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立法与执法)
专栏：特别报道
愿悲剧不再重演
——关于“打拐”的观察与思考
本报记者 毛磊
种种事实表明，日益猖獗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严重侵害了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重大恶性案件，直接危及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给千千万万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使许许多多父母兄弟长期承受着骨肉离散的情感折磨。有些家长为寻找孩子倾家荡产，有些家长则自发组织“寻子协会”等等。
谁没有至亲骨肉，谁没有骨肉亲情？
面对失去骨肉者的呐喊，面对血与泪的控诉，面对党和政府的重托，公安部的决策者们，站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利益的高度，拿出了令人折服的举措—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动员全国广大民警，自今年4月1日开始，集中四个月时间，开展首次全国规模的“打击人贩子，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专项斗争”。
①形势不容乐观
被称做2000年中国“打拐”第一大案的贵州省贵阳市陈其富“家族集团”拐卖人口案震惊全国，至今年2月底，警方已解救出被盗抢的儿童43名，抓获犯罪嫌疑人28名。
这个案子的暴露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去年12月4日上午，在贵阳市双峰路上，犯罪嫌疑人陈其富将一名正在玩耍的男童诱骗上其为作案准备的微型车时，被这名儿童的母亲发现，并在周围群众的协助下扭送公安机关。
警方突击审讯陈其福，由此掌握了他自1995年以来，与其大哥、大嫂、二哥、堂弟等人勾结，并在其他亲属庇护下，形成长期盗抢、拐卖儿童犯罪网络的基本事实。
这个以家族为纽带的犯罪团伙自1989年起就开始了拐卖妇女儿童的勾当，被他们盗抢的儿童近百名，多数贩卖到广东。拐卖儿童聚敛来的100多万元钱财，不仅购买了盗抢儿童的专用车，还购买了两部有经营权的长途客车和出租车以及一套装修豪华的住宅。
贵阳市公安机关迅速展开追捕行动，先后捕获陈其富的弟弟陈其勇、堂弟陈其受、嫂子赵兴兰、堂哥陈其阳、妹妹陈其英、母亲罗跃先等人。警方还调动大量警力，深入广东潮阳、普宁、南海、揭阳、佛山等地顺藤摸瓜，克服被当地群众围攻等困难，解救出40多名被拐儿童。
这批儿童几乎都是1997年以来，尤其是近两年从贵阳市区流动人口家庭中拐走的，最小的仅1岁多，最大的7岁，其中有一名女孩。据悉，每个儿童“一拐”的卖价就要达到数千到上万元，此后往往还要经过“二拐”、“三拐”，最多的达“七拐”。
警方透露，自1991年至1998年，贵阳市有230起盗抢儿童积案未破，被盗抢儿童家长意见很大，多次到党政机关上访，给社会治安秩序和政治稳定带来不利因素。最近贵阳市又有188名被拐儿童家长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强烈要求严惩人贩子，请求公安机关尽早找回失踪孩子。
纵观陈其富“家族集团”拐卖人口案件，人们发现这是一个职业性犯罪集团，盗抢儿童从开始的租车作案到自购汽车犯罪，形成了从“找货”、“藏匿”、“贩卖”到“中转”的“供销一条龙”，其犯罪行为日趋成熟，更显诡秘。此外，这是一个具有洗钱特征的犯罪集团，他们用盗抢儿童的赃款购置营运汽车，并以此职业作掩护。
毫无疑问，这与人们通常印象中人贩子不过是乌合之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传统犯罪不同，陈其富的“组织网络”已经“进化”了，他们的犯罪手段，已经从原来的暗地偷、骗，发展到公开抢劫或利用麻醉品“智取”的地步。
几乎与此相同，山西警方在这次“打拐”行动中一举捣毁了一个在三省区18个县200多个乡镇建立700多个收购婴儿联系点，以家庭成员为主的，15人家族式特大拐卖婴儿犯罪团伙。1997年以来，山西怀仁县农民曹东升伙同其妻、其妹等人，冒充铁路货运主任、公司经理等身份，在农村接生医生及闲散人员中建立联系网，通过联系人骗取新生婴儿父母的信任，以2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价格收购超生婴儿，然后转卖外地，从中牟利。现已查实的134个联系点共为曹东升团伙提供婴儿72名。
的确，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近年来在我国出现新的特点：重点区域发案仍居高不下，涉案区域扩大，跨省区作案增多；犯罪团伙日趋严密，向职业化、集团化发展；盗、抢、贩卖婴幼儿案件突出；拐骗妇女到外地强迫卖淫的案件不断发生。
这类犯罪凸现了这样几个转变：由单一的男性犯罪向男女合谋转变，大部分拐卖案件都有女性参加，且担任重要角色；由多元纠合、单一环节犯罪向家族合作，偷、抢、拐、运、卖一条龙转变；由公开化向伪装隐蔽化转变，有的以介绍对象为名，索取高价费，有的以“婚姻”搭桥为手段，坑骗买主，有的女人贩子将盗拐来的婴儿冒充自己“婚外所生”，以无法养活为借口，高价出卖，由于不易引起怀疑，因而屡屡得手。
②铲除买方市场
先从“打拐”斗争牺牲的第一名警察说起。
今年4月10日中午，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四王子旗公安局巨巾号乡派出所民警赛音巴雅尔和另外两名民警深入到第一线去调查当地收买被拐卖妇女情况。下午6时，到达东海卜子村，开始盘查韩永来等三个重点对象。
韩永来于1991年花3600元钱买过一个被拐卖来的四川妇女为妻，后这个妇女找机会逃脱。1998年，韩永来再次收买一名被拐卖的四川妇女，至今没有办理合法婚姻手续。
三名民警对这位四川妇女调查了解过程中，韩永来破口大骂乡政府，赛音巴雅尔等三名民警劝说无效后，遂暂缓对其调查离开韩家，到另外两家摸底调查。这时，韩永来尾随而来，继续追骂民警，干扰民警执行取证公务。赛音巴雅尔再次劝告他，并请韩出去，然后把门闩住，不让其进屋捣乱。
韩永来便站在门外大骂不止，当赛音巴雅尔开门的时候，韩永来掏出一把屠刀猛地捅入赛音巴雅尔的胸膛。赛音巴雅尔当即倒在地上，另两名民警立即开车送他去医院，途中，赛音巴雅尔不幸牺牲，年仅30岁。韩永来被警方擒获。
4月12日，当地众多群众向赛音巴雅尔的遗体告别，人们强烈要求公安机关不能光对人贩子来硬的，对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中的“买主”也决不能心慈手软。
人贩子的“生意”之所以“红火”，“买方市场”活跃是主要原因之一，一些买主只关心“价钱”，根本不问妇女、儿童的来历。在他们看来，既然是花钱买来的，就是合法的，自己也是受害者和受骗者。在解救过程中，“买主”围攻、漫骂、殴打警察的事情时有发生。
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所说，法律的严厉性不能仅表现在对罪犯的处罚上，而应表现在使所有罪犯都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目前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愈演愈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买方”打击不力。尽管刑法规定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很少听到执法机关对“买”妇女儿童者予以制裁的事例。
由于拐卖一名妇女、儿童的所得，抵得上贫困地区一个家庭一年的收入，加上“买方”的需求又不断增加，在客观上强烈刺激了犯罪分子的“积极性”。可以说，“买方”是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形成和发展“生物链”上的重要环节。只有对“买方市场”予以严厉的、毁灭性的打击，使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无法实现其“利润”预期，才能有效预防和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才能消除人贩子滋生犯罪的温床。
如何铲除买方市场？公安部预防犯罪专家陈小波提出，应该让犯罪分子付出高昂的代价，要让犯罪分子的交易保持高价位，严格控制犯罪的供给量与需求量，让买卖妇女儿童的黑市逐渐萎缩和消失。一方面加大犯罪分子进行拐卖妇女儿童活动的成本。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司法机关要从刑罚上和经济上加大打击力度，使其得到应有的惩罚。预防犯罪的根本方法，就是要让犯罪人知道，他的犯罪行为只能引起利小于害的结果。另一方面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者的风险。一切收买妇女儿童的行为都是违法的，根据法律规定，按照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意愿，不得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在我国政府的打击下，那些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者将落得“人财两空”。
③问题值得思考
一个个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血泪经历，让生活在安逸和舒适中的人们感知阴暗和苦难；一次次打拐告捷的喜讯，令人们为公安民警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深深感动。然而种种事实不由得发人深思：
——一名云南的25岁妇女小琴去年被拐卖到福建省宁德地区寿宁县穷山村，“嫁”给了一名间歇性精神病患者。今年3月15日她逃出“虎口”，得到公安机关的帮助和保护。然而给家里打电话已快一个月了，家里人一直没有露面。小琴说：“家里不是因为没有钱，我知道，他们是怪我被拐卖，丢了家里人的脸！可是被拐卖并不是我自愿的呀。我是无辜的，别这样冷眼看我，请不要怪我！”
由于一些地方至今封建、落后思想相当严重，法制意识淡薄，造成被解救妇女回家后遭到村民甚至家人的歧视。一名已被解救回家的妇女说：“回村后，总有人对我起哄、吹口哨，好像我变成了大怪物。他们讨厌我，认为我给全村人带来了晦气。”
为什么一些被警方解救的妇女既想家又不愿回家呢？除了惦念留在买入地的孩子，还与她们原来在家乡生活不幸、回家后也不可能幸福有关。有一名被解救后返送回家的妇女说：我从小就被父母订了娃娃亲，为反抗结婚出走后被人贩子拐卖。我担心被送回家后母亲又会逼我成婚。这些不想回家的妇女都有难言之隐。
———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由于打击对象的特殊性，以及立法方面存在的漏洞，在追究了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后，尚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民事问题。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张名实提出，被拐卖妇女儿童主要是被作为“妻子”、“儿女”而被犯罪所侵害的，基于这种特殊性，一名在被拐卖期间生养子女的妇女被解救后，就可能出现买主及其家族成员对该子女主张亲权的问题；当被拐卖多年的儿童被解救后，又会出现买主及其家族成员主张收养权的问题；而作为被害一方，被拐卖的妇女或被拐卖的儿童的法定监护人，都可能提出犯罪赔偿的问题。这些因犯罪而引发的民事领域的问题，应当得到妥善解决。
比如犯罪赔偿问题，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被拐妇女及被拐儿童的法定监护人都有权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赔偿经济损失。但要注意两点：一是根据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犯罪赔偿的范围，仅限于被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直接的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害和间接的经济损失。二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而被害人居住地与被告人居住地往往有千里之遥。
——长期以来，这样一些现实问题困扰着战斗在一线的公安民警和公安机关：缺乏足够的资金；缺乏足够的具备一定素质的专职“打拐”民警；缺乏足够的装备来完善有关信息的收集、分析和交流，以便为各地警方的“打拐”工作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缺少必要的中转、遣送、收容机构。许多被解救妇女儿童是在公安局甚至是民警家中受到民警个人的帮助，而这些帮助不仅不够系统，又无形中增加了“打拐”民警的额外负担。
记者了解到，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在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的大力支持下，于1999年2月建成有14间房400余平方米面积的徐州解救被拐卖妇女中转康复培训中心。去年6月，公安部刑侦局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徐州市联合举办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项目管理人员培训班”暨“徐州解救被拐卖妇女中转康复培训中心”揭牌仪式。
云南昭通鲁甸的这几位村民被拐卖的儿子有了下落，办案民警却忧喜参半，因为他们有件头痛的事：拿什么去买汽油？对于到省外去调查、解救这几位村民的儿子，他们更拿不出足够的经费。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装了一沓用工资垫支的办案出差费一直没能报销。 施晓焰 摄（附图片）
第10版(立法与执法)
专栏：法制纵横
打拐，需要群众参与
焦景宏
公安机关展开的“打拐”专项斗争，使许多人贩子纷纷落入法网，不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得到解救。然而随着“打拐”斗争的深入，一些不法分子把拐卖人口的罪恶行径搞得更为隐秘，给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带来了困难，还有一些不法分子暂时歇手望风，企图避过风头再干。有鉴于此，要彻底铲除拐卖人口这一罪恶现象，就需要进行一场“人民战争”，才能让不法分子无处藏身。
从公安机关破获的案件来看，拐卖人口的不法分子所采用的手段几乎如出一辙：先以各种各样的方法骗取受害人的信任，将受害人拐到目的地再寻找买主进行罪恶交易。不法分子在最初拐骗妇女、儿童过程中，其行为较为诡秘，不易被人发现破绽，而拐至目的地后在卖的环节上就相对公开，采取瞒上不瞒下的方法，四处活动、找人牵线搭桥，寻找买主进行交易。而买主在买回受害人后一般也在一定范围内对受害人进行看管，甚至有些买主买回“媳妇”后还要举行“婚礼”，这就不可能完全封锁消息，对亲戚邻居保密。更令人可悲的是，有些村民看到人贩子拐来的妇女或儿童后，还“一片好心”地积极为远亲近邻牵线搭桥，热心替别人“介绍”对象、“领养”孩子，甚至有些村干部也为“成人之美”不仅不去举报，反而热心为人贩子充当说客。凡此种种，周围的群众都心知肚明，却不愿意举报，甚至乐为说客，在一定程度上为人贩子提供了方便，充当了罪恶交易的帮凶。由于当地群众知情不报，欺瞒上级，就会使公安机关难以获得线索，给破案造成困难。
因此，要彻底铲除拐卖人口的罪恶现象，就必须向群众大力宣传拐卖人口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要让群众了解被害人骨肉分离的悲惨事实，要让群众知道知情不报或为人贩子充当帮凶是违法犯罪行为。只有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进行一场“打拐”的“人民战争”，让所有的群众都参与打拐，举报不法行为，让人贩子失去活动的市场，让买方受到处罚，让不法分子无处藏身，才能根治这一现象。
第10版(立法与执法)
专栏：执法者风采
真诚的爱
——记因公壮烈牺牲的民警林向京
蔡育霞
今年4月27日，一个喧闹的夜晚，福建省石狮市公安局治安科民警林向京在完成了两起伤害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后，回到科里已近晚上6时，全市性“压发案、打流窜、清‘三无’、保稳定”的统一行动时间已到，科里本来没有安排他参加行动，可他见科长、指导员都出差在外，怕副科长忙不过来，就主动请战。当晚9时许，当他们清查到一幢未竣工的高层楼房时，擒获嫌疑人员3名，并从其中两人身上搜出涉嫌作案刀具两把。紧接着他又发现里间有异常，转身进入里间，就在擒拿一名蜷曲在地上的可疑人员时，坠入现场一近30米深的黑洞，壮烈牺牲，年仅33岁。
当一名人民警察是林向京从小的向往，向京牺牲后，他年迈的父亲悲伤地说：“在填报大学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填报了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拿到录取通知单时，他高兴得几夜未眠。”
1997年4月，林向京调到治安科重案组工作。在治安科工作3年，林向京所在的办案组两个人共办理各类案件279起，查出各类违法犯罪人员583人，办案数量全科第一。1995年林向京被石狮市委、市政府评为“优秀公务员”，1999年度被市委、市政府评为“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
在去年11月追逃专项斗争中，他协同其他民警在野外追捕一名网上逃犯，一直冲在最前面。在追逃犯的搏斗中，脚踝受伤骨折，正如他在11月20日的日记中写到，因脚伤严重不得已请假休息。11月21日—24日在家疗伤，11月25日伤势未见好转，还是回局里上班，帮助整理了笔录材料。据科里同事介绍，他脚踝骨折后，一直惦着科里人手少，案件多，同事们忙不过来，去医院打针回来，痛苦不已，脸色青白，但还是坚持让他的妻子用摩托车送着来上班。因摩托车开不进来，向京下车后，单腿跳着跳进办公室。他总是对同事说，你们在外头忙案件，我在这里帮忙看电话、整理材料也行。他就这样用热诚的心去爱同志、帮助同志。
向京的邻居伤心地谈道，他们家住的是12单元一幢的宿舍，他总是风雨无阻地坚持每个月主动到楼顶清理水塔，冬天从外面办案回来，在冷风中赤脚跳进水塔里清洗，脚冻得红肿红肿的。1993年以来7年从不间断。
向京是个很懂得爱情，很会生活的人。碰到休息时间，他从来是陪妻子和女儿一起出去走一走；远行归来时，总是在期待着他、已熟睡的妻子和女儿的床头放个小小的礼品，以示自己深深的歉意和对妻子真切的爱。想起这些就泪如雨下的妻子雅双说，尽管他们经济条件不好，她的朋友却羡慕她拥有了丈夫向京，结婚8年了，他们始终过着恩爱的生活。
第10版(立法与执法)
专栏：执法者风采
白山绿水情更浓
杨宋焦
风雪边关几十载，松桦相依根相连。驻守在长白山沿线的吉林公安边防总队官兵与驻地各族人民携手并肩，到处都留下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共筑千里边防线的故事。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敬老院是长白镇边境工作站11名官兵牵挂的“家”。在边境工作站，官兵们建立了“爱心档案”，里面详细记录着每个老人的姓名、生辰和身体状况。每逢老人寿辰，官兵们都要前去祝寿，为他们唱起生日快乐歌。朝鲜族老大爷赵玉顺生病了，官兵们轮流护理了七天七夜。老人说：“边防官兵比亲儿子还要亲！”
“爱民就要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集安市老虎哨边检站党委为改变地法村的贫穷落后面貌，帮助农民发展温室大棚，为群众提供致富项目及信息，到市电影公司租借科技影片给村民们放映，为乡亲们购买科技图书等，使这个村10多户农民脱贫走上了致富路。
夸起边防官兵来，驻地“五保”老人王盛州夫妇说个没完：修房、种菜、砍柴、担水，逢年过节送米送面……官兵们几十年如一日。自幼因手臂烫伤家里欠下许多债务的小董利、父亲因病丧失劳动能力致使家庭贫困的朝鲜族小女孩金正淑，都是在边检站官兵的帮助下重新圆了读书梦。
近年来，吉林公安边防总队官兵为边疆各族人民群众捐款捐物30余万元，帮助40余户脱贫致富，资助80余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
“边防官兵为我们站岗放哨，我们也要尽力为官兵们排忧解难。”素有长白山第一哨之称的维东边境工作站遭暴雨和大风袭击，造成输电线路故障，给边防官兵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大不便。抚松县委、县政府闻讯后，拨款12万元，派专人到海拔2000米的维东哨所为官兵保养电机、更换输电线路，使执勤点官兵重新用上了电，看上了电视。
在吉林省边境地区，人民群众主动为边防官兵服务的事不胜枚举。一位名叫杨丽的理发室大姐，1996年以来义务为边防官兵理发上千次；白山市八道沟区80多岁的肖关桂老人，为边防官兵缝制鞋垫600多双……在吉林省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下，近年来有1000余名边防干部的家属子女解决了就业、入学、入托等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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