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深思须善“静”
桑士达
近些年来，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变化，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一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真正坐下来，静下心，“闹”中取静，开动脑筋，冷静思考。只有乐于守静，善于守静，才能多思、深思，从而思出成效。
一般地说，领导干部担负的任务较重，工作较忙，一天到晚“动”多“静”少，想静心思考和研究点问题，确实不易。领导干部因为“忙”而很少有时间坐办公室，这原本无可非议———只要忙得实在，忙得有价值、有意义。许多像焦裕禄、孔繁森式的领导干部，没日没夜、长年累月地为国为民奔波忙碌，这是公而忘私的“忙”，务实有效的“忙”。这种忙，虽然自己累一点，却于公有利、于民有益、于国有功，值得称赞和提倡。但也毋庸讳言，有些同志的“忙”，却让人不敢恭维。比如，有些领导干部经常“忙”得不亦乐乎，累得头昏脑涨，其实无非是出席接二连三的大会小会，加盟天南海北的学习考察，参加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赶赴一拨一拨的交际应酬，光临热闹非凡的开业庆典。这种忙虚多实少，浪费人力、物力，而且久而久之，容易使人陷于事务，沉溺享乐，思想懒惰，不愿思考问题。
诸葛亮有句名言：“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位先贤特别强调“静”对于提高修养的重要性，这是值得深思的。毫无疑问，领导干部应当心系人民，勤奋工作，创造一流的政绩，以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但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而言，如何在党和人民授权的职位上，抓住关键忙出成效，是大有讲究的。经常深入各项工作领域的第一线，直接检查和指导工作；经常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吸纳民智，听取民意，以集思广益，是必要的。除此之外，还要讲究“坐”功，即要安下身，静下心，善于运筹帷幄、深思细酌，善于审时度势、总揽全局，善于把握机遇、谋划发展，对关系本地改革、发展、稳定方面的重大事宜，进行认真的研究、理性的思考。因为，对于领导干部而言，身先士卒不可少，但把握大局、思考问题、正确决策更重要。唯有凡事深思熟虑，三思而行，才能达到提高领导水平、决策质量和多出政绩实绩之效。
一些领导干部“静”不下来，是有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从客观上讲，有些同志的“忙”确是身不由己。这就需要上级部门多为下级创造“静”的条件，如能不开的会就不开，能合并的会就合并开；一些活动能让其他同志参加的就不叫主要领导人出席；等等。从主观上讲，能否从“百忙”中解脱出来，还取决于自己。只有不忘重任在肩，善于着眼大局，抓好大事，才能做到闹中取静；只有善于弹好钢琴，区分轻重缓急，摒弃琐碎小事，才能做到忙而不乱、忙而有序。
世界上万事万物，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处事论事亦如此。讲“静”功，不是一味地排斥“动”功，有意义的“动”，应当多“动”。说“静”功，也并非提倡那种坐而不动、坐而论道的“闲坐”、“懒坐”、“空坐”，安于得过且过，碌碌无为。在世事纷扰、体制转轨的复杂时期，领导干部乐于守静、善于守静，静心细心地探索事物的客观规律，聚精会神地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对于提高领导工作的效率是大有裨益的。
第9版(理论)
专栏：
发展与环境问题的人文思考
苏育平
社会进步的环境代价
工业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类拥有了急剧增长的物质力量。但是，就在人类尽情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财富、陶醉于历史进步的时候却发现，人类在创造出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人类开发利用石油、煤、天然气，却难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人类释放了原子能，却因此笼罩在核污染的恐怖之中；人类垦田开荒，伐木毁林，得到的却是风沙、荒漠、洪泛、河枯；科技发展使人类的寿命延长，人口死亡率降低，但人口爆炸的压力却让地球不堪重负。人类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代价的付出。二十世纪虽然是人类物质财富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同时也是地球生态遭受最严重破坏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长以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对峙为代价；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牺牲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利益和发展为代价；物质需要的满足以忽视人的其他需要为代价。
我们知道，社会进步受人的利益、需要的驱使和生产实践活动的支配。付出一定的代价，是为了获得一定的利益。人们放弃一部分利益和价值是为了换取另一部分利益和价值，但在获取某种利益时，又不得不同时承受其带来的负面后果。如今，尽管我们不能说自然生态的变化均为人类行为所致，但在全球生态的恶化中，人类行为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是毫无疑问的。
社会进步与环境问题的人文背景
社会发展的过程，其实是人类对自己的生存方式进行理性选择的过程，在其背后有着深刻的人文背景。一般认为，近代西方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繁荣，主要源于自由贸易和技术进步。但对其作深层透析就会发现，它的根须深扎于近代西方的人文沃土之中。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对人的本质、尊严、个性、自由的发现与肯定，没有启蒙运动对阉割人性的神性的否定，没有人道、理性、科学的人文精神，人类文明的脚步就无法跨过中世纪人性枯萎的莽原，从而就不会有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正是人的这种自由自尊的主体性与科学理性精神，为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是，构成现代西方文化主要内容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科学主义和主体主义，在西方宗教文化衰落之后，使人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个人变成了至高无上的存在，片面强调人对自然的开发和征服，使主体性的张扬演化为人们对自然的疯狂掠夺。
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精神
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根植于社会关系。人类的生态困境，并不仅仅是在自然面前的困境，究其内在原因，是与建立在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和对自然的征服的人文意识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分不开的。
八十年代末兴起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其实质是人类在一种人文精神指导下，对“发展”的重新规范。这种人文精神就是由片面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人对自然的征服、掠夺，转变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追求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是一种人类寻求持续发展和繁荣的人文观，是人类付出无数代价后换来的认识飞跃。
首先，造就有高度责任感的发展主体。生态灾害危及全球，化解危机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因此，人类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树立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的高度责任感。特别是发达国家应该是目前环境恶化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在二百多年的工业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使用了地球上的大量生态资本，排放了大量有害物质，堆积了大量污染物，既积累了巨额物质财富，又造成了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因而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大的改变生态危机的责任。
其次，倡导为人类持续发展而约束自己的道德精神。人类社会不可能脱离人的利益和价值而发展，但是，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正是为了维护人类的根本利益，因而是人类的第一道德原则。关爱环境本身就体现着关爱他人、关爱后代、关爱全人类，具有很强的道德意义。每个人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但同时也有维护和促进他人生存和发展的义务。影响他人和后代的生存与发展是不道德的；过度地消费资源、随意地污染环境，对人类共有的地球生态系统造成危害，是不道德的。为此，发达国家应偿还生态债，优惠转让环保技术，取消贸易壁垒，兑现自己的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决不能重走工业化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既要维护自身的发展权，又要承担其应有的环保责任。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从对历史的反思中把握未来
——读《社会主义：20世纪的回顾与前瞻》
徐鸿武
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具有两大特点，一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二是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崛起。今天站在世纪交替的时刻，回顾社会主义为铸造人类文明大厦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总结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的经验教训，从中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将是大有裨益的。李会滨主编的《社会主义：20世纪的回顾与前瞻》一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工作。
关于社会主义为铸造人类文明大厦所作出的贡献，该书作出了高屋建瓴的概括：第一，开辟了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第二，支持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发展，三十多亿人口挣脱了殖民主义锁链，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第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了世界和平。
该书认为，二十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创造了惊天动地的光辉业绩，也出现了严重失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是：第一，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国情，正确把握时代特征，着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第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为动力，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进步；第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大胆吸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第四，大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从严治党，惩治腐败，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努力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回顾与论述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时，该书以较大篇幅着重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以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深层次原因。该书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一方面促进了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和社会的重大变革，另一方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又妨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许多社会矛盾。苏东剧变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而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该书从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多角度综合地分析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根源。从内部原因来讲，作者从体制弊端、经济困境、历史旧账、民族矛盾和错误导向等方面进行了剖析。这些观点凝结了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景如何，世界上许多政治家、学者都在进行预测。由于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结论自然不同。该书作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着力于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从“新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的未来”、“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社会主义的未来”、“苏东剧变与社会主义的未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未来”的关系进行预测和展望，认为在二十世纪创造了辉煌业绩的社会主义，在经受了严重挫折之后，将通过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从低谷中奋起，逐步走上复兴之路，在二十一世纪再创新的辉煌。
第9版(理论)
专栏：
加强和改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支树平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根本保证”，“要把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同运用市场机制结合起来”。贯彻落实这一重要精神，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对国有企业领导中的几个关系。
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与政企分开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和骨干，是国家财力的主要来源。抓住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就抓住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了物质基础。同时，企业又是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放松了企业这块阵地，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就很难体现。但是，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并不意味着党要对国有企业包揽一切。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逐渐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政企分开是国有企业具有“四自”能力的必要条件。所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必须把握好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和政企分开、明晰产权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化产权改革，实现政企分开，建立起权责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积极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选人用人的关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客观要求，也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保证。搞好国有企业，关键在人、在领导班子。选配好国有企业的领导班子，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干部人事政策。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必须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更新用人观念，改进选人用人方法，努力创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和环境。一是要实行分类管理。把对企业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管理与对党政干部的管理区别开来，按照企业特点，研究培养、选拔、管理、考核、监督的办法，并形成制度。二是要避免多头管理。在明确投资主体、明晰产权关系的基础上，按照党管干部和管人管资产相统一的原则，合理确定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管理企业领导人员的范围，原则上一个企业领导班子只能由一个单位或部门管理。三是要强化市场配置。积极推进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市场化、社会化、职业化，建立和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企业家人才市场。
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与经营管理者依法自主经营的关系。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是一个重大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与保证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职权应当是统一的：制订企业发展战略，需要根据市场变化迅速作出决策，也需要党组织根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把握方向，维护大局；加强企业日常管理，需要经理（厂长）依法行使职权，也需要党组织强有力的支持和对企业内部各方面关系的协调；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需要经济手段、物质激励，也需要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精神激励的作用。在具体工作中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党务工作者要增强执政意识，理直气壮地坚持党的领导，不能羞羞答答；同时又不能以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为由过多干预企业具体生产经营活动。经营管理者要在政治上自觉服从党的领导，在具体工作中尊重党委意见，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决不能以经营自主权为由拒绝监督，拒绝党委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二是地方党委和上级主管部门要建立和落实企业党建工作责任制，支持、指导企业党组织履行好职责；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企，加强企业领导班子的党风廉政建设。三是企业党组织要注意加强自身建设，党委成员要由党性强、懂经营、会管理、有现代企业意识的人组成，以利于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加强企业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影响和带动广大职工。
尊重职工主人翁地位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关系。工人阶级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虽然使企业的组织形式、经营机制、用工制度发生了变化，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原则不能变，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不能有丝毫动摇，职工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按照市场变化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力的市场化配置是一种必然，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分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这与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统一的，符合工人阶级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国有企业职工要以工人阶级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和远大眼光，正确分析形势，正确认识自己，正确对待下岗分流，支持国企改革与战略性重组。但由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国企职工下岗分流后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因此，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和企业都应当按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部署，规范职工下岗程序，积极推进下岗再就业工作，尽量减轻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过程中的社会震荡，以确保社会稳定，让广大职工能够真正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第9版(理论)
专栏：
西部开发与中国的现代化
王梦奎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普遍规律
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地区差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春风不度玉门关”，就是地区差距的写照。古代的地区发展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然条件和区位差异决定的，也同社会变迁特别是战争有关，例如开始于东晋完成于南宋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现在讨论的，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问题。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随着从沿海沿江地区和内地一些城市开始的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我国地区发展差距从总体上即呈扩大之势。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地区政策几经变化：开始强调均衡发展，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重视沿海地区，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搞大规模的工厂内迁和“三线”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总的来说，各个地区经济都有很大发展，纵向比较都有明显进步，但横向比较，地区发展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这说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根据预测，今后一个时期，至少在五至十年之内，地区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即人均GDP的差距，仍将呈继续扩大的趋势；相对差距的变化趋势则取决于发展速度的差异。这是总的趋势。个别地区由于发展速度快，缩小同先进地区的差距甚至后来居上，是有可能的。
研究地区发展差距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社会发展指标，如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相对差距系数都小于人均GDP的差距，这说明人们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地区差距相对比较小。有些经济落后地区在环境方面甚至优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一般说来，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也小于人均GDP的差距。这是政府的社会政策发挥作用的结果，例如对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的投资，多种形式的转移支付和扶贫政策等。但是，主要基础设施指标，除人均用电量外，都明显高于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系数。这说明，不发达地区基础设施更加落后，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成为缩小地区差距的一个工作重点。
西部开发的阶段性问题
西部开发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大事。没有西部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可以这么说：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难点，不在东部，而在西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起步点在东部地区，而落脚点最终可能是在西部地区。我们的目标是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既然那个时候全国还只是“基本”，就意味着可能有一部分地区现代化的进程还会再滞后一些，需要更长的时间。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落后，实现现代化任务更艰巨，取得同样的成绩需要付出比东部地区更艰苦的努力。因此，开发西部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发展战略，是长期的战略任务，而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突击性任务。在整个二十一世纪，都应该注重西部的开发问题。
西部开发必须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我国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现代化进程开始不久，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没有完成，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这是研究西部开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中国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大的阶段划分。现在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实现了，三步实现了头两步，并不意味着走完了全程的三分之二。头两步用了二十年时间，实现第三步目标要用约五十年时间，这半个世纪必然还会经历若干具体的发展阶段。全国是这样，西部地区也是这样。西部地区经济比较落后，有些地方现在甚至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西部开发首先需要把现状搞清楚，研究西部地区从现在起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将大体经历哪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目标和任务是什么。当务之急是确定西部开发的第一阶段，即“十五”计划时期或者更长一段时间，西部地区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产业发展和地区发展的重点。要“冷”、“热”结合：既要满腔热情，又要头脑冷静；既要有紧迫感，又要从长计议；既要雷厉风行，又要科学规划。总之，态度要积极，工作要扎实，按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
西部地区发展也是不平衡的
像重庆以及西安、成都、昆明、兰州等省会城市和其他一些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城市，虽然也在西部，但发展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这些地方，应该成为西部开发的桥头堡，成为西部开发的中心。地区差距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城乡差距问题。不同地区的城市，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当然也有差距，但造成地区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城乡差距，也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从全国来说，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人均收入也相对较高。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还可以这样说：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困难之处，不在城市，而在广大农村地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起步点在城市，最终落脚点在农村。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几亿农业人口非农化或城市化的问题。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艰巨的任务。中国有十二亿多人口，过去几十年推进工业化的特殊历史背景，使得城市化进程明显地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在当今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和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条件下，我国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大量农业人口的非农化或城市化，既要借鉴外国的经验，又不能照搬外国的做法。大量农业人口的非农化或城市化这条路是迟早要走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大中小城市和具有小城市功能的市镇的发展。这是全国性的问题，西部开发要和加快城市化进程结合起来进行，注意研究西部地区非农化或城市化的特点。
西部开发的政策支持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方面负有重要职责。西部开发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首先是制定发展规划，搞好交通干线等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大的生产力布局。需要政府提供人力财力物力支持和政策支持。前些年实行的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东部支持西部的做法，也要在总结和完善的基础上继续实行。但是，中央的财力毕竟有限，地区之间的支持只能起补充的作用。现在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内体制条件和过去不同，加入世贸组织后外部经济环境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部开发主要应该通过改革和完善经济体制，扩大对内和对外开放，来促使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资源和境外的资源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更多地流向西部来实现。这应该是经济发展的自然扩散过程。几十年来，国家支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大的动作主要有三次：五十年代“156项”重点建设中有若干项摆在西部，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以及最近提出的西部开发。实施西部开发战略和五十年代在西部建设若干大项目不同，和六十年代“三线建设”工厂搬家也不同，因为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体制不同，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也不同。重点要放在深化改革，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改善投资环境上，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市场为基础促进东部地区和境外的生产要素向西部流动。
把开发西部与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结合起来
关于东、中、西部的划分，从地理位置来说并非很精确。例如吉林省划在中部，实际地理位置在东部；内蒙古自治区划在中部，实际地理位置却是横跨东、中、西部。从经济发展水平说，中部地区也有经济落后的地方。现在这种东、中、西部的划分，也可以理解为是综合地理位置、行政区划和经济发展水平来考虑的，其精神实质在于承认差距和促进全国经济协调发展，特别是促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加快发展。中部地区在国家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可以承东启西，因而应重视中部地区的发展。东部地区当然要继续发挥优势，积极创造条件，争取率先实现现代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给西部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也给中部和东部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是世界性的大课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在西部开发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主要应解决好人口、环境和资源问题。
人口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西部地区，除四川、陕西两省和重庆市外，人口增长率都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虽然个别省、区有民族人口政策的特殊因素，但也不能不引起注意。“十五”计划时期是劳动力供给数量增长最多而劳动力需求增长相对缓慢的时期，就业压力很大。有人根据三十个省、市的情况作过计算，人口增长率每下降一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零点三六至零点五九个百分点。人口问题过去是两句话：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现在应该加一句话：注意老龄化问题。我国现在六十岁以上人口占10％，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开始进入老龄社会。虽然老龄化会带来不少新问题，但现阶段仍然必须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环境保护不仅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西部不少地方生态脆弱，更需要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走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会付出更大的代价。现在全国粮食供应比较充裕，是实施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加快恢复林草植被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好时机。有些地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是很好的旅游资源，环境建设可以带动旅游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如果环境破坏了，也就失去了优势。
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是长远大计。我国北方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愈益严重，在西部地区更加突出，这是西部开发的难中之难。必须全面推行节约用水制度，积极寻找新的水源。在新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和新的生产力布局中，西部开发要努力发展深加工，不能走单纯开发资源的老路，更不能再搞浪费资源的粗放式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