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观点
今年四月和六月，我国一些空调器和彩电生产企业分别达成了不大幅度降价和最低限价销售的协议。然而，价格联盟协议墨迹未干，空调器即纷纷降价，彩电的价格也有所下降。从博弈论的角度讲，家电企业价格联盟的失败具有必然性。
家电企业价格联盟解体的必然性及启示
胡立君
家电企业价格联盟的实质是价格卡特尔，其目的是限制竞争、控制产量、提高价格、谋取垄断利润。卡特尔的达成、运行，是其内部成员之间以及联盟企业与外部非联盟企业之间博弈的过程。博弈论原理表明，一个卡特尔协议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它是否能满足纳什均衡的条件。即：如果遵守协议得到的收益大于破坏协议得到的收益，那么，各方就会执行协议；反过来，如果破坏协议的收益大于遵守协议的收益，或者遵守协议的损失大于破坏协议的损失，那么，协议各方是不会有谁对执行协议感兴趣的。我国家电企业价格联盟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无法满足纳什均衡的条件，具体表现在：
从需求方面看，空调器、彩电等家电是高档耐用品，需求弹性系数较大。这意味着价格稍有下降，需求就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企业收益则相应增加。因此，一些家电企业虽然结成了价格联盟，但是，它们都有降价以增加产量的动机。因为，谁先降价，谁就抢占了先机，就会增加市场份额和销售收入；而谁降价迟缓，或者固守协议不降价，谁就被动，就会失去市场。这样就会出现遵守协议的收益小于破坏协议的收益的情形，从而价格联盟解体也就顺理成章了。
一个卡特尔的有效运行还需要其产品的替代品有限。即从总体上讲，联盟企业生产的产品不能被非联盟企业生产的产品替代，或者替代的范围非常有限。因为，如果存在替代品，那么，在联盟企业不降价，或者涨价时，非联盟企业会采取降价行为，以扩大销售、抢占市场。此时，联盟企业有两种选择：一是维持联盟、不降价，但在整体上会承受市场份额减少、收益下降的损失；二是不遵守协议，根据市场竞争形势采取降价政策，以维持、巩固市场。面对这样的选择，理性的企业肯定会选择破坏协议的对策。因此，价格联盟失败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价格联盟的达成、运行是一个博弈过程。在联盟组建之前，由于信息不对称，参与谈判的各方对别的企业产品成本、参与协议的目的等问题，是不可能非常清楚的。因此，谈判中各方会讨价还价，都希望协议的条款对自己有利。这说明协议各方对条款的理解、看法是不同的。这就为撕毁协议埋下了种子。在联盟结成后的运行阶段，由于各方的成本、产量、需求、规模等不一样，所以，各方的市场份额、收益会有差别。因而有的企业会对协议感到满意，而有的企业则会认为协议对自己是不公平的。于是，它们有降价以求增加产量和市场份额的动机。当协议不能满足上述纳什均衡的条件时，先降价的企业会占得先机，迟降价或者不降价的企业则只会丧失商机。因此，联盟内企业的博弈，会使价格联盟失败。
卡特尔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监督协议的实施。但是，一方面这样的机构不可能有强制手段，使各成员企业执行协议，另一方面它的成立也是违法的。
卡特尔的成功，需要满足一些非常严格的条件。从世界范围看，欧佩克是少有的较为成功的联盟例子。欧佩克能较正常运转的决定性因素，是它满足石油的需求较为稳定、替代品非常有限。而空调器、彩电等竞争性产业的产品，则很难满足这样的条件。我国家电企业价格联盟失败的案例，对政府和企业制定政策、法规和经营策略，都具有一定的启示，具体表现在：
可以明确反垄断的重点。垄断按性质大致可以分为行政性垄断和经济性垄断两种。前者是行政权力带来的垄断经营和垄断利益，如我国电信、民航的非开放式独家经营。经济性垄断包括自然垄断、价格联盟等。自然垄断是指出于技术经济方面的要求，只允许一家或少数几家企业生产经营某种产品，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如电力产业中的高压输电系统及铁路运输业，就是自然垄断。按照这样的分类，反垄断的思路应该是：对行政性垄断，应通过降低进入障碍，逐渐消除其垄断势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对自然垄断，不是降低其进入障碍的问题，而是应在收费、质量、服务等方面确定标准，规范企业行为，维护消费者利益；价格联盟等垄断行为，因为它天然具有不稳定性，市场规则会使其自然解体。
在企业的经营策略上，联盟的内容不应是价格联盟，而应转向战略联盟、合作竞争。战略联盟的重要形式是建立资源共享的体系、联合开发新产品。科龙与小天鹅已建立电子商务采购系统，共同采购原材料、开发市场。这可以为厂家节约10％—15％的采购费用，为供应商增加20％—30％的供应量。战略联盟的另一个重要形式是通过并购、重组，淘汰规模小、工艺落后、成本高的中小企业，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益。这是我国家电企业做强、做大，赢得同国外企业竞争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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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实践
——读《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
赵锋
李锦撰著的《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一书，最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研究中国农村改革的新著。
生产力决定社会发展，群众是农村改革的主人。作者以历史演变和时代发展的眼光，立足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工作的经验教训，以1978年至1984年间发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酝酿、产生、发展与完善过程为主线，同时兼及购销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小城镇、农业产业化等重大问题，生动地展示了20年间每一重大改革举措的起因与发展。书中强调：农村改革是历史的必然，是一个时期走向另一时期的转折点；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的农民革命，其实质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一次冲击，重点是打破评工记分分配机制、人民公社体制、统购统销制度的束缚，进行制度创新；农民自始至终是这场改革的主力军，所有重大创举都是由农民提出并完成的。
实践谱写历史，历史凝结理论。作者长期从事农村改革的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使得从调研中得来的思想理论分析具有明显的探索特征。比如，书中关于农民对土地分配均同性认可是农民走向家庭经营的思想起点等观点，读来使人耳目一新。
该书还是一本图文并茂的著作。全书由26万字、210幅图片组成。作者跳出从宏观角度作理论陈述的窠臼，从实践入手，以事实说话，在文字叙述上注重对普通人物社会环境的拓展及心理世界的开掘，对那些反映社会重大矛盾的情节，常有精当的描写，引人入胜。图片中有不少视觉冲击力较强的现场纪实之作，特别是农村承包初期的照片尤为引人注目。这些图片，在为农村改革提供历史见证的同时，也使人得到审美感受与思想启迪，帮助读者更深切地理解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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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力作
——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
庄福龄
高齐云撰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一书，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重创新，反对教条主义，是该书的第一个特点。作者坚持从历史发展中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着重其革命的批判的本质，着重其作为时代先导和思想导向的作用，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种种教条化、神圣化、僵化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注意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上和逻辑体系上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演进和诸多范畴，是该书的第二个特点。例如关于人学理论，从人的问题探讨开始，到提出工人阶级的异化及其扬弃，最后确立人的理论的科学形态；把“现实的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始范畴，等等，从而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尊重，也表现了他的理论勇气。
正确对待历史和论争是该书的另一特点。通过马克思、恩格斯所经历的种种挑战，该书阐明了他们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完整性而作出的贡献，例如从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阐发，从论述新唯物主义的思想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完善，从思想论战中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发展的联系及其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意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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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元统一 共同发展
——中国各民族科学技术交流史与民族关系研讨会综述
田松
近日，“中国各民族科学技术交流史与民族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有关专家学者三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旨在发掘少数民族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和技术财富，研究中国及周边民族在科技方面的交流和渗透，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科技文化。虽然成规模的研究只进行了十几年，但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比如，有的学者系统地研究了彝族地区存在的每年10个月，每月36天的十月太阳历，进而根据上古文献推论，中国许多地区都曾应用过十月太阳历，从一个新的角度丰富了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有关民族科技史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文明并不是简单地从中原向四边传播，而是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次会议上，有学者从民族关系的角度强调了中华文明多个起源的观点，指出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和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必然涉及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而本次研讨会是这两个看起来关系遥远的领域的第一次对话。
与会学者还探讨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何共存和如何保护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文明的多样性与物质世界的多样性同样重要。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已经形成的各民族相互平等、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多元统一、共同发展的局面必须予以保护和加强。如同物种的单一必将导致自然生态灾难一样，文化的单一也必将导致文化生态的灾难。有学者提议，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现代化的推进中，应采取保护文化生态的有效方法，如建立民族博物馆和民族保护区等，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语言和生存状态，保护他们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与会学者还对中国西部大开发中将要发生的民族文化保护问题提出了设想和应对措施。鉴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涉及广泛的学科领域，有人提出了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向科学人类学发展的设想，建议与人类学者展开广泛的合作，使科技史研究对民族发展起到更为直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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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走出去”开放战略理论研讨会综述
李庆华
为了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抓紧研究和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的指示精神，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与中共青岛市委政策研究室日前在青岛市联合举办“‘走出去’开放战略理论研讨会”。有关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与会同志认为，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一战略的实施，将弥补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不断提升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为我国在全球范围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创造更为充分的条件；将促使20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积聚的巨大能量得以释放，增强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将进一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我国经济体制转变的进程。
与会者认为，在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的过程中，政府首先要给自己定好位，即“走出去”的主体应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但作为宏观经济的决策与管理者，政府又必须承担自己应尽的服务、支持与保障职能，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改革相应的管理体制和制度。加快政府职能的转换，与国有企业之间建立新的政企关系和新的管理机制；敦促国有企业内部加速改制，使之具备国际竞争必需的活力和效率；改革境外投资审批办法，放宽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审批条件，加强服务、协调和整合。
完善相关的政策。政府在政策取向上主要应把握两点：一是在“谁去走”上，既要扶持国有企业特别是有实力的企业集团到境外投资办厂，也要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进行境外投资和劳务输出；二是在“往哪里走”上，应实行多元化方针，既利用发达国家市场体系和法律制度完备、融资便利、技术先进等条件，继续加强对有条件的国家进行投资，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轨国家的市场潜力和资源条件，增加投资，获得比较利益。为此，政府除了制定境外投资发展规划和指导政策，加强对境外投资的总体规划、政策导向，还应该在相关政策上予以支持，主要是给予必要的财税优惠和加大金融扶持力度。
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企业“走出去”涉及复杂的法律保障问题。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既包括创造国内适宜的竞争环境，促进优势企业的形成和扩张，以利于形成我国自己的跨国企业；也包括涉及国际关系的法律和协议，如境外投资法、境外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对境外投资企业而言，还要健全鼓励性法律规范，扶持、促进境外投资的发展；应调整、完善管制性法律规范，引导、规范海外投资的健康发展；依法加强对国有境外投资的监督管理等。
注重研究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对此，与会者强调，要处理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引进来”与“走出去”是对外开放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二者是“双向开放”，缺一不可。因此，应当辩证地看待、处理这二者的关系，从实际出发，有计划、分步骤、积极稳妥地推进“走出去”战略，决不能“一哄而起”。要明确“走出去”的战略重点。海外投资战略重点（行业与项目重点）的确定事关“走出去”的成功与否，国家在这方面应当深入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外投资发展规划，给企业以必要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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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图中塑像为郭沫若，摄于北京郭沫若故居的庭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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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我国哲学研究的新趋势
吴晓明 陈学明 吴新文
我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可以概括为这样五大趋势或特点。这些趋势的出现或特点的形成，是我国哲学研究走出低谷并引向深入的主要标志。
哲学研究直面现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当今中国、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进行哲学研究，必须有一个清醒的战略意识，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哲学研究，哲学的意义究竟何在？如果对此没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把哲学禁锢在书斋里，走经院哲学的道路，哲学研究就有从当代的文化—社会结构中淡出的危险。这些年，我国的哲学工作者并没有消极，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从哲学的层面上积极投身于现实问题的探讨。即使是对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不游离于现实生活世界，而是提倡以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基础理论研究。“回归生活世界，思考现实问题”已成为我国哲学界的一句响亮口号。近年来我国哲学工作者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阐发，对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论证，对当代科技革命的社会功能的探讨，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梳理，对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透视，对东亚金融危机与“亚洲价值观”的思考等等，便是这一口号在哲学研究中的生动体现。由于哲学具有较强穿透力的理论框架和具有较高包容能力的思想视域，所以从哲学的角度探讨现实问题，比起从其他学科的层面上探讨现实问题，更能抓住要害。哲学在这里具有其他任何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积极开展哲学各二级学科之间的对话、交流。中国当代哲学拥有三大思想资源、三大思想谱系：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中国传统哲学，三是西方哲学。这正好对应了哲学下属的三个主要二级学科。我国的绝大多数哲学工作者分别从事这三个二级学科的研究。长期以来，这三个二级学科之间壁垒分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学科间的这种封闭状态，导致在某些共同性问题上缺乏共同语言，进而导致眼界狭隘、思想僵化。这些年我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壁垒开始打破，加强了它们间的对话和交流，出现了这三大思想资源间的视域融合。这种对话和交流所取得的成效十分显著。不同专业的学者们对不同学科的各自特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同时对它们之间的相通之处也有了更为真切的体悟。就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来说，对话的双方一方面用发展较成熟的现代西方存在论的话语系统去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蕴含的丰富、深刻的思想，另一方面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批判和清理现当代西方哲学中一些消极、含混的倾向。这样，既纠正了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定为近代哲学的错误观点，又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分析和解决当代社会重大问题时所具有的无法替代的作用。实践证明，这种对话非但没有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界限，相反却是真正划清两者界限的有效途径。正是这种对话商讨、交互阐释，使我们进一步弄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实质内涵和真实意义。
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日趋活跃。我国哲学研究当代转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哲学研究渗透于各具体学科之中。一方面，近年来，自然科学与哲学以外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都触及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科学技术的本质和功能、人与生态系统的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与尺度、政治运作与法律建设的基础等，这些问题都需要依靠各门学科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才能够得到回答。另一方面，哲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不断寻找新的问题域和生长点。这样一来，哲学与这些学科的交叉、渗透自然就不可避免。我国的哲学工作者及时顺应这一大趋势，在自身内部的各二级学科间积极开展交流、对话的同时，又主动地突破哲学的边界，渗入周边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目前，哲学交叉学科已成为我国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生态哲学、管理哲学、艺术哲学、历史哲学等哲学交叉学科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哲学工作者投身其中。一些从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开始研究哲学交叉学科领域中的具体问题，进一步壮大了哲学交叉学科的研究队伍。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在我国尽管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已成效显著。就整个哲学学科而言，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运用哲学方法对其他学科进行整合、反思，使哲学研究又有了新的生长点。此外，具体的哲学交叉学科也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研究方式的多样化促进了哲学理论的创新与突破。这些年，我国的哲学工作者在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域的层面上关注现实生活世界的同时，更加注意在新的思想境域中推进哲学理论的创新和突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我国的哲学研究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个性化研究”的方式。“哲学的个性化研究”是相对于过去那种“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哲学研究方式而言的。哲学理论思维本来就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创造性活动，所以我国哲学研究走向“个性化”是一种进步。实际上，个性化意味着多样化。哲学研究方式的这种个性化、多样化，有力地促进了哲学理论的创新与突破。综观我国哲学所属的各二级学科，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宗教学、逻辑学、美学等，都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原有的理论都有程度不等的创新与突破，究其原因，都与这种个性化的研究方式有关。个性化研究方式的出现，是与力戒浮躁学风、注意学术规范、讲究治学严谨联系在一起的。
哲学研究加强了对外联系。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国的现实和理论都不可能孤守一隅，自外于世界潮流。改革开放为我国的哲学工作者提供了与国外哲学家进行广泛交流和对话的机会，同时也使他们不可能游离于世界哲学的发展之外闭门造车。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对外联系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各大学哲学系和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实施“走出去，请进来”的战略，每年都派出一批学者到国外进修、讲学、参加国际会议，搜集国外哲学发展的最新信息，同时邀请国外哲学家来华讲学，从而大大拓宽了我国哲学工作者的研究视野。在邀请国外哲学家来华讲学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做的工作值得肯定，他们与英国、澳大利亚的有关单位每年在我国举办中英澳哲学暑期班，邀请国外资深哲学教授向我国青年哲学工作者介绍世界哲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和前沿领域。另外，通过大量译介外国哲学名著，我国哲学界对世界哲学的发展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我国的许多哲学工作者在对外联系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明确我国哲学研究的对外联系不能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世界接轨混为一谈。由于我国哲学工作者具有与西方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划清界限的能力与底气，从而能使这种联系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同时充分地展现其正面效应。
我们在《中国1999哲学发展报告》（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我们希望，21世纪将成为中国的哲学世纪。”我们呼唤中国的哲学世纪，旨在希望中华民族在追求复兴的道路上，在反思传统、面向未来的过程中，能准确把握并深刻剖析时代的精神和思想问题，进行真正伟大的哲学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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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治学漫笔
随缘读书做学问
二月河
年轻时读到《五柳先生传》，一下子便被吸引了。“先生不知何许人”，“好读书不求甚解”，也觉新奇洒脱。这和先贤韩愈讲的“术业有专攻”，和老师们聒噪的“精读慎思”，怎么瞧都带点打别扭的味儿。这点迷惘困惑一直萦绕了几十年，以至于一直以为陶渊明老先生是在自嘲，是随便的一句调侃。后来渐渐地人入中年，心中眼中浮翳渐去，才晓得那是一种境界，一种读书治学的方法。
说到自己读书治学，想了想，其实是没有什么章法的。“文革”时在部队锻炼，有条件偷偷读到二十四史，但每天不停地看“本纪”、“世家”、“列传”之类，有点“千篇一律”的感觉。那固然比“三忠于”、“四无限”之类的事儿有意思，但还是不能满足，只好见书就读。从《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到《奇门遁甲》，从《儒法斗争史》到《基督山伯爵》，今天读《皮克威克外传》，明天又是《宋元学案》；忽而读到《第二次握手》，倏然又读《辞海》、《诗经》、《楚辞选》等等什么的。看见什么读什么，摸到什么读什么。为名为利、研读治学的心思不但没有，连想想也自觉渺茫而且“有罪”。
当时读到的书都是战友、朋友暗地传借的，有的有个封皮儿，有的没有，既无头也无尾，烂得像用久了的尿布片子。读到最后，只记得几个片断情节，著述人是谁、何时出版、定价几何，统都懵懂。然而，就是这般瘟头瘟脑地读了去，居然也得了不少的文史哲知识。后来，条件好了，有条件系统地连缀贯串一下，也就成了有用的知识。写《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原始积累就在这个时期。———当时真的没什么目的，有点像一只饥饿的羊，到了一片草地，见什么草都拼命吃。有一个词现在很少用了，那叫“羊狠”。
所以我认为，读书也好，治学也好，是不宜给自己划定一个框子的，相反应该随缘。倘使你要当冯友兰，要当任继愈，当孟森，当戴逸，当周远廉、冯其庸这样的，那也是非有兴趣不可。博之外非要下功夫“求其甚解”。这些先生的文章道德都建立在严谨的逻辑思维上，精金美玉般琢磨钻研，苦心孤诣地构架。那是他们讲究读书治学的“博”与“专”使然。但若是二月河之辈，虽也讲个兴趣，但似乎就不妨粗放些了。即使有点“猪八戒吃人参果”，一吞而下，快何如之？而且人参果的营养也未见流失。
所以要根据你自身的条件来办，这就是我想说的“缘”。读书本身就比打麻将有意思，是其乐无穷的事。读书不求甚解也其乐无穷；读书偶得甚解，则可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于初涉学堂的青少年，更不宜画地为牢。套一句《心门》里的词儿———“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如此便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