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历史·时代·文学
翟泰丰
处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大动荡、大变革中的中国文学，其发展犹如一条长河，曲折跌宕，波澜壮阔，浩荡前行，以现代文学内容、文学形式、文学语言表现现代文学形象，启蒙国民意识，弘扬现代文明，讴歌民族精神，深刻折射出中华民族从救亡图存走向全面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艺术地再现了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壮丽图景。
历史永远是伟大的教科书。任何有思想有追求、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都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总结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学发展进步的历史经验，积极地面向未来，为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宏伟纲领，创造新世纪中国文学的繁荣局面而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毛泽东选集》694页）回顾自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文化发展史、文学发展史，可以明显地看到，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旧中国闭关自守封建统治的大门，把中国推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其文化也随之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由此形成了中国的旧礼教与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相结合的精神文化统治。
“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毛泽东选集》699页）短命的“戊戌变法”中途夭折，“辛亥革命”被军阀袁世凯称帝所破坏，引起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仁人志士的极大愤慨，激发了他们启蒙民智的极大热情。二十世纪初，他们以《新青年》等一批进步报刊为阵地，以鲜明的革命主张，推动着新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终于在1919年5月4日，爆发了历史性的五四运动。它高扬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旗帜，带着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以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精神而永垂青史。五四运动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性质，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态势所决定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以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成为全民抗战、救亡图存的重要战线之一。从此，我们的文化、文学在二十年代以来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反对封建礼教文化的基础上，自觉地迈开阔步走向人民大众，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局面。这期间，来自解放区、国统区不同生活领域的作家们逐步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审美价值观，以人民为母亲，拜人民为老师，纷纷深入工农兵，了解工农兵，创作了一大批描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英雄业绩的优秀作品。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讲话》一直是指导我国先进文化和革命文艺发展的理论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江泽民在六次文代会、五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我国当代文艺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发展。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邓小平同志的《祝词》明确提出了“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的指导思想。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指出，要“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在对外开放和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文学与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同步发展，一大批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深刻变革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文学队伍的主流奋发向上，文学创作的主流健康发展，文坛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
上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近一个世纪以来代表中国社会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是我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代表。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马克思主义审美价值观的指导地位，在二十世纪的近一百年中，伴随我国胜利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变革，文化、文学同样发生了突破封建礼教文化樊篱，建立现代文化的伟大变革，其成就之大，一跃数千年。
文学的发展永远不能离开时代和人民
“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作家群的人生历程清楚地表明，任何一个作家要想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所作为并为人民和历史所承认，必须认清自己所处时代的本质，把握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方向，作出正确的选择，明确自己的责任，自觉地把自己的前途与命运融入历史进步的潮流中去。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作家主体世界的意志、激情、灵感，都来自作为文学作品对象的外在客体世界。因此，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深刻洞悉时代的本质，把自己的文学活动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去，把自己的情感活动融入人民追求民族解放、民族复兴的渴望中去。二十世纪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优秀作家莫不如此。作家必须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同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始终不离人民，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辩证的、战斗的姿态“奋然而前行”，胡适后来却走上一条与时代发展背道而驰、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错误道路；都曾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向封建礼教展开过猛烈的战斗，国难当头，抗战兴起之际，鲁迅率先举起了他的“投枪和匕首”，而周作人却坠入耻辱的深渊。百年来类似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这些事例都雄辩地证明，历史的光荣永远属于那些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而奋勇前进的作家，永远属于忠实地再现人民创造历史雄伟事业的作家。
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利益。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在这样的历史机遇面前，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能不激情澎湃、倍受鼓舞吗？能不为人民这种伟大的历史创造精神而生发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吗？
当然，我们在倡导文学创作紧贴时代，不离人民的时候，丝毫没有否定文学所具有的审美、娱乐等多种功能，而是倡导把文学的审美、娱乐等功能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审美活动之中。文学的审美要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植根于对真善美的追求之中。那种玩世不恭与戏弄人生的人生观和审美观，是扭曲人生、误导人生的错误的审美取向。
我们倡导文学不离时代、不离人民，与尊重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是完全统一的。回顾二十世纪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倡导文学创作紧贴时代，紧贴生活，就是希望我们的作家，把大量的形而下的感性认识，提升到本质的、形而上的理性认识，从而正确把握时代生活的本质，并根据个人独特的发现、理性的思考、情感的感受和心灵的体验，创造出充满时代精神和个性魅力的生动文学形象。
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确有一个如何认识把握时代本质和主流的问题。要善于学习，增长学识，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把握今天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本质与主流，切不可把枝蔓看作主干，把支流看作主流，消极揭露甚至丑化正在生机勃勃前进的社会主义事业，误导社会和读者。我们党所领导的、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文学，总是要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努力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历史前进和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这就要求我们的广大作家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精心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同时又要勇于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
文学的发展要面向世界，大胆借鉴，善于继承，勇于创新
回顾二十世纪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还有一条极其宝贵的经验，就是对外来文化既要大胆地采取“拿来主义”，又要善于继承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把“拿来”的化作民族的，并在这个“化”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
我们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理论论述，坚持作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代表，坚持十五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纲领，研究探索新世纪文化发展战略。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文化发展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广义上说，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文学作品则属于美学形态的精神产品。它主要是通过美学形象，开掘人的情感世界与心灵美德，通过作品的艺术魅力，引导人们的审美价值取向。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文学更要为培养现代化的高尚情操和现代化的社会风尚，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必须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使文学百花园永葆姹紫嫣红的繁荣景象。这就要求我们在创作的指导思想上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存在指导思想多元化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客观上要求建立公有制为基础的统一的指导思想。但是，在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思维方式受社会生活多样化的影响，存在着人们在学术理论上、学术观点上、创造个性上的多样化要求和多样化取向。没有多样化，就没有学术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就没有创作上的审美个性与作家审美意识上的独创精神，没有文学发展从内容到形式的开拓与创新，从而很难塑造个性鲜明、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因此，我们文学界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化，这是我国文学发展的又一重大问题。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形势下，有人提出，网络信息时代已打破人们思想文化上的国界，因此文化的发展也必然走向一体化。这是不可能的。文化作为每个民族不同历史发展轨迹所形成的独有的观念形态，受每个民族经济政治发展历史的制约，都有不同的传统形态，世界因此才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格局，不可能也不会有什么“一体化”的文化。历史的经验表明，没有独立的民族文化，就没有独立的国家主权，尤其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思想相互激荡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强大的独立的民族文化，对于保证国家主权不受侵犯，尤为重要。当然，这不是说文化不能对外开放，信息网络不能在世界范围相互交流，恰恰相反，我们主张充分利用友好往来等各种方式和网络信息等各种现代传媒渠道，加大各国文化交流的力度。对此江泽民总书记有着十分明确的论述：“学习和借鉴的目的在于博采众长，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如果丢失自己的创造能力，盲目崇拜，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只能亦步亦趋，变成人家的附庸。”江泽民同志还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进程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立身之本。”
在创新与继承的关系上，我们历来倡导在继承中发展，在创新中继承。这就要求我们对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要采取严肃的、科学的、分析的态度。切断历史标新立异，难免失败。二十一世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学，处于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历史新时期，需要我们头脑更加清醒，更加善于把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与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紧密地结合起来。
青年文学家是我国新世纪文学发展的希望和未来，一定要向前辈作家学习，像他们那样面向世界，在学习和继承中大胆创新，使自己的作品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样才能堂堂正正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创造中国文学新世纪的辉煌。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乡土文学发展的新契机
刘梦岚
初夏，通州北运河两岸花香飘溢，令人心醉。这里曾诞生了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他高举“乡土文学”的大旗，倾毕生心血，描绘可爱的家乡和与自己相濡以沫的父老乡亲，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幅京东北运河农村风貌的多彩画卷。
如今，刘绍棠辞世已经三年多了。随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他的家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不禁会思索：倘若刘绍棠还在，他将怎样描绘家乡的变化？二十一世纪的乡土文学将面临着哪些挑战和机遇？
5月初，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与北京市通州区文联、北京市铜材厂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全国乡土文学创作研讨会”。来自北京及全国一些主要省市的乡土文学作家和研究乡土文学的专家、学者聚集在京东北运河畔，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多样纷呈的新局面
与会者对解放后乡土文学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梳理。五六十年代乡土文学比较发展，出现了柳青、赵树理、孙犁、康濯、马烽等大家，还有后起之秀浩然、刘绍棠等。但由于时代所限，其作品大多是围绕农村土地改革而写的。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乡土文学也有了更开阔的描写空间，作家描写的自由度大了，表现手法也日趋多样化。特别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李準、汪曾祺、刘绍棠、贾平凹、李杭育、何士光、张炜等一大批作家以他们一系列带着泥土味的作品汇成了乡土文学的大潮，使中国的乡土文学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阶段。
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寻根文学”。其中有些作品着力描写原始的、蛮荒的、落后的东西，虽在审美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却有片面性。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文学上传统意识的一次回归，它使乡土文学出现了一个转折。及至九十年代，乡土文学发生了更大的变化。由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城市文学”等多种潮流的冲击，再加上市场经济的影响，乡土文学不能不发生蜕变。乡土文学不再像七八十年代那样，一个流派下有几个代表作家，而是呈现出更为复杂、更为多样的局面，作家的视野也更为开阔。如刘恒、周大新、苏童、叶兆言、余华、刘震云等都写出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系列乡土作品，有人将它们又分为社会乡土小说和人文乡土小说。一些更年轻的作家也写出了极富个性、近乎自然派的乡土文学作品。
海纳百川的包容性
尽管与会者对乡土文学概念的界定有不同的理解，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但对乡土文学应当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却有一致的认同。时代发展了，乡土文学也在发展，现代人的乡土情结也变得多种多样。乡土文学是否还仅仅局限于写地域的民俗、风土人情，写个人的乡思、乡愁？有评论家指出应该不断地深化和开掘乡土文学的疆域，只停留在地域文化上远远不够。应当从哲学、宗教、文化等的流变上来进一步开掘乡土文学，不要有排他性，要有广泛的兼容性。只要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息息相通，只要能表现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和文化源流，乡土文学就永远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化性格和文化源流必须是发展的，要能体现时代精神，否则，乡土文学就成了出土文物。
也有评论家从乡土文学的流派谈到它的包容性。他们认为，流派不是自封的，乡土文学中著名的“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之称其实都是别人赋予的。流派与乡土有一种自然的联系，有一定的地域性，但又不是很小的地域性。如京津冀有“荷花淀派”，也有京味作家派。不要用“流派”把文学划定个小圈子，各个流派应当互相学习、影响、竞争，以求得流派的创新和发展，否则流派也会衰老。台湾乡土文学研究专家在介绍台湾乡土文学发展状况时，还特别提到，台湾的乡土文学流派也正在重新组合。
民间立场和底层体验
有的评论家明确提出，乡土文学必须坚持“民间立场”和“底层体验”。“民间立场”和“底层体验”是“五四”以来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鲁迅、老舍等一批优秀作家的传世之作，无不是写了底层体验和老百姓的疾苦。
不少与会者都谈到，刘绍棠的作品之所以至今仍有生命力，关键在于他长期扎根农村，写的都是他熟悉的农村生活和人物。无论社会怎样进步，经济如何发达，真正的优秀作家都不应忘记自己的故乡和人民。
民间视角与党性原则并不矛盾，相反是一致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只有与民众相结合、与大地相结合，才有力量和源泉。漂浮在上面，就不可能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深刻的观察，作品中对历史和现实把握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力度绝不可能从书斋里得来。如今的年轻作家，大多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是否还能坚持民间立场和底层体验？这确实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文革”时期，强制性地让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那是错误的；但是今天的知识分子，还是应该自觉地与工农兵相结合。特别是乡土文学作家，要有书斋的东西，更要有民间的底层体验，否则不可能写出震撼人心的、有永久生命力的作品。
时代挑战乡土文学
与会者清醒地看到，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村与城市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近，乡村更加城市化，出现了新的“城乡交叉地带”。而都市建设进程的加快，也使都市文学日渐繁荣。这些，无疑都向乡土文学提出了新的挑战。有人提出：“新新人类”还能再写孙犁、马烽那样的作品么？山西的乡土文学作家也担忧：再像柳青、王汶石那样写作还有出路么？然而，时代对乡土文学的挑战并未令人沮丧，相反大家都感到亢奋并充满信心：时代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乡土文学会萎缩，恰恰相反，这可能会给乡土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如何写乡村城市化的问题？如何写城乡交叉地带？如何描绘在这大转型时期农民的心态和精神面貌？这都给乡土文学作家提供了大展身手的广阔天地。
事实上，有些作家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城乡交叉地带”，他们已经开拓出乡土文学的新疆域。还有一些具有人文情怀的乡土作家已经注意到从更深的文化层面来写土地与人的关系。近年有几位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作家所写的乡土文学就已不再是乡思、乡愁意义上的作品了，他们表现的是一种“大地道德”、“大地关怀”，是在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甚至后工业文明转型时期，对人类文明的一种反思。他们写的虽是农业文明，但并非眷恋农业文明，而是反思城市文明对人类灵魂的污染，考察人性闪亮的东西。
有为的乡土文学作家定会抓住时代赐予的契机，迎接挑战，创作出极具时代特色和生命力的优秀作品。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文化拒绝泡沫
李舫
在新千年欢天喜地的门槛上，挤满了各种各样喜气洋洋的泡沫。人们似乎没有理由不弹冠相庆——两千年已炼化为沉沉暮霭中的回忆，在上一个千年之交，人们还在为生存的基本状态探索；而在又一个千年后的今天，改写历史命运的伟大商机只在弹指一挥间。李泽楷，一个剃着小平头的年轻人，一个当仁不让的世界级风云人物，以闪电般的速度、让人目瞪口呆的腾挪手法，用他的盈科数码港为人类新千年的诸多幻想演绎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梦幻开端。
同泡沫一起膨胀起来的是人的欲望。这个加速度发展的世界简直是日新月异，我们过去一百年所创造的财富等于以前一千年的总和，过去一年完成的文明积淀等于以前一百年的总和，而我们过去一年里所做的所有事情，现在有如探囊取物。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的勃勃雄心同这个时代一样加速？那种一颗汗珠掉在地上摔八瓣的传统资本积累方式顷刻之间被淘汰出局，新一轮的“泡沫淘金热”开场了。
泡沫化的生存方式被各方人士广泛称引，并以此催生了用膨胀和自我膨胀来解释一切的狂热，形形色色的文化泡沫随之浮出水面。
九十年代已经变得焦虑和浮躁的文化阵地，在千年之交变得更加焦灼和浮闹，更加矛盾重重，一方面是精神的终极关怀，一方面是越来越喧嚣、越来越现实的世俗诱惑；一方面是脱俗拔尘的古典情怀，一方面是患得患失的停滞，文化在这两难之地进退维谷，变得越来越举步维艰，越来越仰人鼻息。
九十年代末期，文化终于在重重疑虑中，选择了披着泡沫“新装”的亮相方式登上了新千年的舞台。理论的浅浮，文本的硬拧，批评的潦倒，监督的软弱，胆大的投机心理，高速膨胀的经济狂飙背景，使得文化泡沫迅速膨胀。一些激动得不能自已的“文化新贵”们，急忙抢滩，仓促上阵，迫不及待地发动一场又一场充满疯狂和投机的“新文化运动”，解构传统叙事手法，颠覆旧有价值观念，改写主流权利话语，炮制五花八门的“新新文化宣言”。文化行为开始愈来愈多地借鉴于苦心孤诣的商业炒作、哗众取宠的包装手法、虚张声势的广告策略，文化品位愈来愈多地求助于令人眼花缭乱的后工业产品，文化操守愈来愈多地让位于赤裸裸的虚矫浮夸。
就在专家学者们还在为文化的社会属性、审美属性、商品属性之间的关系争执不已的时候，林林总总的文化“掮客”却早已学会如何将一枚螺丝钉以一箱金条的价格卖出。难怪有人感慨：“名利场的诱惑有时比磁场还有力，风一样无所不至地浸透灵魂。”
让勇敢成为摆脱无聊的借口，让貌似深刻的思想打着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伟大旗帜，将语言的游戏嫁接成闪光的智慧，将流氓叫板的阵前洒泼诠释为铁面无私的批评精神，将宣泄肉欲的无耻精神鼓吹成打破性爱枷锁的解放宣言，将千疮百孔的肤浅创作粉饰成交响乐式的宏大叙事主题……文化在泡沫中沉渣浮起，历史的失度、意识的失范、制约的失衡俯拾即是，字占的地方越来越大，而思想驰骋的空间却越来越小。
然而，泡沫毕竟只是泡沫，不论它以何种瑰丽诡秘的身份出现，最惧怕的恐怕只有两点：冷静和时间。冷静会剥落伪装，而时间会让一切粉饰现出原形。实际上，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新经济泡沫的纷纷破灭已经给人们带来切肤之痛——纳斯达克的股票每况愈下，最大的网络神话亚马逊正濒临破产，而据经济专家并不乐观的估计，红红火火的网站有百分之九十五将在年底前倒闭。
文化泡沫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经济泡沫，纯粹的类比未免过于简单，但无论如何泡沫的产生与破灭都是短期的，腾飞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文化更是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文化在五千年岁月里打造出来的坚韧卓越的品质，会让种种躁动在冷静流动着的历史长河里，变得安谧而自敛——倚老卖老的“国学大师”会成为昨日的清供，负暄数典的“学界耆宿”会成为明日的黄花，道貌岸然的“青年导师”会成为黄昏的偶像，颐指气使的“文坛霸主”会成为有气无力的跳梁小丑——第一阵秋风，总要吹落最先发黄的叶子。舞台上淘汰一类明星，文坛上淘汰一类作家，历史中埋葬一类小丑，有时比市场上淘汰一类产品还快。
皇帝的新装欺瞒不过孩童纯真的眼睛，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将我们的期望寄托于那些蕴藏纯真的未来。泡沫，注定最终将化为一摊也许并不纯净的水，因为虚假毕竟代替不了繁荣。繁荣不是一种孤立的品质，而是厚重的积淀、稳健的经营、披荆斩棘的创业精神、筚路蓝缕的心路历程。
在一桩接一桩令人口挤舌挢的泡沫神话面前，在纷繁琐碎的世俗影像中，仅仅靠信念、靠热情是不够的，规劝现代人拴牢意马、锁紧心猿，也未必是个严肃的办法。理想和热情必须从科学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上产生出来，文化的泡沫现象使我们得以反思文化之所以作为文化的根基——一国的安危不仅系于城池的得失，它跟涉及未来的种种文化制度也息息相关。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深思D·H·劳伦斯的那句意味隽永的话——“在这一大堆毁灭与瓦解之中，我们一定要为生活和发展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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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将举行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日前，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和山东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筹备组在山东枣庄市峄城区联合召开会议，商定于今年10月下旬在济南市举行中国毛诗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三届学术年会。代表大会将进行换届选举和审议通过修改的《章程》，年会的学术主题为“面对新世纪：毛泽东诗词研究现状与展望”。山东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成立大会拟同时举行。此次大会由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和济南市政府联合主办，由济南市社科联和济南社科院承办。 （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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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节日与生存》想到的
何西来
白族女作家景宜新出的长篇报告文学《节日与生存》，是写纳西族的东巴文化的，写法很奇特。整部作品的叙事结构以“99中国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特别是以在这个节日表演的大型文化艺术歌舞节目《东巴魂》为经线，将历史与现实，传统与梦想，人物与传奇，智慧与坚韧，神话与经典等等举凡与文化相关的内容，都织锦似的穿插进来，组成绚丽多彩的画面。作者的叙述语言，轻灵细腻而又抒情，起承转换处有诗性的跳跃，也常见影视镜头语言的借用，故整体上摇曳多姿，读起来无沉闷之感。
任何民族文化，都是这个民族历史实践的精神升华，都是经过世世代代的累积、汰洗、承传，而后成为传统的。虽然从理论上说，每一个民族成员都是本民族文化创造的参与者，但是只有那些具有更广博的知识，更开阔的视野，从而具备更强的思考能力的知识者，文化人，或少数圣哲，才是这种文化的最重要的代表。以纳西族而论，东巴，就是“智者”的意思，东巴文化就主要是由东巴们一代一代地积累、阐释、丰富而加以承传的。正因为东巴文化的这一特点，景宜在作品中，始终把纳西族的当代文化代表人物，放在她的聚焦点上。
在《节日与生存》里，景宜写到的纳西族当代文化精英人数很多，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有四位：音乐奇才宣科，丽江纳西东巴文化博物馆的馆长李锡，八一电影厂的纳西族美术师张春和以及白庚胜。
如果细读《节日与生存》，反复玩味，就不难发现，景宜实际上是把白庚胜作为一位纳西族的现代智者来写的。这不仅因为白庚胜是“99中国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的总策划，而且因为他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和扎实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基础的学者。他在综合与继承前辈中外学者研究东巴文化的成果的基础上，对东巴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现代阐释，而东巴文化节的创意与策划，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并付诸实施的。这个节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东巴文化发展中的一个有标志性的事件，一次重要的转折。德高望重的老东巴习阿牛，按照东巴经典的思路与规范，为白庚胜举行了古老的传统“加威灵”仪式，求众神降威灵给这个年轻的学者，并且授他以“阿明东白”的法号。这就把白庚胜推到了丁巴罗什和阿明罗什之后第三位智者和哲人的位置。从习阿牛等老东巴们的心目中，我们看出了纳西民族对他们新一代智者、新一代文化精英和代表人物的信任、热爱和所寄予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