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民族大家庭·视点)
专栏：
兴边富民大幕开启，世代渔猎为生的赫哲人弃船上岸，开始文明进步的新征程，三江之滨那首古老的渔歌由此变奏出一曲——
赫乡新唱
本报记者 胡果
8月初，随国家民委“兴边富民行动”采访团赴东北，两天看了三条江。
到同江，先识黑龙江、松花江，北青南黄，泾渭分明，联袂东去，淼淼滔滔。次日驱车抵饶河，夕照中，又见泻蜜流金的乌苏里清波。
三江之滨这片沃土，正是我国著名赫乡。今天，总人口4000多的赫哲族同胞，大部分聚居同江、饶河。静静大界江，勾勒出两座边城长达百公里的国境线；悠悠母亲河，滋养着赫哲人山水为伴、渔猎为生的民族史。
春汛开江，处暑挡渔，数九寒天也敢凿冰下网。最有趣是每年9月，完达山层林尽染，大马哈鱼壮籽肥洄游至此，漫长的江岸上渔火簇簇，暗夜里划棹、下钩，晨雾蒙蒙时推船、趟网，满江鱼跃人喊，宛若闹市……这首潇洒快意的赫哲渔歌，一唱就是千年。
市场经济大潮涌动，三江之滨这曲老歌开始显得有些单调。多年单一渔业带来的过度捕捞，加之生态环境的影响，三江水产资源开始萎缩，赫哲渔民生产收入逐渐下降。1994年，同江市两个赫哲族渔业村人均收入不及所在乡平均水平的一半，近1／2的赫哲渔民生活陷入贫困。
赫哲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六小”民族之一，赫哲人生产、生活水平的下降，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帮助赫乡摆脱单一渔业经济的束缚，实施产业结构调整，谋求多元化发展新路，被列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目标；“兴边富民行动”实施以来，同江、饶河又率先跨进第一批国家级试点县市行列。世代撒网把舵的赫哲人弃船上岸，传唱千年的赫哲渔歌由此开始了意义深远的变奏。
黑龙江省民委的同志引路，我们走进了赫哲族发祥地之一的同江市街津口。产业调整短短几年，这里平畴处处，麦豆如海。绿海里巧遇66岁的赫哲族老人尤金玉。网了一辈子滩，晚年开始学习耕种稼穑，坚毅的老人没有多言起步的艰辛，而是乐呵呵地谈起上岸后的新生活新感觉。老两口现在种着七八十亩土地，喂了百多只鹅，今年又参加了乡里办的网箱养鱼试验班，养好了，一箱就能收入四五千元，跟过去风里来雨里去的自然捕捞相比，“强上了天”。
郁郁葱葱的街津山，桦叶沙沙，云影霭霭，古朴的原木小屋依山错落，刚刚完成一期工程的赫哲民俗文化村已有模有样。赫哲族乡长尤兵兴奋地指点着说，政府投资建好基础，村民自愿入股经营，夏天搞水上游、森林游，冬季换成滑雪、狩猎，别看这旮旯里的寻常山水，每天招引来300多游客呢！
沿袭千年的生产方式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更不能单靠赫哲人自身之力。同江市街津口漂亮的莲花大桥，是省委书记徐有芳专门批示拨款1600万元修建的；饶河县四排乡新落成的赫哲族教师宿舍，40万元建设资金源于前后两任省长基金；微机室、实验室俱全的中心校，B超、X光机齐备的卫生院……行色匆匆访赫乡，处处可见来自各方的大力帮扶。
兴边富民行动的实施，更让赫乡人强了信心，换了脑筋，明了思路。过去总觉得自己地处偏远，避“边”不及，而今却看到开发晚、生态好、资源富的优势。欧盟认定的有机食品生产地、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对俄贸易实验区、赫哲风情旅游区……趋“边”而动，借“边”生金，极大地带动了赫乡经济。饶河县筹集450万元在四排赫哲乡建成万亩灌区，充分利用乌苏里江水发展水稻种植和人工水产养殖，“一水带两水”，浇灌出生机勃勃的鱼米仓。同江市投入3000多万元改善赫乡生产生活条件，五大种养基地相继建成，八成以上的赫哲渔民顺利转产，90％的赫哲人家引入了自来水、程控电话、有线电视。去年，同江八岔、街津口两个赫哲族乡人均收入2800多元，跃居全市中等水平。
从北京到同江，火车换乘汽车，走了两天；从同江去饶河，200多公里路程因修路颠簸了8个小时。三江太远，赫乡还需帮扶。然而重要的是，从水里到地上，从捕捞到繁育，从单纯种养到多种经营，赫乡今日变化着的，已不仅是一种谋生方式。
告别赫乡时，莲花河畔一家餐厅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餐厅本无奇，新鲜的是旁边耸起的一座“赫哲族民俗博物馆”，面积不大，展品琳琅，据说是餐厅老板多年集藏、筹资开办的。刚想为赫哲人留住民族文化的良苦用心叫好，一扭头，门边两行小字扑入眼帘：“凡在本餐厅就餐者免费参观，其余门票两元！”不期然间瞥见这边陲之地古老赫乡一抹时代精神的投影，那脱口而出的一声“好”，顿时厚重了许多……
第12版(民族大家庭·视点)
专栏：视点
艺术教育在清华
——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主任郑小筠教授访谈录
本报记者 王楚
清华学生艺术团参加全国大学生艺术节演出。陆健摄（附图片）
清华大学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在我国科技领域的众多学科带头人中，不少人出自清华。而清华大学在对学生进行科学知识传授的同时，一直注重艺术素质教育，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特色。近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主任郑小筠教授。
记者：在清华，艺术教育被人们誉为培养学科带头人的“加速器”，为什么？
郑小筠教授（以下简称郑）：李政道先生说：“艺术与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句话在清华大学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许多杰出人才都受益于清华的艺术教育，像建筑学家梁思成院士、数学家汪德熙院士、地球物理学家秦罄菱院士、核物理学家王大中院士、上海东方明珠的设计者江欢成工程院院士、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中心设计者马国馨工程院院士，等等。
还有一批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如中国近代音乐的创始人之一的黄自、清华四大国学大师之一的赵元任以及应尚能、张肖虎、洪深、曹禺、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等等都是才华始出于清华的。
还有胡锦涛、陈清泰、华建敏、秦中一等等，他们都曾在清华学生艺术舞台上展示过青春的风采。
记者：清华学生艺术团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艺术团？
郑：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是清华教育的主要载体之一，是清华学子进行艺术实践的园地，是学校实施美育的第二课堂。它代表着清华学生的形象——全面发展；代表着清华文艺的方向——“弘扬民族文化，倡导高雅艺术”；代表着清华文艺的水平——高质量。
现在的清华学生艺术团共有10个队，即军乐队、民乐队、交响乐队、键盘队、合唱队、舞蹈队、国际标准舞队、话剧队、京剧队、美术队，有来自全校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共650多名成员，可能是国内高校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
记者：这么一个庞大而又门类齐全的演出体系，甚至能比得上一个城市的文艺团体的规模了。你们是如何组织和管理的？
郑：我们经过多年的摸索，形成了一套思想教育、组织管理、业务训练紧密结合的完整体系。从组织机构上说，艺术团直属学校团委领导，艺术教育中心负责艺术教学和指导，学生们自己进行日常管理。具体地说，校团委与艺教中心的老师们相配合，组织各队的业务教学、节目排练、大小演出及各项活动。艺术教育中心与团委的紧密配合，是艺术团健康发展的保证。不论哪一方，我们都是把艺术教育当作培养人才的阵地，努力促进学生提高素质，全面发展。
记者：清华大学有优秀的艺术教育传统，请您介绍一下。
郑：这要分为几个阶段来说。
清华是1911年建校的，1914年学生中就成立了歌咏团，后来成立了国乐社、国剧社（俞平伯就是国剧社的）、美术社（闻一多曾任美术社的社长）等各种文艺社团。20年代，学校成立了中乐部，30年代又成立了西乐部，负责学生的艺术教育。当时，学生们进行“救亡宣传”，高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等，鼓舞人民抗日。到40年代，有“高声唱合唱团”、“清华剧艺社”等。他们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演出《清明前后》等话剧，团结了一批热血青年为救国救亡而呐喊，鼓舞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使许多学生从此走上革命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学生组织军乐、合唱、舞蹈、话剧等文艺社团。1958年10月，学校决定正式建立“清华大学学生文工团”。1962年改称“学生文艺社团”。“文化大革命”文艺社团停止活动。1980年恢复学生文艺社团，1993年改称“学生艺术团”。
记者：能否说，清华艺术团突出表现了当代清华学子的精神面貌？
郑：作为学校培养人才的一个阵地，我们对艺术团的学生要求首先是清华大学的优秀学生，然后才能做清华的优秀艺术团员，假若清华学生的资格都不够，做什么清华大学艺术团员呢？在艺术团中有一句比较流行的话，我们“来自同学，服务同学”。艺术团员要“回到同学中去”，要为普及文化艺术知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作努力。我们常提醒大家：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严谨、勤奋、求实、创新”。
记者：“艺术团来自同学，回到同学中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郑：他们来自同学，又回到同学中去，用艺术与同学交流，普及艺术。因此每个队都常常举行校园草坪音乐会、室内艺术沙龙、小专场演出，有的还把排练放到大礼堂前面的草坪上或教学楼前的广场上。在草坪音乐会、艺术沙龙上，艺术团员们连演奏带介绍，同学们在台下欣赏，也会中途上台，与乐队一起演奏交流。
艺术团不断创作出反映学校生活，反映当代大学生精神风貌的节目。从1993年以来，差不多每年都有一个能在北京市获奖的作品。像舞蹈《黄河水、黄河人》，虽然不是直接描写清华生活的作品，但通过黄河人民的勤劳、奋斗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而我们清华学生应该是这种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和代表。表演中，学生们也努力去表现出这种精神。
记者：清华学生艺术团在全国大学生艺术团体中是什么位置？
郑：在去年的全国大学生艺术节会演当中，北京地区的奖我们拿了24块奖牌（其他获奖最多的学校是16块），教育部等五部委的奖我们拿了26面奖状（其他获奖最多的学校是15面）。这些奖可以说明我们在全国高校中水平是领先的。
记者：在全国各大学招收的特长生中，清华艺术特长生人数比例不高，艺术水平却比较高，这是怎么形成的？
郑：我们的特长生只占艺术团成员的1／3，但水平在全国大学中名列前茅。我们反复让学生明确艺术团的目的重在提高素质，全面发展，而不是为比赛夺第一，更不是为艺术而艺术。学生们有明确的目标，业务上带队教师有认真的教学计划和要求。
在去年大学生艺术节上，我们听到一个评价，就是“清华真大气”。这个“大气”，我理解是从两方面说的：一方面是节目内容，另一方面是我们的表现。比如，清华离合唱赛场最远。安排为早上八点半上场，学生要早上五点半起床，六点半出发，同学们没有怨言。当时正值期中考试，在候场处，在露天，在后台，我们都有学生看书、复习。在器乐赛场，我们有军乐、民乐、交响乐三个大乐队，总计近220人参赛。比赛中，不仅乐曲演奏得好，而且上场下场，行动迅速，精神抖擞，整齐划一。
记者：艺术教育对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体现在哪些方面？
郑：艺术教育对提高在校学生全面素质，包括活动能力、心理素质、性格情操等方面，有很重要的熏陶作用。首先是艺术重在情感教育，有利于形象思维，促进创造能力的发展。参加艺术团的学生是从各个系、各个专业、各个年级（从一年级到研究生的毕业班）的学生中来的，各种场合、各种原因、各种环境的演出、联欢、交流都有。他们接触的人多，见的世面多，与各种人、各方面打交道多，自然眼界宽广、思路开阔、办事灵活。艺术教育使学生开朗、自信、大方。这样的学生到工作岗位上去就容易打开局面。
艺术教育也是情感教育，通过长期艺术活动的实践，同学们不仅充满朝气、活泼，心理素质好，还重感情，为人坦率、真诚。
记者：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是如何结合的？
郑：50年代，清华大学流行一句话，叫做“把思想教育工作贯穿到业务领域中去”。我们在艺术教育中，把学生对事业的责任感、对国家的荣誉感、集体主义精神、创造能力等，放到我们演出、排练中，放到整个活动的全过程中去做。一台节目不是一个人组成的，更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必须大家配合。一场好的演出，有前台，也要有后台，后台做不好，照样演出效果不好……通过演出、排练活动，对学生进行实实在在的荣誉感的教育，责任感的教育，奋发精神的教育，奉献精神的教育，让学生把自己培养成有深厚修养的人。
记者：清华艺术教育活动走出了清华园吗？
郑：近几年来，由于有清华本身对外的影响，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多。前几年里，美国的斯坦福、耶鲁、堪萨斯等大学，日本的学艺大学，新加坡的理工大学，悉尼的音乐学院等学生艺术团都来作过交流。随着清华在国际上声誉的提高，我们相信艺术教育方面的交流、讲学活动也会越来越多，这是好事，对我们的艺术教育会有所促进。我们也去过日本、香港、澳门等地。
在内地，我们到过13个省市的农村、工厂、军营、学校演出。学生艺术团每年在校内外的大型演出8到10场，部分节目、小型专场等演出20—30次。通过交流演出，学生们慰问了工、农、兵，宣传了清华，了解了社会，受到了教育，这对学生是很好的锻炼。
记者：学校支持艺术教育吗？
郑：非常支持。当年蒋南翔等校领导都很重视学生全面发展，他任校长时，提出了清华建立四支代表队伍：一支政治代表队——辅导员队伍，一支文艺代表队——文工团，一支体育代表队，一支科学登山队——学习尖子，并要求这4支队伍“殊途同归”，共同构成学校培养人才的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的历任校长、书记也很重视艺术教育，有时会有几位校长书记一起听艺术教育工作的汇报。像原清华大学周远清副校长主管教学时，不仅时常了解艺术课程的教学情况，还亲自带着我们四处寻找合适的教学场地，确定音乐、舞蹈为一年级限选课，还为艺术团团员制定学籍管理规定。一位香港校友捐款修建了专门的艺术活动中心，这个档次的活动场所在全国大学中也少见……这些都为艺术团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当前，国家已经将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并列地提出来。我相信，在新的时期，在清华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清华的艺术素质教育将会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记者：清华对学生是如何设置艺术教育课程的？
郑：艺术教育中心的选修课，我们分几个层次：一种是面对大一年级学生的“音乐基础知识与欣赏”课，是希望每一位清华学生都要对音乐有基本的了解；另一种是各门类艺术自选课，包含理论型的欣赏课和实践型的技巧课两方面，是希望让更多的同学有机会根据自己的爱好接触一门艺术。清华还试行第三种艺术辅修课，是专门为少数对艺术有特殊兴趣的学生而设，共设8门课、20个学分，三年学完，及格者可以得到辅修专业证明。目前我们正在加速对“美术鉴赏”、“影视鉴赏”和“大学生美学基础”三门课程的建设，准备将它们建设成一个限选课组，以保证在校学生能选上其中的一门。
记者：为什么说科技与艺术有内在联系？
郑：“艺术与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是指科学中有艺术，艺术中有科学；一是指艺术与科学在人身上的反映，即学科学的人以逻辑思维为主，搞艺术的人以形象思维为主，就是人有左右脑的分工。人若左右脑都发达，肯定会有更大的创造力。许多大科学家同时也是艺术家，大概就是一种好的说明。美国有人研究发现，音乐对人的大脑神经网络和脑细胞的发育有显著作用，这也进一步证实艺术与科学的密不可分。
记者：谢谢郑教授。
清华学生艺术团参加全国大学生艺术节演出。 陆健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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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二十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备忘录
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夫于一九二五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六年任中共西蒙工委书记，一九三六年与云继先等秘密策动“百灵庙暴动”，组建蒙古族抗日武装力量。一九四一年乌兰夫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延安民族学院教务长、蒙古文化协会主席。
一九四五年，乌兰夫奉命回到内蒙古开展内蒙古区域自治运动，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功地解决了“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与“东蒙自治政府”等问题，广泛团结各阶层人民，使长期分裂的内蒙古实现了统一，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乌兰夫主持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中国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宣告成立。乌兰夫任自治区政府主席。
内蒙古自治区是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指导下成立的，是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成功实践。它的建立，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范例。
第12版(民族大家庭·视点)
专栏：
锦衣缤纷情满城
——首届中国民族服装服饰博览会剪影
撰文：阿果 摄影：成卫东 丁卫国
七月的昆明盛装迎人。首届中国民族服装服饰博览会翩然而至，将高原春城点染出千般姿彩，万种风情。
这是56个民族的聚首，东方服饰文化的大观，中华风土人情的博览。锦衣缤纷，环佩琳琅。一衫一裙，都浸淫着一段独特悠远的历史风烟；一花一朵，都透射出一种深沉厚重的文化底蕴——白族姑娘的头饰融进了“风花雪月”的苍洱风光，流泻出对家园山川的崇敬赞美；纳西女子的披肩绣缀上“披星戴月”的民族历史，传递着东巴文化的古老深邃。黑与红的搭配，就像彝族儿女爱憎分明的炽烈情感；青和蓝的选择，又好似哈尼人家沉静平和的民族性格……半个月的会展期间，24个省区市代表团的精彩展演，让人时时迷醉在各族儿女对美的热爱与创造中。（图①、图②）
陕西征集的唐朝胡服，内蒙古出土的元代织金锦袍，湖北选送的明代土司服，贵州收藏的明代彝族龙袍……汇聚了3400多套、1.5万余件民族服饰精品的服装服饰展览洋洋大观、美不胜收，凝神观望中，你不得不为中华文化之博大瑰丽而深深折服……（图5）
这一刻的悠然对视来之不易：为了征集到能够充分反映区内各民族风采的服饰精品，新疆民委的同志兵分几路，来回奔驰5000多公里；东道主云南省选送了1060套服装，占全部展品的1／3；来自宝岛台湾的代表团克服种种困难，将阿美、排湾、卑南等9个族群的服装全部征齐、送抵昆明。第一次踏上祖国大陆土地的雅美族解说员黄小姐激动地说：“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会，我们不能缺席！”（图③）
文明需要传承，更离不开创新。“面向21世纪的中华民族服饰”学术研讨会、竞争激烈的民族风格时装设计大赛、时装模特大赛，以及一再“扩容”的民族服装服饰展销，场场好戏陆续登台，携来中国民族服装步向市场化、产业化的清晰足音。（图⑤、图⑥）
如果说服装是写在身上的历史，艺术最能烛照一个民族的精神，那么，徜徉博览会期间的昆明，就好像有幸与一条旖旎神奇的河结伴而行——水波粼粼水流淙淙处，正闪耀着中华文化的灿灿光辉，洋溢着民族团结的融融亲情，鸣响着繁荣进步的时代强音！（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