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热闹的批评和静悄悄的批评
贺绍俊
我们听到对文学批评的抱怨声和不满声，有的很严厉地指责文学批评缺席了，文学批评家失职了。但我对有关批评缺席的说法深表怀疑，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以讹传讹的说法而已。
当然，在我们的公众活动范围内，批评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了，批评也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了。但这到底是批评家的责任，还是社会的责任，却是需要认真辨析清楚的。在我看来，当代公共舆论的空间已经是几乎找不到文学批评的位置了，所以这并不是批评缺席不缺席的问题，而是社会没有给批评留下位置的问题。至于文学批评界本身，一直就存在着恪尽职守的批评家，他们不在乎社会对批评不公正的态度，他们自说自话式地进行着批评，他们的声音虽然没有被社会浮躁的人群捕捉到，却在另外一个空间自在地传播着。比方说，在上千种花花绿绿的期刊中，就很难得地存在着几种素朴的文学批评的专业杂志。据我了解，这些文学批评杂志的生存条件都很艰难，但他们坚守着这块阵地，把文学批评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来做。这些刊物也吸引了一批兢兢业业的批评家，长年以来，他们默默地在这里进行着严肃的文学批评。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办的《文学评论》，他们立足于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经验和思索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开设了几个学术性很强的专题，如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二十世纪文学学术史回顾、经济科技全球化形势与文学的关系等，在这些专题下，他们已发了不少有见地的文章。
又如各个地方办的理论批评刊物都互有建树。辽宁的《当代作家评论》在办刊的十多年中一直控制着自己与创作界的距离，清醒地保持着独立的学术品格。陕西的《小说评论》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是一个多元互补的生态系统，他们经常就一部文学作品组织几位评论家批评，这些批评文章在学理的层次上构成了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的关系。广西的《南方文坛》这几年努力为年轻的批评家拓展发言的空间，集结起一支有生气的批评力量。还可以举出河北的《文论报》、湖南的《理论与创作》、江西的《创作评谭》、天津的《文学自由谈》等。从这些报刊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代文学批评茁壮的生命力。但相对过于喧闹也过于浮躁的社会，这里的批评显得静悄悄。静悄悄，是因为人们漂移不定的目光不愿在这里停顿。为此，我要对这些长年坚持着严肃文学批评的报刊表示深深的敬意。
批评没有缺席，那么批评是否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和毛病呢？
对此也许是不必讳言的，比方说，肉麻的赞歌式的批评文章太泛滥，商业炒作的广告文字也穿上批评的外衣，贩卖大量西方的理论术语做一些半通不通的晦涩文章以此充当新潮的代言人，等等，类似这样的毛病不是显而易见吗？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发现了文学批评存在着许多的毛病，是否就能断言如今的批评全部都堕落了、烂透了，不可救药了？有很多人很轻易地就得出了这种断言，然而我从这些人的目光中看到了他们的视野狭窄，在他们的视网膜表面存在着一片很大的盲区，我怎么就能够轻信他们的断言呢？就是说他们只看到市场上叫卖得非常好的通俗报刊，这些报刊动辄发行几十万份，上面充斥着让市民们感兴趣的社会热点、名人绯闻和各种奇闻轶事，但这类报刊的威力很大，也许一件小事，只要在这类报刊上登上哪怕一块小小的豆腐块，就会成为千家万户当天晚餐后议论的话题。而令人们不满的批评文字，比如那些肉麻的赞歌，商业炒作的广告文字，多半是从这类通俗报刊上传播出来的。那些断言文学批评已经无可救药的人，多半也就是以这里的文字作依据而作出判断的。而我要说，这不过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的判断，甚至可以说是井底之蛙的高见。因为他们坐在井底，只盯着大众传媒这一小块天地，就以为看到了文学批评的全部。当然，传媒上的批评也是一种批评的方式。像去年以来，一些观点偏激的、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文章就多半是在大众传媒上发出的，又在传媒上反复地被炒作，把批评弄得格外的热闹。媒体上热热闹闹的批评虽然非常引人注目，但我们不应该只看到这种热闹的批评，而忽略那些静悄悄的批评。这就涉及一个批评层次和批评功能的问题。
一个正常社会的文学批评的存在方式应该是由不同层次构成的。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很多变化似乎都可以归结为市场经济的大幅度推进，而表现在文学批评领域，就是媒体批评的迅速发展和在左右社会情绪的寒暑表上起到越来越明显的作用。而在媒体批评之外，还存在着思想意识形态的批评，学理批评，赏析性审美批评，等等。
我想说明的一点是，在这里有关批评存在方式的几种划分显然不具备严格的理论意义，因为每一种类型的批评并不是在同一个概念层面上进行定义的，如媒体批评是从批评的载体来定义的，而思想意识形态的批评是从批评内容的性质来定义的，然而在实践意义上，这几种区分却是很明确地廓清了在不同层次上体现不同批评功能的存在方式。
媒体批评显然带有大众传媒所特有的时尚性、瞬时性、夸饰性、商业性等特点；思想意识形态的批评也许在我国是一直受到高度重视的，它既是意识形态的任务和职责所衍化出来的一种带有很浓政治意义的批评，也与中华民族历来重教化的文化传统有关系。虽然现在不是过去惟政治第一的年代，文学批评活动已经变得多样化了，但多年来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批评活动毕竟造就了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批评话语和批评思维，何况从思想教化的角度说，这种批评也有其他批评不能替代的作用。也许我们应该特别强调一下学理批评，相对来说，学理批评才是真正体现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独立学科的批评存在方式，它需要批评者将其批评建立在某种学术立场上，以一定的理论系统作为开展批评的基础。我不敢说，目前中国的学理批评非常出色，也许做得不尽如人意，比方说，有些做得过于死板，透出一些书呆子气；也有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类似于那些批发大量生涩西方新概念、肢解作品的问题就出在学理批评领域；但毕竟有一批人在认真地做这件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学批评的大厦必须要靠坚实的学理批评来支撑。现在的问题是，媒体批评在前台占尽风光，人们一般都看不到或者是干脆不屑于去看学理批评的身姿。《十作家批判书》出版后，人们曾议论纷纷，有人就说，这本书中的文章虽然有明显的炒作意图，但还是不同于一般的炒作文章，有些文章其实包含了很不错的观点和立论。《十作家批判书》的作者之一朱大可就提到了一个关于学理批评和民间批评分野的问题。他说：“批评领域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是以学理批评作为自己主流批评模式的。可是在《十作家批判书》里，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就是由于商业的炒作，严格说商业的包装，它走向了市场。一些主题用词用得非常商业化，经过这个中介，它走向了民间，这究竟是一件坏事，还是一件好事？”也许，《十作家批判书》的策划者们曾怀着这种宏大的动机，试图以媒体批评和商业批评的话语方式来表达学理批评深刻的思想内容。以该书的另一位作者秦巴子的话说，他们是要“让批评从批评家的课堂里、书斋里和那些发行只有几百份、几千份的所谓学术刊物上解放出来”。单纯从他们的这种动机和愿望来说，我以为是很可贵的，至于《十作家批判书》是否真正实现了他们的愿望，是否真的算得上开创了另一种批评类型和批评文本，特别是这本书是否将会对文学批评的现状产生影响，这些也许还是需要假以时日方能看得更清的。
但我对“解放”学理批评的良好愿望却存有一份疑义。
如果有人如《十作家批判书》的作者们，要把学理批评从课堂、书斋和学术刊物中解放出来，让学理批评在大众传媒上流行起来，这很好，足可以让他们尽情地做去。而我要说的是，他们这样做，并不能取代生存在课堂上、书斋里和学术刊物上的学理批评；并不是说，有了《十作家批判书》，那些课堂就该关闭了，那些学术刊物就该停刊了，因为这种学理批评仍然是文学批评大厦不可缺少的钢筋和水泥。
文学批评的发展应该是批评的层次更加丰富，生存方式更加多样，不同层次的批评承担着不同的批评功能。人们尽可以让媒体批评带上学理批评的深刻性，但不能取消目前学理批评的生存方式，如果没有课堂上、书斋里和学术刊物中的学理批评的充分发展，就不会有大众传媒上的学理批评气息。
媒体批评仍然会给我们带来热闹的气氛，而那些专业性的刊物和那些严肃的批评家恐怕也仍然会在一种静悄悄的状态中开展自己的批评。
如果要让这种静悄悄的批评也变得热闹起来，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我们或许可以要求我们的社会应该对学理批评给以更多的关注，给以更多的支持。
普通大众不去关注学理批评，不去阅读学术刊物，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学理批评不是要回答普通大众的问题。作家们不关注学理批评，这似乎也情有可原，因为作家们不理睬理论，凭感觉也可以创作。最让我不能理解的是，对于某些能够决定批评命运的人，他们只听到大众传媒中的批评声音，只对那些时尚的、热点的文学话题感兴趣，却从来不知道学理批评干了些什么。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文学在我们时代
章蕾
从出版业的统计数字上，令人感动地呈现着这样的事实：广大普通读者，对文学作品依然怀着坚韧而执拗的期待。无论人们对文学如何众说纷纭；无论在影视和网络面前有多少人背过面去；无论多少次不负责任的写作曾伤害过他们因文学而敏感的心灵；文学的阅读者，仍然以毫不迟疑的购买力，对文学保有持续的热望。面对这样一片由分散隐在的期望积聚起来的苍茫水域，我们的写作能给他们贡献什么？我们的文学该以如何的虔敬来面对这一份真诚？
出版业的统计数字进一步告诉我们：购买文学书籍的人群集中分布在收入中等稍下的消费阶层，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是紧缩了日用开支，对文学献上了自己的一份热诚。文学，该怎样面对这样由清贫滋养的古典感情？
社会分工使作家承担了以文字为工具参与文明创造的任务，文学自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人们各自沉浸在具体而直感的生活当中，特定情景的生活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处在对生活整体的感知局限之中，人们希望通过文学的阅读感知、理解、把握比自己的“特定情景”更为宏阔、广大、整体、丰富的生活，人们希望自己具体、琐碎、散在的生活在文学的表述中得到抽象、整理、规整和提升。
按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学作为艺术门类，和哲学、实践精神的及宗教的途径一样，是同等重要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它对整个世界的表述有着特殊的角度和方法，拥有着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功能。
从诗三百、李白、杜甫到曹雪芹、鲁迅，从荷马、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以自己的方式给自己的时代勾画出了生动的肖像或侧影。今天的读者对文学怀着更为热切的期待，希望能够借助作家敏锐的感知力，感触到被日常烟尘遮蔽的生活，希望通过作家智慧而训练有素的文字表述，郁积良久的眼泪和欢笑得以汹涌畅快地传达。
文学，应该是由责任、道德、良知和智慧共同铸造的闪闪发光的大镜。普通人在其中看到了自己和邻人的身影，白日里因赶路而燥热起来的心灵，黑夜里得到了清凉和安宁。
语言与思维内在的联系，使文学在艺术领域中永远承担着母体的作用。一个时代的最新思维发展，在文学中也将会留下生动前沿的表述。面对酒蓝色的大海，荷马歌唱：“年青的黎明／垂着玫瑰红的手指／重现天际———”。面对大唐盛世，壮丽河山，李白啸吟：“飞流直下三千尺”，“千里江陵一日还”。莎士比亚借书中人物之口，说出了“世界充满了喧哗与骚动”，“我不知我是何人”；托尔斯泰在书本的题记上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博尔赫斯说出了“如同水消逝在水中”这样的机智语，他还这样来表达爱情：“我爱你／直到永远及其以后”……
文学语言肩负整合现实图景、洞彻世界秘密、传达内心温暖的重任。深刻而强劲的叙述，将使我们由日常生活组成的现实，获得永恒。
文学作为母体，不仅承载着其他门类艺术的发展，也承载着世界的良心。无论历史潮涌流变，写作者凭借自己坚强如水的写作良知，沉静潜伏在现实的大洋深处，以一条深海鲸鱼的敏感和沉着，感知着整片大洋的宏伟流向。它既不放过每一次海底岩壳的变化移动，又不会为海平面朝夕之间的波峰浪涌所迷惑。
文学赋有现实和人群给予的天然使命，和不断向前的物质创造现实保持着密切而清醒的关系。它有时是时代前进的大声疾呼者，有时候是逆物质潮流而上的奋勇者，它是柔弱的勇敢者，是正义的承担者。但无论世界现实怎样，它永远是最后一个绝望者。
每个作家都以自己的终生努力为自己赢得发言的资格。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他自己单个人的心灵和现实，而是更广大读者的心灵和现实。文学事业的永恒品质，使得作家不仅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发言，而且在更深处向未来的时代发言。永恒的魅力，带来巨大的责任；不朽的功勋，要求诚实的劳动。与这一永恒事业相配的诚实劳动，需要的不仅是智慧和敏锐，更重要的是对时代的巨大关怀和宽广爱心。
知识和智慧归结于预知力。在文学史中，许多伟大的作品无不由于其对于特定时代的厚重叙述，进而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准确预言。于渺茫昏蒙处发现希望，于征兆未萌前洞察路程。
我们相信今天的文学仍然具有这一澄明辽阔的品质，在生活中发现生活，在历史中纯粹历史。如同康·巴乌斯托夫斯基比喻的一样，作家们是一些不计功勋的金银匠，在生活的尘土中收集金屑，打造着“金蔷薇”美丽的花朵。世界因希望永在而免于沉陷，历史因黑夜的拉纤者而持续向前。
有人在我们的时代提出“准备经典”的说法，这一充满热望的词语道出了一个时代的呼唤。文学仍应是圣殿，真、善、美古老的天柱支撑着瓦蓝的天空，“历史的”和“美学的”标准为文学经典的出现廓清了一片开阔的舞台空间。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展现人民空军军魂
——长篇电视剧《壮志凌云》观后
阮克庠
广阔的天空，壮烈的事业，崇高的思想，真挚的感情，还伴随一种沧桑的感觉，这就是我观看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和解放军空军电视艺术中心联合摄制的《壮志凌云》电视剧的直观感受。这部长达二十集的电视剧紧紧抓住了我，深深地震撼了我，引起了我内心的共鸣。
《壮志凌云》艺术地再现了人民空军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中成长，在国土防空的战斗中壮大，在改革开放中发展的半个多世纪所走过的光辉历程。
《壮志凌云》剧使我最感动的是，它成功地展现了人民空军的军魂，这就是：对党、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对蓝天事业的无私奉献，对本职工作只争第一，不要第二的标准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壮》剧中描写的三代空军军人，都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这个空军魂。从东北老航校走出来的贺怀德（吴京安饰），只飞了几十小时，就敢于和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过几千小时的敌人较量，大勇大智，越打越强，使年轻的中国空军在战火中迅速成长。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仍初衷不改，排除困难，投身部队建设。在新时期，不断充实和更新自己，为空军现代化贡献一切。气象专家何敏（金莉莉饰），一生情系蓝天，先是背负着爱情受挫的痛苦，继而爱人李保旗（杨树泉饰）又在入闽作战中牺牲，但她仍将培养成人的儿子李亮（胡亚捷饰）忍痛送上蓝天继承父志。直到身患癌症还坚持写出了《空军气象事故之研究》。当她临终前拿出书稿的时候，我感到这是空军第一代军人向党奉献着自己全部的生命。特别是战友们为了实现她从来没有上过蓝天的愿望，将她的遗像挂在气象探空气球上，缓缓升上蓝天，这悲壮场景令人荡气回肠！第二代空军飞行员周占奎，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不正常的年代，忍受着被迫与心爱的妻子分离的痛苦，担任掷原子弹的任务。在飞机故障、原子弹投不下来的情况下，勇敢沉着，置生死于度外，带弹安全着陆，创造了航空史上的奇迹。在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第三代空军飞行员代表李亮，果断地拒绝了当民航飞行员拿高薪、有车有房的诱惑，以敏锐的思想，创新的精神，学习和运用高科技，与外军飞行员比试高低，以3∶0胜出，令欧洲军界一片震惊。他迅速掌握了现代化机种的作战技能，喊出了“只要我一起飞，天空就没有王牌”的壮语，使我们感受到了人民空军未来的希望。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壮》剧中这三代空军指战员所创造的种种事迹，不是虚构的，都是有真人真事为依据的，将这些事实集中到一个电视剧中，就活生生地向观众展现了人民空军的伟大军魂。这个军魂是半个多世纪来中国共产党对空军广大指战员教育培养的结果，是空军几代人在血与火的奋斗中结出的精神硕果，是空军的传家宝，是我国空军今后能更快发展，去跻身世界空军强国的精神基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别是一支军队，任何时候都要讲对祖国的忠诚，讲对事业的奉献，都要提倡有很高的工作标准和崇尚科学的精神，否则是很难有希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半个多世纪来，空军几代指战员所共同塑造的人民空军之军魂，也应成为我们整个军队所需要的一种精神，成为整个社会所需要的一种精神。
当然，《壮》剧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个别细节有些毛糙。但瑕不掩瑜，不应该影响它是一部优秀的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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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实可信的业余创作
——话剧《远去的村庄》观后
胡可
我没有到过顺德市，只是听人说起那是珠江三角洲一个由发展乡镇企业实现经济腾飞的典型。日前看了描写顺德人创业精神的话剧《远去的村庄》的演出，看到舞台上那些已成为电器工人、已成为大企业管理人员的往昔农民的今日风采，看到台风袭击下房倒屋塌的贫穷农村已发展成为楼房林立的工业城市，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我国农民过去的生存状态人们记忆犹新，他们在摆脱掉封建压迫，政治上获得解放以后，如今又在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针的指引下迅速走上了富裕的道路，这一历程不过短短二十多年时间！剧中描写的一个普通农村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全国来说当然还是少数，但它在预示着我国广大农村的未来。而《远去的村庄》这出戏的诞生，又使我强烈感受到，走上富裕道路的顺德人在取得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怎样渴望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渴望着通过文学艺术的手段来反映他们亲手创造的业绩，用他们经历的坎坷和胜利、经验和教训来自己教育自己。特别使我感到慰藉的，是他们为此选择了话剧的形式。话剧，对于广东边远乡镇的人们还是相当陌生的戏剧品种，可是顺德市的几位领导人在看过北京人艺的《雷雨》和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的《岁月风景》以后，却发现正是话剧这种形式最适于用来反映他们的斗争生活，最便于宣泄人们的喜怒哀乐，于是一面组织起顺德市的业余剧团，一面寻求“外援”，请来《岁月风景》的编剧、剧作家唐栋帮助编写剧本，请来总政话剧团的导演王寿仁帮助排戏，请来专业话剧演员张腾、林波、徐晓青来带动业余演员们。就这样，使专业与业余相结合，推出了这台描写顺德人创业精神的话剧。
在我国话剧尚未完全走出困境的今天，在一些同志认为话剧只能为少数人所欣赏，只能是“小众艺术”的今天，《远去的村庄》在有力地向我们证明着话剧是怎样为人民所需要。记得江泽民同志在看过话剧《虎踞钟山》以后，在给予鼓励的同时曾指出：话剧是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替代的。其不可替代，我理解，除了指话剧那独特的艺术魅力，也指它那反映现实生活最为便捷、最便于为人们所掌握这个优长，而这正是话剧传入我国近百年来其生命力之所在。就戏剧艺术来说，《远去的村庄》也还有加工提高的余地，因此我希望此剧能继续打磨使之更臻完美；但就目前所描述的人们创业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创业者们经受的种种考验，乡镇企业家区树生、他的伙伴邝玉昌、他的妻子许三妹等人形象的塑造，都以其真实可信给了我们强烈的感染。在这部戏里，我们不但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个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的缩影，而且看到了我国话剧必将走向普及的前景，我国现实主义话剧将因获得普及的基础而更具活力。作为业余话剧的一个典型，它对经济发达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示范意义和话剧发展中专业和业余的关系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已大大超过了这部话剧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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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社会主义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研讨会在京召开“社会主义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认为，二十世纪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社会主义文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文艺，展现了新的人物、新的世纪。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历史前进的方向，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目前，社会主义文艺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和严峻的历史挑战。会议认为，坚持社会主义旗帜的同志，要改进学风和文风，努力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和新的社会实践、文艺实践结合起来。要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抵制错误思潮，广泛吸收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广泛团结一切愿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轨道上前进的朋友，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把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文艺推向二十一世纪尽责尽力。会议由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主办。（马文）
●“潘军作品研讨会”召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作家评论》、《作家》等十家单位联合主办的“潘军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潘军近年来创作了长篇三部曲《独白与手势》和《海口日记》、《对门·对面》、《秋声赋》、《重瞳》等中、短篇小说。与会者认为，潘军的创作反映了一个严肃作家的品格与追求。他没有因严肃文学一度受市场冷落而向市场妥协，也没有因文学的不再轰动而“转型”，而是十余年恪守自己的创作原则，保持稳定的心态和纯粹的状态，不因外界的干扰而发生扭曲变形。并在坚持中求得进一步的发展。他的作品显示出了文学的精神品质以及对文体叙事上的新探索。（文讯）
●《黑皮诗丛》推出五部诗人诗集在中国当代诗歌众声喧哗的背景中，一批执著的诗人，通过耐心持续的写作，创造了坚实有力的文本。由潞潞、李杜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近日出版的《黑皮诗丛》，首批推出五位诗人诗集，它们是———多多的《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宋琳的《相似的，偶然的》、潞潞的《一行墨水》、杨克的《笨拙的手指》、郁郁的《亲爱的虚无，亲爱的意义》。这套诗丛，包括了由南到北不同风格的诗人，他们的写作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克文）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首辑问世由钱中文、童庆炳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问世，丛书第一辑六册，作者为胡经之、张少康、孙绍振、朱立元、钱中文和童庆炳。各册分别有中心话题，从各自独特角度概括作者二十年来研究中的创见，他们的这些观点都曾发生很大影响，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第二辑已编排就绪，即将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陈太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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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塑造蒙古族作家新形象
——评《黄金家族的毁灭》
张炯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各兄弟民族作家都为我国文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其中，蒙古族作家伊湛纳希是尤为卓越的一个。他生于一八三七年，逝于一八九二年，一生除撰写长篇小说《一层楼》、《泣红亭》、《月鹃》和《红云泪》外，还续写了他父亲未完成的遗作《清史演义》。过去，人们对于他的生平知之甚少。近些年经过许多学者专家的努力，出版了有关他的评传和年谱，才对他的家世有所认识。扎拉嘎胡同志经过多年的努力，调查、收集了有关他的许多材料，在弄清他家世的基础上，补充自己必要的艺术想象，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把这个人物及其时代重现给读者，这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黄金家族的毁灭》这部小说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说它现实主义，因为它相当真实地再现了十九世纪清王朝统治下内蒙古社会所存在的富于时代特征的种种矛盾：不但有外国帝国主义与清王朝的矛盾，有清王朝与当地蒙古王公贵族的矛盾，还有王公贵族之间的矛盾，更有统治阶级与广大被统治阶级、特别是与劳苦牧民的矛盾。小说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正是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作为成吉思汗后裔的伊湛纳希一家，如何走向沦亡和没落。而伊湛纳希作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贵族家庭的叛逆者，也相当真实地矗立于读者的面前。说它浪漫主义，是因为小说里又不无浪漫主义的想象与幻想，像骏马白狐多次奔救伊湛纳希的故事，还有对伊湛纳希形象本身也做了某些理想化的描写。
作者的叙事方式也比较独特。它运用一种当代长篇小说中很少采用的叙述方法，即史诗型说唱艺术的方法：许多描写是吟唱式的，人物对话也不用戏剧式的对话，而改用作者转叙，语言于夸张的华美中富于音乐的节奏感。应该说这种风格在当代长篇小说中不多见。小说还通过大量细节描写了蒙古族地区的风光文物、人情习俗，民族特色十分鲜明、浓郁。
伊湛纳希的形象塑造从总体上看是成功的。作为忠信府的公子，他能文能武，养尊处优，具有封建意识，在处理个人爱情生活上也不敢反抗父母，但他又正直勇敢，具有同情人民的民主意识，乃至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伸手救援叛逆者；他满怀报国之心，却又报国无门，终至于富贵如浮云，走向潦倒，贫病赍志以没。小说所描写的其他人物，如王爷德斯朗、僧格林沁，诚信府公子巴扎布及其管家，还有金姐等，也都因性格不同，给人们留下较深的印象。
伊湛纳希对历史的主要贡献毕竟在于他的文学创作。但小说对他作为贵族公子参与政治斗争的一面描写过多，而对他作为作家的一面所施笔墨较少，这方面如果有所加强，把伊湛纳希创作中的感情激荡和灵魂燃烧，把他得益于汉文化的高度素养和政治理想，都更为笔酣墨饱地写出来，那么我相信伊湛纳希的形象就一定会更为丰满与突出，作品也会更具感人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