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观察
由谁教育富裕起来的人们
——武汉汉正街第一代富翁追踪
本报记者 罗盘
当年富翁今安在
武汉汉正街，原来是条破旧的小街，因为靠近交通干道沿河大道，还因为这里的居民从来就有经营小商品的传统，1979年，改革开放大潮涌动起来，汉正街人就当街摆起小摊子，沿街开出小门面，批零兼售，经营起了服装、钮扣、针线等小商品。当年的工商统计表，如今翻开已有些泛黄，上面清晰地记载着103名个体户的名字。到1982年，这些个体户迅速成为十万、百万富翁。
财富来得如此之快，以致汉正街的第一代个体户们来不及作好准备，甚至不知该怎样面对富裕。首批个体户之一的王春芝，先是用赚来的巨款盖起了三层楼的豪宅，接着便用钱满足子女的各项高消费，买高档电器，吃山珍海味，几年下来，坐吃山空，只有斑驳的宅第依旧伫立，默默地叙述着主人曾经的辉煌和今日的落魄。王春芝如今赋闲在家，她感慨地说：“没几年就当了百万富翁，觉得这么多钱几代人都吃不完，就想好好享受一下，谁知道几年就把钱花光了。”
富裕更是一道沟坎，当年的富翁中，不少人跌倒在这道沟坎面前，再也没有爬起来。张重德靠做塑料生意起家，一度担任汉正街的个体劳动者协会会长。发财了，他离婚卖了商铺，用辛苦挣来的钱吃喝嫖赌，醉生梦死，最终生死不明。1980年开始做袜子生意，3年后成为百万富豪的蔡某，当过汉正街个体劳动者协会的小组长。富裕之后，蔡某夫妇各自包养情人，随后染上毒瘾。现在，这对夫妻一文不名，每天到汉正街背后的菜市场拾菜叶度日。
80年代初的汉正街是第一批富豪的摇篮，80年代末，汉正街则为这批富豪唱响了挽歌。宗贤韬是汉正街人至今无法忘却的一个名字。1984年，这位富裕了的个体户当了汉正街个体劳动者协会会长。他发起组建“汉正街小商品联合公司”，235名个体户加盟，这一壮举曾轰动当时的媒体，电视剧《汉正街》中的一个角色就是以他为原型的。但一名优秀的个体经营者并不一定就是优秀的企业家。经营不善，大手大脚花钱，使宗贤韬很快债务缠身，店面转让，自己神秘失踪生死不明，如今只有他的女儿还在一条小街的街口支着小摊子炸面窝。
谁来教育富翁
汉正街第一代富翁中的沉沦者为何如此多？原因总要归结到他们自身的素质，而外部环境的熏染同样值得深思。当变化正在发生、悲剧开始上演的时候，社会是否意识到了这一切？汉正街的管理部门、党政机关是否曾给予第一代富豪们必要的引导和教育呢？
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个体户早已从1979年的103家发展到了今天的1.3万家。经营规模大了，经营品种多了，税收飞快地上升了，但是，个体户们的思想建设谁来过问？这里的个体户们反映说，没有人教育引导他们，没有人帮助他们提高素质，没有人到他们中间做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早在1985年，北京市在个体劳动者中成立了党组织，组织个体户中的积极分子学习党章，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吸纳个体劳动者中的先进分子入党。然而，武汉的汉正街没有这样做。汉正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个体经营者说：“我在这里做了近20年生意，上面来的人，不是收税就是收费。其实，现在市长请专家教授讲法律，讲经济，我也很想听专家教授们讲课，比如讲讲加入世贸，讲讲经济法规，讲讲私营企业家应具备的素质。可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听。”他一脸的无奈和茫然。
有人说，商潮滚涌的汉正街是商人致富的天堂，也是一块任你自生自灭的土地。一批早年的个体户因为缺少引导和教育，决策错误导致破产。余保安是较早完成原始积累的一名个体户，他发现汉正街小商品门面越来越多，感到竞争压力加大，想转向干点别的，可又无处咨询，便独自决定养殖甲鱼。结果投入刚刚完成，甲鱼大量过剩，价格大幅下降，开张之日成了步入困境之时。汉正街的第一代富翁王仁昌，积累百万资产后飘飘然起来，忙于应酬，对经营管理漠不关心，而当地有关部门的领导对他称赞多，提醒少，后来他的企业很快破产。当年的王老板，如今在自己弟弟的工厂打工。汉正街一位老人说，这里的一些个体户，业余生活就是歌舞厅、赌场加吸毒，不垮才怪！
莫让今日星辰在明天陨落
潮起潮落，汉正街又产生了新一代富翁。他们传承了第一代富翁的精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壮大了自己的产业，形成了自己的名牌，被称为汉正街的新生代。
第一代富翁郑江的儿子郑大雄，作为“天堂伞”的总代理，是新崛起的个体经营者。还有武汉永胜集团的张永胜，雅琪集团的周建国等。这批中青年富翁已成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支柱。然而，新生代中正在出现“断层”。据介绍，汉正街新生代的富豪中，又有人经营不善、资不抵债、举步维艰；有人不思进取、生活奢靡、醉生梦死……第一代富翁沦落的悲剧会不会在新生代身上重演？
今年6月底，记者再次来到汉正街。管委会领导班子正在商议如何在个体劳动者中开展“双思”教育，教育他们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教育这些富裕了的个体户开展第二次创业。管委会主任张兴建说，在个体户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确有一定的难度，有的个体户对此还不接受，但我们一定要找到最佳的方式、方法，加大个体户思想政治工作的力度，决不能放任自流。他说，这是对社会负责，是对汉正街的个体劳动者负责。
对汉正街的新生代们来说，他们还迫切需要现代经营理念。汉正街市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许多私营企业还没有紧跟时代潮流，没有建立健全自己的决策机制、监督机制，他们更多的是依赖已有的市场营销网络维持运转，对内是家长式决策、家族式管理，一旦决策失误，很难及时纠正，难以及时刹车。汉正街的个体经营者们固执地认为，他们对自己的资产既是所有者，也应该是唯一的经营者。对此，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刘烈龙说，私营企业主应该引入新的企业理念，作为资产的所有者，你可以当董事长，当董事。但如果你不是经营的专业人才，就不能担任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如总经理。他说，在发达国家，企业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早已明确分开，而在我们国家，尤其是在私营企业，这两者很难分开，因此，一些私营企业屡屡出现决策和经营上的失误也就不足为奇了。
漫步今日的汉正街，每天都能看到新的商业铺面喜气洋洋开张，每天也能看到旧的商业铺面黯然倒闭转让。不紧跟时代大潮，不及时转变观念，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今日汉正街的新星，明天就可能成为过眼烟云。
题图：今日汉正街。罗盘摄（附图片）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热点聚焦
7月1日，青岛开始实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降低药品价格，减免服务费用，开设特色门诊，改善就医环境，结果是：
患者尝到了“上帝”滋味
本报记者 宋学春
药品采购见“阳光”，药价下降一半
“药价总水平比原来降低50％！”这是青岛市最近一次药品集中采购招标会上传出的信息。
青岛改革药品采购模式，实行“阳光操作法”购药，已进行多次了，进行这么大宗的药品采购招标还是第一次。这次招标有全国42家制药厂报名，经审核，其中27家符合投标条件。经过公证员当场开标，当场唱标、监督、记录，当场公布结果，最后有9家中标，获得14个规格的7种常用大宗药品在市所有直属医院的销售权，大多数中标药品的价格使与会人员感到吃惊。专家介绍，与过去医院在“暗箱”中进药相比，总体价格降低50％，个别药品的价格下降幅度更大。
“在一次药品集中采购时，我们少收入了16万多元。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欢迎这么做。毕竟，光明正大地通过降低医院成本，提高服务质量来增加收入，更踏实些。”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魏仁敏说。
去年9月，青岛市卫生部门开始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卫生局局长刘志远告诉记者，青岛市卫生局所属医疗单位实行药品集中公开采购31次，节约购药资金600余万元。在此基础上，自去年11月起，市卫生局决定对100种常用药品在现行零售价格的基础上降价10％，让利于民，使全市看病购药的老百姓一年节省药费1000万元。同时通过集中公开采购，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医药厂商与医疗单位之间的直接经济联系，使长期以来医疗单位的药品采购由“暗道”走向“明渠”，遏制了医务人员和药品采购人员从药品销售中谋取私利等不正之风，从而降低了药费。
争取病人靠服务，患者开始成“上帝”
青岛7月1日开始实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各医院纷纷以优质服务来争夺病人。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在全市医疗单位降低大型设备检查费用的基础上，再降低10％—20％，床位费在全市也是较低的，12种大病患者定点在第三医院的可免费挂号。为了提高服务质量，实行了病人选择医生、选择病房、选择护士制度，将各医生的照片、简介制成小册子放在挂号处，或上墙标号，请患者选择。“我们要对病人一视同仁，改变过去的陈旧观念，比如呼叫病房病人时，过去叫‘几床、几床’，现在一律叫患者名字。反过来，呼叫大夫则叫‘几号大夫’。让病人选择治疗方案也即将实行。”魏仁敏院长介绍说。正在住院的退休高级工程师贺芳成对医院的做法称赞不已。
青岛市人民医院推出了“单病种费用控制法”、医生开药方监督制度等，使患者节省医疗费用。他们推出的“一日一清单”做法受到患者赞扬。
青岛市立医院设立了“2836450电话门诊”，让患者足不出户就可求医问药。“电话门诊”除了向患者解答有关疾病诊治、自我保健的知识外，还为有心理障碍的患者免费提供心理咨询。门诊成立以来，倍受欢迎，每天的门诊量达100多人次。
走进第三人民医院的“阳光输液大厅”，患者在装有空调的大厅里输液，看不到过去那种摇着扇子、汗流浃背的情景了。卖了轿车装修门诊大厅、改善输液环境，就是院领导深得人心的做法。
青岛市第二人民医院投资建起了11000平方米的病房大楼，中央空调、高级病床等设施一应俱全，有的还配备了自助厨房。问了几位住院病人，都说收费合理。
青岛大小医院争先恐后推出服务手段，其目的很明确——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夺病人，这种竞争让患者受益。“医院也有一个‘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变的问题”，医院院长们普遍有了危机感。如今，“真诚感谢您选择我院诊治疾病”这句话出现在各医院墙壁和导医台上，让患者有了几分成为“上帝”的感觉。
左图：患者选医生。
马成亮摄（附图片）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随想
多点志气少点怨气
刘杰
前不久到青海采访，下企业，访农户，听到的大都是喜迎大开发的令人鼓舞的声音。抽空到一些机关走走，却意外地听到一些并不和谐的声音。有人说，80年代以来国家基本建设资金的60％以上投向了东部，西部不足20％；改革开放之初，青海人才在全国数前几位，现在要倒数，人才东南飞，西部人口素质下降了。以前西部比东部发展速度还快，如今全国贫困县一半以上在西部，贫困人口占了全国的90％。说来说去，只能让人品出两个字——怨气。
与这些满腹牢骚的人交谈，明显地感到他们精神不振，缺乏机遇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发泄怨气，无非是说西部为东部开放作出了贡献，现在盼望国家多向西部倾斜，西部等待东部的倾囊援助等等。
事实是，国家正把西部开发摆上议事日程，首期公布的西部大开发十大工程中，青海占了西气东输和80万吨钾肥生产两大项，另外水电开发、生态建设、基础设施等等，青海也均在其列。青海许多人为之欢呼，为之雀跃，视大开发为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记者看到，青海油田内抓机制改革，外抓西气东输大好机遇，上下齐心，一派勃勃生机。全省公路建设部门提前运作，一年上马的项目超过了以前几十年的总和。西宁和格尔木市抓住时机，加快城市化建设，“筑巢引凤”，吸引了不少外商。同处青海，精神状态不同，结果就大不一样。有道是，有志开发者硕果累累，怨天尤人者两手空空。
西部大开发需要外援，但西部发展的关键还是要靠西部人自身努力，要靠自己的骨头长肉。首先要确立敢为天下先的志气。有了志气，可以克服困难再造辉煌。没有志气，有了条件也会坐失发展良机。西部大开发中还是要多些志气少些怨气为好。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见闻
垃圾四处堆 粪便海中倒 谁来管一管
大连这座岛成了垃圾岛
本报记者 张书政
大连城区甘井子南部海隅，有个伸入黄海的小半岛，状如高脚杯，地名“小平岛”。盛夏7月，记者3次来到岛上，看到此地环境状况堪忧。
这座岛其实是大连城区的“陆连岛”，有28路公共汽车从市中心开到这里。这座岛还是个古港、古镇。地方志记载：“16世纪时，小平岛是辽东半岛南端的重要港口，金州、旅顺、山东等地的渔船、货船多在此停泊，是杂粮、布匹、陶瓷、苇席、牲畜及鲜干鱼等物资集散地，集市贸易很兴隆。”如今这样一处具有半岛景观的明、清古镇，却臭不可闻、脏不忍睹。
漫步街头，找不到一个公共厕所。大多数居民家用“旱厕”。岛上无专人管理粪便，居民告诉记者，居民家的粪便都往大海里倒。
小岛东街1公里长的海滨路，成了长长的“垃圾带”。记者看到，处在垃圾带上的小岛假日酒店和渔港饭庄附近，有三四堆垃圾，从路面堆到路坡，再堆到海边。垃圾堆脏得令人作呕，污水四溢。海水涨潮，这些垃圾大半被卷进大海。
与垃圾带一路之隔，便是密密麻麻的居民房舍。这些房舍虽然临海，多数人家门窗紧闭，因为垃圾带夏日生蛆，有些蛆虫从海边爬向街路，爬进人家。
岛上有居民6000多人，大多数是投亲靠友打零工的外来人口。这里的人们为了环境卫生问题不断反映，始终也没有解决。还有居民向记者反映，有的工厂还往海里排放污水。小岛湾过去出产海参、扇贝、鲍鱼，现在水质污染，野生的海珍难捕了，人工养殖的海珍也不断发生死亡的情况。
下图：小岛上垃圾成山。
张书政摄（附图片）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平安大街平安多了
过街自己按绿灯
本报记者 赖仁琼
家住北京平安大街厂桥的尚女士几天前发现，离家门不远的路口安了一组行人过街信号灯，她说：“以后过马路不用提心吊胆了！”
7月16日上午，记者在平安大街东四十条人行横道路南按了灯柱上的按钮后，抬头看主干道上仍是绿灯，由西向东的一辆辆汽车从面前飞驰而过。约一分多钟后，过街信号灯电子屏幕上的红色计时器开始倒计时读秒：6、5、4、3、2、1，霎时，红灯变绿，我快步走向路北。
在安装了信号灯的路口，行人过街能否不按钮呢？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高级工程师翟忠民说：“一定要按，否则，对行人来说就永远是红灯。”还要注意的是，过街行人按钮后，有一个长短不等的延迟，等信号灯变绿后方可通过。站在路边，见到多数行人横穿马路并不使用信号灯。一问，有人说不知道安装了过街信号灯，也有人不知如何使用。一位中年男子说，国外的许多城市，往往车多人少，所以行人过街必须使用信号灯。而北京是人多车也多，横穿马路的多了，信号灯频频变绿，机动车的通行则会受到影响。
为何要在平安大街安装行人过街信号灯？翟忠民说，平安大街改建时，因地下管线多无法开挖、修建地下人行通道。拓宽改建后，机动车道、自行车道和人行横道都在一个平面上。机动车通行能力提高后，行人过马路却险象环生。不到一年，在平安大街上因交通事故死亡7人。街旁市民们发出了“平安大街不平安”的感叹。为此，交管部门决定在平安大街的12条人行横道上安装行人过街信号灯。
行人过街信号灯。 刘英毅 摄（附图片）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生舞台
鸭梨状元朱元华
本报记者 宋光茂
夏日，山东半岛上的梨园闷热难耐。记者猫腰穿行在阳信县郭村的千亩梨园中，循着隐隐约约的吆喝声才找到朱元华。
正在指导村民给鸭梨套袋的朱元华有过美妙的“大学梦”。1982年他高考落榜回到了号称“中国鸭梨之乡”的故乡阳信县，琢磨着先到县城找个活干，再继续考大学。
那年秋天，阳信县经历了罕见的阴雨天气，梨树普遍得了黑星病，丰收在望的梨乡一下子没了生气。一位满脸愁云的老人来找朱元华。朱元华认得，他是山东省农民“科技状元”、70岁的阳信鸭梨权威朱万祥。老人在18岁的朱元华面前说了这样几句话：“咱村就你这么个高中生。我人老了、眼花了，技术员这担子你接过去吧。咱村的鸭梨、咱阳信鸭梨的希望就寄托到你身上了。”就凭这番话，朱元华当上了技术员。
跟着老人，朱元华观察到，在湿度大、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时黑星病最易传染，有水膜的果实抵抗力更弱。对症防治，朱元华取得了成功。
梨树还要考验一番这位新技术员。有一年，梨树原本长得葱茏茂盛。但不知怎的树叶渐渐变黄，枝条枯死。朱元华搬进梨园，白天黑夜地观察，找不到症结。朱元华带上发黄的叶片和土壤样本赶到省城济南找科研院所，这才知道是梨树生理性缺铁，唯一的办法就是硫酸亚铁。
怎么补？朱元华尝试了叶片喷施、根下覆埋等多种办法，成效都不显著。心急火燎又奔波劳累的朱元华病倒了，住进了医院输液。眼前晃动的药瓶突然触发了他的灵感：对，给梨树打吊针！把硫酸亚铁直接输入树干。兴奋不已的朱元华拔掉针头，在护士的呼喊声和病人惊诧的目光里跑出医院。
针头插入梨树的木质部，高压喷雾器把1000倍的硫酸亚铁溶液缓缓地输入树干。朱元华耳朵贴在树干上，仿佛听到药液在里边流动，觉得梨树在欢唱，自己的病一下子也消失在九霄云外。5天过后，叶片由黄变绿，梨树重新焕发了生机。
梨树既然能打吊针，也就能服药片。朱元华不满足已有的成功，继续探索。梨花几度开落，朱元华给梨树服药的技术渐趋成熟。根据叶黄程度和树龄大小，在树干上打2—4厘米深的小洞，放入2—10粒专门研制的“绿叶铁王”药片，再用泥巴堵上，几天之后黄叶变绿。这比打吊针易操作，降低了成本。1998年，朱元华把这项自己试验成熟的技术在全县免费推广，两年来，又毫无保留地把它传授给了各地慕名前来求艺拜师者，把丰收的希望送给千家万户梨农。
朱元华在梨园里收获了丰收。如今，他成了全国科技星火带头人、阳信县“梨状元”。那个“大学梦”呢，大概在白天很少做得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