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在哥德堡吃大蒜米饭
王能宪
哥德堡是瑞典西南海岸的重要港口城市，与我国的上海市为友好城市。我们在哥德堡访问时有一项重要议程，就是参加“哥德”号船模的揭幕仪式并参观造船厂。
200多年前，“哥德”号轮船从哥德堡港口出发到达中国的广州。经过30个月的漫长往返航行，在即将抵达哥德堡港口的不远处触礁沉没。200年后的今天，那艘沉船被打捞起来了，清理出很多中国的瓷器、茶叶等货物。哥德堡市政府决定按原样造一艘新船，计划在2001年建造完成后直航友好城市上海。因此，才有今天这样隆重的仪式。
隆重而简短的揭幕仪式结束后，全体嘉宾就在饭店享用招待午餐。这顿午餐不仅十分丰盛，而且很对我的口味。米饭软硬适中，而且带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原来在米饭中发现了大蒜，大蒜可以和米做饭，这还是我平生第一次领教。这种做法有何讲究，我带着这个疑问向主人请教。出乎我意料的是，此法竟是从中国出口，由200年前的船员带回瑞典，流传至今的。据讲，当年“哥德”号来到广州后，在广州停泊了半年多，不仅采购了许多中国的货物，也学到了不少中国的生活知识和技能，如烹饪等。大蒜和米做饭，就是船员们在广州近海一带向渔民们学到的。渔民经常出海，而大蒜有消毒祛寒之功效，这对于长期在海上漂泊的船员来说，也不啻是祖传秘方了。我不知道广东沿海居民是否真用大蒜做饭，现在是否还保留这样的习俗，但可以肯定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更令我吃惊的是，“哥德”号船模揭幕仪式那天的午餐，全部是按照“哥德”号档案中保留下来的当时的菜谱做成的。天哪，这岂不等于吃了一顿200年前的饭吗！真是令人感慨系之。
揭幕仪式结束后，当天下午我们还参观了造船厂。造船厂的接待人员首先让我们参观“哥德”号展室，这里展示了有关“哥德”号的历史资料以及沉船中清理出来的实物。许多中国的瓷器、玉器、金银器等还光亮如新，茶叶泡出来的味道据说还清香如故。展室里还挂着李瑞环等中国领导人参观船厂的照片。随后，接待人员带领我们来到了建造新船的工地现场，巨大的造船车间里新“哥德”号的龙骨已经成型。据接待人员介绍，这艘新船与200年前沉没的那艘老“哥德”号大小、外形完全一致，内部结构也大体相同，只是安上了新的动力装置和电脑等现代化设施。有着新装备的新船，往返中国一趟再也无需花30个月的时间了。我想，等到新“哥德号”竣工之日，它将披红挂彩，乘风破浪，从哥德堡直航上海，再现中国和瑞典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盛事。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世界艺苑
奥地利扶持优势文化
舒刚
奥地利是个文化积累丰厚的国家，尤其是音乐和歌剧名震世界，在国际上居于文化优势的地位。那么，奥地利在发展文化艺术上是怎样扶持优势文化的呢？
谈起奥地利，无人不知其音乐和歌剧。奥地利历史上产生了众多名扬世界的音乐家：海顿、莫扎特、舒伯特、约翰·施特劳斯，还有出生德国但长期在奥生活的贝多芬等。这些音乐大师在两个多世纪中，为奥地利留下了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提起奥地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震撼人心的音乐文化。奥地利得以举世闻名，靠的是四海传遍的音乐旋律；人们向往奥地利，也是期望到这块音乐圣地朝拜。
没有音乐，奥地利的形象就会黯然失色；失去了音乐优势，奥地利就失去了立国的重要基础。所以，奥地利政府极其重视扶持本国优势文化，极力巩固本国的文化优势地位。
奥地利通过扶持剧院，使其具有活力，来保持音乐和歌剧发展的活力。奥地利剧院分为三类，即联邦政府直属剧院、州政府直属剧院和私营剧院。联邦政府直属的剧院有：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维也纳大众歌剧院、维也纳皇家话剧院、维也纳学院话剧院。如对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联邦政府实行全额拨款，每年7．5亿先令（约为7500万美元）。巨额资金扶持，保证了国家歌剧院的演出水平。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实行剧目保留制的剧院。每年从9月1日到第二年的6月30日为一个演出季。在这长达300天的演出季中，歌剧院每天演出不断，总共要演60部歌剧和20多部芭蕾舞剧，还要推出新的剧目，演出场次达309场。
由于国家财政的大力扶持，保证了剧院拥有强大的演出阵容。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本身就拥有一个阵容强大的演出班子，但为了保持演出水准，剧院经常从世界各地邀请最著名的演员担任主角。世界三大著名男高音几乎每年都到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演出。剧院的舞、导、美、服等技术专家和舞台设备也是一流的。剧院舞台是欧洲最大的，主台788平方米，后台420平方米，侧台370平方米。剧院拥有97000套剧装。
国家的有力扶持，不仅弘扬了传统音乐、歌剧、芭蕾舞剧艺术，而且也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据统计，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票房收入占总开支的38％，而欧洲其他国家歌剧院一般为18％至22％。据维也纳市政当局不完全统计，慕名而来观看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演出的各国观众每天给歌剧院周围的旅馆、饭店、服装店、鞋店、发廊和礼品店带来100万先令（约10万美元）的收入。
另外，奥地利通过扶持音乐团体来吸引音乐人才。如维也纳爱乐乐团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交响乐团。自1988年起，我中央电视台每年元旦都通过卫星实况转播该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的新年音乐会。这个有近200年历史的乐团，是个私营乐团，但爱乐乐团成员具有双重身份，既属于私营的爱乐乐团，又是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正式聘用的雇员，属于国家公务员，每月领取国家工资并享受一切政府规定的福利待遇。这实际上是政府对私营爱乐乐团一笔相当大的投资。
正因为有优厚的待遇和崇高的荣誉，爱乐乐团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乐团在招考新成员时采用极为苛刻的传统方式。每年6月，维也纳爱乐乐团举行考试，考场设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应考的乐器演奏员匿名编号后脱鞋执乐器进入大厅，在两道屏风后面演奏。维也纳爱乐乐团选出的24名评选委员会成员和国家歌剧院院长隔着屏风给应考者打分。考试合格者先被吸收到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乐队试用一年。一年后乐队根据其水平来确定去留。留下的要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乐队正式演奏3年后，才有资格提出加入爱乐乐团的申请。申请后要经爱乐乐团的全体成员来投票表决通过。
演出不断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演出大厅。
保护完好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外景。（附图片）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义务驾驶员”
文意
在日本的关东地区有一个小镇，人口不足2万人，前不久出现了一支自发的代醉酒者开车的女子义务服务队。
该小镇上的男人们素来有酒后开车的习惯，小镇上的出租车只有五辆，可是却没有专门的出租车驾驶员。因此镇上的男人们外出几乎都是自己前往自由驾驶，而且多半是酒后开车。可能是民风纯朴，再加上缓慢行驶，交通事故率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高，因此，长期以来，镇上的交通监察部门对这些酒后开车者睁只眼闭只眼，听之任之。直到前些时候，新上任的警察署署长表示要着手整治这种酒后开车的现象，并成立了“消灭酒后开车对策委员会”。
“消灭酒后开车对策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大多是那些年纪在二三十岁左右的家庭主妇和未婚女子。她们自愿组成为醉酒者开车的服务队，义务开车，不收任何费用。这些女性成员向“消灭酒后开车对策委员会”报上自己的姓名、家庭住宅电话号码、联络方式方法等。一旦有人醉酒后踉跄走到出租车车棚前，在这儿执勤的交通监察警察就会立即打电话给“消灭酒后开车委员会”。该委员会接到电话后便会调派两名女子一同迅速赶来，一位扶着酗酒者上车，一位负责开车。根据酗酒者的指点，将其护送至家门口。
没有几天，镇上酒后开车的现象大为减少。“消灭酒后开车对策委员会”当然受到镇上居民的好评和赞赏。为此，镇交通监察部于近日从预算中特地划拨出一笔钱，向该委员会的成员们表示酬谢。与此同时，还上报东京警察厅，请求将这些妇女吸收为“业余警察”。而东京卫生部门现也有意将这些妇女列入“业余护士”的名册，称她们“做了一件功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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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针灸“女神”
本报驻罗马尼亚记者 张志鹏
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医生王晓光，应罗中友协邀请，公派来罗马尼亚“吉阿久贝—波尔察”医疗中心工作。一年半来，为13000多名患者进行了针刺治疗，使许多为病魔折磨的人重新恢复了健康，被罗马尼亚的患者誉为“女神”。罗马尼亚电视台在晚间新闻节目里专题报道了她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罗中友协名誉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康斯坦丁内斯库院士也撰文表扬她。
近日，记者专程前往“吉阿久贝—波尔察”医疗中心采访了王晓光。这个“中心”只有她一名医生，通常每天要为30—40名患者诊治，夏季患者更多。
诊疗室里，一位手持鲜花的年轻患者正向王大夫辞行。他来自700公里之遥的罗马尼亚东北部城市巴格乌。一年前，他因车祸右肩和右臂严重受伤，由于诊治不当，已麻痹萎缩。经王大夫两个疗程的精心治疗，已恢复知觉，能用右手向王大夫献花。王晓光高兴地接过鲜花，让他用右手写下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他眼睛里浸着泪花说，他把王大夫看成他的“第二个妈妈”。
王大夫的助手兼英语翻译佩特里克介绍了几个病例：
阿德里安，罗马尼亚人，男，17岁，出生后双膝关节弯曲僵硬，不能伸直，行走困难，需他人搀扶。针刺一疗程（10次）后，双膝关节变软，能伸直，行走自如。
伊萨贝拉，罗马尼亚人，女，33岁，患多发性硬化症2年，头晕头痛，伴有精神症状，每天哭泣不止，悲伤至极，经3个疗程针刺治疗后，精神症状消失，头晕头痛大为减轻。
尼古拉耶，罗马尼亚人，男，59岁，6个月前因左侧脑出血右半身不遂，一个疗程后，右手能够抬高，活动改善，行走自如。他说回去后要踢足球。
约翰，荷兰人，71岁，左侧臀部原有一20厘米×20厘米的肿物，腿部疼痛。荷兰医生告诉他说，最多还能活3个月。两个针刺疗程后，肿物缩小到10厘米×5厘米，腿部疼痛消失。他回荷兰一年来，经常给王晓光大夫打电话，说他一切如常，今年6月还要来罗马尼亚继续治疗，以巩固治疗效果……
王晓光1953年生于北京，外祖父家为9代祖传中医世家。王晓光坚持中西医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她利用现代生物学、解剖学、组织学、生化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以及声、光、电、磁等先进科学手段进行检查化验，然后根据中医辨证理论确定治疗方法，对症下药，下针，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她通过中医辨证理论在罗马尼亚治疗中国少见的多发性硬化症，就是一个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相结合，将中医和西医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护士埃列娜说，来就诊的既有来自美、德、意、法、奥等发达国家的富人，也有罗马尼亚的朝野政要和有钱人，更多的是平民百姓。王大夫对患者一律平等，从不分高低贵贱。有一次王晓光下班后到一位贫困老妇人家里治疗，分文不取，感动得老人给她下跪。王晓光的办公桌上每天都摆放着患者送的一束束鲜花，其中既有包装精美的名贵花卉，也有从山上采来精心用线绳扎成的野花。下班前，她把一束束鲜花分发给同事们，她留下更多的是野花。她说，野花自然，也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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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五洲茶亭
小人物与大浪潮
——二战纪念日随感之五
江建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55年中，欧美对它的反思和回忆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是在战事刚刚结束、侥幸逃脱了希特勒法西斯暴政的生还者归来之时。这些九死一生的见证人的亲身经历震动了欧洲。但是，随之而来的欧洲的经济恢复任务让人们顾不上从容地去研究历史。1961年到1962年间，当纳粹德国最重要的元凶之一阿道夫·艾希曼被抓获，并在以色列受审时，欧洲和美国迎来了第二次浪潮。自1978年美国摄制的电视连续剧《大屠杀》在德国放映之后，欧洲的反思与回忆开始了第三次浪潮，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而在第三次浪潮的浪尖上，人们看到了一批地位虽不显赫，但却以其嫉恶如仇的立场，百折不回的顽强斗志给第三次浪潮打下深刻烙印的“弄潮儿”。正是由于他们不懈的斗争，第三次浪潮才能把欧洲冲洗得如此彻底。
1997年12月有41个国家政府代表出席的伦敦“纳粹黄金”会议能够开成，应该感谢当时已届69岁的英国工党议员格雷维尔·雅纳。他本人并没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作为英国工党议员的儿子，他被疏散到加拿大的魁北克，直到1945年战争临近结束时才返回英国。在服兵役期间，第一次接触到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回忆道：“当时我就发誓要尽我所能帮助这些人。”1970年1月，他41岁时当选为工党议员后，开始发挥自己的影响，履行他18岁时立下的誓言。他不断敦促起诉战争罪犯，还建立了以探求历史真相为宗旨的“大屠杀教育基金会”。他动员英国舆论追究瑞士与纳粹的黄金交易，要求清查犹太受害人在瑞士和英国的银行中的“休眠账户”问题，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在他不懈的努力之下，伦敦的关于纳粹黄金的国际会议和1998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关于二战中被掠夺的艺术品的国际会议得以举行，为纠正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公正立下了汗马功劳。
同雅纳相比，法国的帕蓬审判案的风云人物阿尔诺·克拉斯菲尔德的经历更具传奇性。他和他的父母两代人数十年如一日，以追踪隐藏甚深的纳粹罪犯，把他们提交法庭审判、伸张正义为自己的神圣义务。早在1971年，父亲塞尔日和母亲贝亚特就同其他犹太朋友试图以冒险的方式，将逍遥法外的前纳粹国家秘密警察机构驻巴黎的头目库尔特·利什卡劫持回法国受审；后来他们又从玻利维亚调查到“里昂屠夫”克劳斯·巴比的下落，曾计划将他劫回法国。虽然两次行动都失败了，但这两个罪行累累的纳粹刽子手终究没有逃脱正义的惩罚，先后落入法网。阿尔诺继承了父母追求正义的品格，对帕蓬穷追不舍，终于把他送上法庭，直接推动了触及法国人灵魂的对二战历史的全民族的反思。
当代人的子子孙孙将会永远铭记另一个杰出的“弄潮儿”———当代最著名的电影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名字，他对第三次浪潮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1993年他以一部《辛德勒的名单》荣获了8项奥斯卡奖之后，毅然决然跨进了研究历史的行列，并把它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辛德勒的名单》带来的巨额收入，他没有保留一分钱，而是用它建立了“大屠杀幸存者录像历史基金会”。他组织起了一支有2000个合作者的队伍，在全球六大洲采访大屠杀幸存者，将他们口述的悲惨经历用录像方式记录下，供今人及后代回忆与思考。在短短不到5年的时间内，这个基金会记录了超过5万名来自55个国家的幸存者的经历。美国硅谷的电子专家们正在与斯皮尔伯格合作试验新的多媒体技术，以便使全世界的博物馆、研究机构能从这个基金会的资料库中调阅采访录。
有人曾经说，我们的时代是见证人的时代。有这么多的人为20世纪作见证，相信回忆与思考的第三次浪潮不会轻易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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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尼什的“骷髅塔”
本报驻南斯拉夫记者 谢戎彬
塞尔维亚的南部工业城市尼什有一大景观不可不看，那就是闻名于巴尔干地区的“骷髅塔”。据说，这里的“骷髅塔”是世界上唯一一座用真正的人头骨作成的塔。
我们来到了“骷髅塔”的所在地———尼什市博物馆。这是一个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院子，里面芳草萋萋，绿树环绕，一栋乳黄色的圆顶东正教式小楼是院子里的唯一建筑。乍一看，博物馆环境幽雅，哪有一点“骷髅”的恐怖气息。但走近小楼，我们发现四面的小门上都有骷髅的小雕塑，它们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这里就是“骷髅塔”。
走进小楼，“骷髅塔”，不，确切地说，是一面触目惊心的“骷髅墙”便向我们挤压了过来。“墙”上有一个个小土坑，一些小土坑里镶嵌着人的头骨。尽管由于岁月的沉淀，头骨表面大多有缺损，但透过头骨，我们依然可以看出这些头骨的主人在临死前痛苦的表情。“骷髅塔”其实是一个四方体的土坯建筑，高约35米，四面墙上分别嵌有一些头骨，“骷髅塔”的四周用玻璃圈了起来。听解说员说，“骷髅塔”的每面墙上有小土坑14行，每行可放17个人头，四面墙加起来共可放952颗人头，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保留至今的头骨。
“骷髅塔”的来历无疑是最令我们感兴趣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塞尔维亚不堪忍受土耳其残暴统治，举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1809年，一位名叫辛杰利奇的起义军领袖率领1．6万名起义军将士在尼什市郊与4万土耳其军队进行了大决战。这一战杀得是天昏地暗，战况极其惨烈，起义军方面有4000人牺牲，而土耳其军队损失更为惨重，有1万人阵亡。由于兵力相差悬殊，起义军最终在决战中失败，辛杰利奇也身负重伤而死。恼羞成怒的土耳其军队首领下令把塞尔维亚起义军阵亡将士的头颅砍下，把棉花塞进剥下的头皮里，然后送回土耳其邀功请赏。那些被剥去头皮的头骨的一部分被筑进一个由沙子和石灰建成的塔上，辛杰利奇的头骨也在其中，而且被摆放到了塔的最高处，这就是今天的“骷髅塔”。
土耳其人建造“骷髅塔”的本意是向塞尔维亚人示威，吓唬那些“不听话”的异族人。但令土耳其统治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血淋淋的“骷髅塔”并没有吓倒英勇的塞尔维亚人民，反而激起了他们解放家园的更大决心，此后塞尔维亚人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迅速席卷全国，并最终推翻了土耳其人的统治。
据介绍，早先的“骷髅塔”是建在露天野外的，没有任何遮盖。一些阵亡塞尔维亚将士的家属偷偷地把自己亲人的头骨从塔上偷走，加上几十年的风雨侵蚀，塔上的骷髅越来越少。到1878年塞尔维亚获得彻底解放的时候，塔上总共还有58颗头骨，人们在塔上加盖了一座教堂式的建筑物予以保护，这就是旅游者今天所看到的“骷髅塔”。如今，“骷髅塔”不仅是尼什的旅游纪念地，更是南斯拉夫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基地。在“骷髅塔”前，经常有一些人们摆放的祭奠物品，“骷髅塔”里头骨的主人成为南斯拉夫人民心目中真正的民族英雄，真正的民族骄傲。正如解说员在最后给我们说的那样：“‘骷髅塔’就是我们南斯拉夫人的民族解放塔。”
尼什“骷髅塔”外景。
谢戎彬 摄（附图片）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细口大肚的玻璃瓶内盛有一只大帆船，德国人叫“酒瓶船”。这是德国著名的特产，只能靠手工制作，加工难度大，而且能做此船的技工越来越少，从而价格较贵。图为德国技工在聚精会神地加工“酒瓶船”。
侯树人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