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每月收入一千元，收费却要一千元
乱收费压垮下岗女工理发店
魏桂莲的遭遇引发西安治理再就业环境
新华社记者 张连业
43岁的西安市再就业明星魏桂莲没想到自己的遭遇会引起这么大反响。连日来，这位下岗女工在再就业中遭遇乱收费的情况引起了全国人大、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西安市的高度重视。目前，魏桂莲的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西安市劳动、公安、工商、物价等相关部门开展了全市范围的再就业环境大整顿。
魏桂莲是西安市国营老店华强理发店的理发技师。1993年下岗后，她先是向亲友借了6000元钱，开了一家小吃部，但由于不谙此道，不久就赔得关门。随后，她又租赁一个理发店，由于手艺好，加之收费低廉，服务态度好，赢得不少的回头客。两年时间，她不仅还清了外债，而且还小有积蓄。
从1994年开始，魏桂莲开始为西安市儿童福利院的260多名孩子义务理发，每月一次，与此同时还免费培训了35名下岗女工。魏桂莲因此被评为西安市十佳再就业服务明星，受到西安市政府的表彰。
今年初，在西安市新城区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魏桂莲拿出全部家当，凑了三四万元，决定自己办一个美容美发门市部和有关的培训班。但她没想到，这次却令她重重地栽了，甚至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西安市北郊魏桂莲的“家”。
魏桂莲取出一个包裹，抖落出一肚子的无奈。记者翻看着厚厚一摞收费单据：公安局两个部门颁发的“特殊行业证”，分别是500元和245元；工商局收取的营业执照，登记费、工本费和过塑费63元；公安部门收取的“公告杂志费”230元；税务证代办费120元，工本费70元；卫生部门收取执照过塑工本费30元，同时必须购买指定的配套消毒水50元；卫生防疫站收取1118元，其中监评费739元，办证费20元，化验费359元。
在办理美容美发店证件过程中，只有新城区物价局在办理价格单时，给免了100多元，其他各部门都要收费，而且还有一个部门收了100元，根本不给任何票据。这样，仅办理美容美发店的证件，魏桂莲就花了2526元。如果再开办培训班，还要再交2000元押金，办证还要很多钱。
魏桂莲没想到办一个美容美发店要交这么多钱，因而把大部分的钱投入到购买设备和租门面房去了，如此一来，使她骑虎难下。培训班的执照实在没有钱再办了，只好半途而废，转而专心办理发店。但理发店每月的毛收入只有1000多元，而卫生、税务、工商每月要收的费用也将近1000元。虽然魏桂莲顶着压力不交，但频频的检查、来访却搞得她筋疲力尽。干了7个月，魏桂莲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只好在今年2月1日，含泪收摊了。
“我不明白，中央和省、市都出台了很多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优惠政策，为什么落实不了呢？
“我不怕吃苦，就是下岗了，也没间断过学习，去年底拿了高级美容师职称。两个月间，我找了四五家理发店，但人家都嫌我年纪大，不要。
“我现在只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尽快找个工作，或是有关部门按政策给支持一下，让我把理发店办起来；二是下个月初，还要到西安市儿童福利院，为260多个孩子理发。”
魏桂莲真是欲哭无泪。
魏桂莲的遭遇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强烈反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分别给西安市市长冯煦初和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写信、下发调查函，要求严肃查处。与此同时，西安市市长冯煦初也关注到此事，亲自接见魏桂莲，详细询问了她过去的工作和再就业情况。随后，西安市召开专门市长办公会，部署全市范围内的再就业环境治理整顿工作，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目前，魏桂莲被有关部门无端收走的钱已悉数退还，并重新上岗就业。西安市再就业环境治理整顿正在进行中。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青岛啤酒集团斥资1．5亿元收购上海嘉士伯的75％股权，在业界引起的轰动尚未平息，近日又传将有“大手笔”——
青啤控股洋啤酒
本报记者 宋学春
目前，青岛啤酒集团出现前所未有的强劲发展势头：1999年产量达到107万吨，今年1—7月72万吨，年底目标140万吨，力争160万吨；近三年内先后在全国兼并28家啤酒厂，其中包括3家在华的洋啤酒。
8月13日，在青岛啤酒集团总部大楼的总经理办公室，记者采访了总经理彭作义。也许是刚打完一场“大胜仗”正在“休整”的缘故，看上去青啤集团的这位“彭大将军”显得有点疲倦。当进入采访正题时，他一扫倦态，侃侃而谈。8月9日，青岛啤酒集团以1.5亿元人民币，收购了上海嘉士伯75％的股权，青啤成了上海嘉士伯新的控股股东。彭作义刚刚从上海返回青岛。如今，嘉士伯（上海）啤酒有限公司改名为“青岛啤酒上海松江有限公司”。啤酒消费者及经济界人士都知道，嘉士伯集团是世界第五大啤酒企业，啤酒年销量近500万吨，总部设在丹麦。上海嘉士伯是嘉士伯集团控股的嘉士伯香港公司投资8000万美元建成的，年生产能力10万吨，所有设备都从欧洲进口，在整个中国也可称得上一流。如此一块“肥肉”，落在青啤“口中”，怎么不算是一次大胜仗呢？如果建设一个如此规模、水平的啤酒企业得投7亿多元。这可算得上低成本扩张。
其实，青啤收购的洋啤酒不仅是嘉士伯（上海）一家，还有加拿大企业拥有的广东皇妹啤酒和马来西亚公司拥有的上海啤酒。这种情景与五年前的我国啤酒业形成巨大反差。当时全国60家年产5万吨以上的啤酒厂大部分与洋啤酒搞了合资，有人称“中国啤酒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经过五年的拼搏，这些洋啤酒几乎都陷入了中国平民消费市场的汪洋大海之中。彭作义说一些洋啤酒的衰落是因为“水土不服”，并为洋啤酒总结了“四高”：建厂成本高，管理成本高，市场投入高，资金消耗高。所以，洋啤酒的出售价格就高，而消费价格5元以上的中高档啤酒，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足10％。就拿上海嘉士伯来说，从1998年建成投产之日起，就一直不景气，报表每年亏损7000万元至1亿元人民币。如此大的“窟窿”，嘉士伯不得不“丢卒保车”。
青啤从1997年开始走上一条低成本扩张之路，其扩张速度令所有业内人士瞠目结舌：仅仅三年，青啤在10个省市收购、兼并了28家企业，形成了北有黑龙江兴凯湖，西有西安汉斯，南有中日合资深圳青岛啤酒朝日有限公司、珠海、斗门和三水公司，中部有上海、扬州、芜湖、马鞍山和湖北黄石、应城等子公司的企业集团。使企业生产规模迅速由30多万吨扩大到150多万吨。青啤的全国大市场格局已见雏形。
创立于1903年的青岛啤酒厂，其前身是“日尔曼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由英德两国商人共同创办。80年代时，青啤的产量为10万吨，甚至到90年代初，青啤年产也不过区区20万吨。彭作义说：“青岛啤酒是最早进入市场的，却是最晚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
彭作义是从全球第一品牌喜力身上看到了青啤的未来之路。喜力是一家荷兰啤酒企业，而荷兰人口不过6000万，国内市场的狭小决定了喜力把大部分精力用在海外市场。现在喜力已在全球建立了几十家工厂，80％的市场在国外。彭作义说，在海外卖的青啤一直是从中国运过去的，运期要好几个月，结果货到当地永远是最贵的，市场自然就小。在香港，一小瓶青岛啤酒就卖20港币，当然卖不动。但如果在美国建厂，彭作义相信就能让美国人以低廉的价格，喝上新鲜的青岛啤酒。青啤去年收购上海啤酒厂后，在上海啤酒厂分装的青岛啤酒已经供不应求了。强调新鲜度的青啤自然把填补这个市场空缺的希望寄托在新加入的上海嘉士伯身上。彭作义眼光放得更加长远：在扩大稳定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向海外市场进军，还可以利用嘉士伯的渠道扩大国际市场。据悉，目前，青啤准备在南非、马来西亚建厂，定牌生产青岛啤酒，今年下半年到台湾定牌生产。
彭作义说：“一个企业必须有一个梦，然后去圆。如果连个梦都没有，如何去做。”青啤的梦就是在2003年达到年产销量300万吨，跻身世界啤酒十强。用10年时间，达到年产销量800万吨，工厂遍布世界各地，成为世界第二大啤酒公司，成为全球第二品牌。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下乡手记（51）
让苗儿自己长
王慧敏
有朋友来京，告诉我这样一个消息：张春保外出躲债，至今下落不明。
听此言，我在震惊之余，深深为河南某县这位一度知名的种植大户惋惜。
张春保的爷爷解放前在上海的租界当过花匠，解放后，园艺搞不成了，伺弄菜园子却出了名。耳濡目染，张春保和他的父亲都成了远近有名的菜把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里实行“大包干”，张春保除留足口粮田，将其余的地都种上了蔬菜。由于经营得法，小日子过得滋滋润润。此后，他又远赴山东寿光拜师，学会了温室栽培技术。这一下更了不得，连省城的宾馆也用上了他的菜。
如果事情就此发展下去，张春保的日子本可以过得美美满满。可就在这时，县里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找了他说，老张，不能满足于小富即安呐！要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我和县长商量了，建议你扩大温室种植面积，为县里发展“三高”农业树一面旗帜。
张春保有些踌躇，目前的规模，已觉吃力。再扩大规模，恐怕吃不消。再说，土地和资金也成问题。副县长许诺：“至于土地和资金问题吗，县里想办法帮你解决。”
张春保最终应承了下来。副县长也没有食言，从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款中拨出20万给张春保，并亲自出面将城郊乡紧傍公路的一块30亩好地协调了下来，由张春保反租倒包。温室建成不久，专员下来检查工作，看了温棚，十分高兴，指示县里继续予以扶持，争取使张春保成为全地区的典型。专员还亲自为示范园题了匾额“春保温棚”，此后，上面来了领导，县长、书记定会陪着前去巡视。在一波接一波的鼓励、指导声浪中，温室面积不断扩大，档次也不断提高。
1998年冬，我在该地区采访时，市领导向我推荐了“春保温棚”。尽管此前我曾参观过不少温棚，说实在的，一踏进“春保温棚”，还是有些吃惊——没想到一位普通农民竟有这样的气魄！温棚采用联体形式，占地足有百亩，四周玻璃墙幕，顶棚钢筋骨架，连瓜菜的撑杆也用的是漆成白色的钢筋。县里的领导自豪地告诉我，棚里滴灌设备是从以色列进口的原装货，全部采用电脑控制。我问张春保，一共投入了多少，他告诉我有四五千万。“自有资金占多少？”我接着问。张春保讷讷地说：“都是领导帮的忙……贷的款。”
“投入这样高，种什么才能收回成本？”我不合时宜地叮了一句。
县领导抢着回答：“种附加值高的产品。你看，棚里的东西全是稀罕货，日本甜瓜、荷兰芦笋，还有西游记里孙悟空偷吃过的人参果……”
“这些东西销路如何？”我转身问张春保。他面露愀色：“离大城市太远，当地的农民消费水平有限……”
…………
来京的这位朋友告诉我，张春保近些年连连亏损，窟窿越捅越大。最近银行清理贷款，他无力偿还，求告领导，领导们说，像这种经济行为，政府不好干预。他无奈，只好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
有关“拔苗助长”的典故，中国人大多耳熟能详。从张春保发展温棚的经历看，当地政府采取的措施，不也同宋国那位农夫如出一辙吗？非但如此，就出发点而论，农夫那样做，完全是因为不懂自然规律。咱们的领导那样做，真的是由于一点也不懂经济规律吗？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茶座
将你心 比他心
晓白
一个下岗女工想干点事可真难！魏桂莲不是没有转变观念，她不放弃，一次次尝试；魏桂莲也有技术，因为理发手艺好，她赢得不少回头客；开个美容美发的小店，也不能说是不切实际，从事这类社区服务业正是国家一直鼓励的再就业方向；另外，她还有些小小的优势，她是再就业明星，她的主意得到一些政府领导的支持。但即便如此，魏桂莲还是让各种名目的收费压得筋疲力尽，实在撑不下去，最后只好收摊。
令人痛心的是，被乱收费绊住了再就业脚步的人还不在少数。不久前，劳动保障、财政、税收等六部门联合对下岗职工再就业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了一次大检查，结果发现，不仅政策不落实的情况相当普遍，各种乱收费也来“围攻”下岗职工，摆个小摊，开个小店，又是卫生检疫费，又是教育附加费，主管部门收，相关的单位收，街道也来收，真让下岗职工走投无路。
有了好政策，下岗职工却享受不到，问题出在执行环节。
国家制定的政策明明白白，下岗职工也没有什么额外的要求，对于具体的执行者来说，原本只须按规矩办事即可。但有的单位和个人却偏偏就是不给这个方便，随便一个人，随口一句话，就让下岗职工等上一月两月。文件上写着不许收这种费，就琢磨着收那种费，才不管你是不是下岗职工，找份工作难不难。手中有一点权力，哪怕是个小小办事员，也可以呼来喝去，处处设坎，你不理也不行，谁让人家是“只此一家”的官办服务部门，不愿受气受折腾受损失，那你的事就办不了。
这些对下岗职工处处为难的工作人员，不知道他们的亲戚朋友中有没有下岗职工，如果有，想到自己的亲友找点事做也会遇到这么多困扰，这么为难，这么无能为力，又作何感想！再退一步讲，这些工作人员在生活中也总有找别的人办点事的时候，如果他自己也遭到不合理的对待，又会怎么想？将你心，比他心，怎能忍心继续这样做！
魏桂莲的遭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西安市已开始全面整顿就业环境，这是魏桂莲的幸运，也是全西安市下岗职工的幸运。但对于一些地方的下岗职工来说，国家的再就业优惠政策，仍然是看着好却吃不到嘴里的果子。看来，如何营造出一个优越的再就业环境，让下岗职工实实在在地享受到这些政策，决不仅仅是几次检查、做些宣传所能实现的，还需要大量细致、扎实的工作。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素质偏低 ●信息不灵 ●偏见挡路 ●制度有碍
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四大障碍
蔡昉
经济改革以来，农村劳动力突破了传统体制的束缚，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地区，从中西部地区转移到东部地区。从宏观层次来看，这种劳动力流动现象是十分积极的。研究表明，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农业）向高生产率部门（如工业）的转移，是我国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劳动力流动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在16％—20％之间。其次，实现了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从流动中获益不菲。根据许多调查结果，每个迁移者平均每年往家里汇寄2000元，假设目前我国流动劳动力的总数为8000万人，每年出外做工并积累下的收入达1600亿元，相当于1998年财政支持农业生产支出总额的12．9％，以及农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9．7％。
但是，一些大中城市的政府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却十分消极，利用各种手段限制这种流动。最近几年，城市政府对外地民工定居和就业的限制有增无减，大有继续加强的趋势。在这样的政策倾向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转移障碍，不仅很难得以克服，而且不合时宜的政策被不断地复制出来。
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待转移劳动力能力上面产生的障碍。许多调查显示，实现了地域转移的劳动力，绝大部分集中在20—35岁之间，其中男性的比重大大高于女性，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相比，受教育程度较高。从迁移者的家庭经济状况来看，通常在其家乡处于中上等水平。和这些已经走出去的人相比，还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相对素质偏低，要实现向外转移，需要克服文化、年龄以及经济条件等方面的限制。
其次是待转移劳动力面临的信息障碍。从劳动力转移的流向和转移劳动力的地区分布来看，其中比重最大的一部分是省内转移（按照统计定义，迁移是指跨县或跨区的流动行为），通常占转移人口的50％以上。这是因为跨地区寻找就业机会，其信息获取目前几乎全部依靠亲戚、朋友和同乡等社会网络的帮助，而由于长期以来迁移行为都很少见，所以超越省界之后，社会关系也大大减少了。
第三是待转移劳动力面临的偏见障碍。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资更高的城市部门就业，不仅仅产生提高流动劳动力收入的效果，同时产生压低城市劳动力收入的效果。因此，大规模、无限制的劳动力流动，意味着构成对城市居民特权的冲击。其结果是引起后者的不满甚至抵制。
第四是待转移劳动力面临的制度障碍。由于地方政府首先代表本地居民的利益，在城市居民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对于外地劳动力的不满之后，地方政府便相应地采取一系列政策手段，排斥外地民工在城市就业，阻碍劳动力流动，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继续分割。户籍制度和排他性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就是障碍劳动力流动的典型制度安排。
要根除这些障碍产生的根源，就要加快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进程。这种战略转变的方向，是从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实现这种从重工业优先到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有一个完善的生产要素价格体系，以反映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最重要的是把资本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矫正过来，让劳动力价格反映出这种生产要素相对丰富的特征，而让资本价格反映出这种生产要素相对稀缺的特征。目前许多城市政府采取的保护本地劳动力、排斥外地劳动力的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严重扭曲劳动力市场的做法，与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转变的目标背道而驰。
此外，中央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帮助农民家庭增加收入，提高劳动力素质；通过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特别是从增强落后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帮助农村家庭提高劳动力转移的能力；通过协调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帮助劳动力短缺的发达地区与劳动力过剩的落后地区建立起协作关系，并提供信息服务和各种旨在提高劳动力流动有序性的必要管理。
我们大家都关心今后一个时期中，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究竟有多大。根据许多经济学家的估算，在过去20余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中，对增长率作出主要贡献的因素是物质资本规模的扩大、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劳动力部门间和地区间转移。按照相同的道理可以推测，在今后30年，如果劳动力转移的障碍被逐渐拆除，达到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大致相等的话，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可以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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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去“公游”
7月31日，山东省桓台县邢家镇后诸村87名农民，由镇政府组织外出“公游”。他们是去寿光等地学习高效农业种养技术的。今年以来，桓台县共组织这样的农民参观团200多个，外出参观的农民近5000人。
桓台县是闻名全国的“吨粮县”，近几年，他们着眼于提高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目前全县粮食和经济作物比例达到6∶4，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39．4％，实现了由高产向高效的跨越。 成国栋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