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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7月20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治学漫笔

  学海泛舟杂感
  谢俊美
  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做学问、搞研究都是从打基础开始的,基础打好了,就能深入到自己所学的领域中去。打基础离不开老师指点。我的大学是在南开读的。南开非常重视打好学生的基础,历史系许多著名教授都曾为学生讲授基础课。这些名教授对史料的熟悉程度、对问题的中肯分析,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每堂课下来,他们总要开列许多书目,让学生们读原著,看原始资料。遇到疑难问题,则由青年教师进行辅导。待到学期结束,笔试口试并用,以训练学生理解资料、分析问题的能力。这种教育方法和治学风范直接影响了我日后的治学和对学生的指导。1978年后,我师从陈旭麓教授学习中国近现代史。陈先生重史论,强调学者要有自己的思想,同时也要学会写作,认为一个学者假如不会写文章,那么其社会影响力将是有限的。他又非常强调知识结构,指出中国历来就有文史结合,才、学、识三者并重的传统,三者虽不易做到,但学者应朝这一方向努力。因此,我除了阅读专业方面的论著外,还阅读了有关哲学、文学、法律乃至佛教方面的著作,这就为以后从事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打好基础只是治学的前提条件,要从事专门研究还必须有明确的研究中心和主攻方向。没有具体明确的研究目标,很可能一事无成。人生有涯而学无涯,一个学者不可能在有限的生命岁月里把所有的问题研究清楚。研究目标也就是课题,好的选题可以说是成功的一半。课题有大小,选题应当量力而行,最好是前人和别人没有做过,或做得不深不透但又很重要的。翁同龢是清末重臣,同治光绪年间的重大朝政活动均与他有关。他死后百年中几乎无人对他进行系统研究,于是我就选择他作研究对象。当我首次打开影印本翁同龢日记,看到里面龙飞凤舞的字迹全不认识,心顿时凉了,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具有从事翁氏研究的能力。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后来,我凭借《草书汇》、《说文解字》、《四书字典》等工具书硬是将它啃了下来,并以此为基础,穷十年之力,撰写出版了近50万字的《翁同龢传》。从对翁同龢的研究,此后又扩展到对整个常熟翁氏的研究,并出版了《翁同书传》、《常熟翁氏》等书,对翁氏研究也算小有成绩。
  中国自古以来讲究人品,要求学者应具备良好的道德,对于治史者来说,就是要有好的史德。我对史德的理解是:做学问与做人一样要诚实,不能自欺欺人。治史须认真,忠于史实,详尽地占有史料,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来进行研究,力求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此外,还要有点史家骨气,敢于歌颂文明、进步、正义,鞭挞愚昧、落后、腐败。治学的道路以至整个人生道路从来都是不平坦的,这就要求学者须有进取精神、搏击精神,在“恒”、“勤”、“通”上下功夫。古往今来,凡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者,无不是兀兀以穷年,耐得寂寞和顶住诱惑而后成功的。学者还需要有永远学习的精神。人无常师,其学可广;与人交流,其学可久。切勿拘泥于师门,囿于一师一教,而应博采诸家之长铸就自己。
  最后,我认为一个学者还要站得高、看得远,具有广阔的胸怀,永远怀抱一颗强烈的爱国心。个人的历史纵有清浅,微不足道,但民族、国家的前途犹如巨川,深广浩大,波澜壮阔,一往直前。学者不可虚度年华,应为祖国和民族的学术昌明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访谈

  社会主义研究三题
  ——访北京大学曹长盛教授
  本报记者 吴珺
  记者: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应该讲,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研究最繁荣的时期。您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曹长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主要是由两大事件促成的: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实践,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二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从而提出了如何总结世界社会主义经验教训、推进社会主义振兴发展的问题。我国理论界紧密结合上述两大事件,就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新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外社会主义的现状和趋势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的跟踪研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大批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实质及其意义,总结苏东剧变原因教训的专著和大量的学术论文;同时还出版了一批关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研究和社会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研究,绿党和生态社会主义研究,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社会主义研究等方面的专著、论文,编辑出版了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上述研究成果,不仅内容之广、篇幅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记者:加强、深化社会主义研究需要一个良好的学风。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这一要求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研究。
  曹长盛:确实如此。研究社会主义必须紧密结合实际,当前应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两个方面深入进行。
  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来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已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毕竟还是“比较系统”、“初步回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当前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方面需要加强研究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开辟了社会主义利用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以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的道路。现在需要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很好地结合起来,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达到公平与效益的统一,防止和避免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现象,遏制和消除社会腐败现象,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消除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前景的种种顾虑。
  二是社会主义与经济全球化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客观发展趋势。当前,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何利用这一趋势所带来的机遇来发展壮大自己,充分吸收和利用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成果,同时又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和民族利益,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面临和必须研究解决的历史性问题。特别在我国加入WTO以后,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
  三是社会主义与新科技革命问题。当前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时期,这场革命在21世纪将把人类带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形势下,怎样利用人类最先进的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迎头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
  四是社会主义与执政党建设问题。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面对21世纪国内外的新形势、新条件,如何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创造力,关系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无疑需要很好地研究解决。
  总之,这些研究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进而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提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促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
  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方面,虽然现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还处于低潮,但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进行研究的领域很广,诸如苏东演变和当前这些国家、地区社会主义力量的现状和前景;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和左翼力量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力量的情况和发展趋势;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各国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研究;等等。当然,研究必须有重点。重点应放在研究苏东演变的原因和教训,原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原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左翼力量的活动情况和问题,现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问题和对策,以及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力量的新动向、新理论等问题上。同时,还要研究与世界社会主义直接相关的问题,如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世界社会主义,全球化、新科技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与社会主义,新“第三条道路”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新特点与社会主义,亚非拉美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等。
  记者:社会主义研究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个大课题,如何才能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研究的质量呢?
  曹长盛:当前社会主义研究确实存在许多亟须加强和深入的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和质量。主要应从四个方面入手。
  一、进一步提高对社会主义研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宣传部门应把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置于重要的位置。中央一再要求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掌握舆论的正确导向,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如果不很好地研究社会主义问题,就不可能真正唱响主旋律,不可能切实解决用社会主义思想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问题,不可能掌握舆论的正确导向。所以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是“事关大局”的“大主题”,是关系理想、信念和世界观的根本问题。
  二、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事研究工作。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指南,离开它的指导我们在研究中就会迷失方向,得出错误的结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正确认识和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深入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思想保证。为此,在具体研究工作中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教条主义,不是联系已经变化了的现实去研究问题,而是因循守旧,主观武断,理论脱离实际;二是虚无主义,不是实事求是地看待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历史地位和前途命运,而是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光辉成就,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发生动摇,甚至丧失信心。
  三、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具体研究工作中不同意见的存在是正常的,这样才能使研究工作走向深入。应鼓励健康的学术争鸣,既反对自由化倾向,也要反对“一言堂”。
  四、提高研究质量,注重研究工作的客观性、全面性和准确性。社会主义研究是政治性、理论性、现实性很强的工作,涉及历史问题、理论问题、现实问题,涉及领袖人物、党派团体,还涉及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十分复杂。因此,对于社会主义问题,必须进行历史的、客观的、全面的分析研究,必须考虑到具体的社会环境、历史传统,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也不能以一国的实践去评判别国的实践。要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突出地反映和研究社会主义本质的、主流的东西,以及预示社会主义未来的东西。为提高研究质量,还必须及时了解社会主义方面的新情况、新动向,并力求准确,使研究成果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附图片)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智能化
  赵立成
  据未来学家预测,下个世纪20—30年代,世界将进入知识经济社会。在知识经济社会,城市必然成为知识产品的开发、生产、交换和消费中心,向着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最终成为智能型城市。
  智能型城市的基本特征有以下五个方面。
  1.城市的全面网络化和信息化。网络化和信息化是城市智能化的基础。网络化主要是指城市信息化的硬件建设,包括通信网络、计算机网络和信息资源网络三部分。网络建设首先是城市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市与全国及全世界的全面联网;二是城市内部的网络建设,城市的各个系统包括生产、流通、管理、服务等各个环节都要通过计算机网络集合起来,实现资源共享;三是城市中的每个单元(包括家庭)的网络化,提高城市的电话、电视、计算机的普及率及入网率。信息化则是在网络化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信息进行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包括信息产品的开发能力、信息传递水平和信息使用程度等。
  2.产业的轻型化和高新技术化。智能型城市产业的结构特征和产业的形成发展方式将发生很大变化。服务业将成为城市的产业主体,一般来说其产值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以上。服务产业的产业构成也将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商贸业实现电子商务化,信息服务业成为服务业的主体,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成为重要的产业。同时,利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工业、农业进行改造,使之由过去的以消耗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为主,转移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上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应占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应达60%以上。
  3.市民的知识化和高智力化。市民的知识化主要是指市民的知识普及率或市民的受教育程度,是对已有知识资源的占有程度。但是按照智能型城市的要求,仅仅占有知识是不够的,一个城市、一个人智力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其在一定知识基础上的开发创新能力。城市人口的智力水平是智能型城市的生命力所在。高智力化的衡量标准至少应该包括科研人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占就业人员或占全市人口的比重、科研成果的数量指标、科研开发的质量指标等内容。其代表性标志是科学论文、专利技术在全国及世界的地位,智能型城市的这两项指标必须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在世界处于先进水平。
  4.决策、管理的科学化和软性化。智能型城市的软科学得到空前的重视和充分的发展,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的决策活动纳入科学化、规范化、民主化的过程之中,为决策服务的政策咨询业得到充分发展,智囊团、思想库、参谋部等策划咨询机构将成为智力体系中的智慧团体。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管理的手段和方式都将发生重大变化,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其他管理对象,都有可能通过计算机和网络实现远程办公、远程管理;管理的内容也由现在的实物管理转向信息管理、制度管理、过程管理,实现虚拟管理,从而大大减少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5.城市发展的生态化和永续化。智能型城市不但要靠智力资源和科技进步来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还要不断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节约自然资源,提高生存质量,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智能型城市必须是“绿色城市”,实现自然环境与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生态平衡和协调发展。智能型城市必须是资源节约型的城市,通过科技进步,减少资源消耗,积极开发新资源,以最少的资源获取最大的效益,为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创造条件。智能型城市必须实现人的充分发展,不断加大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建立健全新的人才培养和成长机制,从体制、政策、资金、环境等各个方面为人的充分发展创造条件。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交流

  战士和学者
  ——“纪念吕振羽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综述
  汪学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党校联合举办的“纪念吕振羽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前不久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对吕振羽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与会者认为,吕振羽先生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学者气质于一身,是我党早期的著名知识分子之一,30年代的“红色教授”。他作为革命战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过卓越的历史贡献。他又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教育家,无论是抗战时期在湖南主持领导塘田战时讲学院,还是解放初开办高等教育以及在多所高校从事历史教学,都作出了许多令人景仰的贡献。人们称他为“优秀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是当之无愧的。
  与会者指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直到1980年逝世,吕振羽为后人留下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吕振羽史论选集》等论著,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他被史学界誉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第一人、殷代奴隶社会说的首创者、西周封建论的最早提出者、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理论的奠定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最早考察者、最早系统探索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次系统揭示中国思想史发展脉络以及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等。正是由于吕振羽最先提出、最先展开研究并作出了一系列创造性贡献,深深地影响了其后数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和发展,才奠定了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使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之一。
  与会者认为,吕振羽之所以在史学领域作出诸多贡献,在于他有科学的历史观及其方法论。他将强烈的现实的历史使命感和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相结合,对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遗产始终采取科学的态度。侯外庐先生曾这样评价吕振羽:“振羽同志卓具史识,深知史德,刚直不阿,秉公持正,从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更不把历史当商品。”这确实是知交的至论。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

  用科学理论教育青年一代
  ——“全国青年学习邓小平理论经验交流会”综述
  李斌雄
  最近,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在京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学习邓小平理论经验交流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交流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经验,展示全国青年学习邓小平理论的丰硕成果,进一步引导广大青年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胡锦涛、李岚清、丁关根、张万年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开幕式,李岚清同志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
  与会者一致认为,用邓小平理论教育青年一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首先,从国家振兴、民族复兴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看,邓小平理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是时代的需要,是面向新世纪、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思想政治素质的需要,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保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
  其次,从国家振兴、民族复兴与青年一代的关系看,青年肩负着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只有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更加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担当起历史重任。
  再次,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也是青年一代健康成长的内在要求。青年一代要想成为政治坚定、知识丰富、技术精湛、创新能力强的有用人才,就必须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要求,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青年一代只有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自觉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锻炼自己,才能健康成长、全面成才,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与会者强调,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和武装青年大学生,是党中央作出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1998年4月28日,党中央研究批准的高校“两课”课程设置新方案,规定要把学习邓小平理论作为“两课”的重要内容,使邓小平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三进”工作的关心和期望。我们要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五大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关于“三进”工作的战略决策上来,全面分析高校理论武装工作所面临的形势,增强做好“三进”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与会者认为,党中央和江泽民同志在近几年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突出强调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强调“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强调“抓好教育和青少年的思想工作,直接关系到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能否成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我们一定要从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充分认识高校邓小平理论“三进”工作的重大意义,努力做好这项事关长远的工作。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

  “中日金融改革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
  日前,由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中国金融学院、日本富士通综合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日金融改革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经济与亚洲经济、中国与亚洲各国之间尤其是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导师刘鸿儒教授与日本银行前副行长、日本富士通综合研究所理事长福井俊彦先生共同主持了研讨会。来自主办单位、中日两国主要金融机构、研究机构的六十多位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成家军)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探讨区域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特色产业论》读后
  周文夫
  在总结我国农村实践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深入地探讨农村特色产业发展的意义、思路、模式和途径,以正确引导农民的实践,推动农村特色产业迅速、健康发展,是经济理论工作者和政府部门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杨伯亚等撰写的《特色产业论——加速县域市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红旗出版社出版)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首先,该书总结了国内外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对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的类型、模式、组织和机制等进行了系统阐述,对我国县域特色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动我国县域特色产业发展的对策和思路,如区域特色产业的要素、环境与市场定位,区域特色产业的组织设置、制度创新和利益机制构建,地方政府在培育特色产业中的职能定位及特色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等,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县域特色产业的健康发展有一定指导意义。
  其次,该书的内容富有启发性。作者注意把握现代市场经济的开放性、资源共享性、多元性、竞争风险性等特征,努力揭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特色产业选择、培育、升级和调整的规律,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观点,如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取决于比较优势,即取决于产业的特色或差异度;自然资源和传统产业(产品)是特色产业选择的依据和发展的基础,但市场才是特色产业选择的根本导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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