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佳酿需时日
——访美国前商务部长、贸易代表坎特
本报记者 罗春华
米基·坎特是一位自豪的父亲，他有三个优秀的孩子；同时，他又是一个幸福的祖父，拥有两个可爱的“小不点儿”——一个外孙和一个孙子。坎特说，在他的青少年时代，无论是在田纳西还是在加利福尼亚，他都生活在一个很小的世界里，所有的信息和帮助都来自他所认识的人；而他的子孙们却非常幸运，能够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他们的成长不必局限于美国或北美的某一所大学，而这个时代就是人们今天谈论的全球化时代。
6月16日，在以经济全球化为主题的北京“21世纪论坛”2000年会议期间，坎特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说，全球化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和战略上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一个信息和网络的时代，是全球化时代，也是机遇和责任共享的时代。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世界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不是信息时代的技术革命，而是如何进一步加强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这就需要改革国际机构和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创造全球市场、全球资本和全球技术的准入，在国际准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清晰、明确的会计标准和法规等。全球化呼唤透明度，需要广泛吸引外国投资；新经济要求高速度，谁的速度慢，谁就要在无情的竞争中被吃掉。
作为美国的前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坎特先生昔日的身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当年中美一波三折的入关谈判。今天，面对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现实，坎特先生诚恳地说：“中国加入WTO是时候了。”去年11月，石广生部长和巴尔舍夫斯基签署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这份协议长达250页，上面写满了作为WTO未来的成员国——中国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就协议本身而言，坎特先生说：没有一个协议是完美的，也没有一种制度是没有任何错误的。谈到义务和责任，坎特先生认为，它一方面带来的是机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挑战，它将促使中国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调整国内的政策，充分利用全球化的优势，顺利地适应转变。过去20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但是中国有责任致力于进一步的改革。加入WTO不仅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催化剂。它将赋予中国更多机会以吸引外资，促进经济的增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未来的中国将是世贸组织中可贵而重要的成员，也会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90年代初，坎特先生曾担任美国的贸易代表、克林顿总统在国际贸易政策方面的首席顾问。在此期间，他为扩大美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达成了200多个协议，其中包括与日本达成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的协议，以及从纺织品到知识产权领域等一系列双边协议，但他为之付出了数年努力的中美就中国复关谈判在他的任期内却是柳暗不见花明。“没有遗憾吗？”面对记者的疑问，坎特先生引用了酿酒业的一句老话：“No wine is ready before its time”（佳酿需时日）。尽管协议没有诞生在他的手上，他并无遗憾。坎特先生说，他和他的同事也包括巴尔舍夫斯基曾为中美就中国加入WTO协议的最终达成做了大量铺垫性的工作，这一点令他感到非常的自豪。
在过去的7年里，坎特来过中国不下10次。在他和中国人打交道的历史中，尽管多半是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但也许是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不打不相识”。现在的坎特，似乎多少有些中国情结。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游说了108位持反对意见的众议员，为最终说服他们在表决对华PNTR议案时投赞成票尽了努力。另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的MBP咨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他目前正在帮助孟山都、美国在线等14家美国大公司拓展和进入中国市场做准备。坎特说，中国加入WTO后，将会在美国掀起新一轮对华投资和贸易热。他本人对帮助美国公司发展对华投资和对华贸易很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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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视点
李光耀谈人才
全球化增加了发达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尤其是在资讯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之后。这些国家都放宽了移民条例，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流动性。1971年到1997年之间，移居美国的移民约有1900万。目前，在知识经济里，人才是创造财富的最缺少和珍贵的资源。美国正考虑把外国专业人员移民的上限人数从每年的11．5万人增加到20万人。德国也宣布，它要在欧盟以外吸引2万名资讯科技专业人员。英国正在修改法律，以便让英国公司能更容易地从亚洲征聘资讯科技专才。甚至在日本，小渊委员会已建议，具有强烈民族中心主义而且属于单元种族的日本，应该鼓励外国人到日本生活和工作，并且建议允许从日本学府毕业的外国学生有权在日本居住和工作。韩国则对外国工程师和电脑编程师发放“金卡”，允许他们在该国居留10年，希望借此吸引20万高科技人员。
中国拥有最多的人才，但受过训练的人才却只是占总潜质人才的一小部分。在中国从事研究与发展的科学家，粗略估计只有50万名，美国和日本则分别有100万和80万名。（计算数字以1985—1995年从事研究及发展科学家每年平均人数以及1998年年中人口数字为根据。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
要在高科技领域取得成功，主要的因素是教育制度。中国劳动队伍的低教育水平是一个障碍。中国的劳动队伍有12％是文盲，35％仅受过小学教育，只有3．5％受过大专教育。（资料来源：《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71页）在每年入学的同批学生当中，只有6％最终升入大专学府。因此，中国制定了“211计划”（在这项计划下，中国将设立100所世界级的大学，以应对21世纪的高科技人才需求）。
必须记住的重要一点是，能创立高科技起步公司的并不是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而是私人个体。他们需要那些在新科技时代成长、对硅谷和其它地方的发展了如指掌的监管人员给予协助。50岁开外的政府官员并不了解这场数码革命的潜能。
至于新加坡，政治领导人都是四五十岁左右的人。但他们对数码革命的认识却比不上那些二三十岁、富有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年轻一代。一般说来，新网络公司都是由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创立起来的。为了制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和促进更多新互联网的创立，新加坡挑选了一些在互联网时代长大、三十多岁的人担任监管人员。他们更了解这种科技的潜能，而且在思想方面也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比较接近。他们在监管方面会比较宽容，让有创造力的人才可以发挥所长。
中国拥有一批懂得充分利用全球化和新经济的人才。中国一直都在经济、管理和电脑方面培养有才干的大学毕业生。中国最宝贵的资产是数以千计，年龄在二三十岁，曾在海外、特别是美国求学和工作的杰出优秀人才。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目前在中国国内担任中低级职位或仍然逗留在国外。在今后的二三十年里，他们会升到政府和商界的高层，对当代世界的最新发展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他们会使中国在治国和商业作风方面迎头赶上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
中国已经作出了对中国本身和世界都有深远的经济、地缘政治影响的决定。中国企业将向先进国家学习，同时也将同他们合作及竞争。然而，结果却会使中国脱颖而出，成为21世纪全球货物、服务、资金、人才以及思想等交流的最主要的竞争者之一。
（李光耀为新加坡前总理、政府内阁资政）
图为李光耀在“21世纪论坛”2000年会议上发表演讲。（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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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坛语丝
我相信，一个美好的社会体现在关心和共享。我同样相信，一个美好的社会是政治稳定和安全的结果。它是一个与纵容、漠然和狭隘文化势不两立的社会。
——马西雷
我们都了解市场，知道市场推崇强手，强大的市场竞争者可以操纵和摧毁较小的竞争者。有时，较小的市场竞争者就是整个国家。
——弗雷泽
国外资本像开闸后的洪水一样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一段时间过后，发展中国家这个盆地出现了严重的资本泛滥现象。所有农田、建筑物以及牲畜被大水吞没。一切被毁灭之后，盆地很快地干枯了，干旱随之到来。——拉曼军
我们的口号是“富有人情味的全球化”。
——桑兹卓姆
在经济开放国家中，世界商业的发展已经成了增长和就业的基本动力。——马泰奥利（经济社会理事会和类似组织国际协会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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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济全球化—亚洲与中国
编者按：在本月14日至16日举行的“21世纪论坛”2000年会议上，与会各国知名人士就“经济全球化——亚洲与中国”这一主题进行了平等、理性和力求务实的交流。“有容乃大”。读一读来自“地球村”其它角落人们对经济全球化这一重大问题的各种观点，会对我们更为客观、准确和全面地认识当今世界有所帮助。
●经济全球化趋势无法逆转
●现代大公司目标是全世界
●国家实力体现在企业集团
桑兹卓姆（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全球化已经发生了。我们无法扭转全球化这一趋势，因为促进全球化发展的科技进步无法倒退。实际上，全球化的速度正不断加快，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弗雷泽（澳大利亚前总理）：现在的全球化公司将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其产品和服务也同样如此。它不是将每个不同国家中的民族单位分开，而只有一个统一的销售单位——全世界。公司活动中的某些方面显然是在地方上安排的，但公司的总框架将在全球的基础上组织，并在全球的范围内，从现有最佳途径中获得不同的生产要素。在今日的世界上，政府政策的制定必须满足国际市场的愿望。
诺伦（英国剑桥大学“中国管理办公室”高级经济学家）：在当今社会，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实际上是每个国家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间的竞争。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集中并表现在该国大型企业和集团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上。现实中的国际经济冲突表明，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几个大型企业或集团，它就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保持一定的市场份额，并能占据一个稳固的地位。例如，美国就依靠了通用汽车公司、波音公司、杜邦公司以及其它一批跨国公司。日本依靠6家大型企业集团，而韩国则依靠了10家大型商业企业集团。
马西雷（博茨瓦纳前总统）：在世界范围内，领导人们正越来越意识到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闭关锁国中生存，没有国际合作就不会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跨越国界的贸易、政治、外交、艺术和文化协作在地区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这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
司空壹（韩国全球经济研究所总裁及首席执行长官）：经济全球化所包含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世界金融市场一体化，即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是使亚洲金融危机传播至整个世界的罪魁祸首。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外汇交易日成交量为2万亿美元，但其中与实际经济活动直接相关的成交量则微乎其微，其余大部分都是纯粹金融投机的结果。
宫崎勇（日本大和总研特别顾问、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顾问）：“经济国际化”的背景有三个潮流变化：第一，人们的价值观变化，即人们从关心战争转为关心和平，对经济发展的期待感发生了变化；第二，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实行现代化改革，使国内经济结构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同时，采取贸易、资本、技术等的对外开放政策，其结果是市场经济超越国境，成为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第三，促使第二潮流变化的信息革命的进展。
●学习控制经济全球化进程
●贫富间不平等正不断扩大
●放任金融系统将导致崩溃
●不平等引发新的国际矛盾
桑兹卓姆：全球化影响每个人，而且与严峻的经济动荡的风险和繁荣与危机的周期性循环密切相连。总的来说，纵观这些循环过程，我们认为全球化对发展和扶贫工作是有益的。另外，全球化是一个需要我们学习如何去控制的过程。提高经济管理的能力，就可以降低经济动荡的风险。各国可以通过本国的政策和制度更好地利用全球化的动力为贫困人口服务。那些对公平有顾虑的国家不应为此而回避全球化。他们不应否认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益处。现在的挑战就是如何使这些益处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
拉曼军（泰国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泰国先锋农业公司董事长）：现在我们经常听到有关工业化程度高、经济发达的富裕国家要求进入工业化程度低、经济欠发达国家市场的话题。但我们很少听到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情况。发达国家中以前受保护的接受补贴的行业部门现在仍然受到高度保护、获得高额补贴。所以，双边谈判或多边谈判中谈及的贸易自由化是一种单向而非双向的过程。例如，发达国家中如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高度保护、获得高额补贴：纺织、服装、食品加工、渔业及农产品。然而与此同时，我们欠发达国家却一直承受着开放高科技产品、农产品、香烟、烟叶以及酒精饮料市场的巨大压力。
发达国家在研究开发投资方面有着巨大优势。因此，他们主张要大力保护知识产权。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国家被迫修改其法律和司法体系，以换取对富裕国家的已有市场准入权。由于知识产权受到严格保护，导致了垄断与源自不发达国家的高额垄断利润的产生。在医药与医疗器械方面，发达国家根本不考虑人道主义因素；在其它方面，欠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在穷国与富国之间以及在一个国家内部富人与穷人之间，出现了巨额贸易利润分配极不平衡的现象。
弗雷泽：如果放任运用高举债率投机基金操作的长期资本管理，任其自生自灭，整个金融系统就会导致系统性的崩溃。
乔治·索罗斯已对我们发出过警示。他写道：“尽管我已经在金融市场上赚了钱，但现在我担心，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不受限制的无穷扩张，以及市场价值向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的渗入，会危及到我们这个开放和民主的社会……过多的竞争，过少的合作，会导致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平等和不稳定。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信条是，公共利益是通过对个人利益的无穷追求实现的。除非我们认识到某种共同利益，需要置于个人的特定利益之前，我们目前的系统就很可能会崩溃。”
博戈莫洛夫（俄罗斯科学院国际经济政治研究所名誉所长）：如果有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状态，得不到国际间联系所带来的利益，不平等、不对称相互依赖的不良后果将引发国际矛盾。自从1980年以来，有60个国家的国力日渐衰落。这些失败了的边际化国家可能会成为暴力民族主义、政局动荡、揭竿而起、恐怖主义的温床。
图巴尔（埃及扎卡吉克大学经济学教授、民族民主党财经委员会主任）：随着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之前壁垒和限制的取消、信息和通讯的革命、现代技术的进步和跨国公司活动范围的扩展，国家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对国家主权的限制将是什么呢？发达国家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段较长时期来发展他们的经济吗？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在给发展中国家以金融和技术支持方面应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中央银行的传统手段和政策还能具有效力吗？或者说，有必要发展能够帮助中央银行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护货币平衡的新式手段吗？能够帮助保护货币平衡的金融手段又是什么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受到质疑
●应建立起一套危机缓冲机制
瓦南迪（印度尼西亚国际和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管理委员会成员）：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剧烈的国际经济动荡。要想解决它，不能期待一个新的全球金融架构来消除国际经济循环的作用，也不能树起保护主义的贸易和投资流向壁垒来把经济同外部动荡隔离起来，我们只能建立起一套机构和政策来缓冲下一轮动荡的冲击，比如建立起强大而监督完善的银行系统、备用国际信用额度网络、能够回击外部动荡的影响而不是使其扩大化的公共预算编制程序和机构，以及化解外部动荡冲击的一套外汇机制。
公共部门机构是经济改革中的黑洞，因为它吸收的人力、物力和投资对社会产生的收益很低，扰乱劳动力市场，降低国家总体生产力，破坏国际竞争力，并且很容易沦为即得利益的牺牲品。它们往往处在侵蚀政治体制的腐败的中心。同时，不良的机构也是发展中国家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障碍。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慎重公共开支的经济部门中，放松管制和减少政府调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一些问题。
弗雷泽：1997年开始的亚洲经济危机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反思的机会。我们还需要特别指出，拒绝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限制条件的马来西亚看来恢复得很好。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被作为不可违背的普遍原则接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的普遍适用性问题。
中国在整个亚洲金融风暴的过程中一直保持其货币不贬值，这也为如何保持经济稳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子。通过保持其货币价值，中国稳定了它的金融市场，阻止了亚洲金融风暴进一步蔓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政府的判断如何超越具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影响力的市场施加的影响。这一事例比其它任何事例都能更清晰地促使我们质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和作法的普遍适用性。
拉曼军：当马来西亚于1998年启动其经济复苏计划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家及投资商认为，大量资本外流将最终导致马来西亚经济瘫痪，永无复苏希望。结果，他们全都错了。相反，与马来西亚相比，泰国与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复苏周期要长一些。韩国的情况不同，恢复时间更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誉至少在东亚地区已经丧失殆尽。
司空壹：自从亚洲金融危机在泰国爆发以后，建立全球金融新格局便成了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政策问题，提出了各种改变旧金融体制的具体建议，并且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在旧格局的三个重要方面，还没有采取决定性的步骤，这三个方面是：短期资本流动、私人参与危机的预防与化解、建立主要货币汇率机制。
亚洲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宏观经济基本面再好，如居民储蓄高、投资力度大、财务纪律好，也不能保证国家不发生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说明了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其中包括良好的治理结构，法治以及法制的合理运用。另外，还需要有良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以防止危机的发生。
●改革势在必行
●不能操之过急
●呼唤新的规则
拉曼军：亚洲国家必须接受广泛传播的信息新技术与金融革新措施，但是我们不能操之过急，应该一步一步朝着那个方向迈进，同时还要努力避免短期的负面效应。市场全球主义的鼓吹者经常把全球化说成是一种“不走向彻底，就一无所得”的理论。各国能够，也应该依据国家大小、发展水平或政治、社会与文化实际情况，在对资本实行部分控制的前提下，推行市场自由化。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泰国，遵循了这一原则。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安全网，可以确保国内市场免受来自投机商与外来不稳定因素的影响。
上次亚洲经济危机期间，亚洲发展银行在防范危机，帮助受危机打击国家恢复经济方面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从本质上讲，亚洲发展银行的作用仅是世界银行的一个翻版。虽然它是一个地区性发展银行，但它对当地经济的分析能力比全球性金融机构好不了多少。我们没有听说亚洲发展银行提出过现实性和建设性的经济发展建议。亚洲发展银行要发展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地区性金融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弗雷泽：现在的国际经济体系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制定更加严格和审慎的国际监督和控制规则。过去的事例一再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能在危机出现后作出反应。它作的只是亡羊补牢之举，不能有效地避免危机。如果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其宪章规定所致，那问题就值得进一步考察了。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作方式确实存在问题。
非银行金融领域、派生性和投机性的金融市场的操作规模极为庞大，其影响也根本无法预知。在这些市场运作的公司常常可以完全逃脱正常监督系统的监督，因为这些监督系统只是针对官方的银行领域的。所以，这些方面承受的风险极大，如果我们没有建立处理它们的结构系统，可能会引起系统性的崩溃。
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由它在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下制定公平贸易的规则。这一国际组织的创建，得益最大者当是中等规模或小规模的国家。
本报记者温宪采访、整理
压题照片为“21世纪论坛”2000年会议会场。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记者李舸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