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农村经济观察
增收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
——第三届全国农村经济发展研讨会综述
本报记者 王慧敏
日前，由本报和成都市委、市政府在蓉联合举行了第三届全国农村经济发展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就“三农”工作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发表意见。今天刊登这篇综述，以飨读者。
——编者
卖难，影响了农民增收，而卖难背后是农业结构性矛盾
“近几年，农村许多问题的出现，都与农民收入减缓有关。城市出现的许多问题，也与此有关联。工业品滞销，有人说是产品不适销对路，有人认为是基础设施不行，实际上是因为农民手中没有钱。”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杜鹰如是说。
他认为：卖难，影响了农民增收。改革开放以来，农产品出现过三次过剩，以往的过剩，只是个别品种过剩，而这次过剩，是全面过剩。除了棕榈油，农产品全都供大于求。目前国库和农民手里的存粮，加起来达5000亿公斤。农产品卖不出好价，农民收入必然减缓。90年代农民收入最高的年份是1996年，较上年增收9％，此后，一路下降，1999年增幅只有3．8％。”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陈锡文认为：农民收入减缓，从表面看，与农产品过剩有关，实际上，卖难背后是农业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当前的农产品过剩是相对过剩，既存在过剩也存在缺口，过剩的是低品质产品，短缺的是高品质产品。譬如，现在尽管那么多小麦积压，可我们每年还要从国外进口上千万吨硬粒小麦。目前积压的全是软粒小麦，面筋强度不够，而我们方兴未艾的面包工业、方便面生产需要大量的硬粒小麦。所以农业的发展必须从单纯追求产量转向提高产品质量和优化产品品质上来。
结构调整，不仅关系到农民增收，更关系到国民经济基础的稳固
中国农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黄季焜认为：结构调整，不仅关系到农民增收，也关系到今后中国的经济能否持续发展，关系到国民经济基础能否稳固。目前，农产品价格偏低，已使农民很难承受，但和国际市场相比，我们的价格仍然偏高，3月份，国内小麦市场批发价是1029元／吨，而美国芝加哥同期小麦期货价是827元／吨。我国其它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也高出国际市场价格20％—50％。加入WTO在即，未来5年，如果我国的农产品不能调整结构，不能提高品质，生产成本不能降低，农业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将非常大。
陈锡文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观点。他说，人多地少是我们的国情，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提高。我国一个家庭平均土地规模是半顷地，美国家庭农场平均规模是190公顷。没有一定的规模，经营成本就下不来。面对“入世”，有人寄希望于对农产品实行价格补贴，那是不现实的。一是我们没有那样雄厚的财力去补贴，二是按照WTO有关原则，在农业方面不允许价格支持，允许支持的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市场和信息网络建设。
冗员不裁，减负不可能奏效，增收也是空谈
陈锡文说，增收，首先要减负，而要减负，就必须裁减冗员。他说，目前的农村经营体制和农村的基层管理体制极不适应。现在的农村经营体制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在这个经营体制中，农户成为市场主体；而社会管理体制则基本延续了人民公社时代的三级管理体制。每个家庭都是经营主体，那么还需要这么多机构和人去管理吗？显然不需要！现在农民负担重，一是税费不合理，二是乡镇机构冗员多。按照编制，一个乡镇很少超过40人，但现在大多数乡镇都在100人以上。没有编制，就没有财政拨款，没有财政拨款，这些人如何养活？只能向农民伸手了。如此，农民负担能不重吗？！今年中央提出税费改革方案，31个省市自治区只有安徽在试，这么多省不报名，为什么？我做了调查：道理很简单，政府怕减少财政收入。大部分县吃财政饭的人占总人口的2％—3％，一个50万人口的县，至少就有1万人吃财政。一个“财政人”一年的费用是5000—8000元，1万人就是5000万—8000万。如此不难看出，政府不精简机构，农民负担就减不下来，增收也就是空谈。
只有多轮驱动
增收才有保证
如何才能保证农民稳定增收？专家各抒己见：
国家计委农经司副司长胡恒洋认为：增收，首先需夯实农业基础。生态环境建设不仅是西部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7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土地荒漠化面积达26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4。土之不存，人将焉附？要增收还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我国资源缺乏，可以借材生财。如远洋渔业就可以通过在国外购买大型捕捞渔船，在外海作业，产品当地销售；再如，可以利用我国劳动力多的优势，到劳动力缺乏的国家租种土地。
杜鹰认为：要使农民稳定增收，除了做好劳动力转移、城镇化建设、农产品转化这些工作外，还要设法创造需求，变被动适应市场为主动适应市场。过去我们是有了市场才去生产，现在我们要通过生产去创造需求。
陈锡文认为：尽管我们的粮食生产和国外相比缺乏竞争力，但劳动密集型产品我们占有优势：如畜产品、水产品、瓜果、蔬菜、鲜花、盆景等。现在这类产品每年出口额达90多亿美元，按目前的市场价格，可买5000万吨小麦。今后如果解决好这些产品的技术、检疫等问题，增收潜力还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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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对得住农民
——记黑龙江富锦九○国家粮食储备库
刘荣升
早春时节，笔者从富锦市驱车东行90公里，叩访“超级粮库”———黑龙江富锦九○国家粮食储备库。它占地百万平方米，承担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江农管局的创业、前进、红卫三大农场的粮食收购、国家储备和邻县饶河部分粮食中转任务，先后被评为省粮食系统“百强企业”、“储备粮管理先进单位”、“储备粮调运先进单位”。
这些年，农业连年丰收，市场粮食滞销，“卖粮难”始终困扰着广大农户。国家为保护农民利益，调动种粮积极性，实行保护价粮食收购政策后，一时出现一些人钻政策空子，倒卖保护粮的现象。对此，九○粮库领导班子几次开会研究制定对策，主任刘忠库拍案而起：“咱要对得住农民！保护价、保护价，是保护农民利益的价，谁套取这个差价就是侵害农民利益，我们决不允许这种现象发生。”为此，在今年新粮收购之前，粮库派人逐个深入农户核实粮食产量与向库交售数量，据此制定售粮凭证，一户一证，由农场盖章，统一发放，农民凭证卖粮，凭证入库，从而卡死了粮贩们倒粮的“歪门邪道”。
为确保粮食收购安全、快速、有序，粮库在收粮前首先按日安排接收顺序和进度，实行以连队为单位，划片定点收购的办法。收购高峰期，粮库主动早开门、晚关门，缩短午餐时间，延长收购工作时间，做到“当日车当日卸，不卸完不收工”。同时，粮库门前的道路设立进出单行线，设置隔离带，并请农场交警上路指挥售粮车辆，使每天排得近一公里长的售粮车队井然有序。
在为售粮农户大开方便之门的同时，九○粮库严把公平交易关。早在几年前，粮库就针对农民卖粮时常常因质量、价格问题与粮库发生争执的情形，与各方协商，由粮库、农场领导和农民代表组成仲裁领导小组，负责处理各种争议，公平、公正、公开地解决问题，使农民心里有了底。
为防止出现“人情粮”现象，粮库采取微机称重，大屏幕显示，使售粮户一目了然。质检过程中，密码检验，封闭操作，化验员与卖粮人不见面。同时，请农场驻库代表监督、检查，进行卖、买双重检验。粮库还主动登门服务，化验员逐户检查粮食等级。经预检合格后粮食发票出售，从而减少了“退车”现象的发生。
九○粮库职工们有句口头禅：“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他们深知肩头承担的一方是农民的利益，一方是国家的利益，工作不可有半点懈怠。库容不够，他们就采取小囤变大囤，压缩生活区等办法，把库内能储粮的地方都用起来，并及时租用社会场地，多收多储，上为国家分忧，下为农户解愁。
近10年来，九○粮库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坏粮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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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辑点评
开动脑筋 主动调整
关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我们开辟了专栏，介绍过省、地、县等不同层次的典型经验和做法，而今天介绍的是一个农户的调整行为，是不是太微观了？
我们也曾有此顾虑。但仔细想想，介绍家庭这个层次的做法确有必要。农村的家庭不同于城市的家庭，它既是一个消费单位，更是一个生产单位，是农村经济的细胞，处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最前线，是结构调整的主体。我们讲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户就是其中基础的一层。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宏观的大战略，但最终要落实到千家万户具体的生产经营实践上。调结构，一方面要发挥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制定政策、提供信息，引导农民进行调整；另一方面，要靠千千万万个农户自己开动脑筋，根据相关的信息和对市场的预测、分析，调整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至于调整得对不对、好不好，这就要看每个农户的本事了。自然，每个农户的本事有大小、能力有高低之分，但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开动脑筋，琢磨增收创收的点子、路子，而不是等、靠、要。
全国有2亿多个农户，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编发这篇稿子并不是说这个农户调整得多么好，更不是让大家都来照葫芦画瓢。但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每一个农户都应当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结构调整中掌握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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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到农家看调整
本报记者 罗昌爱
正值春季生产季节，记者来到广西宜州市德胜镇榄树村兰振国家，采访这位农民是怎样搞自家产业调整的。
兰振国一家7口人，6个劳动力。今年他家经营有水稻、甘蔗、蔬菜、草皮、养猪、养鱼以及劳务输出等8个生产项目。来到兰家，田里苗儿青，圈里猪儿肥，塘里鱼儿跃，一派兴旺景象。谈起家庭产业调整，种了一辈子田的兰振国滔滔不绝：“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我们家粮仓是满了，可钱包却还是瘪的。为什么？就是光懂得种粮，单一经营。中央讲农业结构调整，我响应了，责任田里种粮又种蔗，结果神了，家里增粮又生钱，年纯收入突破2万元。”兰振国停了停说，“就家庭来说，尽管规模不大，但‘产业调整’也要随着自己的生产经营能力和市场的变化而不断改变。”
兰振国给记者透露了他在这方面的教训：早些年，当地甘蔗和马铃薯销售市场看好，他抓紧种植，结果挣了不少钱。去年市场发生变化，收入一下跌了下来。今年他作了调整，将原来种植的8亩甘蔗压缩到5亩，原种的3亩马铃薯压缩到1亩；在水稻种植方面，他也改变了原来“凡属高产就种”的习惯，6亩水稻种植面积今年全部推广优质高产品种；养猪、养鱼和草皮种植在当地市场销路看好，兰振国就把生猪养殖由10来头发展到20多头，水产养殖和草皮种植也由去年各1亩分别扩大到今年的2亩多；劳务输出是一项旱涝保收的副业，兰振国继续让两个孩子在外面“打工”。兰振国认为，这样的调整还是比较合理和力所能及的，如果风调雨顺和经营得当的话，收成肯定会有新突破。
为了适应调整需要，兰振国对全家劳动力作了严格分工：除了共同分担重活外，他的四个儿子，老大老二外出打工；老三负责养鱼；他的老伴和四儿子负责养猪种菜。经过全家讨论，制订了严格的“家规”：外出打工的老大老二，每年每人必须上缴家庭1000元以上现金，达不到要求，不仅年终拿不到“家庭奖”，而且家里不承担其在外的生活费用。其他种养项目，也规定具体的目标要求，各负其责，视收成好坏情况决定奖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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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抗旱
今年，安徽省霍邱县遭到了自1978年以来的特大干旱，夏季粮油大幅度减产。面对严重旱情，该县调整种植结构，发展节水农业，水改旱、粮改经、早改晚，抗旱保丰收。全县压缩水稻50万亩，种植山芋、玉米、瓜菜、油料等旱地作物。图①：河口镇扩大经济作物面积，杂交西瓜制种500亩、黑豆制种500亩、种蔬菜4000亩。图为林桥村农民庞现芳在浇西瓜。她家3亩杂交西瓜制种全靠肩挑手提浇水。图②：县水务局抗旱服务队深入一线安装、维修抗旱机械，保证提水灌溉。尹宏声 胡波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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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村级高息融资当禁
编辑同志：
目前，农村一些地区为完成上缴任务而向社会大量高息融资，这一现象值得注意。
据笔者了解，湖北某市某办事处下辖9个行政村，村村都向社会高息融资，年利率超过10％，融资金额高达900多万元。
笔者认为，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国家政策，社会危害性较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扰乱了金融秩序，严重影响了信贷支农力量的发挥。
二是滋生了支付风险。村级高息融资类似民间借贷，如到期不能还本付息，村里就用息转本的办法搪塞了事，蕴藏着极大的支付风险。
三是加重了农民负担。村级高息融资所采用的利率通常是国家基准利率的2—6倍，于是村里就千方百计将利息债务分摊到农民头上。这样一来，不仅加重了农民负担，同时疏远了干群关系。
笔者呼吁：村级高息融资当禁！
湖北省武穴市 治武 东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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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四面八方
金乡县：农民竞聘外语翻译
本报讯 山东省金乡县60多名农民企业家，凭借聘请的外语翻译扶助，产品得以走出国门，获得了丰厚收入。
金乡县是“中国大蒜之乡”，近几年市场经济大潮使数以万计的农民洗脚出田成了商贾，但因不懂外语，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难以施展手脚。聘请专职外语翻译便成为闯荡国际市场的“拐杖”。马庙镇农民孟宪霞创办的华夏食品公司和常年做大蒜生意的鱼山镇农民韩允其相继聘请了外语翻译，效益大增。去年，聘请外语翻译的60多名农民企业家共外销大蒜及制品1．2万余吨，创汇600多万美元。
（张留占 刘广良 刘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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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百余专家探讨水资源政策
本报讯 由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共同组织的“水资源政策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
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高级顾问RandolphBarker博士和水资源项目主任DavidMolden博士作了专题学术报告。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水资源政策研究项目主任王金霞博士作了题为“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制度的创新”的专题学术报告。她分析了中国水资源短缺的三大原因：技术制约因素、财政和信贷不足以及不合理的政策、制度和管理方式。
来自农业部、水利部等部门和机构的100多人出席了会议。（夏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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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洋专家进村
陕西省澄城县政府为使该县优质苹果再上台阶，提高广大果农综合技术素质，邀请德国果树专家进村，传授苹果栽培技术，受到好评。图为德国专家正在给果农做修剪技术示范。
曹发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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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打好扶贫攻坚战
安康：扶贫奔小康
刘芳霞
很难想象这机械轰鸣、马路平整、楼房林立、村貌整洁的江北办刘家沟村几年以前是一个连给军属送副对联的钱也拿不出的穷村。
安康市委书记杨达才介绍说，这巨大的变迁正是历届安康市委、市政府班子坚持以“扶贫奔小康”举全力促使村民治穷致富的一个缩影。如今，像这样的村子在安康市已达200多个。
增产增收出路何在
地处秦巴山区的安康市，属国家贫困县（市），全市92万人口有73万人在农村，是典型的以农为主的大市，人多地少，经济基础薄弱。
从1994年开始，安康市委、市政府依据“八山半水半分田”的自然条件和十年九旱的客观实际，努力开辟“双增”新路。
地处偏僻的沙坝乡，走科技兴农之路，从1998年开始率先推广地膜小麦，靠科技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地膜小麦被称为安康市旱作农业的又一次新革命。
关庙镇吴台村距安康市区2．5公里，镇委书记陈远才介绍说，这个村在推进“扶贫奔小康”过程中，抓住“西康铁路”建设机遇，发动村民修建100亩平地，建设集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城郊型农业，仅此一项年集体经济收入逾50多万元。
据统计，1999年全市达到小康标准的200多个村人均产粮480多公斤，人均纯收入在2000元以上。
没有特色就没有效益
安康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开发主导产业，推进产业化经营作为关键措施，发展了一批专业户、专业村和特色乡镇。
曾为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安康水电站做出突出贡献的玉岚乡清泉村，坚持种、养、旅游业并重，近3年发展庭园经济示范户72户，并创造性实施粮果间套，全村名优果园面积达到700亩。在去年特大旱灾的情况下，该村村民粮、钱收入仍保持较高纪录。
目前，安康市已逐步形成了以蚕桑、林果、药材、烤烟为骨干项目的一批富民、富村、富乡、富市的拳头产品和支柱产业。
并非仅解决“有饭吃、有钱花”
安康市委、市政府着力于“两个文明建设”同步推进，强化村容村貌等基础设施，促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地处安康市火车站附近的中渡村，倡导村民“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两个文明”建设同步推进，1999年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命名为“文明村”。
韦家坡村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全村216户，户户楼上楼下，家家电灯、电话，全村学龄儿童入学率始终保持在100％。
据主管“扶贫奔小康”工作的安康市委常委、农工部部长王化成介绍，沿着“扶贫奔小康”这条路子，到2002年，全市农村小康村可超过500个，占总村数的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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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四面八方
常太镇：被授予“中国枇杷第一乡”称号
本报讯 福建莆田县常太镇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大面积种植枇杷，走出了一条“科技兴果，产业兴农”的小康路。其高品质的“常太枇杷”畅销海内外。农业部近日授予该镇“中国枇杷第一乡”的称号。（宋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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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四面八方
东高桥村：小作坊走向大联合
本报讯 河北省玉田县东高桥村是冀东有名的生产石棉瓦专业村。昔日鳞次栉比的150多家石棉瓦作坊近年悄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16家厂房高耸、机声隆隆的机制石棉瓦厂。
到目前，该村原来150余家个体瓦厂联合成16家具有一定规模及先进设备的机制石棉瓦厂。全村各瓦厂共雇用外地劳力1000余人，其中安置县内外下岗职工400余人，并由原来的每天生产近万片发展到现在的日生产3万多片，年产值5000万元。每年该村都涌现出个体私营业主10万元以上纳税大户5至12家。
（杜中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