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痛悼良师益友关山月
邵华泽
一代国画大师关山月溘然谢世，噩耗传来，令人悲痛至极。
没想到，指顾之间，天人永别。
两月前，“关山月国画梅花展”于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关老还陪同来宾参观，讲话神采奕奕，论说谈笑风生，身板那么硬朗，精神那么抖擞，无丝毫疲惫之态。
八十九岁，应是高龄了，但朋友和弟子们都希望他寿高再寿高，为祖国的文化艺术宝库增添更多珍品。三年前，我到北京饭店看望他，两人交谈甚洽。当谈及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时，我说：相信您能活到一百岁。等您百岁华诞，我会送一幅大“寿”字向您祝贺。这时，他幽默地说：“那可不许赖账啊！”我说，当然不会。谁料想，他竟伸出手指要跟我拉勾，那样子像是顽皮可爱的孩童。旁边的一位同志按下快门将此情此景摄入镜头。从照片上看，我们两人笑得好开心，好真心啊！然而，关老走了。凝视这张旧照，忍不住热泪盈眶。
今年1月，我到广州开记协工作会，又登门拜望关老，送上我新近出版的书法集。他看了很高兴，边翻边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我说，我在书法创作上能有点进步，同您多年来的指点、帮助是分不开的，您是我的良师益友。关老爽朗地说，益友是可以说的，古人讲：友直、友谅、友多闻。我们交朋友，互通情况，互相切磋，这就是益友。至于良师，那说不上。你叫我老师，我肯接受，因为我年长二十多岁么！短短几句话，寓含哲理，也体现了关老宽广的胸怀和谦逊的风格。
正是这次去广州，关老给了我两个惊喜。
一是在他家里。当我起身告辞时，他突然说，你和曾洪流在番禺合办的展览，开展那天我要去。当时，我真有点受宠若惊。曾洪流教授是广州美术学院雕刻家，关老弟子，由关老而结识。曾教授欣赏我的书法作品，历年余，携助手，将三十多件书法作品制成各式木雕，拟于番禺博物馆展出。我希望关老亲临指导，但担心他年事已高，又值隆冬，经不住长途颠簸与劳累，故心有所冀而口未言，没料到关老主动提及。我立刻说，太荣幸了！您还是我们俩相识的“红娘”啊！
二是展览开幕那天，关老在女儿关怡的陪伴下来了。不仅仔细地看了作品，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最让我惊喜的是，他带给我一幅四尺整张的书法作品，是他为我书写的一首绝句：
龙腾虎跃写春秋，笔迹风云腕底游。书画同源系友谊，青溪书屋隔山楼。
落款：“二千年元月邵华泽仁兄从北京来珠江南岸隔山书舍访我并赠书法集一册，拜观后有感赋此相赠乞即正之，漠阳关山月并书于羊城。”（“青溪书屋”是我的书斋名，“隔山楼”即“隔山书舍”是关老的书斋名）诗句之亲切，书作之行畅，简直是诗书联璧，而其内蕴的淳厚友情，更感动得我难以自持，紧紧抱着关老，深深地感谢他，祝福他，祝愿他与山共寿，与月同辉。
自八十年代有幸结识关山月先生，来往颇多，得益颇深。关老走了，岂是说一声怀念、道一句感谢，能表达出内心的情愫呢？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走进西部
将军留下这座城
石河
树，树，树。一排接一排，一片连一片，所有的房屋和建筑都掩映于浓荫之中。眼中是翠浪，耳畔是林涛，步入这座城市恍如进入了一片林海，连穿过树丛的微风和枝头传来的鸟鸣仿佛都被染绿了。诞生于大西北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的石河子这座小城，居然以它高达百分之四十二的绿化覆盖率高居于全国大小城市之首。
谈起树，这儿的人们都会有很多的话要对你讲。
这支垦荒的部队有一条特有的“军规”：扛着树苗子走路。人到哪里，树到哪里，“安营扎寨”第一件大事便是植树。在大家眼中，一株幼树便是一名“新兵”：风雨之夜，首长“出巡”，看望的首先便是稚气未褪的小树；干旱季节，战士们宁肯渴了自己，也决不能“渴”了那些小树。
记得四十年前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放眼望去，马上便发现一片特殊的风景：在那东一片西一片的简陋的房舍之外，便是横一条竖一条的林带，林带全由相距三四十米的两条平行的树行组成。令人纳闷的是：有不少林带“行不由径”，既不站在条田边，又不站在马路旁，而是像一支支行军途中迷了路的队伍，竟然“踩”着麦浪和菜畦，直接走到田地中央来了……
“你看到的林带不是别的，它们就是未来的街道。”一位老军垦对我说，“这些林带就是画在地面上的城市街道图。用林带把城市的蓝图标在地面上，这是我们政委的一大发明。”
当时兵团政委是一位从南泥湾走来的将军，河北人，大个子，是员颇具传奇色彩的“儒将”，据说三十年代还参加过“左联”，挥舞过笔杆子。他既具军人的果敢和严谨，又不乏诗人的潇洒和浪漫。这位将军从未学过建筑设计，却当仁不让又信心十足地担任了这座新城的设计师。传说他每天在外面奔波了一日之后，晚上便在他那间被称为“司令部”的简陋的土室内，一盏油灯一支笔，左手翻阅着一本大部头的专业书，右手擦擦画画，绘制着未来的城市的蓝图。这座新城就诞生在他那张图纸上。令人惊讶不已的是：几十年来城市规划图虽屡经权威设计部门的修订，但改动之处很少。设计师们都说，原来的设计不仅相当科学，而且相当“超前”，作为一座现代化城市，一样都不缺，该有的全有了，而且布局相当合理。
一座新城从“卧”在纸上，到“站”到地上，当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是这位将军急于一睹这座新城的芳容，也许是他有点不放心，怕以后有人乱“描”乱“画”，破坏了他精心绘制的那张美好的蓝图，他就索性用一条条林带作线条，把那张蓝图画到了他们选定的城址上。为此，他下了一道“军令”：今后，谁要在这些树行之间种瓜种菜种庄稼，悉听尊便；只有一样东西绝对不准乱“种”——那就是房屋。那里以后还要跑汽车呢！
他的部下严格地执行了他的这一“军令”。即使在那烽烟四起、浑沌一团的“文革”时期，各地的大小“非法出生”的建筑物像野草一样蔓延到大马路上的时候，在他划定的那些“禁区”里也没有冒出过一块砖瓦。为此，“文革”之后不久还在这儿召开过一次全国中小城市规划现场会呢！
斗转星移，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按照这位将军标示在大地上的绿色“蓝图”，一座崭新的城市终于出现在大西北苍茫的地平线上，并以它独具的风姿吸引着海内外的目光。而这位将军则因为在十年浩劫中历经折磨，十几年前便与世长辞了。未能亲眼看到他亲手设计的城市如此完善地出现在世界上，是这位将军平生的一大憾事，也是这座城市所有居民的一大遗憾！
将军是一位诗人，而终其一生或因戎马倥偬，或因政务繁忙，留诗不多。这座新城便是由他起草的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一首最好的“诗”。有这么一首“诗”留给他深爱着的祖国和人民，他也可以无憾了。
树根上“长”起来的城市将永葆其鲜亮的绿色。绿色象征生命。生命不朽。一个名字也将同这座绿色的城市一起永垂不朽——
我们的张仲瀚将军！（附图片）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多味斋
臭凉粉儿
陈茂生
春夏之交，阳光和煦，雨水充沛。山崖上，沟谷中，偶尔见到一簇黄绿色叶片从一蓬荆棘丛伸出头来，在徐徐的山风中欢飞，惹人注目。那是臭黄荆叶。
臭黄荆是一种低矮的灌木。不是“黄荆条子下出好人”的用来教训顽童的那种。它的木质软而易断，特别是上了几年树龄的。在川东的大巴山里，捞不到一个名字的杂木非常多。而臭黄荆这种极不起眼的小灌木所以有个正式的名字，我猜测主要因为它那形同小叶杨树的叶子，人们叫它臭黄荆叶，小灌木才因此得名。以中华山川之广袤，别处也许称那叶为×叶，那小灌木将是另一个名字了。
初夏，一群放牛娃将牛赶上山坡，就满山遍野地寻找臭黄荆那嫩绿的叶。收获往往不大，半天只能采摘一衣兜。也够了。回家后大人们准能将那一把叶儿做出一海碗绿莹莹的臭凉粉儿。
臭凉粉的制作挺简单。剪一束翠柏的枝丫，放柴火里烧成白色的灰，取柏灰溶于水。将洗净的臭黄荆叶放入盛有柏丫灰水的器皿，用“干匹篾条不回头”（竹篾刷把）舂成糊状液体。如太浓稠，可再加入一些柏丫灰水。然后用一块干净的布将渣质滤去。放半个时辰，就自然凝成一碗幽幽绿晶晶亮的臭凉粉儿了。吃时，只需用刀切成条块儿，撒几粒盐巴，放一些蒜泥，加一盅从泡菜坛刚舀的酸盐水即可。
臭凉粉是一道独具特色的美味。夹一片透明的臭凉粉儿，山野的绿意和清新可观可感。绿色的食品性凉，可去肺热，解烦闷。臭凉粉儿入口绵软、顺滑，细呷微苦，还带有柏树的清香，据书载翠柏还有祛风安神，清热解毒之功效。美味仅供山里人尝，可以说是上天不失公允，对山民的一种补偿。
吃过一次，记忆永存。如此美食却以臭字冠名，我一直未弄明白这一点。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写出真实的她
——《天涯归客———陈学昭》读后
余风高
八十年代初，经陈学昭的朋友曹湘渠引见认识了陈学昭后，我曾有心想为这位女作家写一部传记。半个多月前，钟桂松将他刚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天涯归客——陈学昭》送给我，我就很愉快地读他这本书，我慢慢地读的，因为我不希望马上就结束这阅读的享受。读过此书后，我倒反而不再懊悔自己当时未能写这传记了。因为我觉得，我即使写出来，也不可能像桂松写得那么好，不就对不起我所尊敬和热爱的女作家了吗？
陈学昭出生在南方农村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为求学和就业远走上海、安徽、江西、四川甚至法国，经历军阀混战和八年抗战，为追求理想又来到延安，最后定居在杭州。有幸得到鲁迅、茅盾、戈公振的照拂，与许多现代著名作家结下深厚的友谊；拒绝宋美龄的盛情，却加入共产党，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采访和歌颂毛泽东以及朱德等风云人物，并被这位共产党领袖称赞为“又是文学家，又是教育家”，一直受到周恩来、邓颖超、陈云、彭真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关怀；不但青年时代写了大量优美的散文和小说，后来又写出《法行通讯》、《延安访问记》等很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因此从新中国成立起，她就获得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文学地位，但在“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尽了非人的磨难。像这样具有丰富多彩身世的传奇性人物，在现代的中国女作家中实在不多。由此可以看到陈学昭这位法国文学博士传记广阔的时空背景、大起大落的生活、与几多名人的交往、还有严肃的革命和浪漫的爱情等丰富多彩的内容。但是钟桂松并没有沉湎于这些事件情节的描绘，他的着眼点是在于把作为一个人的陈学昭的生活和作为一位作家的陈学昭的创作，跟她的整个时代和社会环境联系起来，使读者从传主三十年代初到现在的生活历程和创作历程中，窥见中国近百年来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面貌。这就使这部传记具有社会史和心灵史的特点。
由于“社会和生活以男性为中心家庭的多重压迫”，陈学昭从十八岁时，第一次提笔写出了《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呼唤“恢复妇女固有的人格”。但是传记确切地指出，青年时期的陈学昭，“本质上还是友情、爱情至上主义者，是友情爱情的理想主义者”，她早期的散文也明显表现出“抒发个人情感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只是随着时代，她的创作视野扩大了。她写出了大量报道解放区的生活和人物的报告文学，她的半自传体的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是对自己心灵的解剖；出版于1953年的小说《土地》“注视着中国农村土地的变化”。传记让人清晰地看到女作家像《工作着是美丽的》中的女主人公李珊裳的一生这么一条发展脉络：从个人奋斗主义融入革命的熔炉，虽然历次政治运动的磨练，仍旧不改原有的理想和信念，依然是一个忠实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我在与晚年的陈学昭的接触中，也深切地体会到，这位留学法国的女博士，尽管自己一生中曾经受到很大的委屈，但是对于自己参加的党，仍是一如既往，表现出无比的热爱。她待人真诚、说话直率，每次对我所提的问题，都能如实相告，但是涉及到现代文学史上某些左翼作家的敏感问题时，她一般都回避了，说：“影响党的威望的话我不能说！”钟桂松的《天涯归客》，就真实地描述了这么一位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女作家。她是一个光明正大、令人敬仰的人，是一位成就卓著的作家，却不断在政治上受到那么不公正的待遇，在文学上，别说是对她前期散文的成就，甚至像表现农民从怀疑、观望、被动到主动积极投入土地改革的心灵历程的《土地》这样一部“共和国文学史上最早表现土地改革的文学作品之一”，桂松指出，“连写当代文学史、共和国文学史的专著里，也难觅见评论踪影，这是很不公正的。”
读桂松的这部《天涯归客》，我觉得此书的一个难能可贵之处，也可以说作者最大的贡献，就是以大量的事实给了陈学昭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他做了一件填补现代文学史空白的工作。此外，《天涯归客》除了对女作家每一个阶段的生活，包括受到周恩来关注的个人私生活，都有得体的交待外，特别是对她的创作情况，每部重要作品写成和发表的背景，都有十分详尽的描述和评价，可让读者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看到现代文学史的一角，相当富有特色。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茶楼
城市怎样进了铁窗
叶延滨
这好像是个法制故事，一看这题目，就会让你想到罪犯和罪行。其实不对，至少不完全是这样，我说的是城市环境问题，是你和我还有我们大家共同面对的一个尴尬：都市铁窗现象。
第一次感受到这个问题，是十年前去广州，广州作为南方改革之都，有许多让人感到新奇的事，但所有的新奇加起来，也抵不上铁窗给我的刺激：这个城市家家户户好像都生活在铁门和铁窗之中，乍一看，让人觉得进了一个大监狱。上个月去广州，觉得这个我年年都来的城市好像不一样了，清爽了，整齐了，敞亮了，啊，原来是沿街两侧住户的铁窗都拆掉了！广州市做出了规定：拆除铁窗，改变城市形象。
从安铁窗到拆铁窗，广州都走到了前面，大概这也是领风气之先吧。那么我们是怎么自动走进铁窗里去的呢？
是让小偷吓进去的。
这是第一个答案，对不对？当然对。只是以前没有装铁窗，是不是以前就没有小偷呢？不是，从来就有小偷，那么为什么装上铁窗呢？早先不怕小偷，没什么让小偷看上眼的东西。后来有了电视，有了冰箱，有了金银，好不容易富了起来，穷怕了的老百姓，就安上铁窗铁门，给富日子加上保险。因此，与其说是怕小偷，不如说是怕富日子不稳当。铁窗一个个安起来，防盗门一天天多起来，多了两个行业；小偷也没闲着，也没失业。为什么？
是让邻居圈进去的。
这是第二个答案，对不对？当然对。如果只是防小偷，一层临街朝外的窗户安上个栅栏也就够了，现在是从一楼到顶楼都安满铁窗，让人头一次看到，不说是牢房，起码要想：“这一座楼是疯人院吧，还像，怎么来了个疯人院一条街？”当然，好在大家都熟视无睹，否则身居其中弄不好，真的要神经错乱了。为什么会从底楼到顶楼都安上铁窗，难道真的是中国小偷都有盖世功夫，个个是007？不对，这里也就有邻居的问题了。本来说，真需要安铁窗，也就贴着窗户安上个栅栏。但安窗的都不傻，朝外伸出一截，成了一个铁方筐。这样虽说花了钱，但增加了一块空间，放花盆，放杂物，不吃亏。但就是伸出去的这一截，形成一个梯子，让第二层的居民的窗户成了小偷的捷足先登处。于是第二层只好也安铁窗。安铁窗也要花钱不吃亏，也向外伸出一截，于是第三层也只好照此办理。如果说小偷厉害，还只是让一层楼不安心的话，那么，居民自己那点小聪明，就让一座楼从下到上进了铁窗。真是自己的一点点私心，让小偷步步登高，让做铁窗的事业大发展！
是政府没看到才成气候的。
广州市的居民铁窗在全国也是出现得早并成了一道风景，但是，广州市一下决心，一座城市也就从铁窗里走出来了。有的城市的铁窗也像病毒一样，一个又一个窗户，一座又一座楼房，一个又一个小区，一条又一条街道。我不知道居住在这些城市的人，注意到这个“城市病毒”没有？这些年，有的城市下大力气进行市政建设，拆了不少违章建筑，修了不少花园草坪，有的还颁布规定，临街的楼房每五年要重新美容一次，只可惜没有人治理一下抬头可见的铁窗。当然，拆铁窗也是个“指标工程”：治安能让人放心么？社区建设邻里关系怎样？总而言之，一座城市，不管修了多少形象工程，只要到处都是铁窗，这个视觉污染存在，城市形象就要扣分！
我们是怎样走进铁窗里的，这个故事是从广州开始的，我们还是要走出铁窗才好，但愿这不是广州一个城市的故事。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大地书影
大地书影
百年中国
主编：陈晓卿
副主编：肖同庆李继锋
百年历史被具体的事件和社会生活连缀起来，呈现在我们面前。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的大型纪实系列《百年中国》，由其文稿编辑而成的同名图书现已面世。生动翔实的历史细节及一百六十余幅珍贵图片相互映衬，以编年与专题相结合的形式，展示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艰难的社会变革及其风雨历程。
此书的特点在于用历史的细节贯穿全书，这就不同于一般教科书。比如，1929年10月，北平发生了人力车夫砸毁电车的事件。电车公司给国民政府的一份报告中，分析了车夫此举的原因，决定电车票价增加五厘大洋……这些如烟往事，凸现在细节中，使历史的景象在读者眼前流动起来，形象而生动。具有此特点的历史书籍，在目前的图书市场上尚不多见。（附图片）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
曲阜汉魏碑刻
武师文
“老桧曾沾周雨露，断碑犹是汉文章。”曲阜既是孔子的故乡，也是传说中人文初祖皇帝的诞生地，曾是周代的鲁国，汉代的强藩。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给曲阜留下众多的珍贵文物，历代碑刻就多达五千余块，堪称中国最大的碑林。其刻制时代从西汉延续至今，贯穿了整个中国碑刻史。其中有西汉碑刻六块，东汉碑十八块，魏碑四块，数量为全国之冠。汉碑刻是曲阜众多碑刻中最为珍贵的，反映了那个时代汉字书法的最高水平，也是历史研究的珍贵资料。从宋代起就引起文人学者的极大重视，文学家欧阳修，金石学家赵明诚都曾亲临曲阜探访研究，并收入各自的著述。
漫步陈列馆内，从头至尾，细细品味，犹如置身于历史长河，沐浴在书法艺术的海洋之中，真是菁华荟萃，令人感慨万端。
西汉刻石共六块，分别是北陛石、五凤刻石、祝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王陵塞石、安汉里画像石刻字，其中最古老者当属“北陛石”，刻有“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字体篆而兼隶，简质古朴。学者多认为“鲁六年”为西汉景帝中元六年。此石为灵光殿阶石，1941年出土于曲阜城东周公庙东侧高地，这也是迄今国内已发现的最早的西汉刻石。
在十八块东汉碑刻中，闻名于世的有“乙瑛碑”、“礼器碑”、“孔宙牌”、“史晨碑”等。“乙瑛碑”又名“孔庙置守百石卒史碑”，刻于东汉永兴元年，内容记载鲁相乙瑛请求为孔庙置百石卒史。该碑文字体属成熟的汉隶，被历代书家评为“骨肉匀适，情文流畅”，实为汉碑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对研究孔庙沿革及艺术有着重要价值。“礼器碑”又称“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东汉永寿二年立，碑阳记述鲁相韩敕修缮孔庙和制作礼器、免除孔氏差徭等活动。
曲阜魏碑仅有四块，分别为“鲁孔子庙碑”、“贾使君碑”、“张猛龙碑”、“李促璇修孔子庙碑”。其中备受推崇的是“张猛龙碑”，素被世人誉为“魏碑第一”。该碑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立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碑刻正书魏体，碑文记颂魏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办学校功绩，碑阴为题名，古人评价其书“正法虬健已开欧虞之门户”，今人有诗赞曰：“魏碑鹤冠张猛龙，遒劲雄奇誉极峰。冬温夏清四大字，多少书家为倒倾。”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艺文短波
艺文短波
本报副刊《名人效应的侧面》等获奖
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第十届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复评暨’99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评选已揭晓，评出金奖十五件，银奖三十五件，铜奖八十八件。评委会推荐十件作品参加第十届中国新闻奖定评。
十五篇金奖作品是：新华社《参考消息》的特写《没有灯光的漫漫长夜》、人民日报的杂文《名人效应的侧面》、盐城晚报的散文《树上党支部》、江南都市报的报告文学《我是蜘蛛人》、解放军报的散文《说说儿子向群》、经济日报的文艺评论《“快乐”一窝蜂未必都“快乐”》、唐山晚报的随笔《鲁迅为官》、甘肃日报的杂文《说说“贪生怕死”》、延安日报的散文《对一条河流的遐想》、南通日报的散文《乡里乡亲》、浙江日报的随笔《生生不息》、文汇报的报告文学《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中国妇女报的散文《一个亮着良知烛光的小屋》、天津日报的散文《什么是幸福》、解放日报的杂文《记住五月八日》。
本报副刊除杂文《名人效应的侧面》（作者：杨心恒）获金奖外，还有散文《望之如云近之如春》、特写《鬓堆霜，丹心在》获银奖。《名人效应的侧面》还获得第十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付艺）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董韧 摄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大地书讯
大地书讯
陈众议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周平）
鲁原的诗论专著《捕捉精灵》近日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闻力）
苇岸的散文集《太阳升起以后》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