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中非友好关系五十年
外交部非洲司司长 刘贵今
编者按：今年10月将在我国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这是中非关系和新中国50年外交史上的创举，是中国政府巩固和加强中非友好关系的重要举措，必将产生深远的重大影响。本期《国际周刊》的几篇文章对中非关系的有关情况做了介绍。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巩固，形成了患难与共、真诚友好、平等互利、全面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如果以70年代末我国改革开放和非洲国家开始经济结构调整作分界，大体上可以划为前30年和后20年两大阶段。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相互同情、相互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是中非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开辟了中非关系的新纪元。中国与广大非洲国家相继建立外交关系，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基础上，相互同情，相互支持，中非关系生机勃勃，牢固坚实。
中国全力支持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给予他们深切同情和在道义、物质上的坚决支持，为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做出了宝贵贡献。
积极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经济巩固独立。中国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为中非关系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援外专家吃苦耐劳的高尚精神在非洲人民中间广为传颂。
双边外交关系蓬勃发展。1955年4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非领导人首次进行了直接会晤和接触。此后不久，中国即首先与埃及、随后又与一大批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63年12月至1965年6月，周恩来总理先后3次访非，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援外八项原则，在非洲国家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从而将中非关系7推向一个新台阶，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迅速增加，至1979年底，我国已与44个非洲国家建交。
非洲国家在政治上与中国密切合作，积极支持我祖国统一大业和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非洲人民十分感激中国对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在国际斗争中坚定地与中国站在一起。他们不畏西方国家的压力和威胁，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给予了宝贵的支持，在投赞成票的76国中，26个是非洲国家，占1／3。已故毛泽东主席曾诙谐地说，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中苏分歧和文革极“左”思潮的破坏，也一度使中国同部分非洲国家的关系受到不利影响。
中非经济合作形式多样发展迅速
1979年至今，中非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和非洲各自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内对外政策均有调整。在非洲，绝大多数国家实行多党制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对外交往中经济因素突出。与此同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工作重点也转向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因而，中非关系更趋成熟和务实，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发展，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中非高层互访增多，政治关系深化。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非常关注非洲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和平与发展，多次向访华的非洲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鼓励非洲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访问非洲。特别是江泽民主席1996年访非时，提出了建立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中非国家关系的五点建议，揭开了中非友好关系的新篇章。非洲国家领导人亦频频访华。这些访问增进了中非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推动了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中国和非洲在国际事务中继续相互同情和支持，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合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在非洲国家的有力支持下，中国在联合国人权会上先后9次挫败西方反华提案。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为非洲国家仗义执言，积极支持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努力。
中非经贸关系由单一的政府间官方援助向形式多样、互利合作方向发展。增加了合资企业、工程项目合作和管理合作等新形式。中国政府还从1995年起，向非洲国家提供政府贴息优惠贷款，鼓励和推动中国企业与非洲企业对援外项目进行合资合作。中非贸易也发展迅速，1999年双边贸易达65亿美元。
但这一时期，中非关系在健康、稳定发展的同时，由于受世界格局变化和非洲形势演变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复杂因素和难点，需要中非双方共同努力，以新的思路予以应对和解决。
中非在新世纪里可望结成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中非完全可以结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因为：中非同属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并面临共同的发展任务。
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双方具有相同的目标和广泛一致的立场，从未在政治上发生过严重对立和分歧，也不存在边界和领土纠纷等利益冲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非洲看重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真诚地希望我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为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伸张正义。
中非将长期互有需要。这一需要主要表现在政治和经济两大层面。政治上，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双方的这一基本属性决定了中非之间政治上相互依存与支持的必要性。经济上，中非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与广阔的合作前景。非洲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对我国实现市场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中国的技术与产品适合非洲市场，中国成功地解决吃饭问题和改革开放的经验，对非洲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中非之间的互利合作可以使双方受益，并将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1世纪的中非关系，既充满了机遇，又面临着挑战。非洲国家经历了近百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已胜利完成了非殖民化和政治解放的历史使命，目前正处于一个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随着“非洲联盟”的即将问世，非洲国家正立志要使新世纪成为本大陆和平与发展的新纪元。他们对同中国的合作寄予厚望。而中国经济要在新世纪继续腾飞，也需要走向世界包括走向非洲。双方应该以新思路、新办法，将一个长期稳定、更富活力的中非关系带入21世纪。
与非洲建立形式多样的对话磋商机制，扩大双方在国际问题和双边事务中的交流与沟通。建立联系和磋商机制是当今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做法，中国迄今已同非洲多国外交部间建立和启动了磋商机制，并将于今年10月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与非洲就共同推动建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加强中非经贸合作等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
经贸合作要上新台阶。随着形势的发展，经济因素在中非关系中的分量和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和突出。中非经贸合作近年来虽有很大发展，但水平和广度依然有限。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看待中非经贸合作，不断总结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及时根据客观需要调整政策和做法。要着力探索合作的新思路和领域，重点鼓励中非双方企业扩大合作，扶持国内企业走向非洲，开展互利合作。
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对非外交。中非政府间官方交往是发展中非关系的主渠道，在保持高层互访旺盛势头的同时，不断推动双方政党、议会及工、青、妇、文教、卫生、新闻、体育、学术等民间团体的往来，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形成对非立体和多层面外交。
中国与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示意图 绘图：寒放（附图片）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国际资料库
中国与非洲国家外交关系
非洲共有53个独立国家，其中45个国家目前与中国保持着外交关系，这些国家是：阿尔及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布隆迪、赤道几内亚、多哥、厄立特里亚、佛得角、刚果（布）、刚果（金）、吉布提、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加纳、加蓬、津巴布韦、喀麦隆、科摩罗、科特迪瓦、肯尼亚、莱索托、利比亚、卢旺达、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求斯、毛里塔尼亚、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非、尼日尔、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塞舌尔、苏丹、索马里、坦桑尼亚、突尼斯、乌干达、赞比亚和中非。
非洲有6个国家曾经与中国建立过外交关系，后来因它们同台湾“建交”或“复交”，中国政府决定中止同它们的外交关系。这些国家是：布基纳法索（1973年9月15日建交。1994年2月2日布与台湾“复交”，2月4日中国宣布中止同布的外交关系）、冈比亚（1974年12月14日建交。1995年7月13日冈同台湾“复交”，7月25日中国宣布中止同冈的外交关系）、利比里亚（1977年2月17日建交。1989年10月9日利与台湾重新“建交”，10日中国宣布中止同利的外交关系。1993年8月10日两国签署复交公报。1997年9月5日利宣布承认“两个中国”，9日中国宣布中止与利的外交关系）、塞内加尔（1971年12月7日建交。
1996年1月3日塞与台湾“复交”，1月9日中国宣布中止同塞的外交关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1975年7月12日建交。1997年5月6日圣普宣布同台湾“建交”，7月11日中国宣布中止同圣普的外交关系）、乍得（1972年11月28日建交。
1997年8月12日乍得与台湾“复交”，中国宣布自8月15日起中止同乍得的外交关系）。
马拉维和斯威士兰两国与中国无外交关系。
（泽全）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加深了解 促进合作
中联部非洲局局长 艾平
中国共产党与非洲民族解放组织和友好政党的交往，历来是中非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坚定地站在非洲人民一边，大力声援和支持他们的正义事业。五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组织、青年组织和民间团体，曾多次接待非洲进步人士来访。已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曾经会见了许多非洲客人，亲自向他们了解非洲的情况，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使年轻的非洲领导人受到极大的鼓舞。六七十年代，当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形成高潮，一些殖民地人民被迫拿起武器开展武装斗争时，中国共产党又给予他们各种形式的道义支持和热情帮助。8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等民族解放运动开展友好交往，极大地鼓舞了处于困难之中的南非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中国共产党支持非洲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不仅有助于非洲人民的正义事业，也为中国与获得独立与解放的非洲发展国家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如姆贝基总统指出的，南非与中国的国家关系是建立在非国大与中国共产党多年友谊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共产党同非洲友好政党交往的高潮，出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过去20多年间，非洲国家约80个政党先后派出300余个团组来华访问，中国共产党则派出100多个代表团组访非。在互访活动中，双方的高层领导直接会面，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有关主管部门就对方关心的问题作深入介绍，双方交流有关领域的工作经验；同时通过实地参观，代表团获得了关于对方情况的感性知识和第一手材料。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应邀在一些非洲国家政党举行党代会时派团出席，在大会上宣读中共中央贺辞，向当选领导人转达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祝贺。此外，在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期间，一些非洲国家政党也以不同形式表示祝贺。
随着交往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与包括非洲政党在内的外国政党交往的原则不断明确。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几次谈话中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国家无论大小，党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党与党的关系应“真正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了解、甚至还包括互相谅解的基础上”。1997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对党际交往的方针做了进一步的概括：要坚持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
相对于人们熟知的国家间的外交关系，政党交往的内容有其特点。中国共产党同非洲各国政党的交往重在互通情况，增进了解。在党际交往包括中非政党交往中，有关各方一般不直接处理国家关系中的具体事务，然而两国高层政治家相互了解的加深，可以为双边友好关系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同非洲政党的交往一直服务于中国的对非总体外交。通过党际交往，中方深入阐明中国政府在台湾、西藏、人权等问题上的看法，有力地配合了政府外交。
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共同的历史任务使许多非洲重要政治家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广泛的共同语言。这也是中非政党能够克服种种困难使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化的根本原因。深入地交流经验，互相取长补短，既是中非党际交往的特点，也是其吸引力所在。
当前，中国共产党同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执政党都保持着友好交往。这种交往为增进相互了解、促进双边合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相信，在今后的岁月中，党际交往必将为促进中非友好与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非洲研究 任重道远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会长 陈公元
早在60年代初期，已故毛泽东主席在一次同非洲外宾谈话时提出：“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亚非学会、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南京大学非洲研究室、湘潭大学非洲研究室等非洲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相继成立，中国的非洲研究开始进入起步和创业阶段。当时，非洲学科在我国几乎一片空白，学者们在困难条件下，艰苦创业，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编写了《非洲手册》、《非洲列国志》、《中非交往史初探》和《非洲通史简编》等专著，出版了研究非洲问题的《亚非译丛》、《亚非资料》、《非洲动态》、《亚非问题研究》等学术期刊、丛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非洲研究出现了新局面。先后成立了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中国中东学会等学术团体；恢复和重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成立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湘潭大学非洲法研究所等学术研究机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和一些地方省市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也都加强了对非洲问题的研究。从此，非洲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学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对非洲政治的研究，一直是非洲研究的重要课题和强项。20多年来，我国学者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非洲的发展道路、非洲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结构、非洲的政党和政党制度、非洲的民族和部族问题等，都有比较系统的研究著作，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突出的著作有：《非洲民族独立简史》、《当代非洲政治发展》、《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现代化的延误——对独立后“非洲病”的初步分析》等。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工作重点的转移，我国对非洲经济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一些专家、学者开始深入研究非洲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和部分非洲国家的国别经济，有关非洲经济发展的专著和学术论文日益增多，其中包括《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非洲民族资本的发展》、《非洲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反思与发展——非洲经济调整与可持续性》等。在加强中非经贸合作、开拓非洲市场的研究方面著作有《中国和非洲经济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开拓非洲市场的新机遇》和《投资非洲》等。
我国对非洲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近200万字的三卷本《非洲通史》以及《非洲华侨华人史》等书，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非洲黑人文化》、《黑非洲文化研究》、《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非洲黑人文明》等非洲文化研究专著出版，填补了中国学术界空白。
加强非洲问题研究，是制定对非政策和加强对非工作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1998年，江泽民主席在中国非洲史研究会17位教授和研究员的来信上，就对非工作作了重要的批示，指出：“近年来，我在许多次讲话中都强调了要十分重视非洲的工作。不仅在政治上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同时在开展经济合作方面也要十分重视。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都应支持。”这充分体现中央领导同志对发展新时期中非关系的高度重视。当前，世界形势和非洲形势都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为我们加强非洲研究和对非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非洲社会结构、政治变革、经济调整和世纪之交的发展战略问题；非洲在急剧变动的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应对国际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挑战的政策和措施；非洲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面向21世纪的中非政治、经贸、文化等多种合作关系的状况和发展趋势，中非携手合作对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意义等，都是需要中国非洲学研究者给予关注和加强研究的课题。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平等相待 共同发展
本报记者 黄泽全
加强和发展同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始终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三代领导人，都致力于中非友好事业，制定了一系列不断巩固和发展中非友好关系的方针和政策。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是中国同非洲国家友好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期间，最引人瞩目的外交活动是周恩来总理1963年底、1964年初对非洲10国进行的友好访问。周总理在这次访问期间宣布了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中国在同非洲国家的交往中，坚持平等相待的原则，从不以大国自居，而是真诚地帮助非洲国家和人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1964年1月16日至21日，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马里时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强调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这八项原则充分表明中国在当时愿意从道义上支持非洲，在物质上援助非洲，为非洲大陆的独立和解放作出自己的最大努力，因而在非洲大陆赢得了大批的朋友，随后有大批的非洲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80年代，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更加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广大非洲国家的团结与合作进一步加强。特别是中国自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后，在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的同时，更加重视发展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1982年底、1983年初，当时的中国政府领导人在访问非洲11国时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平等互利，讲究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这四项原则，是考虑到非洲各国发展民族经济的实际情况，并在认真总结中国对非洲国家援助经验的基础上，将由过去的以向非洲国家提供单纯经济援助为主的模式转变为双方在互利互惠的原则基础上开展经济技术互利合作而提出来的，受到了非洲国家的普遍赞同。中国政府鼓励和推动中国公司和企业到非洲开展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业务，从而为中国与非洲的经济贸易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中国与非洲的经济技术合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进入9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深刻的变化，非洲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受到了冲击，中非关系也经历了新的考验，但总体上保持着顺利发展的势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在新形势下发展同非洲国家的长期稳定、全面友好的合作关系。自1995年以来，国家主席江泽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政协主席李瑞环、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访问了非洲，对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中非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一系列政策性指示，进一步推动了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江泽民主席1996年访问非洲时提出了构筑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中非关系的5点建议，其核心内容是“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团结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深刻地揭示了中非友谊的历史渊源和时代特征，全面阐明了中国在新时期发展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政策主张。
1999年10月30日江泽民主席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再次阐述中国对非洲的政策，他说：“加强和发展同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始终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支持非洲国家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支持非洲国家捍卫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干涉的正义斗争；支持非洲国家维护和促进相互间的团结，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和争端；主张所有国家一律平等，支持非洲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和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并本着平等互利原则同非洲国家开展多种形式的经贸合作，谋求共同发展。”这是21世纪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非友好关系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针。
总之，中非友谊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是经受过时间和风雨考验的，有着深厚的基础。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珍惜与非洲国家和人民的传统友谊，尽管半个世纪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巩固和加强同非洲国家团结合作的基本政策没有变，也绝不会因世界局势的演变和各自情况的变化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