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文学之页·读书天地)
专栏:

  写在《章士钊全集》出版之际
  启功
  《章士钊全集》的出版,是对文史研究的贡献,也是对章士钊先生很好的纪念。
  章士钊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著名学者。他一生经历丰富,走过了曲折复杂的道路。他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入南京陆师学堂。后来退学到上海,加入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组办的爱国学社,提倡走出书斋、身体力行的救国主张,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他担任过《苏报》的主编,鲜明地树起了反对清政府的大旗。《苏报》被清政府查封后,又与杨守仁、蔡元培、蔡锷等人在上海组织爱国协会,准备刺杀清政府要员。他曾得到过袁世凯的青睐,袁世凯的反动面目暴露后,他坚决南下参加反袁行动,撰写了“讨袁檄文”。他做过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走过一段弯路,但他也曾应毛泽东的要求,募捐二万元巨款,资助过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章士钊先生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希望,政治倾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朋友。1927年4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他四处奔走营救。1932年10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自动站出来担任陈的辩护律师。1945年10月,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谈,章士钊先生深知蒋介石的阴险,提醒毛主席走为上策。“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民主党派爱国人士被红卫兵抄家和批斗,成为造反的对象。在这关键时刻,章士钊先生毅然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在他的信上作了重要批示,周恩来总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亲自拟定名单,保护了宋庆龄、郭沫若、何香凝等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和知名学者。当造反派的矛头直指“刘邓司令部”时,他对国家前途充满忧虑,不顾个人安危,再次上书毛主席,希望党的中央领导能够互相团结,有错误可以批评,不要随意打倒一个国家领导人,否则国家要遭大难。章士钊先生在危急之际,敢于坦诚陈言,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中国革命胜利后,章士钊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为国共两党和谈奔走。1973年,这位已是九十二岁高龄的老人,为了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统一再尽一份力量,主动提出要去香港探亲访友,寻求和平统一的途径,不幸在香港以身殉职。章士钊先生的一生是在奋斗中彷徨、彷徨中奋斗的一生,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关心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章士钊先生博古通今,是著名学者,在学术上有不少建树和成就。这次出版的《章士钊全集》收录了他一生的主要著作,包括专著、论文、通讯、评论、诗词、小说、译文、书信、题词等,近五百万字,共十卷。其中占四分之一篇幅的《柳文指要》是章士钊先生晚年花费了七年时间完成的,对柳宗元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我国时,周恩来总理将一部《柳文指要》作为纪念品送给了他。这部巨著收藏在白宫图书馆。《章士钊全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是文史领域的经典之作,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章士钊先生从1951年7月至1973年7月去世前,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馆长长达二十二年,是历任馆长中在任时间最长的一位,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创建和发展洒下了辛勤的汗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今天,我们中央文史研究馆全体同仁,借《章士钊全集》出版发行的机会,纪念和缅怀章士钊先生,就是要学习他广学博识、孜孜以求的精神,学习他坦荡真诚、敢于直言的精神,学习他热爱祖国、鞠躬尽瘁的精神,把章士钊先生的这些好精神、好传统继承下来,发扬下去,进一步开创文史研究馆工作的新局面。
  (启功先生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全集》及《柳文指要》单行本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图为《章士钊全集》一至十卷封面(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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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里书外

  强化图书编辑的审美意识
  李一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步入倒计时阶段,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正迅猛地介入我国的图书出版业,大面积地渗透到我国图书出版流程的各个环节,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变革。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旧有的出版机制和运作规律处于转换和重新整合的阵痛之中。在这种新旧更替的转型期内,作为图书出版主体力量的编辑群体,出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那就是审美意识的严重滑坡。一时间,市场上集中出现了一些曲意逢迎某些读者不健康的阅读情趣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图书,致使这些图书被管理部门下令停止流通,这些图书的出版单位也因此被要求停业整顿;更有甚者,一些出版单位竟违规操作,置国家的出版政策于不顾,结果也导致了自身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危机。
  当然,要正视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首要的是解决出版者的纪律观念和责任意识的问题,但内在审美意识的滑坡,我以为却是更深层次的原因。一个人的审美意识决定着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属于世界观的范畴,是思想主宰,具有深层性和稳定性。不从带根本性的深层的主观原因上解决问题,纪律性再强,责任心再重,也会或早或晚,或此或彼地犯错误。
  我们这里所说的审美意识,不仅仅是指编辑对某一个选题、某一部书稿的具象的审美。编辑的审美意识,我以为首先应该是一种宏观的、时代的审美,是一种着眼大局、服从主流文化的审美,是一种与世界接轨、关乎人类文明的审美,有了这种高屋建瓴的审美意识,编辑群体才能有高雅的审美观。
  图书编辑的审美意识应该渗入市场意识之中,也就是说在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中,在增强市场意识的同时强化编辑的审美意识,站在时代审美的高度,站在出版事业潜移默化地影响国家、民族乃至人类文明进程的高度来指导市场意识,干预市场意识,健全市场意识,才能确保市场经济运作的健康发展,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种审美意识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它可以对图书出版的宏观战略规划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可以形而下地具体融入图书的选题开发、论证、组稿审稿、书稿处理和版面设计以及装帧规格甚至材质、纸张颜色的选用和发行运营手段等图书生产全过程中。它可以决定一种图书的阅读质量和传播功能,也可以决定一个出版单位形象品位的高下。强化图书编辑的审美意识和增强图书编辑的市场观念不仅不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反而还能相得益彰,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图书编辑的审美意识在图书出版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内,必须予以强调。强化这种意识,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也是我国图书的特定属性所决定的,因此,这种意识决不应停留在一般的美学意义上,而是具有更深远的哲学意义和历史意义。转型期是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段,直接影响到今后图书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然而转型期是痛苦的,鱼龙混杂,各种观念竞相交锋,一旦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图书企业会大规模进入,如果不主动地清理思路,强化图书编辑的审美意识,而是一味被动地简单地在经济观念上兜圈子,那么我们可能很快地就会被淘汰出局。成功地渡过转型期,我国的图书出版事业才会进入良性循环,才不会愧对子孙后代。这是一种历史的使命,也是一种历史的责任。
  强化图书编辑的审美意识,是从图书出版业这个角度说的,同时,它也适用于报纸、期刊、音像出版物的编辑。改革开放的路子是人走出来的,面对与国际接轨的更大的市场运作,也要靠人去实施,因此,提高和增强人的素质,从思想意识上塑造新人、培养新人,确实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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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专家荐书
  推荐人:夏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公法研究中心主任。
  《司法改革研究》王利明著法律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两编十二章,分述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司法权威、司法民主、司法审查、审判方式、陪审制度、法官制度、法院与人大、法官与律师以及审判监督等司法制度的基本问题。作者将公正司法理解为化解社会矛盾的“平衡器”,认为当前中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增强司法的独立性,树立司法的权威性,维护司法权的统一性,完善审判方式和程序,建立法律职业制度并提高法官素质,以及完善对司法的监督。该书力图以有限的资料来系统地阐述关于司法制度的原理,并勾勒出中国司法改革的整体图景,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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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尚志》讴歌英雄
  王忠瑜的长篇小说《赵尚志》研讨会,于“七七”抗战六十三周年纪念日在北京召开。
  《赵尚志》一书描述了威名显赫的抗日英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曲折多难,英勇悲壮的一生。赵尚志青年时代便投身革命,“九一八事变”时,在党的领导下,深入群众,组织义勇军抗日,几经挫折,以七个人的游击队,发展成为数万之众的东北抗日联军。他英勇善战,屡屡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在敌人的心腹之地,开阔一个又一个根据地和游击区,使敌军闻风丧胆。
  本书在艺术上有了新的突破,英雄的成功与失败相对衬染,与敌斗争的胜利、内部倾轧的教训描写生动,发人深省,从而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抗日英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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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黎明前的祈祷
  韩国总统金大中的夫人李姬镐著《黎明前的祈祷》中文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收录的是八十年代初金大中被韩国军政权判处死刑(后又改为无期徒刑)期间,李姬镐与丈夫的通信。
  这不是普通的作品,而是寄往囚牢,写给已经判处极刑的至亲之人的书信。但是,读到这些写在非凡境遇中的非凡文字,你几乎看不到恐惧,看不到慌乱,甚至看不到凄婉与哀伤。一封又一封,写得那么娓娓动人,却又那么从容,那么安详……
  这是一个奇迹,一个关于爱的奇迹。不仅是夫妻亲情之爱,也是祖国之爱,真理之爱,人类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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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端阳节那天到台北
  ——台湾行旅小记
  袁鹰
  6月6日那天,原以为该是个日丽风和、榴花似火的艳阳天,没想到刚刚走出台北桃园机场,迎面扑来的竟是铺天盖地的瓢泼大雨。厚厚的雨幕遮住一切,分不清远近,雨声中还夹着隐隐雷声。
  台湾诗人绿蒂到机场来接。他对着风雨发愁,有点歉意地说:“真不巧。一般说台北在这个时候很少会下这么大的雨。”
  大雨,我们并不怕,倒是有点担心若是连绵下几天,会不会影响行程。此次访问,一共只有十天,时间短促,我们想要看的那么多,同行的大多数人又都是头一回来到久已魂牵梦绕的宝岛。绿蒂说不要紧,风雨再大,明天大约仍会是好天气。
  坐上车,望着车窗外蒙蒙一片,忽然想起今天正是旧历端阳节,两千多年前伟大诗人屈原自沉汨罗江的日子。我对诗人绿蒂说: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有文艺界人士建议定这一天为“诗人节”,虽未形成法令,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是赞同的。绿蒂说他听说过,他也赞成这个建议,我们都是三闾大夫的后代。千百年来,中国文人总是以屈原作为崇高的楷模,以爱国爱民、忧国忧民奉为自己神圣的使命。“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人们总是将自己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不可分离。
  我告诉绿蒂:我少年时代在被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下的上海,第一次读到清代爱国诗人黄遵宪的《台湾行》:“城头蓬蓬擂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遥想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祖国的宝岛台湾给日本,台湾军民誓死抗击日本武装侵占的情景,禁不住义愤填膺,热血沸腾,深深感到那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又一次蒙受奇耻大辱。前些年又陆续读到台湾诗人丘逢甲的诗篇,也为之恻然良久,例如《离台诗》:“天涯断雁少书还,梦入虚无缈缈间。兵火余生心易碎,愁人未老鬓先斑。没番亲故沦沧海,归汉郎官遁故山。已分生离同死别,不堪挥泪说台湾。”又如寄台湾友人的一首:“故人消息隔乡关,花发春城客思闲。一纸平安天外信,三年梦寐海中山。波涛道险鱼难寄,城郭人非鹤未还。去日儿童今渐长,灯前都解问台湾。”两诗都是十九世纪末叶台湾刚刚被日本强占时所作,一字一泪,诉说着台湾同胞眷恋故土、热爱祖国的情怀,深深打动大陆同胞的心。
  主人静听我的叙述,脸上渐渐收敛起笑容,露出凝重的神色。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是我曾读过他那些满怀乡情乡思乡愁的诗篇,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诗人,在日本侵略者强占台湾禁用中文的年代,冒险教中文,办诗社,一直延续到台湾光复以后。绿蒂同他那些前辈诗人一样,爱国情怀是与生俱来的。他那些写内蒙古大草原,写河西走廊,写西湖黄山的诗篇,字里行间都流淌着对祖国山河的拳拳赤子情。
  近些年来,两岸文学交流渐渐频繁,读到台湾诗人的作品就更多了。最脍炙人口的就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老先生那首《望大陆》,老人深沉的关中口音,在人们耳边回响不已:“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老人去世后,遗骨果然葬在台北市郊高山之上,他隔着波涛汹涌的海峡,能见到他的故乡三秦大地吗?
  大雨如注,一刻不停。汽车撕开雨帘,直奔市区。我说:“端午节,我们民族的传统节日,要是大晴天有多好。”
  开车的文协秘书顿哲雄先生说了一句:“祭屈原啊!”
  我们都不禁默然。过一会,我又问:“大陆上不少地方端阳节闹龙舟,最早也是为了纪念屈原。台湾可有这个风俗?”
  他们说也有,两岸是一样的,只是现在的青少年未必都明白这一个典故。
  这几天台北报纸上有消息:马祖岛乡民准备驾船驶过海峡去福建湄洲岛祭祀妈祖,称为“宗教直航”,原以为很简单,不过一水之隔,却惊动官府,引起争议,闹得沸沸扬扬,还不知结果如何。如能实现,这条船不是比端阳节纪念屈原的龙舟更有意义,更得人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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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走进西部

  走近莫高窟
  喻晓
  夕阳的余辉镀亮了鸣沙山,天地间一片金黄。山脊那些优美的线条,如同飞天的飘带,令人遐想无限。我去山下拜谒常书鸿的衣冠冢,想结识这位有名的“敦煌人”。这个生于本世纪初的艺术家,怀着一腔爱国热忱,1944年,在抗日烽火中,舍弃巴黎的艺术之舍,回到了苦难中的祖国;接着他又抛弃“国立艺专”教授的舒适待遇,举家来到沙漠中的敦煌。那时的敦煌一片荒凉,苦不堪言,妻子背逃,子女嚎哭,可他仍坚守着。他是艺术的圣徒,莫高窟的“守护神”。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途旅坎坷,历尽磨难,可是热爱敦煌的痴心不改,而且至死不悔。1994年,这位一生与莫高窟结下不解之缘的敦煌研究院的名誉院长,以九十岁的高龄在北京辞世,死后在鸣沙山修衣冠冢,他的灵魂仍在守护着敦煌的艺术。
  常书鸿先生的一生,是解读敦煌这部大书诱人深入堂奥的扉页,是开启莫高窟艺术宝库的一把钥匙。
  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个洞窟,每一个佛龛,都留下过他的脚印,他的身影,他的汗水;洞窟佛龛的每一尊塑像,每一幅壁画,每一部经卷,都留下过他的眼神,他的心血,他的智慧。
  当代的一些著名艺术大师,没有朝拜过敦煌的几乎罕见。在平日参观者的行列里,外国游客不少,尤以日本人居多。日本作家井上靖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敦煌》,并由中日合作拍成了电影,可见敦煌在世界影响之深。
  敦煌成了人类艺术极致的象征。对敦煌的景仰和朝拜,代表着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心灵和艺术追求。
  沿着常书鸿走过的路,我们走向三危山,走向九重阁,走向那密密麻麻的艺术宫殿。
  如今的莫高窟已不再是冷风残月,稀有人影,而是车马络绎,观者如云,甚至显得过于喧闹和拥挤。在我看来,它的华美和高贵,需要的倒是宁静。
  莫高窟的外貌荒芜得过于寒酸,而它的内里又灿烂得过于富有,巨大的反差,引起的是巨大的惊叹。
  在三危山的崖壁上,逶迤一千六百多米,布满了四百九十二个石窟,加上最近发现的二百多个,总共有七百多个石窟。据说这里曾被流沙掩埋过。七百多双从流沙中睁开的眼睛,在望着这个世界。二千四百一十五尊彩塑,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壁画,五万余件经卷、文书和画像,组成了一个巨型画廊,一部浩瀚历史。
  每一个洞窟都设置了钢门和护架,都编了号。它已是耄耋高龄,苍老得需要人细心呵护,以国宝级的资格存放在国家的艺术档案里。
  人们站在它面前摄像留影。那些博学的研究者们,多少年来,一直在为它填表,造册,写履历。莫高窟的履历太悠久了,太复杂了。它苍老得如同秦砖汉瓦、晋柏唐槐。传说在公元366年,一个姓乐的和尚云游到这里,发现三危山上金光灿烂,无数的佛在金光中显现,便把这里作为圣地,开凿了第一个坐禅诵经的石窟。以后历经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跨越千年时空,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和工匠,以执著的信念,坚韧的意志,进行着一项巨大的艺术工程。它是与丝绸之路重合的我国西部石窟带无数石窟中的辉煌代表。它的兄弟中著名的有麦积山石窟、崆峒山石窟、须弥山石窟、石空寺石窟、柄灵寺石窟、天梯山石窟、安西榆林窟、克孜尔千佛洞等。莫高窟与印度联姻,与波斯攀亲,与罗马结友,对古代东西方重要的思想流派和宗教信仰都袒露襟怀,一并兼容。这里汇集着汉文、蒙古文、西夏文、回鹘文、藏文和梵文,不同民族、不同的面容和不同衣饰的人,曾操着不同的语言文字,以不同的文化渊源,在这里讲解和描绘佛国的故事,参悟艺术的妙谛。
  莫高窟的艺术曾令帝国主义列强的文化窃贼们垂涎,从1907年到1925年期间,它遭到了肆意的窃取和破坏,许多珍贵的文物,如今只能在外国的博物馆里才能看到。
  走访敦煌是一次历史之旅,艺术之旅。当你倘佯在那些色彩斑斓的洞窟中,会感受到佛国风光,大唐气象。壁画上天衣飞动,仙乐飘渺,异香沁腑。你会看到九色鹿刚从山林中奔来,正倚在墙上小憩;健硕丰满的菩萨,好像一掀门帘,就会跨出门槛;而城垣客店中的旅人,寺院塔庙中的僧侣,仍在津津乐道当年的风情。
  时间在这里化成了艳丽的色彩,生动的眼神,迷人的微笑和无数生命轮回的故事。
  这里的每一个洞窟都能引人驻足良久,一天中,即使是匆匆浏览,也只能参观二十多个洞窟,要参观完整个洞窟将需要许多时日。走进洞窟,你会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审美的困惑。莫高窟太博大精深了,它的高度不是一般人都可企及。因此,对于如我等俗人来说,到这里来主要是瞻仰,是感受,是膜拜。我在宕泉河畔梦游般地盘桓一日之后,带走的是对历史,对祖先的创造智慧和艺术才能深深的感叹和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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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边关采风

  我说
  张克扎都
  军人
  把精美的年轮
  当为基石
  在心中
  筑起一座天堂
  让人们的鲜花
  在这里
  为人类不熄的生命
  唱响一首首祝福之歌
  军人
  割开自己的血管
  当做水源
  在历史中
  蓄起一个湖泊
  让大地的生命
  为世纪的和平拼搏
  同时也等待着
  子孙们的一次又一次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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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乐凯之光

  相伴
  朱三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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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贺张爱萍将军
  九十华诞
  周克玉
  神州叹陆沉,
  呼唤壮士,
  投身忧患,
  学潮农运勇当先。
  虎穴里举旗,
  疆场上厮杀,
  信仰弥而坚。
  斩关夺隘,
  攻城掠地,
  雪山草地等闲。
  驱倭寇,
  胜顽敌,
  奇谋屡出妙算。
  还横渡长江,
  创建海军,
  率师联合作战。
  金戈铁马显雄风,
  慷慨冲霄汉,
  挥剑决浮云,
  将星功垂耀北斗。
  开国喜奠基,
  绚丽云霞,
  志写新篇,
  帷幄深处寸心丹。
  参与巧运筹,
  身列最前沿,
  不避艰且险。
  原子腾爆,
  导弹扬威,
  碧空星光灿烂。
  明是非,
  抗邪恶,
  何惧雾障霜寒。
  更摄影录实,
  翰墨抒怀,
  诗词独步文坛。
  苍松劲竹挺英姿,
  登高送征帆,
  品洁声自远,
  文武双馨寿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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