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实事求是 勇于探索
——忆汪锋同志在甘肃的工作
孙英 王世泰 葛士英 杜大仕
去年12月12日，汪锋同志不幸在北京逝世。噩耗传到甘肃，了解他、熟悉他的同志无一不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人们以多种形式表达对汪锋同志的沉痛哀悼和深切缅怀。
甘肃人民和汪锋同志所以有如此深的情谊，这与他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与甘肃人民风雨同舟、肝胆相照、患难与共是分不开的。
汪锋同志1910年12月出生在陕西省蓝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投身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1年秋，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的汪锋同志，利用负责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党的秘密工作的有利条件，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统一部署，领导十七路军驻甘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在兰州等地积极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加快甘肃革命的步伐。1932年4月到9月，十七路军驻甘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先后发动了两当、靖远、西华池等10多次武装起义。1933年3月，汪锋同志从渭北到达陕甘边区，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王世泰等同志并肩作战，直接参与领导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汪锋同志在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地委工作期间，对甘肃国统区和边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贡献。一是他在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军事部部长时，协助欧阳钦同志于1939年初在天水创建了中共陇南临时工作委员会，使这一地区的党组织逐步发展到了天水、甘谷一带。二是他担任中共关中地委副书记、统战部长期间，在积极参与领导新正、新宁两县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同时，正确地执行党的精干荫蔽方针，坚决克服组织上的关门主义，把党的组织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逐步扩大到了甘肃正宁和宁县的周边地区，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9年9月至1954年，汪锋同志先后担任中共西北局常委兼统战部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西北民族学院院长。1954年至1958年，汪锋同志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代理书记等领导职务。这一时期，汪锋同志多次深入甘肃调查研究，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组织领导了甘肃民族自治地区民族贸易、医疗卫生、民族教育等工作。
1961年1月，在甘肃人民生产、生活面临极端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任命汪锋同志为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他又一次来到甘肃工作。
当时甘肃的广大干部群众正在同“大跃进”以后的“天灾”、“人祸”作斗争。汪锋同志到职以后，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全力以赴领导救灾。他提议省委把安排人民群众生活放在工作首位，果断决策“开仓放粮”，迅速把群众从饥饿死亡线上拯救出来。全省各级党政组织一方面积极争取兄弟省市支援，组织力量从外省调进大批粮食和日用品，投放到重灾区，全力以赴安排群众生活；另一方面，从机关、学校、工厂抽调近6万名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下乡支援春耕，帮助群众进行生产自救。
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汪锋同志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听取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意愿，于1961年5月专门向中央写了《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的报告。他认为“绝不应当把食堂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强迫群众非在食堂吃饭不可”，“只要真正按群众的意见办事，解散食堂是没有什么害处的。”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甘肃因严重灾荒造成的困难局面终于得到了控制。为了从根本上纠正过去所犯错误，汪锋同志同省委领导成员分头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在此期间，省委分别召开了由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各种座谈会、“神仙会”。为了解除顾虑，充分发扬民主，汪锋同志反复强调：“什么话都可以讲”，“保证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记账，不回击，不搞运动。”按照省委意见，汪锋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如《关于甘肃整风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城市整风座谈会纪要》、《关于成立反右倾整风案件复查委员会的请示报告》、《甘肃省委关于调整专、县、社、队组织规模的意见》等等。这些政策的出台，有力地推动了甘肃整社整风、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和发展生产等重点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省委统一部署和领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为合作化运动前后被错定为“右派”、“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上层民族、宗教、统战人士作了甄别平反。省委决定对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批错斗错处分的基层党员、干部和社员采取“一风吹”的办法，宣布一律平反，并责成省、地两级部门负责人下乡时代表省委向他们赔情道歉。并大力调整社队和企业结构，划小核算单位。普遍推行了以“按劳分配”为原则的“大包干”制度和计件工资制度。将一批超前过渡的小型国营工业企业和国营商业网点下放给集体或承包给个人经营。对刮“共产风”时平调的个人财产，坚决实行了退赔。
通过上述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甘肃胜利地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全面恢复，生产蒸蒸日上。1965年，全省社会生产总值达到了499421万元，比中央要求“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增加了201300万元。粮食总产达到37亿公斤，与1957年的38亿公斤基本接近。各种农副产品、轻重工业产品产量成倍增长，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从1963年开始，政府就动员群众“吃爱国肉”、“购爱国油”。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信心。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汪锋同志在甘肃工作的这段时间里，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和一个革命家的政治魄力，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大胆探索。他亲自主持起草了《省委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报告》，对干部进行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的教育，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每年至少用1／3的时间深入农村社队、厂矿企业、机关、学校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群众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的丰富经验。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理论反思，汪锋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有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认识。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农业集体化道路的问题都没有能解决好。都是农业集体化后，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是一个很好的剧本，但没有彩排就演出了。演员不会走路，结果摔了跤。”1958年搞的共产主义过渡，“既不看时间，也不看条件，更不看空间”，“主要教训是高、大、全”。他认为“人民公社发展得太快了，不合乎甘肃的实际情况，因此出现了很多乱子。”“现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很大，若不采取断然措施，有崩溃危险，建设社会主义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大胆地提出了“包产到户有社会主义因素，可以允许搞”，“搞到百分之四十，还是社会主义”，“千条万条，发展生产是第一条”等观点。
为了使他的这些主张经受实践的检验，汪锋同志主持制定了《省委关于加强农业生产领导和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办法》等重要文件，提出“在合理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个方面，教育农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适当放宽“小自由”，并分别选择临夏县和榆中县的两个大队亲自蹲点试验。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临夏自治州实行“包工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82％；全省除兰州、白银、平凉三地市外也普遍实行了这样的生产责任制。1962年7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召开之后，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在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前，汪锋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仍然要求“对已实行‘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的社队，不要急于纠正，以免当前生产遭到破坏，造成更大困难。”
汪锋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受到残酷迫害。但是，他与全党和人民一起进行的积极探索，已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敢于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襟怀和气魄。
1961年以后，汪锋同志在甘肃工作、生活了16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残酷迫害，他真正工作的时间不足六载。但他在短暂的时间里，为甘肃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甘肃人民将永远学习他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高尚品德；发扬他胸怀全局、勇于探索的优良作风；继承他廉洁奉公、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为建设一个更加繁荣富强的新甘肃努力奋斗。
第12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山也回头 海也回头
——怀念赵朴初先生在中日佛教和平事业中的特殊贡献
叶小文
1994年初，我国宗教界的领袖们云集海南岛三亚市，共同研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会余，1月21日清晨，我们陪同赵朴初先生游览亚龙湾。晴空万里，碧海连天，鸟语花香，春风扑面。更奇的是脚下沙滩雪白，头上鸿雁翻飞。大家都轮着要跟朴老合影留念。我笑道：“朴老，大家想要您像这大海，像这鸿雁，作个背景，不要动。”朴老笑答：“踏沙晨作亚龙游，鸿爪倘能留？”入夜，朴老谈起黎族美丽的民间传说故事：有一少年，自五指山追逐一鹿至海边，张弓欲射，鹿回头，化为美女，少年爱之，遂为夫妻。朴老兴致很高，又连夜登至山顶看“鹿回头”石雕并观夜景。我看朴老似若有所思，就说，三亚的群众都希望您留下几首词，给这里的美景增添文化内涵。朴老点头不语。第二天，一首《诉衷情》已跃然纸上：
踏沙晨作亚龙游，鸿爪倘能留。登高夜望奇甸，美景不胜收。
灯万点，相辉映，似川流。不须逐鹿，山也回头，海也回头。
词中“奇甸”，是古人对海南岛的称谓。我问朴老，这首词情深意切，内涵丰富，似有“禅意”，妙不可言。朴老沉思片刻说，鉴真大师东渡日本，曾在三亚躲避台风，他把一生都奉献给日本人民了。但后来日本侵略中国，侵略者以鉴真为例礼请弘一大师赴日。弘一大师愤言，“当年海水是蓝的，现在被你们染红了！”是啊，那时是山在流泪，海在流血啊。今天血雨腥风虽然早已过去，我们要忆念先德，不忘历史，开辟未来。佛教可以为中日人民世代友好多作贡献，可以叫“山也回头，海也回头”！
话犹在耳，光阴荏苒。朴老已到弥留的最后时刻，江泽民总书记来了，中央领导同志一个接一个来了。我一直守候在朴老周围。医生在紧张地抢救，仪器在神秘地作响。我插不上手，只能避到一旁，这首《诉衷情》便一遍一遍地在我脑海里回响。我默默地一遍一遍祈愿“山也回头，海也回头”，祈望朴老苏醒过来，再给我们讲鹿回头的故事。
朴老走了。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在病榻前深深鞠躬作最后告别，陪着朴老夫人一直送他到太平间。因为我第二天要陪同司马义·艾买提国务委员赴尼泊尔蓝毗尼参加中华寺落成典礼，重任在身，不得不含泪惜别。
朴老走了。海内外信众、友人同声哀悼，互联网上悼念朴老的文章骤然增多。当其时也，哲人其萎，是真的“山也回头，海也回头”……
我与朴老可谓忘年之交。由于工作关系，常有接触，也因为几年来他老人家身体一直不大好，逢年过节和他的生日，总要抽空到医院去看看，这样心里才觉得踏实。宗教事务工作中遇到大事或疑难问题，也总要去向他老人家通报或请教。对朴老逝世，虽不感到突然，却留下几分怅然。他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有很多事让人久难忘怀。关于朴老，我多年前就看过一篇文章，题为《说不尽的赵朴初》，真的是说不尽啊！我仅就亲身经历的二三事，怀念赵朴初先生在中日佛教和平事业中的特殊贡献。
1998年5月，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培训班学习期间，应我的倡议，全班近百名学员专门去看望朴老，向这位宗教工作的老前辈学习、请益。当时，朴老讲到，党的宗教政策好，一定要认真贯彻好。做好宗教工作，不仅有利于国内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而且，对做好国际的事情也有很大的帮助。听了这话，大家一时还没有完全领会过来。这时，朴老就慢慢地介绍了一些情况。他最后说，日本侵略军当年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中国人，日本军国主义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这是血海深仇，那么，战后中日关系怎么办？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从民间友好交往入手，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促进中日人民友好，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中间，中日佛教友好交流就发挥过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这件事应该持续不断地做下去。
是什么特殊作用呢？我虽然点头称是，还写了篇通讯，记下朴老的话，发表在中央党校校报上，说实在的，心里并不甚明了。但我的脑海里很快就浮现另一个场景，那是1995年10月，我到宗教局工作不久，中国佛教协会在朴老的亲自部署下，邀请日本佛教界老一辈对我友好的代表人物的后代组团来华访问。宗教局给予佛教协会应有的支持，活动开展得很圆满。我对这项活动也就是一般地过问安排，事后才知道，朴老不顾年迈体弱，亲自去到首都机场迎接客人。从辈分上说，这些日本客人是他的晚辈，比他要年轻几十岁。朴老作为他们的长辈，完全不必亲自迎到机场的。他当时为什么要坚持亲迎？直到此时，我才体会到朴老的苦心，这位在五六十年代和日本佛教界老一辈人士共同开创了中日佛教友好和平事业的老人，是要利用一切机会做工作，是要身体力行，昭示后人，使中日友好事业后继有人，薪火相传啊。
朴老希望我们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工作的同志，要加深对包括日本佛教界在内的国际宗教界的了解和认识，多次提出要我亲自去日本走一走，看一看。1999年春天，我们正拿出相当的精力，驳斥美国反华势力借口宗教问题对我国的恶意攻击和污蔑，做美国宗教界人士的工作，尚未及安排对日本佛教界的活动。赵朴老特地找了我，郑重其事地谈了他对中日佛教友好交往意义的认识，对中日佛教友好交往面临断代的现状十分忧虑，希望本着“忆念先德，勿忘历史，世代友好”的精神，继续推动老一辈建立起来的中日友好事业，使之薪火相传。在朴老的敦促下，我遂应日本“日中宗教者恳话会”和“日中韩国际交流协议会”的邀请，于是年4月率团对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
我们在日本考察了十余座佛教寺院，会见了近百位日本佛教主要宗派知名人士，与净土宗、天台宗、日莲宗、真言宗、临济宗、黄檗宗、曹洞宗及新兴教团立正佼成会进行了广泛接触。在访问中，代表团一言一行都以中日友好的大局为重，既坚持原则又坦诚相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日本佛教界的朋友把我当作朴老的使者，特别另眼相看，他们说：“我们最崇敬的赵朴初先生选派了一位好使者，来看望我们，你是我们完全可以信赖的朋友。”我们所到之处，有关寺庙和宗派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出面接待，破例地鸣钟，醒目地挂出中国国旗。言谈中，常常表示对侵华战争沉痛的忏悔，不时流露出对朴老的崇敬。
4月9日，我在东京拜会了日本文部大臣有马郎人先生。会见中，这位东京大学校长出身的文部大臣表示对俳句很有兴趣，并且表达了对于李白、杜甫、芭蕉等中日诗人和俳人的缅怀之情。文部大臣对俳句的兴趣引发了我的感受。正好在来文部省的途中，我们停车驻足，观赏日本樱花，那种“纷纷开且落”的幽美令我浮想联翩，回到车上忍不住诌过一首汉俳：
“樱绽江户川，
法脉传承两千年，
佛缘一线牵。”
我当即口诵拙作，并说明这种“汉俳”的创造者是赵朴老，又背诵了1980年朴老在中日共同迎送鉴真和尚像回归中国的活动中写下的汉俳。文部大臣听了，颇表钦敬。谈起朴老，谈起汉俳，官式会见的客套与沉闷一扫而去，时间比预定的过去了一倍，宾主却谈兴正浓，兴致盎然。
当然，如果把赵朴老仅仅看作一位诗人词家，那就无法完全理解他在日本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了。事实上，那次访日之行，不论身在关东，还是行至关西，整个过程中，始终都有一个奇特的感觉，好像赵朴老一直都和我们这个代表团在一起。在著名的奈良唐招提寺，我们遇到大批的日本观光客在寺内参访，而此时此刻，寺内却回荡着一个中国老人沉着徐缓的话音——原来寺院正在播放赵朴老在唐招提寺访问时的讲话录音，以此纪念“鉴真和尚像荣归故里二十周年”。我看见普通的日本参观者一边听取导游介绍，一边驻足谛听他们并不能听懂的中国话广播录音，一时间给人的幻觉，不知是鉴真和尚复活了，还是赵朴老再次来此寺中了。不止在唐招提寺，在这一路上，我们一行都深深感受到日本佛教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感受着赵朴老在中日两国佛教界、文化界享有的崇高威望，最后，在出席奈良佛教界的欢迎宴会时，我干脆就直接借用朴老的两句名诗“珍重两邦兄弟谊，扬州明月奈良天”（鉴真和尚籍贯扬州），续上“关东关西总关情，花落花开新芽绽”两句，表达我们此行对促进中日“世代友好”这一事业的真切体会。
朴老在日本佛教界心目中的威望和地位，是他长期致力于中日佛教界友好交往所绽放的最美丽的花朵。赵朴老早在50年代初就致力于中日佛教界友好的事业。1951年，他代表中国佛教界将一尊象征慈悲和平的佛像，通过与会的日本佛教代表赠送给日本佛教界，在日本佛教界引起强烈反响。不久，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大谷莹润、菅原惠庆等领导的“中国在日殉难烈士慰灵实行委员会”派代表团飘洋过海，送还中国在日殉难烈士遗骨。这两件事开始了新中国佛教界与日本佛教界的友好交往，打开了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大门，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1955年朴老赴日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受到了日本佛教界热情友好的接待，这是新中国佛教徒第一次访问日本。到了60年代，朴老精心构思，寻找课题，将中日两国佛教界的友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962年到1963年，中日佛教界冲破重重阻力，共同发起纪念鉴真逝世1200周年的活动，在日本掀起了加强中日友好、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的群众性热潮，日本佛教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广泛宣传中日友好传统，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群众基础。我国佛教界、文化界、医药界也在北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出版纪念文集，在扬州大明寺修建了鉴真和尚纪念堂，在广东肇庆鼎湖山修建了伴随鉴真东渡、圆寂在途中的日僧荣睿纪念碑。1964年中国佛教协会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六个单位共同举办了玄奘法师逝世1300周年纪念大会，有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人士应邀与会。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由日本各主要宗派领导人组成的“日本佛教访华亲善使节团”来我国访问。在邓小平、邓颖超的关怀、支持下，1980年，日本唐招提寺保存1200多年的鉴真大师像回国巡行，掀起了中日友好新的热潮。日本佛教传道协会对隆莲法师和朴老授予传道功劳奖，日本庭野和平财团、佛教大学、龙谷大学以及韩国东国大学对朴老赠予奖金、授予名誉学位，体现了他们对中国佛教界的友好情谊和对朴老的尊敬之情，同时推动了中国佛教界同日本佛教各宗派的关系从一般友好往来发展到祖庭庄严、文化交流、人才培养等多领域的合作。这些活动的开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佛教界同日本佛教界之间的友好关系。朴老的功绩，不仅为国内广大佛教界人士所称赞，而且为日本佛教界所景仰。在日本佛教人士心目中，朴老不仅是中国佛教的一面旗帜，也是日本佛教界、中日两国佛教友好交往的一面旗帜。日本佛教界知名人士、现任日本佛教净土宗宗务总长、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会长的水谷幸正先生说，日本佛教界将在赵朴初先生的旗帜下，继续发展两国佛教界之间的友好交往。
赵朴老对国际宗教友好的特殊贡献，最后还体现在他的“黄金纽带”的构想上。这是他在晚年总结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历史的基础上，经过认真思考所提炼出来的思想。他认为中日韩三国佛教友好交流的关系，在历史上曾如“黄金纽带”一样熠熠生辉，他希望未来继续像“黄金纽带”那样牢固缔结下去，为东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作出贡献。这个构想，得到了我国领导人的肯定和支持，也得到了中日韩三国佛教界以及日韩两国政府的理解。1995年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三国佛教友好交流大会，江总书记亲切会见了三国佛教界代表。从那以后，在汉城和京都轮流召开了第二与第三届大会，赵朴老的这个构想，正在成为三国佛教界热爱和平的大众的共识。
朴老走了，日本佛教著名宗派专门派代表参加悼念活动。正如朴老在遗嘱中写的，“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明月清风，不劳寻觅”。他开创的中日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历史不可磨灭，明月清风遍扶桑，花落花开新芽绽。
朴老走了，他的事业和精神，他的人格和风范，他的音容和笑貌，不劳寻觅，就在广大佛教徒心中。灯万点，相辉映，似川流，说不尽的赵朴初，说不尽的思与念……
我不是佛教徒，但是我尊重和理解佛教信仰者“乘愿再来”的信念。我想，只要中日两国乃至国际社会还需要殚精竭虑致力宗教和平事业的奉献者，那么，就会山也回头，海也回头，我们敬爱的赵朴老就会“乘愿再来”。
图为1993年赵朴初与作者（前排左三）在中国佛学院成立40周年大会上。
图为1939年朱德和彭德怀在山西八路军总部。
照片选自《朱德》相册（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