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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7月13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探索价格运行规律
  ——读《价值与价格理论》
  陶大镛
  价值与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各经济学派都有自己的价值与价格理论。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揭示了价值与价格的本质,为阐明价格运行的现象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然而,怎样以劳动价值学说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各学派的合理因素,说明价格运行的规律,却是摆在当今经济学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白暴力的近著《价值与价格理论》(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该书认为,从最抽象的本质到具体表面现象和运行机制,价值价格理论应包括以下六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价值价格的本质,即价值价格所体现的生产关系;揭示价值价格的本质是马克思的伟大功绩。第二个层次是价格的最终基础,它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抽象人类劳动,即价值;最初探讨这个层次的是英国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但建立科学的价值实体理论的伟大功绩仍属于马克思。第三个层次是价格的直接基础,即直接决定市场价格运动中心的范畴,它是价值的转化形式,而生产价格是其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特殊存在形式;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因无法解决生产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而解体,马克思证明了生产价格是价值的“转化形式”,建立了其“转形理论”。第四个层次是市场价格的运行,即市场价格围绕着“自然价格”运动,通过这一运动实现价格直接基础,所谓“自然价格”是价格直接基础的货币表现;马克思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论述,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建立起这一层次的完善理论。第三和第四层次研究的是相对价格。第五个层次是绝对价格,即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比例,绝对价格的变化表现为价格总水平的变化。前五个层次是实证研究,研究的是价格及其运动规律。第六个层次是价格的确定与管理,是规范研究。这六个层次形成《价值与价格理论》一书的体系,这个体系对于价值价格理论研究来说,是一个新进展。
  该书在其所建立的价值价格理论的基础上,力图解决国际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价值转形问题。作者用数学方法论证了马克思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理论量的完善性,并且系统地分析和评价了近百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对价值转形问题的研究,有力地反驳了一些西方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否定。
  又如资本度量问题。以罗宾逊夫人为首的新剑桥学派认为,在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中,资本是无法度量的,因而新古典学派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新古典学派无法回答这一责难。作者指出,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新古典学派为了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将并非物的资本作为投入,加入表示物与物之间技术关系的生产函数之中。该书在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生产函数中资本度量问题的方案。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

  “国光优秀青年企业家创新研究奖励基金”在京成立
  本报讯 为表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在经济学研究、对策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作出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片的几个研究所与北京国讯集团日前在京联合成立了“国光优秀青年企业家创新研究奖励基金”(简称“国光基金”)。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吴敬琏、陈佳贵等出席了成立大会。
  该基金旨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鼓励优秀青年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创新研究工作,从而培养一批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具有较高创新能力和较高素质的青年企业经营管理者。 (吴珺)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报刊文摘

  中国家庭史研究中的误区
  王玉波在《中国家庭史研究刍议》一文中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家庭史研究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课题。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史重建后,我国史学界关于中国家庭史的研究成果累累,然而其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中国家庭史研究中存在误区,其一是研究对象与婚姻史、家族史错位,其二是忽略历史资料中的家庭与实际家庭的区别,其三是把复杂多样的家庭简单化,其四是认为家庭史研究只研究历史上的家庭。家庭史研究应通晓家庭的“古今之变”,理清家庭历史演变的来龙去脉,其历史使命是通过了解中国家庭的过去,正确地认识现状,科学地预见未来,从而推进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转型。
(摘自《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报刊文摘

  方伯谦研究出现非学术化倾向
  方伯谦是北洋水师济远舰管带,1894年9月24日,因临阵脱逃等罪名,被清廷军前正法。自方氏问斩后,为其鸣冤叫屈者代有其人,此案成为百年来一直聚讼不休的问题。刘申宁在《论方伯谦问题》一文中指出,近年来,由于《卢氏甲午前后杂记》在福建被发现,加之方氏后裔的不懈努力,方伯谦问题再次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在研究者普遍认为现有史料尚不足以作出圆满解释,学术界尚未达成统一认识的情况下,为方伯谦“平反冤案”活动却出现了一个高潮。这里面有方氏后裔的热情奔走,有故里政府的大力支持,有新闻媒体的炒作,有名人题字送匾的张扬。方伯谦问题的研究已经渐渐偏离了史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出现了以观点先行、主观臆断代替论从史出原则的现象。有些作者在史料不足以说明问题时,搀入了自己的推演和穿凿附会。这已不是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
  (摘自《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报刊文摘

  科学认识儒学思想的价值
  曾天雄在《儒学的社会作用和价值新论》一文中指出,如何对待传统思想文化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如何,虽然要看它本身是否有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要看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它的选择、改造、利用,使它发挥了多大的价值。离开价值系统来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将成为毫无意义的空谈。儒学本身是一个多元的、多层次的内容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它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在历史上有过进步的作用,也有过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作用。我们决不能对它采取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态度。应坚持实事求是、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原则,清除儒学思想中的糟粕和消极影响,继承儒学思想中的精华和积极因素,使之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摘自《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

  在老一辈史学家中,白寿彝先生(1909—2000)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机会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他在半个世纪里坚持不懈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从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史学家。
  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
  ——简论白寿彝史学研究的理论风格
  瞿林东
  鲜明的治学宗旨
  白寿彝史学研究的理论风格,可以这样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则指导下,结合具体的研究领域或具体的研究对象,根据充分的和可靠的历史资料,从辩证的和发展的视野综合种种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论概括。清人黄宗羲强调:“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白寿彝史学研究的理论风格,正是集中反映出了他的治史宗旨。这就是:其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则尽可能作深入的理解,并善于灵活地把它运用于指导历史研究。其二,这种指导作用,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词句的搬用,而是取其精髓,循其本质,或高屋建瓴,或阐幽发微,皆不脱离其根本,而在思想上又有广阔驰骋的空间。其三,这种指导作用,是紧密地同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结合起来的,即反映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的丰富而可靠的材料是研究的根据,唯物史观作为分析这些根据的方法论,帮助研究者从中抽象出正确的结论;这些结论不是唯物史观一般原理之词句的组合,而是在唯物史观方法论指导下概括出来的新的具体的结论。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和正确运用。
  1978年,白寿彝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指出:“理论方面有两个问题,一是理解,一是运用。理解上,要求完整地、准确地学习,不容易。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就是不能离开经典著作的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去理解当时的论断。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去理解经典著作,就不可能完整、准确。当然这要下更大的功夫。在运用上,往往在理论运用上运用得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求理论上的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要求发展,停滞不前,让理论僵化,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要有这样的认识,要有这样的责任感,也要有这样的气魄和信心。这样,对我们提高信心、推动科学发展才有利。如果光是在那里绕大圈子,没有一点创见提出来,那么,研究工作的意义不大。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详细占有材料,得出新结论,就是创造性的结论,就是发展。”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白寿彝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总的认识。
  创造性的史学建树
  白寿彝学术研究领域广泛,在民族史、史学史、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方面,多有建树。五十年代初,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重新认识和阐述中国通史教学体系方面;五六十年代,在回族史的认识和撰述方面,在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探索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在历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表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国家观、阶级观、民族观、文化观等,都有深刻的理解。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白寿彝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更加坚信不移,在理解上和运用上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这个时期,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见解。这里仅举数例,以略见其大概。
  其一,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分期问题。这是中国通史中的重大问题之一,史学界在认识上的分歧很大。针对这种情况,白寿彝在1977年提出这样的观点:“讲社会发展规律,首先还要讲经济基础,讲什么呢?生产力、生产关系嘛。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很缓慢,抓这个,困难大。生产关系抓哪一个呢?要抓农民阶级,但是首先要抓地主阶级。为什么?因为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看封建社会变化,在地主阶级身上体现得清楚些。有了这个材料,再分析农民阶级、分析农民战争,就好办得多……还有一个,从民族关系上来分析。”显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在学术上是带有突破性的进展,其根据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学说和辩证法思想。后来,白寿彝把这个见解进一步展开,具体论点是: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和官绅地主是地主阶级演变的几个主要标志,据此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成长时期(秦汉)、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继续发展时期(五代宋元)和衰老时期(明清——鸦片战争前)。结合这一论述,还同时考察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考察了农民阶级身份的变化、国税与地租的分离、农民起义口号的演变、民族关系的密切、中外关系的发展等,形成了一个综合多种因素和标志的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理论。
  其二,关于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其与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问题。这是研究中国史学史和发展当今中国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1983年,白寿彝在一次题为《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明确地指出:“我们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对我们过去的史学遗产的总结的基础上来进行工作。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怎么会出来一个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这个问题提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第一,把中国史学遗产研究的重要性,提高到与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的高度上来认识,从而为研究中国史学史确定了位置、明确了方向;第二,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同总结中国史学遗产联系起来,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特点找到了具体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白寿彝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几十年的积累。从六十年代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白寿彝自己所从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以及在他主持下的各项史学史研究,都恪守上述这一基本思想。
  其三,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问题,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的《导论》中指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我们的祖国,曾经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多民族的统一。我们经过的统一,有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多民族内部的统一和多民族的统一,后者又包含区域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这不仅指出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且强调了这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从而避免对这个问题作形而上学的简单化的理解和说明;同时,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中的各个民族在推动祖国统一事业中都曾经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史学工作者尤其是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者曾有过激烈的争论。针对这场争论,白寿彝于1981年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指出:“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面对激烈的学术争论,白寿彝高屋建瓴,透过纷繁复杂、矛盾错综的历史现象揭示出历史的本质,并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局着眼,阐明了这一历史本质的意义和价值。这一认识对于如何看待现实的中国各民族的关系,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重要的启示
  从白寿彝的治史宗旨与创新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
  第一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学研究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五六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迅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曾经出现过对唯物史观作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解和运用,在“文革”中唯物史观更遭到“四人帮”的歪曲,这是严重的教训。但这并不是唯物史观本身的“过错”所造成的。相反,当人们经过“文革”后的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并接触到大量涌入国门的西方史学的历史理论,冷静地来思考、学习、运用唯物史观时,更加确信了它的真理的价值。在这方面,白寿彝是始终不渝的、坚定的信仰者和实践者,他近二十年来在历史学的诸多领域所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个阶段所取得的其他许多重大成就,都雄辩地证明了唯物史观对于指导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不可替代的意义。我们真诚地、虚心地吸收外国历史学界的一切积极成果;但从根本上和整体上看,这些积极成果都还不足以证明唯物史观的“过时”。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有多方面的进步和成就,而其中最重大的进步和成就,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史学的主流,仍将按照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方向向前发展。
  第二点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充分吸收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这是批判继承史学遗产的需要,更是发展当前史学的需要。白寿彝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首先,他十分重视历史资料的多方面功能。他认为,“历史资料,第一,它是记载过去的事情,记载过去的历史,同时,还是用于解释现在的资料。如果不懂历史资料,我们无法解释现在,对当前的好多问题解释不了。”“第二,历史资料不止是研究历史的资料,同时还是好多种学科的研究资料。”他进而认为,这些资料,既是学术史资料,又是学术资料,“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历史资料的二重性”。显然,对于历史资料作这样的理解和运用,必然使历史著作不仅反映着中国历史的内容和特点,而且还带着中国民族的精神传统和思想传统,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其次,他十分重视中国史书的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及其在当今历史撰述上的借鉴与创新意义。他担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和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都是对中国史书多种体裁的综合运用和新的创造,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普遍关注与好评。再次,他十分重视中国史学注重文字表述的优良传统,即历史著作之文字表述的艺术性要求。他本人的论著,尤其是近五十年来的论著,大多写得深入浅出,使人读来容易理解,而又深受启迪。至于说到他对回族的深厚感情,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厚感情,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深厚感情,都充溢在他的论著之中,是阅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的。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正确对待海外史学研究方法
  来新夏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发生了某些变化。有人认为这与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并被广泛应用有关,甚至还有人认为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对推动中国史学研究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我不完全同意这些看法。
  任何事物没有绝对的纯,既有积极作用,也必然带有负面影响。有些当时好,但过一段时间也许会发现其不足与弱点;有些一时似乎难以理解和接受,但逐渐会感到其有足堪回味的内涵。所以我历来主张本土和海外文化是一种双向交流的互补关系,二者会碰撞、交融而产生新的进步。这应该是对待海外史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态度和出发点。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学术交往日多,史学工作者因而能比较容易接触到海外学者,并看到港台地区和美日等国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论文。从这些论著中可以了解到海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其中确有对我们有所启示并值得吸取的地方。我从近几年研究和编写北洋军阀通史的实践中,感到海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法有几点颇值得重视。
  史源是研究历史者所必须随时注意发掘和开拓的重要方面,中国的史学传统是重视史源的。清代乾嘉史学家在正史、官书之外,还用六经、诗文集、金石碑刻、谱牒等作为新史源;近代的史学家梁启超、陈垣等都很注重新史源的探求,陈垣先生甚至明确标举“史源学”这一学科专称,并以之教授学生。但是近几十年来,这一优良传统被破坏,由于屡屡地批判“唯史料论”,“出思想”成为时髦的语汇,致使史学研究领域飘荡着一股空疏学风,史源开拓很少有人问津。而海外若干学术机构却都在搜集资料,开辟新史源。海外学者的这种重视史源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史学研究有所影响,但不能不说中国有过这样一种传统,只不过中断或淡化了一段时间,所以这种影响正如民间所说是一种“出口转内销”而已。
  海外的史学研究者很注重前人的成果,他们在启动某一研究课题的时候,首先要搜集有关此课题的大量资料,以反映该课题研究已达到的水平,然后在此基础上,向更高层次推进,提出新论点、新发现。这样,研究者掌握了该课题的现有水平,对史料的运用也就游刃有余了。其实,清代乾嘉史学家的著作往往要写前人的成果,甚至某些著名的札记小录也对极细微问题追本溯源。在本世纪的五十年代,有许多论文在起首常常有《问题的提出》或《缘起》这类题目,介绍前人成果,引发下文。但六十年代以后,这种著作方法逐渐消失,一些作者不查阅文献,以便于其昌言无稽,即使重复前人,也可以“暗合”自接而泰然处之,随手从他人的水桶中倒水而敷衍成文。这种做法,颇有伤于良好的学风。因此,海外学者重视前人成果的研究方法是应当加以重新吸取的。
  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近年来颇受青睐,近代史方面的著作有相当的数量,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又多喜欢由近及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成果比中华民国史多,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比晚清史研究热,这从《近代史研究》一九九八年、一九九九年所附《国外出版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中可以约略地看到。这种详今略古的研究趋势正在越来越强,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比较喜欢做个案研究,往往以小题目做大文章,偏重于专题性论著。有些学者以单一人物作为研究对象来辐射全面,有些学者常常先着眼于一个具体问题,并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这种解剖麻雀的小题大做的研究方法所得到的成果,一定是接近真实的,也是一种值得吸取的方法。
  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海外史学研究方法,问题的牵涉面较为广泛,我只以史源、接受前人成果、由近及远以及个案研究几点作为例证,证实我如下的观点:既要对中国的传统史学方法有选择地继承,也能对海外史学方法吸收融合,进而创建中国的新史学。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交流

  创造绚丽多彩的新文化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讨会述要
  余新华
  教育部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与会学者学习了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地包含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这个文化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相适应的。它既反映了这种经济、政治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和内在要求,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最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从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相统一的角度,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党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进一步指明了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建设中国先进文化的极端重要性。“三个代表”是有机的统一体,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必然是反映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文化,必然是反映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的文化,必然是反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文化,必然是反映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文化。建设这样的文化必将为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提供重要的精神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
  与会者认为,在几十年革命、建设的基础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立了自己的指导思想,明确了未来的前进方向,形成了完整的基本纲领和政策,这是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又不断地为我们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源泉。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文化建设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表现在对新的实践中产生的新的文化因素的提炼和积累,对民族文化优秀成果的发掘、继承和弘扬,对外来文化中合理因素的借鉴和吸收等诸多方面。但是,相对于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目标而言,我们还任重而道远。
  与会者强调,在全面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当前文化建设中的若干重要矛盾,始终掌握解决矛盾的主导权,对推进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具体地说,应当把握以下几点:其一,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二,始终坚持立足现实、以我为主的原则,正确处理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其三,尊重文化自身的特点和价值,按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进行文化建设。其四,树立大局意识,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协调好主流文化内部不同层次、不同门类、不同流派的相互关系,努力建设形式完备、功能齐全、内容丰富、主旋律与多样性相统一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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