地自己克服解决，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对此，处于受益地位的下游地区，焉能无动于衷？于是，“生态补偿”这词儿，就经常挂在金秀、川西和滇西等地方领导的嘴边。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得到好处，应该付费。国家已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看来建立生态补偿基金应该是必要的。我国《森林法》明文规定要设立生态补偿基金制度，生态专家们透露，财政部就生态补偿的问题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研究，但至今未见相关的补偿办法和标准出台。为推进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工程的顺利进行，为给子孙们一个秀美山川，生态补偿基金的问题不能再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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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地方热线
洋县朱鹮
备受呵护
新华社记者 王世焕 本报记者 郑少忠
7月15日晚，在珍稀鸟种朱鹮的最后栖息地——陕西洋县，为抢救一只被蛇攻击而受伤的朱鹮，十几位村民和9名科技工作者与十几条山蛇展开较量，硬是从毒蛇“口中”救下并医治好了一只受伤的朱鹮。
一个星期以后，记者来到洋县采访，欣喜地了解到，当地朱鹮数量已从20年前的7只繁衍到如今的近200只。其中野生种群已近百只，人工种群97只。
朱鹮，又名红鹤、朱鹭，历史上，朱鹮主要分布在中国、朝鲜、日本、俄罗斯。但现在野生朱鹮只有洋县一带才有。为了给朱鹮的生存创造良好的环境，让朱鹮有一个温馨的“家”，洋县把朱鹮保护列为一项重点工作，严禁猎杀、误伤朱鹮，把朱鹮的保护工作建立在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洋县曾通过对溢水镇个别农民误伤朱鹮事件的查处，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爱我朱鹮，爱我家园”的大讨论，近年来，洋县没有发生一起伤害朱鹮的事件。
在洋县采访，随时都可听到人与朱鹮和睦相处的感人故事。今年1月7日深夜，黄安镇林业员刘海昌在程河水库松树林发现了一只冻僵的小朱鹮，他冒着严寒步行30多里山路，赶到朱鹮保护站报告。7月15日晚8时30分，在木家河朱鹮巢区，辛苦劳作了一天的村民卫建设和方银虎夫妇刚刚休息，被一声凄凉的朱鹮尖叫声惊呆了。他们赶到巢区，借着月光，只见10多条毒蛇正对一只小朱鹮虎视眈眈，一条近2.5公斤重的“蛇王”已爬进了朱鹮巢穴，用尾巴将小朱鹮层层缠住。卫建设、方银虎和闻讯赶来的十几位村民拿起铁锹和蛇对峙；方银虎的妻子迅速爬上旁边的一棵大树，用竹竿将这条快2.5公斤重的“蛇王”慢慢挑开，朱鹮终于得救了。
为保护朱鹮，洋县农民不能在田中施用农药和化肥，更不能放炮开矿。我们问华阳镇农民这样值不值得？10多位农民异口同声地说：值得。陪同我们采访的县保护站路宝忠站长动情地说：“农民，才是保护朱鹮的真正功臣！”
朱鹮也给洋县人以丰硕的回报。洋县的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森林覆盖率目前已达65％，每年来洋县参观、旅游的国际友人达20多批、近3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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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生舞台
建楼置业做什么
——记香港同胞余彭年先生
本报记者 胡谋
前不久，在高楼林立的深圳罗湖商业中心区，一座由个人独立投资18个亿建造的57层五星级酒店——彭年大厦拔地而起，引来无数人的好奇和惊叹。大厦产权拥有者、78岁高龄的香港同胞余彭年许下宏愿——从试营业的6月28日开始，酒店收益的纯利润全部永久地捐献给祖国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不论经营利润如何，每年捐献的数额至少在1500万元以上，捐献的目标是每年1个亿！
余彭年究竟是什么人？怎会有如此的魄力、实力和境界？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余彭年先生祖籍湖南涟源，出生于商业世家。余先生从小耳濡目染，克勤克俭，养成朴素的作风。少年时期到省城求学，毕业于长沙大学，专修工商管理。毕业后帮助父母打理家族生意，学了不少经商知识。解放后，余先生独闯上海，做过清洁工、勤杂工，开过书店。1958年因不堪“海外关系”的拖累，去了香港。那段日子里，他做建筑工，睡木板床，喝凉水吃干馍，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白手起家的艰辛坚定了他开创事业的决心。勤奋好学、朴实谦和、敢想敢干的品格，使他成功地创立了以地产建筑业为主，酒店业及股票黄金等多头并进的事业网，建立了资产雄厚、有多家经济实体的余氏财团。1995年，余先生被选为深圳市人大代表。余彭年的事业一天天发展和壮大，但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遗嘱：日后如有出息，有了经济能力，一定要多做善事，多做好事。从1981年开始，余先生先后向祖国大陆捐建学校、公共设施，捐献公交、医疗设备等，金额达4000多万元。
最近，余先生以深圳市人大常委的身份向市人大提出立法请求：在他百年之后，彭年大厦的产权不赠予、不继承，成立专门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经营管理，所得利润继续无偿永久捐献。儿孙满堂的余先生对后代继承财产的问题，有他自己的想法：“子女强于我，买楼置业做什么？有能力有本事的后代，事业会更有成就，留不留下资产作用不大。子女弱于我，买楼置业做什么？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留钱供他挥霍，会殃及社会，也害了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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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养鸭灭蝗又致富
乌鲁木齐市芦草沟乡回族农民王学智，今年五月赶着五千只鸭子进入天山牧场牧鸭灭蝗，经过近三个月的草原牧养，消灭了两万多亩草原上的蝗虫，当初刚出壳的“丑小鸭”，靠着捕食蝗虫，长成了体重足有一两公斤的大鸭子。灭蝗“丑小鸭”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王学智因此获纯利三万元。 新华社记者 沈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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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千古之谜 古崖居
邓丽娟
古崖居，坐落在京郊延庆西北部山区一条幽静的峡谷中，这是我国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岩居遗址。
顺着通往石屋居室唯一的小路往前走，这条小路连通的山谷，当地人叫它“洞沟”。洞沟这个名字，由山内的洞窟而来。洞沟只有200米，古崖居就在这条小路的尽头。但在这里却什么也看不到。这是个十分隐蔽的世界。走到山前，什么也发现不了，进了山谷而没走到谷底，也不会看到石窟的。古人们就是在这样曲折幽深的山崖上营造住处。看来，这也是颇具匠心。
山谷渐进渐狭，眼前景观也渐入佳境。
古崖居，自然分布成前、中、后三部分，悬挂于近10万平方米的岩壁之上，排列错落有致，俨然一座自然村落。前沟分布较为稀疏，是村寨之首；中间的东坡则鳞次栉比，若蜂房水涡，异常密集，为村寨之中心；后沟东山如刀劈斧剁，山崖直上直下，90多处石屋，分为上下7层，宛若层楼叠阁，气势十分壮观。层与层之间又有栈道和石阶相连，虽各自独立，又浑然一体，那是村寨之尾。可以想见，古人开凿整整一个村落的石屋，需要多大的毅力、付出多少的艰辛！
古崖居石屋的结构、布局，形态各异，但基本上为方形，目前发现的计有117个。从开间上看，有单间、双套间、三套间；从分层上看，有上下两层、三层，最多有五六层相互通联的；从面积上看，根据需要和地形，设计了大小不同的房间，最小的面积不足3平方米，最大的三套间面积达7平方米。古崖居的石屋不仅格局丰富多彩，而且内部结构也迥然有异。一门一户的单间，左右连通的双套间，类似当地居民一明两暗的三套间，而一门连通多室，上下贯通的套间更为奇特。看来，古人也早就住上二层楼了。
古崖居是由一支不见史志记载的古代先民在陡峭的岩壁上开凿的岩居洞穴，现已成为延庆一个旅游景点。但凡去过此处的人，都会留下许许多多的疑问：它是何时形成的，究竟是何人所为，当作何用？因无可靠史实佐证，又无文物考察依据，便有了许许多多的说法与猜测。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它是距今1000余年的唐末或五代十国时期，活跃在延庆北部山区的少数民族——西奚族居住的村寨。但这也仅仅是猜测。
古崖居风光。 颜世贵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