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科技)
专栏：
老字号新挑战
殷顺海
随着入世谈判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我国踏入世贸组织门槛已为期不远。加入WTO，对民族医药产业带来了发展机遇，也带来了冲击与挑战。为此，同仁堂集团公司及时调整企业战略，实施传统型向科技现代型的转变。
作为民族医药瑰宝，同仁堂是个拥有331年历史、久负盛名的老字号。早在清代雍正元年就供奉御药房用药，历经清朝八代皇帝，达188年之久。加入WTO，我国民族医药产业面临的首要冲击便是国外制药企业对药品知识产权的保护。在这方面，同仁堂作为百年老店，拥有自己的优势。这优势不仅在于名闻天下的金字招牌；不仅在于同仁堂拥有以牛黄清心丸、大活络丹为代表的十大王牌和十大名药，更在于同仁堂至今仍恪守着先人传下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尤其在贵重药品选用方面更是一丝不苟，毫不马虎，这使同仁堂的药品名副其实，功效不凡。
但是，同仁堂并非在自己的金字招牌下高枕无忧，而是明显意识到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进口关税降低之后，装备精良、实力雄厚的跨国制药企业便会大举进入。同仁堂作为一家传统大型中药生产企业，面对强劲的竞争对手，必须调整发展战略，实施传统型向科技现代型转变；另一方面，同仁堂的产品要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也必须发展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强化产品的科技含量。
1992年2月，同仁堂集团公司在北京市科委帮助下，成立了同仁堂发展委员会，旨在通过产、学、研结合，中西医结合，使同仁堂进入更广阔的科技发展空间。这不仅标志着老字号同仁堂在将优秀传统融入现代科技的过程中又跃入新阶段，也标志着北京中医药创新体系的初步形成。
今年3月，同仁堂集团公司又组建了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正力争在香港创业板块上市，这将进一步加快同仁堂的科技现代化建设与发展。
目前，同仁堂正投巨资建立现代化中药材生产种植基地，并与港台地区及海外企业合资建立高科技现代化生产经营公司，引进国际先进水平的制药技术，促进同仁堂生物制药的开发和产品进一步上升，借以保持同仁堂中成药生产在国内外的领先地位。同时，同仁堂依托因特网开展电子商务，利用同仁堂医馆的优势，开展网上看病、网上售药、网上医药咨询、网上采购和网络技术支持等商务活动。另外，同仁堂还面向社会广招现代科技人才，九大专业、42个职位，全部在400多名应聘者中产生。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这些措施逐项落到实处，同仁堂这一百年老店，一定会在新世纪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作者为同仁堂集团公司总裁）
第8版(科技)
专栏：
成果转化得失谈
——访清华大学副校长龚克
本报记者 任建民
科研成果束之高阁和公司企业对技术扶持求之若渴的局面长期存在。这种怪现象，一方面使得中国很多企业产品很难上档次、出精品，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众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感到脸上无光：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他们的贡献在哪里呢？
清华大学是科研成果最多的高校之一，这些年来，他们在转化成果方面有什么成败得失呢？日前，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分管科研工作的副校长龚克。龚克首先强调，单纯以成果转化来衡量科研工作是不准确的。比如说，清华大学的科研项目中，有20％属于基础研究。要求这些成果立即转化是不现实，也是不科学的。龚克认为，事实上，成果转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是一种过时的概念。以前，都是教授和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时闭门造车，根据自己的想像确定研究项目，然后再想办法推广到实际中去。有时候错过时机，有时候技术接受方的能力不够，或者市场干脆不需要，造成这些成果只能束之高阁。长此以往，人们发现科研的效率很低，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很小。
现在，清华的大部分应用性科研项目都是和企业公司合作进行，采取的方式往往是企业在具体的产品开发中遇到什么难题，拿经费来，由清华大学进行攻关。一方面，清华加强与各地方政府的联系，在他们的支持引导下增进了与企业的沟通。另一方面，清华还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与国际大型企业的合作。去年一年，清华与大型跨国公司签订了价值1.2亿元的合同，超过全校科研总经费的10％。
一开始，清华与外国大学联系比较多，但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清华发现，真正的高新信息技术都掌握在大公司手里，清华就与这些公司联合建立实验室。但早期的合作仅限于外国公司捐助一些设备或者优惠卖一些软件，很多实验室挂着外国公司的牌子，其实也就替他们培训一些中国客户。“但现在不一样了”，龚克说，“我们很多联合实验室都得到国外公司的经费资助，我们投入力和智力，成果由双方共享。说白了，能拿到对方的钱，这才是真正的国际合作。像通用汽车的老板，每次到中国都要来清华看看又出了什么成果”。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科研都以这种方式进行。龚克指出，在科研成果信息的发布方面，清华正在进行新尝试。清华每年印刷几本成果汇编，大受欢迎。现在，随着网络的普及，清华大学建起了高校科技网，使得校内外的供求双方随时可以借助网络开展活动。下一步。学校还准备成立科技在线网站，全面加强科技中介服务。
第8版(科技)
专栏：科技杂谈
拨亮数学的火焰
●科技杂谈 冯克勤
本世纪特别是近50年来，数学有了极大的发展。这些年，许多学校在开设新课介绍现代数学方面也作了努力，但是从整体上讲，与其他学科相比，在知识结构更新方面，我以为数学是做得最差的。
我们高中学生的数学知识大约达到了17世纪的数学水平，工科大学生的主要数学课——微积分、线性代数和数理方程则是18和19世纪的数学，连数学系大学生毕业时，对本世纪的数学也没有一个概念。
技术领域的课程更新较快，其他自然科学课程更新也比较容易，似乎唯独数学有特殊的困难。这当中除了长期形成的数学传统之外，人们往往强调数学知识传授的连贯性和严密的逻辑性推理体系。事实上，数学教材或论文写出来的推理程序常常不是我们在研究和思考数学时的思维程序，甚至两者完全相反。如果只看证明逻辑，学生没有学到很多东西，他们不知道这个证明是怎么得来的；学习后，他们自己也仍没有研究和创造这类新结果的能力。所以，我们不必把形式化和严格化的东西看得过于神圣，这不是我们要教给学生的最本质的东西——数学的直观和形象化。
我们常常热衷于告诉学生面面俱到的知识，但不知如何用最少的语言启发学生自己学习和思考的能力。我们还常常用学生的考试分数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成绩，但这是不可靠的。现在各国都使用笔试考试，但笔试所起的误导作用恐怕以我国最甚。实际上，我们应当以学生在讨论、作业等方面的日常表现作为考核学生的主要依据，而考试则主要采用口试方式为好。德国波恩大学的期末考试就一直采取口试。由3位教授共同对每个学生面试10到20分钟。问题有指定的，也有像“你对本课程在学习中有什么新想法”之类的问题。不论学生讲的正确与否，教授们不停地与学生讨论，随时问一些小问题，考查学生对正确东西的确认程度，或者有多大的能力发现和改正错误。最后由3位教授共同给定一个分数和能相应体现学生个性特点的评语。这样的考试是辛苦的，但是德国人对待他们认为是合理和科学的事情，就一直持有这样认真的态度。
我们的中小学生在考试中出了一点小错便会得到一个不好的分数。这种对天真幼稚的孩童要求百分之百不出错，不仅过于残酷，也违反人类实践的常规。在实践中，任何人都会出错，问题是培养通过直觉和验算如何及时发现错误和改正错误的能力。总之，我们的数学教学对于学生将来工作中运用数学时真正需要的能力考虑得太少了。
据说法国拓扑学家托姆曾经和两位古人类学家讨论：我们的祖先出于什么动机保存了火种。一位古人类学家说是由于火可以取暖，另一位则认为是由于用火做成的熟食鲜美可口。而托姆则认为，人类保存火种的最原始动机，是由于在漫漫长夜中被光彩夺目的火苗所吸引，对美丽的火焰着了迷。我不想讨论托姆的观点是否正确，只是联想到，我们应当把怎样的教员看作是最优秀的？我想，倘若你使学生都有一个好的分数，那只算是一个合格的教员；但若学生们——哪怕只是班里的一小部分——在你的课上对数学着了迷，看到数学的火焰光彩夺目，那才是一个真正优秀的教员。（作者为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部教授，著名数学教育家）
第8版(科技)
专栏：
浓缩的生命乐章
——追记优秀青年学者郭申元博士
易明
3月22日，正是波士顿明媚的春日。29岁的郭申元博士登上了飞往故乡上海的飞机。此时，这位始终致力于攻克癌症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学博士后研究员，正被晚期肝癌扩散的癌细胞折磨着。他镇静地对哭泣的母亲说：“妈妈，你别难过。这10年来，我是为了实现我从小的理想努力奋发，刻苦读书、研究。我从来没有浪费过一分钟，我很开心，我活得实实在在……”
“为中国得诺贝尔奖”，是郭申元自小的理想。上中学时，他就撰写了题为《上海的蟑螂数量与纽约不相上下》的论文，发表在《自然与人》杂志上。生物学家谈家祯读过此文，大喜过望：“中学生在向科学家挑战。”
1990年，正在读大二的郭申元以优异的成绩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生物化学系录取，并在这里完成了大学、研究生和博士学业。抱着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他没有假日，没有娱乐休息，生活在宿舍和学校两点一线之间，先后在《美国生物化学学报》、《美国科学院院刊》等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0多篇论文。本科毕业时，一家美国公司因他成绩优异录用了他，但经过慎重考虑，郭申元放弃了该公司的聘用。他说：“我来美国不是来赚钱的，而是来学本领的，只有掌握雄厚的本领，才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郭申元以自己的智慧、远见、合作精神和友善赢得了师生们的钦佩。在他的博士论文上，他的老师们这样写道：“我们深信，郭博士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科学家，他定将为美国的人体抗癌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老师们的评价没有落空。获得博士学位后，郭申元来到哈佛大学医学院，师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理查森教授，探索基因复制过程中一种关键酶的功能活性，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攻克了该研究室几年来一直不能解决的难题。
在对基因的功能和表达机理知之不深的情况下，开展这种难度很大的基础科学研究，郭申元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去年夏天，郭申元的女朋友欣欣到波士顿来与他共度暑期，但郭申元几乎天天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欣欣在图书馆里看完一天书，来到实验室催郭申元吃饭、回家的时候，他总是说，等一等，再过一小时，再过一小时……
去年圣诞节前夕，经常咳嗽的他在同事的劝说下，到医院检查身体，发现在肝部长有一个14×25厘米的恶性肿瘤。就是这个肿瘤压迫肺部，让他终日咳嗽不止。从国内赶来照料他的母亲伤心地发现，上次自己赴美探亲时给他带的衣服，郭申元甚至都没有来得及打开。
切除了肿瘤，也切除了80％的肝脏，郭申元又一次回到了实验室。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勤奋地工作，像往常一样无私地帮助实验室的同事。在波士顿的最后一周，他还在病床上与同事们探讨科研进展。回忆往事，郭申元的博士导师艾佛斯动情地说：“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里，他快乐的天性和友善使每一天都变得明媚……认识申元有10年了，我爱他如爱自己的孩子。”
然而，快乐、友善的郭申元再也无法和自己如父的导师、亲密的同事朝夕相伴了。回到上海4天之后，这位落叶归根的学子走完了自己29年的短暂人生旅程，告别了自己心爱的专业，收拢了绚丽的诺贝尔之梦的翅膀。足以告慰亲人的，是他的导师从大洋彼岸传来的一句自豪的赞语：“他所作出的贡献要远远超出许多比他活得更长的人。”
第8版(科技)
专栏：名家特递
发扬学术民主 开展百家争鸣
●在科学研究中产生不同意见，乃至得到不同结论不仅是自然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只有通过不同学术意见的反复交锋，才能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 邹承鲁
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目的是观察自然现象，并深入探讨其中的内在规律。在观察自然现象的过程中，由于所用观察方法不同，有时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在根据所得到结果进行总结以探讨其中的内在规律时，由于所掌握的材料不同，特别是实验方法和思想方法的不同，产生各种不同意见，乃至得到不同结论，不仅是自然的，经常发生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在科学发展史上，错误理论一度占统治地位的例子屡见不鲜。如地球中心说、燃素说、获得性遗传等。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错误的学说终究会被正确的学说所取代，这才有今日世界范围的科学繁荣。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学派，会有害于科学的发展。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这是非常正确的，在今天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仍然应该是指导我们科学工作的方针。用行政命令支持一种意见，压制不同意见的发表，只能造成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只能起到阻碍科学进步的作用。俄国在遗传学方面历史上是有优良传统的，在国际上也曾处于先进地位。但是前苏联在20世纪中期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搞一言堂，完全禁止以摩尔根为代表的经典遗传学派在苏联的教学和研究，而且还对反对李森科学派的科学家进行人身迫害，结果造成苏联在遗传学乃至整个生物学方面几十年来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其严重的长远性破坏作用使俄国的遗传学至今还没有恢复其昔日的国际地位。
生物体内能量转换是20世纪生物学的一项重大问题。自50年代开始，对于能量转换的机制曾有多种不同学说，经过长期激烈争论，最后逐渐趋于一致，认为无论是动物体内的氧化磷酸化还是植物体内的光合磷酸化，ATP的合成都是由于在生物膜两面产生离子梯度差的结果，提出这一理论的米切尔因此荣获1978年诺贝尔奖。1997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鲁西纳是由于提出疯牛病病毒完全是通过蛋白质进行感染而与核酸无关，突破了核酸是唯一的遗传物质的传统概念而获奖的，尽管普鲁西纳提出了大量实验证据，他的论点也得到大多数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的认可，并荣获诺贝尔奖，但诺贝尔奖的荣誉和权威并不能平息争论。迄今仍有人不断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突破一个普遍接受的概念，需要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我国当前也许还没有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种学说，禁止不同学说发表的情况。我国虽然还没有产生荣获诺贝尔奖的工作，但是通过新闻媒介哄炒一些所谓成果，极不严肃地冠以“特大成果”、“国际先进”、“国际领先”等美名还是不少的；尽管这些成果中有不少在科学界是有争议的，但不同意见经常得不到公开发表机会。80年代初，我作为《中国科学》的编委曾经推荐一篇对当时被哄炒为国际领先成果提出不同意见的论文，希望在《中国科学》发表，但最终也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这篇批评论文最后在国外发表。时过20年后的今日，那篇当年被哄炒为“国际领先”的论文已经被国际上一些作者发表的论文证明是错误的。禁止反对意见的发表，只能助长少数人利用不正当手段谋求名利，对领导和广大群众起误导作用，将我国科学发展引入歧途，这一切都说明在我国开展百家争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对于那些有争议的问题通过争鸣，澄清是非，不仅有助于我国的科学进步和繁荣，对于双方当事人在科学上改正错误继续前进也是十分有益的。
我国科学期刊每年发表研究论文数万篇，应该说大多数论文是有价值的，在科学上也是可信的。但是由于我国科学整体水平的限制，加之某些刊物审稿力量薄弱，也有一些在科学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论文得以发表。对这些论文进行公开的学术讨论，既可以防止错误流传，误导读者，对提高我国科学期刊的总体水平，帮助作者在科学上改正错误提高学术水平也是很有帮助的。
当前缺乏百家争鸣也和科学界内部尚未养成在学术上争鸣的风气和习惯有关。具体表现在学术报告后习惯于对报告进行“学习”和“领会”，而缺少真正的讨论。即使提出问题也是要求进一步说明或解释的多，提出疑问或不同意见的少，提出原则性不同意见的就更少了。实际上对于任何一种学术思想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反复争论，甚至是交锋，才能真正领会其意义和影响；报告人和提问人双方才能对所讨论的问题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对科学界公开开展学术争论的几点思考：
1.对某位科学家的某一实验结果或学术思想提出不同意见，并不意味这一结果或学术思想就一定有问题或错误，更不能全盘否定这位科学家的贡献；如果不同意见后来证明是错的，反过来这一学说的正确性将更加令人信服。一位科学家，即使是曾经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在他一生几十年的科学工作中完全不犯任何错误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本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指出任何人所犯的错误，对于知名科学家也不例外；同时也不能由于一位科学家所犯的某一项错误而对他对科学的贡献全面予以否定。
2.允许批评，也要允许反批评。正如一位科学家发表某一学术思想不一定是正确的一样，对这一学术思想的反对意见也不一定是正确的，谁是谁非只有通过争论才能最终澄清。过去有一种错误做法是，一旦发表一篇批评论文，首先不是问批评内容是否正确，而是猜测被批评者是否有“问题”。我们必须强调，在学术问题上，无论是批评或反批评，都是作者个人意见，都与报刊编辑部或任何一级领导无关。正确开展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就要既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科学上的是非只能在反复摆事实讲道理、反复争论的过程中逐步澄清。
3.对某一问题提出不同意见是否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影响学术界的团结？科学上的有些问题的逐步澄清，本来也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在学术刊物上开展百家争鸣时，编辑部可以在双方事实和论点已经基本陈述清楚，都提不出更多更新的事实和论点时，避免双方意气用事，进行无休止的纠缠，宣布结束讨论。在尚未形成百家争鸣的风气时，这种情况也许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为了创造良好的百家争鸣的环境，活跃学术交流气氛，不断涌现新的科学思想，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
4.对于报刊上曾经予以哄炒的所谓“特大成果”、“国际领先成果”，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只要言之成理，有充分根据，编辑部不应拒绝发表。必要时，刊载轰动性新闻及对其进行批评的稿件都可以建立审稿制度。学术期刊可以用读者来信栏代替百家争鸣专栏，刊登读者来信指出本刊已经发表论文中的错误，原作者也可以发表答复批评的来信。这种做法在国际上早已经是大家接受的了。《Nature》和《Science》都经常刊登对已发表论文不同意见的读者来信以及原作者的答复。
5.批评某些从国外回国定居的科学家，是否会影响现仍在国外的科学家回国效力？如前所述，在刊物上公开进行学术争论，早已经是国际上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了。每一位科学家都有为自己的学术思想进行辩护的思想准备，如果某一位“科学家”的工作如同一张薄纸，一捅即破，哄炒这样的“科学家”又有什么价值？对揭露批评其错误的论文予以压制则只能使现在还在国外，又确有水平有贡献的科学家对我国科学的总体水平和学术风气产生这样那样的忧虑，只能增加他们回国服务的阻力。与此相反，如果让他们看到，我国科学界不仅有分辨正确与错误的能力，也有公开为不同意见进行争鸣的学术环境，这只会促进他们回国效力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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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企业大龙头
梁吉生
南开戈德集团的前身是一个规模很小的校办企业。自1995年以来，它依托南开大学的学科综合优势和人才优势，从成立时仅有100万元注册资金的小公司发展成为注册资金3.1亿元的高科技企业，拥有一个研究院、10个子公司（其中有两个上市公司），1999年实现销售收入5.1亿元，利税达1亿多元。南开戈德集团为什么能在短短的5年中实现超常规发展，从一个小规模的校办企业一跃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先导型的控股公司呢？正如该集团董事长李明智教授所说：借助“外脑”资源，推动科技创新，是戈德集团不断前进的根本原因之一。戈德集团的具体做法是：将课题以委托或合作开发方式出资由南开大学及国内有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进行科研开发，其成果再由该集团各有关产品开发中心进行成果转化，最终将孵化的高新技术产品由相关子公司产业化。如此形成良性循环，使该集团不断开发出市场前景最广阔并在全国处于技术领先的“重量级”产品。目前，戈德集团与南开大学有关系所的10个课题组建立了委托研究和联合开发关系，涉及化学、数学、物理、电子、生物学等学科领域；校内外共有7名博士生导师及25名教授、副教授、40余名博士生、硕士生正为戈德集团从事相关技术研究；有8个国家级和天津市级攻关项目已通过鉴定或验收，获得天津市第二届科技兴市突出贡献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多项奖励。他们制定有关政策措施，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是在职称评定中予以政策倾斜，学校可以根据他们在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方面做出的贡献晋升高一级职称；二是对受委托进行有关研究的科研课题组、攻关组，除给予足够的科研经费和根据不同项目提供不同数额的劳务费外，在产生经济效益之后，课题组、攻关组还可以将其中一部分分配到课题组、攻关组人员所在系、研究所或教研室；三是对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化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特别是知识产权的发明人与主要实施者，给予其贡献相当的股权权益。现在，戈德集团借助“外脑”资源已超出南开大学的范围，与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的高校都有卓有成效的合作，而且在探索与国际性大公司开展合作创新方面也取得了有益的成果。他们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积极利用国际科技资源，与美国的SYMBOL公司合作，成功的开发出GD加密二维码生成识别系统，已成功应用于99版全国银行汇票支票和有关证件上。
第8版(科技)
专栏：
7月13日，5名“新中国第一代乡村大学生”奖学金的获得者来到北京中国科技馆，为小学生们做义务讲解员。这是来自山东大学的王清华（右二）和希望小学的学生在转筒装置里，体会在视觉作用下，由大脑神经引起的“天旋地转”的感觉。
新华社记者 戚恒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