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裴丽生——质朴充实而勤勉的一生
武锐 韩钟昆 武永兴 范敏若 苑郑民
裴丽生以94岁高龄，走完了他七十年革命风云的一生。他是一个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的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裴丽生于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党所领导的革命宣传活动。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后，他与宋劭文、刘岱峰、李一清、辛安亭等同志发起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投入了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活动。他译的第一本书是《费尔巴哈论》，即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他译的第二本书是《马克思著作精要》。他积极组织和指导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读书会活动，并给燕京大学学生讲授《资本论》。1933年4月担任北平社联宣传委员，主编过社联机关刊物《社会科学》和《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下》杂志，主编过在山西同乡中发行的进步刊物《垣民之友》，从事左翼文化和培养进步青年的活动。
裴丽生是薄一波同志领导下的山西牺盟总会宣传工作负责人。他继宋劭文之后，担任牺盟总会宣传部部长和牺盟总会机关刊物《牺牲救国》周刊主编，为促进牺盟工作的开展，为推动抗战初期的救亡宣传而奔走呼号。
太原失陷后，他遵照中共山西省委的安排，到牺盟洪赵中心区担任宣传部部长和随营学校校长。不久，山西第六专署成立灵石、霍县、洪洞、赵城、临汾五县河东办事处，任命裴丽生为办事处主任。他组织起河东抗日纵队，有三支直属部队，一为决死二纵队第三游击支队，二为保卫队，三为景仙洲支队。有500人，250条枪，开创了河东五县抗日根据地，胜利进行了保卫石门峪的战斗，有效遏制了日寇南下后的嚣张气焰，也打击了蒋阎反共顽固派。裴丽生是太岳敌后抗日政权最早的组织者和创立者之一。曾任第三专署路西办事处主任、第三专署副专员、太岳行署副主任。
他分管财经工作，承担着根据地几十万军队、干部的供给任务，还要对在战祸和灾荒双重熬煎下的民众承担责任。他大力促进根据地的对外贸易，以根据地的土特产去换回根据地所匮乏的棉花、食盐、药品、火柴、煤油等战略物资，从经济上粉碎敌人的封锁。
解放战争时期，裴丽生是运城战役的太岳区代表，临汾、晋中、太原战役的前委委员、后勤司令员。他同牛荫冠、田杰三、史怀璧在一起，协助彭德怀、徐向前司令员和王新亭司令员，指挥20万到40万的民工、民兵，紧张有序地为部队运送弹药、攻坚器材、粮草和伤员，保证了四大战役的告捷，赢得了彭总、徐帅和部队官兵的高度赞扬。
裴丽生同志是山西新生人民政权的奠基者和三晋建设大业的开创者。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历任太原市市长、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省长、中共山西省委第二书记。1949年，他任太原市市长时，实现有序接管，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十分重视民主建政和各界协商合作。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中说：“太原解放至今，不到3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成绩很好。”
裴丽生在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省长的6年任期内，进行了几次时间较长、范围较大的调查。第一次是1951年暑期，他带领工作组对太原西山矿务局、山西水泥厂、山西化学厂等一批厂矿企业进行管理模式的调查，这次调查使他对实行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两种模式心里有数，也为他自己和山西干部从熟悉农村、农业到熟悉城市、工业这个战略性转变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第二次是1952年春天，他带领干部到山西最贫困和比较贫困的兴县、忻州、汾阳三个专区12个县，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调查。这次调查后，他提出了应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实行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法加以治理以及晋西北农村应从广种薄收转移到少种多收等重大建议。此议得到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全力支持和常委的一致赞同，陶鲁笳同志向毛泽东汇报后，又得到毛泽东的完全肯定。
裴丽生同志在中国科学院任副院长、秘书长、党组副书记，具体分工管理国防科研单位和国防科研任务，还兼任科学院与二机部、科学院与五院两个协作小组的领导成员，是我国“两弹一星”战略任务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
在原子弹研制工作中，他与钱三强带领工作组，到沈阳、长春、哈尔滨、长沙、上海、西安等地，分别安排了铀矿地质、开采选冶、核燃料化学、反应堆结构力学、全氟油、铀同位素分离膜、核燃料前处理后处理工艺、高效能炸药等方面的研制任务，并为二机部承担了核爆炸试验光热辐射和多种力学参数测试所需仪器设备的研制，受到二机部和国防科委的称赞。
在导弹研制工作上，裴丽生分管的国防科研，为五院承担了95项研制任务，226个课题，涉及东风、红旗等8个型号的导弹，其中包括用于测量导弹飞行参数、记录飞行姿态的大型电影经纬仪，还进行了反导弹武器光炮的研制和超低空地空导弹的研制。他在这些工作中，从主持策划、样机鉴定到靶场测试都抓住不放，或为提供条件，或为撑腰壮胆，或为组织协作。郭沫若到研制现场参观后挥毫题词：“甚感此地有大庆之风。”
人造卫星研制工作，由科学院抓总，并负责卫星本体研制。从1961年4月起，裴丽生主持星际航行系列座谈会，每次由一个专家主讲一个专题，然后大家各抒己见，形成共识。第一、二次由钱学森、赵九章主讲。这个座谈会持续3年，共举行12次，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设想与建议，为后来的卫星上天提供了技术储备。他组织力量，编写“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并组成领导机构与设计机构，主持召开了由政府、军队、科研10多个部门、120多人参加、历时42天的落实协作任务会议。会后又亲自深入科研第一线，具体组织落实。到“文革”前，发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裴丽生同志还是我国生物、地学研究工作的组织指导者。他主张把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改为海洋研究所。他组织800多人的治沙科研队，向西北沙区进发，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中科院沙漠研究所。他支持大规模的祁连山冰川考察，后又成立中科院冰川冻土研究所，为中科院开展这些方面的研究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裴丽生同志是十年动乱中备遭破坏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重建者。十年动乱一结束，裴丽生作为科协第一副主席和科协党组书记，受命恢复科协。他首先抓拨乱反正，将第一届科协的150名委员、24名主席团和书记处成员，从仍然被批斗、被开除党籍公职、被下放农村或劳改等逆境中一个一个找回来。他四处奔波，寻找办公地点，创造起码的工作条件。他在财政部、国家计委的支持下，重新建立财务、基建、物资、外汇等各种户头，使这个“科学家之家”重新运转起来。
他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协系统的北戴河会议，并在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中，推倒了把科协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团体、学术团体、科技组织等错误定性和不确切定性，第一次系统明确地指出：“科协是科技工作者的群众团体，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之一，它是党团结和联系科技工作者的纽带，是党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助手。”这一表述在中央1979年97号文件中得到确认。
科学家视自己终生从事的探索未知的学术事业为自己的生命。裴丽生非常珍惜他们的“生命”。1977年，他支持与组织了中国金属学会、中国航空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林学会、中国动物学会这五个学会的学术讨论会，成为十年动乱之后中国学术界的第一声春雷。他支持与组织南水北调工程规划学术讨论会和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学术讨论会，成为中国科技决策咨询的发端和中国提出生态平衡的先声。
裴丽生宽厚待人，爱护干部，尊重知识分子。他在历次运动中，不走极端，不伤害干部，能保护的尽量保护。他在“反右派”运动中，参与科学院党组的决策，在取得毛主席、周总理的肯定后，保护了一批早期回国的优秀科学家。
裴丽生为人正直，充满浩然正气，厌弃蝇营狗苟，绝不计较名誉地位，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是非。他对家庭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约束，绝不允许有特权事情发生。
他有很强的学习精神和进取精神，博览群书，学问广博。晚年，他坚持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精研细读，眉批夹评，读报剪报，积存大量资料。他和去看望他的人总是畅谈国家大事，思虑国运兴衰，体现了一个老战士对党和国家大局的刻骨铭心的关切之情。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革命家风范
深切怀念我们的老部长陈云
中共中央组织部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第一、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陈云同志曾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达7年之久。陈云同志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十分重视党员队伍、干部队伍和基层组织建设，为我们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陈云同志不管在革命和建设的哪个时期，无论负责哪个方面的工作，都始终如一地关注党的建设，时刻不忘探讨党的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深入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在实践中形成了很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陈云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深刻而丰富，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陈云同志诞辰95周年之际，缅怀陈云同志的丰功伟绩，学习陈云同志的党建思想，对于我们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面向21世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组织工作要适合政治路线的要求，保证政治路线的实行
陈云同志抓组织工作，时刻注意将其与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起来。他明确指出：“组织工作要适合政治路线的要求，保证政治路线的实行。”这个论断，既是陈云同志对党的建设基本规律的揭示，也是他主持组织工作期间贯穿始终的重要指导思想。延安时期中央组织部每周都召开部务会，首要的议题是：组织工作如何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如何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在这个前提下，再逐项议决全党组织、干部政策，地方党组织状况，干部任免等事项。在陈云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延安时期中央组织部的各项工作，都是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的。
陈云同志重视不断发现和解决组织工作运行中存在的各种与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仅以党员发展工作为例：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党的党员人数只有4万余人，这与党所肩负的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史重任很不相称。陈云同志根据这个形势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要求，及时提出要壮大发展党的队伍。1938年3月，他领导并参与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并从实际出发，提出一系列的具体实施办法，从而使党员数量在短期内有了一个大发展。陈云同志在肯定党员发展工作主流的同时，发现许多普通抗日分子或党的暂时同路人也入了党。少数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汉奸亦混入党内，这危及了党的性质和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鉴此，陈云同志又及时向中央提出要巩固党，并于1939年8月领导并参与起草了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提出要边巩固边发展，以教育提高为主的发展党员队伍的方针，使延安时期的党员队伍建设适应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
陈云同志在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坚持用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思想统领组织工作的全局，使我们党的力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至党的七大召开时，我们党的党员人数已由1937年的4万余人发展到120万左右，干部人数也由3万人发展到40万左右，从而为党在抗战期间贯彻自己的政治路线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陈云同志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贡献。
正确识别和使用干部
陈云同志非常重视识别和使用干部，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1938年9月，陈云同志发表《论干部政策》的演讲，谈到“用人之道”的第一点就是要“了解人”。了解干部，“不仅看一时一事，主要看整个工作历史”。只有全面地、辩证地识别干部，才能看清干部的本质，使用好干部。
德才并重，以德为主，这是陈云同志识别和提拔干部的重要指导思想，他既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
陈云同志强调，使用干部，要用人所长，“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是干不成的。”他非常重视吸纳知识分子。许多延安时期过来的老同志对陈云同志提出的要“抢知识分子”的口号记忆犹新。陈云同志说，“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陈云同志不但要求大胆吸收和使用知识分子，而且要求老干部帮助知识分子改正缺点，提高觉悟和能力，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成千上万地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比较早地注意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年龄偏大、青黄不接的状况，对培养选拔接班人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倾注了大量心血。
1979年3月，陈云同志就提出来要找一些40到50岁的年轻干部担任领导职务。1980年2月，他指出“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1981年春，他提出建立第一、二、三梯队，使党确保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同年5月，他再次呼吁：“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老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使大量的中青年干部成为我们各级党政工作强大的后备力量。”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他专门就培养选拔年轻干部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指出：“要解决干部队伍交接班问题，就要提拔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陈云同志总结我们党在解决接班人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认为最重要的是把人选准用好，严把政治关，只有真正解决好接班人问题，才能确保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
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是全党最大的事情
陈云同志始终认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形成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确保党的蓬勃的生机和强大的战斗力，“是我们党最大的事情”。
陈云同志深刻揭示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他认为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基础和条件，在党内要充分发扬民主，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不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是难免错误。”当然，“没有民主不好，没有集中也办不了事。”“民主又必须集中”。要做到集中，就必须做到“四个服从”。
在“四个服从”中，陈云同志特别强调的是全党服从中央，而且躬行实践。在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他坚决维护以毛泽东、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他也时时注意加以维护。1994年2月，在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他说，“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是坚强的、有能力的，工作是做得不错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
陈云同志历来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早在1939年，他就著文指出：“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的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延安时期，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陈云同志建议中央调地方各大区负责人和一些地、县委书记甚至包括村支部书记来延安汇报工作，并亲自与9个华北基层党支部书记谈了三天三夜，认真了解支部工作，听取基层同志对党的各方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只有基础坚实牢靠，党的整体才会有强大的战斗力。陈云同志提出，应当把党的支部建设成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组织。各级党组织要采取得力措施，培养好支部干部，并对支部给以适当的领导。没有这种领导，即使好的支部工作也会退步。党的基层组织直接面对群众，面临的情况最新，遇到的问题也比较多，唯有密切联系群众，“不忽视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任何细小的可能的改善”，才能把群众凝聚到自己的周围。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陈云同志认为，群众常常根据我们党员的行动来测量我们的党，所以党员无论在何时何地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给非党群众一种好的影响，使他们更加信仰我党，更加敬重我党。因此，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抓好党员教育，提高党员的觉悟，使党员充分发挥模范的作用，这样才能真正成为“党在群众中的堡垒”。
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决定党是否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同志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工党”，而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党员质量上的提高，远胜于数量上的发展。1943年3月10日，针对有些从事文化工作的党员中存在“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的错误观点，陈云同志提出了尖锐批评：“你以文化人资格入党，我以军人资格入党，他又以农民资格入党，党就成了什么样子呢？党就不成其为党，成了‘各界联合会’。”从党的性质出发，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只要是党员，就必须明确自己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有从事具体职业的区分。这是思想上的纯洁，也是思想上的统一，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陈云同志强调，“党坚决反对不保持党的成分的纯洁，不加强无产阶级的骨干，不以共产主义为根本目标，使党降为各阶级的‘民族革命联盟’的任何观点，而牢固地确立一切党员都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思想”。
建国以后，陈云同志清醒地认识到，执政是对党的新的考验。党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就必须重视在执政的条件下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党性教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陈云同志及时指出，必须严重注意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渗入，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
中国共产党要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既要保持思想的先进性，又要保持组织的纯洁性。陈云同志在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既注意在党组织内加强工人的成分，更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到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去发展党员。他指出：“对于在日常斗争中和革命运动中训练出来的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党并不拒绝将他们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但是他们必须放弃自己原有的非无产阶级的、非共产主义的立场，承认党纲党章，才能允许加入党的组织。”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陈云同志一贯重视党风建设。我们党执政以后，尤其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党员经受不住考验，违法乱纪，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一些同志对于改革开放中要不要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要不要坚持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思想上产生混乱，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陈云同志严肃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他还警示全党同志：“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陈云同志大力倡导党内要讲原则，讲党性。改革开放以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环境中，一些同志“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对于这些问题，陈云同志要求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
陈云同志认为，端正党风的关键是提高党员素质，尤其是提高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素质。陈云同志不仅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还对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的子女提出严格要求。抗战时期实行精兵简政，他带头响应党的号召，把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人员由五六十人精简到13人，让自己的秘书到基层去工作。全国解放前夕，他在百忙之中亲自给烈士的子女写信，语重心长地叮嘱，“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要做“守法的模范”。
端正党风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件大事，一定要抓紧抓好。新形势下一些党员干部以权谋私，有的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邪路。陈云同志力主予以严厉制止，并从战略高度深刻指出：“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关键是执政党要有好的党风。”
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
陈云同志一生坚持并积极倡导学习。延安时期，陈云同志为搞好中组部机关的学习，不仅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而且还组织了以领导干部为主的学习小组，他亲任组长。学习小组以学习马列原著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为主要内容，以自学为主要形式，辅之以深入浅出的授课和联系思想实际的讨论交流。这种作法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并在延安各中央机关中推广。陈云同志认为：“共产党员有了革命的理论，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不然，就会“迷失道路，找不着方向”。
陈云同志再三强调要学习哲学。他指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好哲学，终身受用。”陈云同志通过一生的革命斗争实践，得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样一个充满唯物辩证法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贡献。学习理论，学习哲学，陈云同志要求要着重领会精神实质，确立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入新时期，他又把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列为全党最迫切的任务。关于学习的途径，他认为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地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向群众学习。一切实际工作中的和群众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是我们最好的学习课本。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员学习的宝贵武器，虚心地接受党的批评是一个党员进步的必要条件。
共产党员要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
陈云同志始终强调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延安时期，他就非常重视对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1939年5月30日，他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其中第一条就是“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什么叫奋斗终生？据当年听过他讲党课的老同志回忆，陈云同志曾“风趣地用上海话说，就是要奋斗到‘翘辫子（死）’”。
在陈云同志主持下，中央组织部充分利用党在延安创办的各类学校，加强对干部的轮训，下大力气提高干部的素质，尤其是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1938年中央组织部举办的党训班，主要课程就是讲党的纲领、党的章程、党的奋斗目标等，还邀请了彭德怀、陈毅、滕代远等同志来给学员讲党课。中央组织部的党训班共办了8期，训练干部达2000人。延安时期的这类培训班，每期时间虽然不长，效果却非常明显。受训干部明确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并且开始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问题、解决问题。这不仅为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提供了大批急需的干部，而且也为革命的发展储备了大批的领导人才。
陈云同志认为，共产党员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是党员，无论什么时候，从事什么具体工作，都不要忘记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后，少数党员干部在复杂的环境中，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有所淡化。陈云同志严肃指出，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各级党组织应把思想政治工作认真抓好，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搞经济建设，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方向，不能忘记共产主义。以后，陈云同志又多次强调，我们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行共产主义。”
苏东剧变后，陈云同志更是强调要坚定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并念念不忘我们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他说：“我们党处于全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流砥柱。只要我们党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就有了保证。”
陈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5年了。陈云同志关于党的建设思想、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巨大力量。在跨世纪的征程中，我们要认真学习陈云同志的思想、精神和品德，按照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要求，在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指引下，遵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使党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图为1952年，陈云同邓小平在颐和园。
照片选自《陈云》画册（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