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职务的本质是责任
刘占锋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一些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相继落马。仔细分析这些人由领导干部堕落为腐败分子的轨迹，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个共同原因，就是他们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只看到职务是权力的象征，忘记了职务更是一种责任。因此，正确把握职务的本质，正确对待权力，是摆在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面前的现实课题。
职务，就是职位规定应该担任的工作，它有两个属性，一是权力，二是责任。权力是实现责任的手段与工具，而责任的圆满实现则是运用权力的目的。没有权力，责任就无法落实；没有责任，权力就不可能得到正确运用，二者相辅相成，但责任是其本质属性。古今中外，立志报国的仁人志士，莫不把职务与责任紧紧联系在一起。据记载，宋代名相范仲淹在每天就寝前，总要把当天的工作与花费作一番对照。两者相称，则能安然入睡；否则就会夜不能寐，第二天一定努力工作加以弥补。这反映了那些正直清廉的封建官吏对职务本质含义的理解与态度。
能不能正确对待职务，把责任放在第一位，决不是个人小事。在人民群众眼里，官吏都是政权的化身，其言行举止反映着政权形象。一旦吏治腐败，积重难返，人民群众这个本来“可以载舟”之“水”，很可能就会化为足以“覆舟”的惊涛骇浪。所以，在古代社会，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也都要求官吏勤政、务实、廉洁、尽职，对昏庸、骄奢、贪污、渎职等行为，则作为弊政而严加防范。但由于其社会制度的剥削性质使然，对官吏们奉公、廉洁等要求落到实处的极少。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政权的性质才发生了根本变化。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任何特殊利益；作为执政者，党的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公仆，都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这并不是说剥削阶级的思想不会乘虚而入。其实，我们的干部同样面临着能不能把握好自己，能否摆正权力与责任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就曾严肃地批评一些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一些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忘掉了党的宗旨，卷入了各种经济犯罪，使手中的权力逐渐蜕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正如邓小平所说：“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正确对待职务，把责任放在第一位，也是对为官从政者理想、胸襟、道德、情操的特殊要求。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思想境界更高一些，坚持党的事业第一，坚持人民的利益第一，为国家、为民族奋不顾身地工作。有了这样的精神支柱，站得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对个人的名利待遇等等，就能够正确处理。”有了远大的理想、宽阔的胸怀与高尚的道德情操，才会有“苟利于国，知无不为”的报国之志，才会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也才能正确地对待权力与责任。像焦裕禄、孔繁森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正是正确对待权力和责任的代表。
我们目前所从事的事业，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忠实公仆，不论担任何种职务，都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封建官吏能够做到的，我们理应做得更好。如果我们也能像范仲淹那样，在每天就寝前，想一想自己的权力是谁给的，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尽到没有，所尽之责与自己的职务是否相称，那么，还有什么香风毒雾能够迷惑我们，还有什么糖衣炮弹能够打倒我们呢！
第9版(理论)
专栏：
源于实践的思考
坚持发展生产力不动摇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党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必须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密切关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准确把握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趋势、特点、规律，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抓住一切机遇，大胆探索，大胆创新，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发展生产力；坚持速度与效益相统一，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相统一，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徐晓伟（湖北）
把当前“最大的政治”落到实处
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肩负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历史使命。因此，党的先进性必然体现在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上。当前，挑战与机遇并存，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意味着必须坚定不移地抓发展。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就是要认识到小富即安、小进即满不是共产党人的胸怀和追求，我们必须开阔眼界、奋发进取、不断超越，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从而真正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最大的政治”落到实处。——刘朝瑞（河南）
切实摆正党群关系
是否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主要看能否切实摆正党和群众、政府和群众的关系，解决好新的历史时期依靠谁、维护谁的利益和向谁负责的问题，把对领导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千方百计地为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真正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干部要正确使用权力，带头遵纪守法，坚持同以权谋私、铺张浪费等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同一切破坏人民群众利益的现象作斗争，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前进。——陈伟民（浙江）
“三讲”教育是实现“三个代表”的重要手段
“三个代表”作为我们党的先进性在新时期的集中体现，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反映，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从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着力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三讲”教育，就是我们党从思想政治建设的角度为当好“三个代表”而进行的一次新的探索，其理论和实践成果将使我们党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宋福范（北京）
党性锻炼的根本要求
看一个党员党性强不强，合格不合格，用“三个代表”就可以衡量出来。“三个代表”决不是空洞的口号，它包含着非常具体的实际内容和科学内涵。在党性锻炼中坚持了“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在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各项实际工作中，党员的先进性、先锋模范作用就会实实在在地体现出来，就会自觉地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勤勤恳恳、不畏艰难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从而更好地提高党的威信，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
——阎宝礼 吴敏（山西）
第9版(理论)
专栏：
树立正确的成才观
李润海 刘书林
什么叫做成才？怎样才能成才？人们的认识还很不一致。一些追求成才却走向反面的典型事例，不能不令我们深思。“我们的学校、教育部门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部门，都要注意做工作，把家长希望子女成才的迫切愿望、教师教书育人的心情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全面提高青少年的素质。”江泽民同志的这番话，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成才观，指导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拓展社会主义人才观的新视野。毛泽东关于使受教育者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邓小平提出的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为我国社会主义人才观确立了基本原则。当前，面对21世纪世界发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人才观，拓展社会主义人才观的新视野。江泽民同志说：“正确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使他们能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一个关系我国教育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他还指出：“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不仅要加强对学生的文化知识教育，而且要切实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那种把人才理解为单一智育型，把素质教育片面地理解为只是人文知识的教育，或把素质教育简化为唱歌、画画、弹琴，都是严重地偏离素质教育的方向、丢掉社会主义人才目标的表现。我们讲素质教育，是包括政治素质、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健康的身心素质、实践和创新能力在内的全面的素质教育。只有这些素质全面发展，才是合格的人才，否则，就是不合格的人才，甚至是畸形的人才。因此，在培养人才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处理好非智力因素与智力因素的关系。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在青少年时期尤其如此。智力因素的发展并不以家长和教师灌输知识的主观愿望为转移，而是以青少年自身的学习动力、个人毅力、思维方法、情绪状态、人际处境的感受等非智力因素为转移的。因此，有远见的教育家强调，在德育与智育的关系上，应当强调德育。那些注重培养子女非智力因素的人，其子女的智力因素往往能够得到理想的发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只顾智力因素的培养而不顾非智力因素培养的人，就会事与愿违或事倍功半。
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成才的第一要素。我们培养的人才是立足中国实际，能够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才，因此，必须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邓小平提出的“四有”新人，首要的一条就是“有理想”。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也强调指出：“尤其是要加强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和动力。青少年时期是追求理想信念最热烈的时期。如果理想信念教育的导向正确、内容合适、方法有效、教育环境健康，那么青少年就能够树立起比较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相反，如果教育导向不正确，教育内容不合适，教育方法陈旧落后，教育环境不好甚至社会风气不正，青少年的理想信念就会出现混乱和偏差。理想信念一旦出现偏差，青少年就很难顺利成才。例如，有的青年读书不错，甚至读到了博士，但理想信念的问题没有解决，结果去练了“法轮功”，险些在政治上和学业上夭折。这样的教训并不少。一般说来，精神堕落往往是从丧失理想信念开始的。只有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人，才能克服发展道路上的种种困难，到达成功的彼岸。所以，培养“四有”新人，理想信念教育绝对不能淡化，更不能丢掉。我们要牢记邓小平的话：“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
培养创新能力是成才不可缺少的条件。创新能力是成才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事业上无所创新的人是不能算成才的。一个人要在科学上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更离不开创新精神。要想在任何一个平凡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成就，都需要有创新精神。一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但是，我们强调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决不是所谓“天才”、“怪才”的突发奇想，而是在掌握科学知识的前提下，严格地按科学规律办事。离开科学精神，就不可能有什么创新。解放思想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但解放思想是以符合事物的自身发展规律为前提的。离开科学认识事物的规律，只能使思想陷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泥坑。青少年要成才，就必须踏踏实实地学好科学知识，为创新打下良好的基础。创新不能离开社会实践，不是关在房子里脱离实际的冥思苦想。在具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之后，创新必然是在实践中实现的。实践出真知，实践出办法，实践使理论显现自身的价值。因此，只有理论联系实际，勇于实践，才能实现创新。
培养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对成才具有重要意义。艰苦奋斗，知难而进，是每一个立志成才者必须具有的精神风貌。就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来说，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需要走很长的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可能一帆风顺，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也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曲折和坎坷。我们要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贡献，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因此，我们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必须具有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在这方面，“两弹一星”的功臣们，九八抗洪抢险的英雄们，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们，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事实证明，只有让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磨炼出坚强的意志，才能具有抗挫折、抗失败、抗压力的能力。如今，人们的生活条件比过去优裕了，更要注意为青少年提供艰苦奋斗的环境，自觉地使青少年经受物质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艰苦锻炼。有些家长为了使子女成才而滥用金钱、提供过分优裕的生活条件，结果反而影响了子女的健康成长。晚清“八旗子弟”和历朝历代纨绔子弟养尊处优、玩物丧志的教训很值得我们记取。因此，要自觉地让子女经受艰苦条件的磨炼，而决不要用金钱为子女搭建逃避艰苦磨炼的保护伞和避风港；要让他们到广阔的天地去经风雨见世面，多参加一些劳动，多吃一些苦，而不应该做温室里的花草；应该让子女多跑跑路，挤挤公共汽车，骑骑自行车，而不应该用老子的轿车接送子女上下学；应该让子女自己多洗洗衣袜，自己多做做饭，而不要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小少爷”、“小公主”作风；应该鼓励子女面对成绩和挫折能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帮助他们克服“以自我为中心”和自私自利的观念，教育他们从一个普通人做起，平等待人，助人为乐。只有这样，才符合人才成长的规律，从而对青少年的成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实践，需要大批优秀人才。教育和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成才之路，不仅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而且是全社会的责任。全社会应该共同努力，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9版(理论)
专栏：
“要把争取时间放在首位”
——学习邓小平关于时间问题的论述
童展竹
争取时间，加快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即将跨入新世纪的历史时刻，我们重温邓小平关于时间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
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一切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的节约，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时间的浪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多次从时间角度评估“左”的错误造成的损失，认为“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耽误了时间，生产力的发展太慢”，痛心地得出了“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这一发人猛省的结论。
邓小平认为，“左”的错误使我们浪费了二十年的发展时间。在他看来，建国后的头八年，也就是从1949年到1957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但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先后犯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错误。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工作还徘徊了两年。因此，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基本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
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速度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但在其后的二十年间，却明显地落后于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此期间，世界新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经济蓬勃发展，一些原来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甚至还不如我国的国家和地区走在了前面，我国同发达国家间已经有所缩小的差距再度拉大。邓小平在刚刚打开国门的时候讲过，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上的差距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是五十年。因此，现在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发展自己。
“人类进步一日千里，科学技术方面更是这样，落后一年，赶都难赶上”
邓小平高度关注世界发展的新趋势，一直考虑如何使中国尽快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他在正确分析世界科技、经济发展状况和判定当代世界主题的基础上，强调了抓紧时间、加快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等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面貌。对此，邓小平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不是用年来计算，而是用月、用日来计算的，确实是日新月异，一日千里。一个新东西发明出来，可以带动其他方面以至整个社会经济走得很远。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在这方面不用说落后一二十年，即使落后八年十年，甚至三年五年，都是很大的差距。”我们不在科学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及时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判断。他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而核心是发展问题。一个国家在世界上占有什么样的位置，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发展水平和速度。因此，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现在，我们虽然也在发展，但由于人口多，底子差，面临着很大压力。
邓小平指出，在此形势下，能否抓紧时间，加快发展，决定着我们的前途命运。只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极大地增强综合国力，不断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显示出优越性，党也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他认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而人民现在拥护我们，就是因为这些年有明显发展。因此，时间和速度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也是个政治问题。他还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务必一天也不要放松经济工作”
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基于对我国面临的挑战和压力的透彻分析，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抢时间”，并据此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要求。
经济建设一天也不能耽误。邓小平在1980年初强调指出：“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件事一定要扭住不放，不受任何干扰，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他还提出：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他要求广东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江苏等地要比全国平均发展速度快，上海要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全国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他还说，现在我们条件具备，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改革的步子要快一些。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破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节省时间。因此，邓小平一再强调，改革的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看准了的就要坚决干。他要求，中央这一级精简机构，要用半年时间，顶多三个季度理出头绪；要用三五年时间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选拔一批比较年轻的干部；要花两个五年的时间，通过顾问委员会的形式，把退休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农村改革三至五年大见成效，城市改革三至五年也要大见成效；政治体制改革有些方面用三至五年的时间见效，有些方面要花十年左右的时间见效；要用三十年的时间，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对外开放不能拖延。邓小平把实行对外开放当作加快发展速度、赶超发达国家的重要途径。认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要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要抢时间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利用外资要及早动手，不要犹豫拖延。对于与美方合作开发南海油气田，他说这样的好事应坚决干，赶快干，搞大一点。对于宝钢二期工程，他提出必须马上就上，不要等下一个五年计划。对于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他要求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对于海南洋浦开发，他强调机会难得，不应拖延。
必须抓紧发展科技和教育。邓小平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靠科学才有希望。他提出，要保证科研时间，使科研工作者能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要快一点把体制搞得合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必须加大科技投入，我国从一开始就要参与高科技的发展，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力争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
始终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邓小平认为，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他还说，中国人民吃了十年动乱的苦头。动乱一下，就耽误好多年，不是三年五年能恢复起来的，动不得、乱不得啊！
争取更长时间的和平。邓小平指出：“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他多次提出，我们要争取比较长一点的时间不打仗，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希望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总是要利用和平时间好好发展自己。
“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邓小平一贯倡导严格务实的工作作风和追求高效的工作态度，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浪费时间的不良风气，一再要求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珍惜时间，争取时间，充分和有效地利用时间。
“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有效利用时间，关键在于实干。但在实际生活中，还存在着不少妨碍实干的弊端，存在着大量夸夸其谈的现象。对此，邓小平提出，要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消除严重的官僚主义；要解决会议多、文章长、讲话长、空话多的形式主义问题；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提倡本本。一句话：“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必然会碰到许多全新的问题。邓小平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而不能靠坐而论道，搞一些抽象的争论。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于不同的意见，他说，我们的政策是允许看，不搞强迫，不搞运动，用实践、用事实去教育，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为了防止和减少试和闯的过程中可能犯的错误，他认为，要随时总结经验，走一步，看一步，对的坚持，不对的赶快改。他还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办事要快，不要拖”。邓小平对于抓紧时间、加快发展有着强烈的紧迫感和危机意识。他十分欣赏“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特别不能容忍耽误和拖延时间，一再要求提高工作效率，尽可能节省时间。1975年全面整顿时，他要求各工业部门学习铁路的经验，对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解决问题不能拖。1977年拨乱反正时，他要求马上就恢复高考，而不要拖到第二年。对于查处腐败案件，他要求雷厉风行，当断即断，查清了就处理。对于科学家提出的跟踪世界高科技发展的建议，他要求有关方面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对于一些重要建设项目，他认为能早上就早上，早上一年早得利一年，不上是个浪费。对于对外谈判，他说也得有个谈法，不要因为舍不得一点小利而耽误了时间。对于基本建设，他提出要运用京秦线、引滦工程和修建人民大会堂的经验，集中力量，缩短工期。
抓住机会而不要丧失机会。邓小平认为，善于发现和利用机会，对于加快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特别担心丧失机会，说不抓住机会，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他指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就是好机会。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机会难得啊！他还说，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我们要牢记邓小平的嘱托，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