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纪念徐海东大将诞辰100周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在共和国十大将中，徐海东其名如雷贯耳，其事震古烁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作为红25军和红15军团主要领导人，徐海东的名字在大别山区、秦岭脚下、黄土高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称“徐老虎”、“中国的夏伯阳”。常有这样的事发生，当敌人听说他们与之作战的对象是徐海东时，不是惊慌逃窜，便是缴械投降。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其实，徐海东并不神秘。在参加革命前，他不过是个苦大仇深的普通窑工。然而正是这一点，赋予了他强烈的无产阶级意识，塑造了他坚强、勇敢、无私、诚实的品格。在敌人面前，他英勇无畏、冷若冰霜；在同志面前，他肝胆相照、温暖如春；在名利面前，他功大不居、淡泊明志；在邪恶面前，他刚直不阿、一身正气。
我们党三代领导人对徐海东大将的一生都有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说，徐海东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邓小平同志说，徐海东“对党是一颗红心”；江泽民同志最近为《徐海东纪念文集》题词：“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值此徐海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谨以此文作为对他的深切纪念。
大别山区留英名
1900年6月17日（农历五月廿一），徐海东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夏店区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一个贫苦窑工家庭。9岁时入私塾念书，12岁时因受富家子弟欺侮，他奋起抗争，结果被赶出了学堂。从此他走进窑厂做工，一干就是十几年。艰苦的窑工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坚强了他的性格，同时也使他饱尝了人间的苦难，阅尽了世上的不平。1925年春，他在共产党人吝积堂的影响下，毅然离开家乡，前往武汉参加革命。在那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党组织派到军阀部队里学习军事。一年后，他投身到北伐战争的洪流中，参加了汀泗桥战役和武昌战役，曾经率领一个排一举击溃敌军四个炮兵连。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他受命返回家乡，组织起黄陂县第一支农民自卫军，开展轰轰烈烈的反霸斗争。曾先后任河口区农民自卫军队长、黄陂县委军事部长兼夏店区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独立营营长、鄂东警卫2团团长等职。反动武装多次进行疯狂反扑，烧了他家的房子，杀了他家族66口人，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反而更加增添了他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更加坚定了他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队伍几次被打散，他又几次顽强地把它拉起来。1931年春，所部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此时的徐海东已成为红军中的一员猛将，“徐老虎”的威名开始不胫而走。他常常挥舞着大刀率先冲入敌阵，战士们见了勇气倍增，敌人见了胆战心惊。担任过红4军第12师师长的陈赓大将曾风趣地对人说：“这辈子挺光荣的一件事，就是当了几天徐海东的领导。他是著名的‘徐老虎’，我当他领导，他没咬我，却帮我打了许多硬仗。”
的确，徐海东敢闯险境，善打硬仗，多次使部队转危为安，为保卫苏区和人民群众做出了卓越贡献。1932年2月在商潢战役中，他指挥第36团担负正面阻击任务。营连长们阵亡了，司号员也牺牲了，他甩掉上衣，抡起大刀，在白雪皑皑的阵地上奔跑着，呼喊着：“共产党员们，牺牲也要向前倒！”随着这一声喊，退下的战士又冲了上来，倒地的伤员又站了起来，失去的阵地又夺了回来。这就是徐海东的战斗作风，临危不惧、百折不挠、英勇不屈、万难不却。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国民党30万大军“围剿”下决定离开鄂豫皖苏区。当时在英山地区打掩护的红27师师长徐海东在与总部失去联系、部队又遭分割的情况下，带领第27师一个团顽强奋战，摆脱了10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同皖西北道委及部分地方武装会合，继续坚持根据地斗争。当时，留在苏区的几千红军处在20万国民党军的四面包围之中，环境极端艰苦，形势极其险恶。敌军所至，白骨露于野，十里无鸡鸣。红军队伍里，有人产生了悲观情绪，认为“革命完了”。徐海东听了，挥动着拳头大声道：“谁说革命完了？革命永远完不了！革命就像这大别山，风吹不倒，地震不摇！”旋即，他率领新组建的红27军第79师经一个多月艰苦转战，左冲右杀，突出重围。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徐海东连续23天没有上床睡过觉。一到目的地，他便一头倒下睡着了。30多个小时后，他才睁开眼睛。当他翻身坐起来时，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1933年2月，徐海东升任重建后的红25军副军长，协助军长吴焕先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但在随后的七里坪围攻战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以及中共鄂豫皖省委执行“左”倾军事冒险路线，红25军在接连失利、减员过半的情况下，被迫从鄂东北转至皖西北，接着又决定返回鄂东北。当时，徐海东正重病在身，躺在担架上随特务连及部分勤杂人员走在队伍的后面。10月初，部队通过潢（川）麻（城）公路时，突遭敌人截击，队伍被切为两段，前后失去联系。徐海东身陷险境，但他处变不惊、指挥若定，集合起被冲散的连队边打边撤，折回皖西北，在那里同道委书记郭述申又竖起红28军的旗帜。敌人惊呼：“剿共，剿共，越剿越多，一个红25军的剿灭，又剿出一个红28军！”当时的皖西北地区经敌人多次蹂躏，田园荒芜，庐舍成墟，鸡犬无声，猪牛绝迹。徐海东率领仅有2000多人的红28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同近10万国民党军周旋于大别山区。“山沟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三天不吃饭，照样打胜仗。”这首传诵在红军中的歌谣，是红28军将士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有人这样描述徐海东的指挥艺术：“在他所指挥的战役中，失败的时候很少。而他最喜欢的战法，是一种出其不意的奇袭，总是从对方的侧后方去攻击其中心，使敌人措手不及地溃退。他这种战法，叫做从肋骨下去抓敌人的心。”
1934年3月，红28军转战到葛藤山一带。部队刚刚落脚，敌54师第161旅就攻了上来。徐海东先以两个营向一座山头实施佯动，迷惑和调动敌人，尔后只留一个排固守，其余兵力又隐蔽撤了下来。当敌军蜂拥着扑向那座山头时，他集中兵力从敌人侧后猛插一刀，只用了一个多小时，便将161旅大部歼灭，活捉敌代理师长刘书春。当这位保定军校毕业生被带来见徐海东时，怯生生地问：
“军长，你是黄埔几期？”
徐海东摇了摇头。
刘书春又问：“那你一定是‘保定’的了？”
得到的回答是：“你别再问了。我既没有听过保定的课，也没进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
刘书春愣愣地想了半天也没闹明白，于是再问：“这青山大学———在哪儿？”
徐海东用手指了指屋外重峦叠嶂的山峰：“呶，就在那儿！”
巍巍大别山在早春的暖风中泛起层层绿浪，衬着点点鲜花。这是英雄的山，不屈的山，母亲的山，光荣的山。她哺育了多少英雄儿女，造就了多少钢铁战士。在她的怀抱里，窑工出身的徐海东已经成长为一名骁勇善战、叱咤风云、挟雷携电的红军领袖。
是的，徐海东是大山的儿子，只要看见山，他就像到了家一样倍感亲切。在一次转移中，他突然望着前面大声说：“嘿嘿，我们的援兵来了！”大家莫名其妙地问：“在哪儿？”他指着眼前的三个山头笑道：“那不是，三个团哩！”
葛藤山战斗后不久，徐海东率部奔赴河南省商城县豹子岩，同吴焕先领导的队伍会师合编，并出任红25军军长。从此，他领导这支光荣的部队，像一条游龙出没于崇山峻岭之中，遨游于鄂豫皖边之间，设伏高山寨、突击长岭岗、奔袭太湖城、激战扶山寨……
黄土高原建丰功
1934年11月16日，按照中共中央创建新苏区的指示，红25军2980余名将士在鄂豫皖省委（到达陕南后改称鄂豫陕省委）领导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部队出征前，徐海东主动提出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担任军长，自己改任副军长。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请求降职了。在他当团长时打仗负了伤，归队时上级已任命新团长，他便自行当起副团长。
部队首先越过平汉铁路，西进桐柏山，北上伏牛山，继入商洛山，历尽艰难险阻，突破重重封锁，摆脱近10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于12月9日进抵陕南庾家河。一路上，徐海东不辞劳苦、奋勇当先，哪里有险情，他就到哪里去。在方城县独树镇，部队突遭敌军拦截，前卫被迫后撤。紧要关头，他跃马扬鞭赶到，挥刀冲入敌阵，硬是杀开一条血路。到达庾家河的第二天，部队即遭突袭，当哨兵发现情况，敌人已近在眼前。危急时刻，又是他一马当先，率部反复冲杀。激战中，一颗子弹射进他的头部，他当即倒地昏死过去。这是他第九次负伤，也是最重的一次，四天四夜昏迷不醒。到第五天醒来时，他问身边的人：“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政委吴焕先告诉他，省委已经决定，要以陕南为立足点，创建鄂豫陕苏区。他听后欣然地点了点头。
1935年1月，国民党军对刚刚立足陕南的红25军发动第一次“围剿”。徐海东伤势未愈即随队出征，南下郧西，北上雒南，东进卢氏，西攻华阳，先后取得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等战斗的胜利，不但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而且扩大了苏区、壮大了红军。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于5月调集重兵再次“围剿”，并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消灭红25军。面对强敌，徐海东主张采取“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作战方针，并率部打头阵，先向北，后向东，再向南，拖着敌人转圈子。尔后突然西进，四天急行560里。战士们不理解，讲怪话。他笑道：“不走了，等等看。哪一路敌人先到，就打哪一路。”几天后，待敌警备第1旅气喘吁吁地追来时，红25军将士早已养足精神、严阵以待，在山高林密的袁家沟口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生俘敌旅长唐嗣桐，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战士们高兴地说：“咱们的路没白跑！”
7月中旬，红25军北出终南山，在西安附近的引驾回从敌人的报纸上获得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北上的消息。徐海东喜极之余，当即向省委建议西征北上，接应中央。他在7月15日召开的省委紧急会议上动情地说：“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3000多人都牺牲了，也是光荣的。”省委其他同志怀着同样的心情一致决定：红25军主力立即撤离鄂豫陕苏区，西进甘肃，牵制敌人，全力策应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
第二天，部队便在“迎接党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的口号声中出发了。徐海东率领前卫团一路急行，打下两当，夜袭天水，强渡渭水，进占秦安，威逼静宁，攻取隆德，截断西（安）兰（州）公路。尔后翻越六盘山，在白水镇击溃马鸿宾一个旅，在四坡村消灭马开基一个团。不幸的是，在四坡村战斗中，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徐海东为失去这位他最敬重的同志、最亲密的战友而悲痛欲绝。他擦干泪水，掩埋好烈士的遗体，率领红25军继续前进。
部队在西兰公路附近又与敌人周旋了半个多月，天天派人打听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消息，然而天天一无所获。这时，敌人又从四面围拢过来，欲置红25军于死地。代理省委书记和军政委的徐海东，率部跨泾水，过绍山，于9月15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同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红25军是第一支长征到达陕北的部队。它西征甘肃的战略行动虽然没有迎接到党中央，但牵制了大量敌人，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的北上行动。特别是它到陕北后，同红26、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并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和副军团长刘志丹领导下，立即投入到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先后取得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劳山战役后，毛泽东即率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并写信给徐海东、程子华和刘志丹，感谢他们的帮助和支援。信中说：“现在，中央红军、25军和陕北红军这三支部队会合了！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徐海东看后兴奋地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它一仗，作为见面礼！”随即，他率部南下攻打张村驿。战斗刚开始，程子华即派人来送信，说毛主席下午要到军团部。他立即策马扬鞭往回奔，135里路，3个多小时就赶到了。见到日夜想念的毛主席，一句“海东同志，你们辛苦啦！”竟使他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自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后，红25军就一直孤军奋战。由于没有电台，听不到中央的声音，得不到中央的指示，就像与亲人失散的游子一样无依无靠。现在好了，党中央来了，毛主席来了，中央红军来了！当徐海东带着毛主席的问候和送给他的电台返回前线时，他感到浑身都是力量。从此，他在党中央和军委首长的直接领导下，斗志更旺，作战更勇，信心更足，作风更强。
1935年11月，他率部会同红1军团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1936年2月，他带部参加东征，威逼山西省会太原，巩固了陕甘苏区，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6年5月，他又挥师参加西征，直捣三边（靖边、安边、定边），西出豫旺，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条件。
埃德加·斯诺就是在这时来到陕北、访问豫旺县城的，从而在他的《西行漫记》中有了那篇著名的“红色窑工徐海东”。在斯诺看来，要了解红军，了解中国革命，展望中国革命的未来，徐海东其人其事便是最好的材料。连后来叛变革命的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中也承认：“徐海东的奋斗经历，是一篇标准的红军军人的壮烈史诗……”
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并电请中共中央派人前去协助解决，同时请求徐海东率领红军主力帮助抵抗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徐海东接到中央命令后，以红军南路总指挥的身份，率部星夜开赴西安。杨虎城见了老对手，惊喜而遗憾地说：“哎呀，你就是徐海东啊，咱们早合作就好了！”东北军官兵看到纪律严明的红军，更是欢呼雀跃：“好！好！现在如果打起来，我们和红军、西北军三军联合，就谁也不怕了。”国民党亲日派得知徐海东到来，则急令部队连夜后撤40里！
“七七事变”后，徐海东率领八路军第344旅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捷和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温塘、张店和町店等战斗，从山西打到河北，从正太路打到平汉线。由于日夜转战、劳累过度，他口吐鲜血，于1938年8月病倒在战场上，不得不返回延安疗养。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请命前往华中，于1939年12月抱病指挥新四军第4支队进行反“扫荡”，与敌激战三昼夜，取得周家岗战斗的胜利，巩固并扩大了皖东抗日根据地。然而，就在这次战斗的总结会上，他又大口吐血，晕倒在讲台上，从此一病不起。
留取丹心照汗青
徐海东在他的《生平自述》中这样写道：“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党把我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使我不安的是为党、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病的时间太久。今后我将像以往，虽然不能再为党更多地工作，但要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
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矢志不渝的崇高信仰。战争年代，不管生活多么艰苦，环境多么险恶，斗争多么复杂，他始终怀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必胜的英雄胆略，勇猛顽强，不屈不挠，率领部队跨急流，过险滩，克顽敌，从胜利走向胜利。和平时期，他不顾病痛折磨，在靠氧气维持生命的情况下，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忘我的献身精神，时刻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生命不息，斗志不减，学习不停，工作不止。同志们劝他，他却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为党工作，是耻辱，不配做共产党员。”
徐海东对党和革命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对危害党和革命事业的行为深恶痛绝、敢于抗争。在保卫苏区斗争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对“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逃跑主义进行过坚决抵制。在“肃反”过程中，他多次挺身而出，保护了一批好同志。在长征途中，他坚持正确主张，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大义上书毛泽东，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徐海东具有坚强的党性，一切以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他识大体、顾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坚决维护党的领导。长征开始时，他由军长改任副军长，有的同志不理解，他说：“只要能为革命做出贡献，叫我干啥都行。”党中央长征到陕北后，他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维护红军的团结，并毫不犹豫地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支援中央红军。新中国成立初期，每逢有同志去看他，他总是必问三条：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有没有贪污？同老婆离婚没有？
徐海东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己任，始终保持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与战士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在饥无粮、住无房的艰苦岁月，他同战士们一道在寒风冷雨中跋山涉水，在深山荒野里风餐露宿。激战时刻，他总是冲在最前面；行军路上，他常把战马让给伤员骑。他曾9次负伤，身上留有17处伤疤，但他从不以此为资本向党伸手。作家周立波感慨地写道：“中国的历史，造就了许多奇异的人，徐海东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
徐海东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忠厚淳朴、胸怀坦荡。1955年，中央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他知道后深感不安，对前来看望他的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总理深情地对他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要我说，不高也不低，恰当！”在领导编写红25军战史时，他明确指示：“一定要写党，写毛主席，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我、突出个人。”他常说：“没有党，没有革命事业，我只不过是一个穷窑工。”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党赤胆忠心、为革命立过大功的一代英豪，“文化大革命”中竟然被林彪、江青一伙戴上“黑后台”、“黑干将”的罪名，在政治上、精神上、肉体上惨遭迫害和折磨。1970年3月25日，在郑州一间阴冷潮湿的房子里，在被断氧、断药的情况下，徐海东含恨离开了人间。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作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徐海东的高贵品质光照神州，徐海东的不朽功绩彪炳千秋！
50年代徐海东大将在大连。（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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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叶飞与《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梁灵光 林丽韫
叶飞同志逝世一年多了，抚今追昔，我们不禁回想起1983年至1993年他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带领我们开展侨务法制建设、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以及从事执法检查时的情景；回想起在他领导下围绕侨务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广大海外侨胞和国内归侨侨眷排忧解难时的情景；回想起在他领导下从事侨务工作的日日月月。往事历历在目，令我们深深缅怀！
叶飞同志祖籍福建南安，1914年出生于菲律宾，1928年参加革命，在炮火硝烟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他是屈指可数的归侨将领。1949年3月叶飞同志奉命率解放军十兵团解放福建后，就在这著名侨乡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长、福州军区司令员、第一政委等，工作长达17年之久，他与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有着深厚的感情。“文化大革命”中，侨界成了浩劫的重灾区。人们谈侨色变，“有海外关系”成了可致人于死地的罪名。归侨侨眷受歧视、遭迫害，冤假错案不可胜数。在这时候，叶飞同志也受到了严重冲击。1975年，他出任交通部长，1979年担任海军第一政委、司令员。1983年3月他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第一届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不久，他受党中央委托主管全国侨务工作。
叶飞同志这位当年叱咤风云于疆场的老将军，依旧豪情不减当年。上任伊始，便大刀阔斧地开展侨务工作。他连续在东莞、厦门、深圳、福州、南京等地召开全国侨务工作座谈会。在会上，他强调各级人民政府要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对归侨侨眷要“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要善待他们。对于“文革”中造成的冤假错案，要坚决平反，对于强加于人的不实之词，要推倒重来。
落实侨务政策千头万绪，最难的恐怕要算是侨房的清退工作。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很多地方不能正确地对待归侨侨眷权益保护问题，侨房被挤占，宅基地被没收的事情屡见不鲜。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对归侨侨眷权益的侵害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许多归侨侨眷以及海外华侨华人不断来信来访要求落实政策，尤其是侨房问题。落实侨房政策的工作启动之后，清退工作迅速在全国展开。他在南方省份视察时，多次同当地政府负责同志讲述落实侨房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记得在广东东莞全国侨务工作座谈会上，他要求各地政府克服困难，把侨房清退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在落实侨房政策时可采取国家、省、县各出一部分资金，用以清退侨房。确有困难的，可采取先还产权，后还使用权的办法。他在百忙中召集归侨侨眷一起座谈，倾听他们的心声；对于一些久拖不决的案子，他亲自过问。叶飞同志还组织人大侨委、全国侨联等侨务部门组团出访海外，考察侨情，慰问侨胞，倾听海外侨胞的心声。他的喜怒哀乐，都与广大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情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他的领导下，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大批侨房得到清退。当听到许多难办的事得到妥善解决时，叶飞同志从心底里感受到由衷的欣慰。
立法维护侨益，推动侨务法制建设的成功尝试，是叶飞同志对中国侨务工作的杰出贡献。建国以来，国内保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工作只是单一靠政策来进行，这方面的法律一部也没有。1985年12月在福建厦门召开的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工作座谈会上，叶飞副委员长率先提出了“制定一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设想，他提出从几十年来的侨务政策中，将一些在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条文加以归纳总结，使之上升为法律，“依法治侨”，“依法护侨”，从而把对归侨侨眷权益的保护从以前单纯依靠政策提高到以法护侨的高度。他说，“侨务政策已基本落实了，侨务工作需要逐步转向依靠法律办事，纳入法制的轨道，用法律手段来保护归侨、侨眷权益，凝聚侨心”。这期间，叶飞同志先后到山西、河南、陕西、福建、上海、江苏等省市进行立法的前期调查研究。叶飞同志倡导侨务立法并身体力行地付诸实践，以后的无数事实证明，将归侨侨眷权益的保护纳入法制轨道是完全必要的，是深得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拥护的。在叶飞同志的领导下，华侨委员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保护法（草案）》的论证和起草工作，叶飞同志对该法的起草工作倾注了满腔的心血。他在多种场合谈到侨务立法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制定，要以宪法为准绳，要符合归侨侨眷众多的中国国情。制定《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是宪法第五十条规定的具体化。《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将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侨务政策加以法律化，因此决定这部法律是符合客观现实的。
在叶飞副委员长的亲自指导下，这部凝聚着他对广大海外侨胞和国内归侨侨眷一片深情的《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历时5年，七易其稿，1989年9月7日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无一人反对地获得通过，1991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保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专门法律，它标志着中国侨务法制建设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为我国侨务工作新局面的开创奠定了基础。
第4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纪念徐海东同志
耿飚
纪念徐海东同志百年诞辰，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更增添了我对海东同志的无限崇敬。海东同志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开国名将，他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南北转战，驰骋疆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一身正气，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永远怀念他。
海东同志一生追求真理，身处逆境义无反顾，始终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忠贞不渝，是我们每一位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昌盛，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是对海东同志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