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翻译大家的风范
——悼念戈宝权
李景端
戈宝权走了。一代语言、翻译大师，在与病魔斗争了九个年头之后，终于永远地走了。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戈宝权在其叔父戈公振的影响之下，就投身进步的文化运动。1935年入党后被派往莫斯科任《大公报》驻苏记者。抗日时期又在周恩来领导下，在重庆、香港、上海从事文化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奉命去莫斯科接收国民党驻苏大使馆，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正式的外交官。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中，他一方面译书写作，在文学翻译、比较文学、中外文化史、鲁迅研究等诸多领域，硕果累累；另一方面先后访问三十三个国家，出席过七十多次国际性会议，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是获得前苏联“普希金文学奖”的唯一一位中国人，1988年又荣获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的“各国人民友谊”勋章。
戈宝权是位老革命，也是很有声望的国际社会活动家、翻译家，可是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毫无名人架子的十足普通人。
戈宝权同我本来素昧平生，1978年当我创办《译林》外国文学杂志时，苦于在翻译界没有熟人，就冒昧地去函戈宝权，希望他对家乡江苏创办的这份刊物给予支持。原只是试试看，没想到他竟十分热情地回了长信，还附来他的六首译诗供创刊号刊用。此后，在他的引荐下，我结识了钱钟书、杨绛、卞之琳、孔罗荪、吕叔湘等一大批文坛学者，使新生的《译林》得到各位前辈多方面的知识灌溉，终于成长为一本荣获“国家期刊奖”的唯一外国文学刊物，由《译林》杂志发展起来的译林出版社，也成为翻译出版界颇有影响的一家专业出版社。回顾这些成就，当然不会忘记当年戈宝权的扶持与帮助。
对于戈宝权这种乐于助人的品格，译林和我绝不是仅有的受益者，因为对几乎所有向他求教的人，他都是有求必应，热情相助。有一件“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85年，《译林》发表了一篇《普希金纪念像》的短篇散文，文中提到碑铭上最后的诗句是：
“因为我在残酷的时代赞美自由，号召对牺牲者宽恕不究。”
后来一位在黑龙江的中学教师给我来信，说他看到以前的材料，最后两句诗不是这样的，怀疑有误。我无法鉴别，只好把来信转给戈宝权讨教。没多久，他回了一封长信要我转给那位教师，信中引经据典，介绍了纪念像碑铭文字差别的原因，说明一个是被当年沙皇书刊检查机关弄得失真了的诗句，一个是苏维埃时代恢复了原貌的诗句，译林刊出的正是后者；而且戈老还详细介绍了普希金纪念像的地理、由来、名人的悼词等等。那种不厌其烦、谆谆教诲的用心，真叫人感动。那位教师收到戈老的信，连忙复信感谢不迭。听说后来戈老还不断给他去信，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对一位普通中学教师都能如此真诚相待，可见他为人的一斑了。
一个人要成为某领域的大师，当然很难，但成了大师而又不骄傲、又不拿架子的似乎更难。戈宝权正是实现了这“两难”的一位良师益友，他的人品，他的风范，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荒诞止于科学
瓜田
有句格言，叫“谣言止于智者”。意思是说，有智慧的人能够明辨是非，听到谣言不会轻易相信，谣言到他这里就打住了。“智者”能够识破谣言，靠的是什么？学识，科学。
折磨了人类若干个世纪的“不明飞行物”（外国人叫做“UFO”，港台同胞音译为“幽浮”，我们习称之为“飞碟”），之所以至今还在折磨着我们，就是因为科学知识普及的不够。科学家认为，产生类似人类这种生命的环境，起码需要一个像太阳系这样的恒星系统。而距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系统，也在四点三光年之外。就算那里有高级生命存在，他们乘上每秒一百千米的高速宇宙飞船，也要飞行一点二八万年，才能来到地球。就我们所知的高级生命的寿命，和宇宙飞船的燃料供应能力，绝难完成这种飞行任务。用事实来检验，多少年来，许多国家的“目睹者”都把所见的飞碟说得有鼻子有眼，可至今没有一个人能拿出真凭实据。如果我们坚信上述的知识是科学的，再听见有人盛传什么“飞碟”又出现了，就可以无动于衷，淡然处之。报纸等传媒也不必煞有介事地炒来炒去了。
干扰我们正确认识事物的因素很多，其中“我亲眼看见”最为唬人。1969年7月16日，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飞抵月球。宇航员阿姆斯特朗、阿尔德林、杰林斯说，他们从月球上肉眼能看到的人类最大建筑物是长城。这消息颇让中国人兴奋，可惜不经推敲。科学家说，月球到地球的距离为三十八点四万公里，而我国长城的一般宽度，仅为十米。到过长城的人心中有数，有模有样的、真正有十米宽的段落，不是很多。有些地段，你亲自爬上去，也许还要仔细辨认，才能依稀找到长城的痕迹。这样的长城，让宇航员从月球上看清楚，也实在是太难了。
从离地球最近的气象卫星上发回的气象云图，我们在电视上都能见到。天气晴好，可以辨认出长江、黄河，找长城就不大容易。如此说来，美国宇航员在月球上见到的长城，十有八九是猜测。
“眼见为实”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实”的。这类现象，比比皆是。一根筷子插进水碗，眼见是筷子弯了，其实没弯。冬天的室外，用手摸摸木头和铁，冷热判然。其实，二者温度相同，只是因为铁能把手上的热度很快地传导出去，才造成了温度低的错觉。可见，我们亲自感受的东西，也并不一定靠得住。
明乎此，对李洪志之流的胡说，心存一些警惕，多画几个问号，就是必要的了。据李洪志自吹，他的本事大得不得了，能“查”出地球毁灭了几次，能推迟地球爆炸时间，能把人“度”到“高层次”上去。到底把谁“度”上去了，我们没看见，被害死的人，倒是数以千计了。如果这就是到了“高层次”，就是“功德圆满”，不“度”也罢。把练“法轮功”的时间省下来，读点科学，方是明智之举。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大象书话
书的小故事
杨建民
每有空暇，总急促促往街上去。上街进得最多的，就是书店了。进得多，就难免会遇上些有关书的事。
先说一点遗憾。1983年左右，一次去西安古旧书店淘访，见到贾平凹的两本小书。一本是《平凹文论》，另一本书名记不清了。拿过来翻翻，发现上面有平凹的题字，是赠给××人的。从落款时间看，是刚送出没多久。接着再翻，又有一本散文家和谷送给此人的集子。这三本书我拿在手里好久，定不下来买不买。心里想，干吗把人家赠你的东西扔了呢？上面题字是那样谦恭，你这样也太拂人心了嘛。想想不是滋味，思路一岔，我就把书搁下了。
就连常逛的书店，有时也能有些故事。五六年前进一家书店，见架上新放了一批外国文学译本，便凑到跟前。一看，有一册浙江文艺版的《包法利夫人》。这部书我知道李健吾先生的译本较佳，便取下来翻。嘿，还真是李先生的译本。往后一翻书价：十八元。虽有些心疼，可因为是精装本，就想着奢侈一回吧。书面有些不干净，我又另挑了一册。等到交款时，营业员只收我十二块。我以为她弄错了，拿起来一翻，真是十二块。疑惑着将书包了起来。过几天，又过书店，忍不住又去翻翻，咦，怎么又变成十八块？再细瞧瞧，原来我买的一册是前几年印刷的，新印出的价钱已随行浮涨了。看看，一模一样的本子，平白就节约出六块钱来。
前不久还遇见这么档子事。那天进书店，见到辽海出版社在钱钟书先生逝世后出的纪念集《一寸千思》。这部书在报上见过介绍，但地处小城，也没有费心努力寻找。当时看见，便取下来翻。这么厚，便先看书价，乖乖，二十九点八元。就这已是第二版第三次印刷了，随便打开目录，不料竟见到我发表在《光明日报》的短文《收藏钱钟书题字本》被收入其中。当时一阵心跳。兜里一摸，不好意思，书先放下。看看书还有几本，便想晚几天来买。过了大约一周，兜里略微鼓胀些，便神气十足来到书架前。不料书没了，前前后后寻了几圈，才明白来晚了。问跟前营业员，说是卖完了，真不知说什么好。但不死心，叮嘱营业员：麻烦再给找找。人家不耐烦地回一声，行呀！
我知道，这十有九是空事，便索性丢开了念头。哪知过了一周多，与女儿逛书店，又忍不住踅到那书架前，绝了，一册《一寸千思》真还平平躺在上面，只一册。赶紧取过来，前后左右一翻，完完整整。这次不敢犹豫，立刻买下。眼下写文章，书就摆在桌上，钱先生正睿智地笑着，望着我。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
学部委员 妙诗打油
陈章
有人可谓“皓首穷诗”，一辈子诗作不少，好诗却无一首，如乾隆数万诗，人说不如刘邦《大风歌》三句。当然，刘邦那首《大风歌》，也不过是诗以人传，好不到哪去，后人只不过借另一位帝王之作比喻乾隆无好诗罢了。若单纯以诗艺论，则应说，不如荆轲《易水歌》两行；不如潘大临“满城风雨近重阳”一句。
而有人平生业不在诗，偶一出手，却是妙作。有一回，南京《新华日报》刊载科学院学部委员名单，把委员“朱夏”的名字误植成“失夏”，朱夏先生看到后，戏作一绝句：
铮铮脊骨何曾断，小小头颅尚喜留。
从此金陵无酷暑，送春归去便迎秋。
朱先生妙语横生：你们抽掉了我好端端的脊骨（朱字抽掉中间一竖成“失”），好在头颅还为我留下（朱和失二字上部分相同），如此甚好；从此人称“三大火炉”之一的南京城，夏天失掉了，春天过后便可“迎秋”。我们可以从这首诗里看出一位学部委员的境界、修养、学识和风趣、幽默的性格。
朱夏这首诗不论从平仄韵律，章法结构乃至意境各方面推敲，都是绝妙好诗，开头两句还用对仗，更见其诗艺之娴熟。
古代某狂生因作“三句半”诗讽刺县太爷，被抓去打了十八板子后还吟：“作诗十七字，被打一十八；若上万言书，打杀！”县官听罢大怒：再刺配三年！其舅前来送行，两人相抱大哭。该生见其舅眇一目，竟又作“三句半”曰：“刺配去辽阳，见舅如见娘；两人齐下泪，三行。”此人可谓幽默大师。不过，如此嘲弄其舅、一个残疾人，未免太不近人情了。
古代一和尚偷吃鸡蛋，被师父发现，要责罚他。他口占一诗偈曰：“混沌乾坤一口包，也无皮血也无毛。老僧带汝西天去，免在人间受一刀。”师父听罢，拍手称妙，遂免其罚。
最近，我乘中巴从A市赴B市，该车破旧不堪，一路开开停停。最后实在开不动了，我们不得不下车帮司机将车推到附近的汽修厂。苦笑之余，乘客中居然有人吟诗曰：一去二三里，停车四五回，修理六七次，八九十人推。——真不愧诗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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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乐凯之光
坝上风光
田勇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走进西部征文
丝绸古道闪银光
张醒亚
天山腹地有多处储盐量颇丰且名不见经传的天然盐湖。我青年时代插队落户的达坂城公社西部山坳里，有个方圆约十来平方公里的盐湖，阳光下宛如天幕笼罩着的一块大镜，在亘古浩瀚的荒漠中粼粼泛光。
相传，这些天然盐湖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通往西域诸国的交通要塞和兵商驿站；来往不绝的戍边将士和西域、中亚商客，常在湖边安营扎寨，歇脚饮马喂骆驼。盐湖周边的涓涓溪流多为淡水，乳汁般潺潺细涌，宽厚无私地养育着祖祖辈辈在当地劳动生息的居民。
地质考察队和盐化调研组的科技工作者，曾多次来山坳里勘探盐湖。听他们说，约在四千万年前，新疆和中亚地区是一片汪洋大海，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作用，导致地壳下沉，山丘增高，逐步形成了大小不等、星罗棋布的咸水湖。后来因受内陆沙漠性气候影响，炎热干燥，极易蒸发，年复一年，湖中咸水自然凝结沉淀为固体的盐。人们世代虽然袭称为盐湖，其实这“湖”早已干涸无水，它的底部深达数米，尽储千万年前结晶而成的盐。说白了，湖盐本不姓“湖”，可谓之“海”。
我曾多次同维吾尔族的乡亲们下湖挖盐，放眼望去，白茫茫的银海煞是壮观。我们抡镐挥铲，用劲儿地挖呀挖，铲呀铲，如在农田挖土，笨重而劳累。
丝绸古道上的湖盐有青、白之别。青盐味正，晶亮如玉，质地纯净，适于民食，产于盐湖下层。白盐含硫酸镁成分较多，咸中带苦，不宜食用，可供化工所需，产于盐湖表层。维吾尔族的能工巧匠，独出心裁地把大块大块的青盐雕制成精美至极、玲珑剔透的工艺品，通过丝绸之路的商贾货贩，运往伊朗、锡金、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
一晃回津工作二十春秋，去年盛夏，我随“老插”挚友故地重游。昔日的盐湖崭现新貌，改革开放给古海注入了勃勃生机。随着盐化科技的振兴和交通事业的发展，挖盐早已实现了机械化“一条龙”作业，大大减轻了工人师傅们的劳动负荷。天山深处建起了七泉湖、艾丁湖等一个个规模可观的盐业化工生产企业，沉睡了千万年的盐湖，为国民经济建设和西部开发，奉献出如此博大而富饶的资源。
登上天山博格达峰远眺，盐湖美景尽收眼底。湖边湖中，公路铁路错落有致，汽车火车来往如梭，满载着古海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和当代盐化职工的劳动果实，源源不断地运往邻邦和内地省市。看，那一座座山丘似的“白色金字塔”，犹如一颗颗晶莹闪耀的银坨；那一条条蜿蜒回转的运盐之路，恰似一道道璀璨发亮的彩带，环绕着映天照地的硕大银镜，把戈壁荒滩装点得更加妩媚多姿，银彩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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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多味斋
骨心肉
谢广森
还是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家里不管是谁生了病，母亲都要设法买几两全精的猪肉，斫细，盛于一只小碗里，加入两三倍的水及一点点盐和黄酒，放在饭蒸里清蒸给病人吃的。这种肉我们都称之为骨心肉。
母亲说骨心肉不仅清凉又相当补。那年头，我们家的家境并不好，但不管怎样，家里有人生了病，母亲还是要让他吃两三回骨心肉的。这一惯例似乎是家中对病人既定的福利待遇，多年来都雷打不动。不知是骨心肉确有营养，还是的确清凉，病人一边吃骨心肉，一边在母亲体贴细微的关爱下，一回回竟也慢慢地不治而愈。
母亲做的骨心肉特别好吃。每当一小碗骨心肉端到眼前，一股浓浓的清香便就扑面而来。那蒸好的骨心肉，沉淀在碗底已结成乳白色的块状，用筷子轻轻一拨便悠悠浮散开来，浮在朵朵油花的清汤间。我们用调羹一勺勺连汤带肉清口吃完，有时候也与饭同下。
小时候我也真不懂事，每逢家里有人生病，当母亲把一小碗骨心肉端到病人面前，我不但尾随母亲身后，竟还趴在病人面前，流着口水，目不转睛地盯着吃骨心肉的病人。每当这时，生病的若是大人，我便也很容易地能得到一勺两勺，若是比我还小的弟妹，只有靠母亲好说歹说地做思想工作了。
为了能吃到骨心肉，我真希望自己会突然生病。也希望家里每天都有生病的人，最好是大人生病，大人吃骨心肉时会主动给我。但母亲不要生病，母亲生病从来就不见她吃过骨心肉。为此，有时候早上一起床我就会对母亲说：“妈妈我今天生病了。”母亲便会放下手里的生活，双手在围裙上擦擦，来摸我的额头，她说没病没病。“那怎样才算有病呢？”母亲便说生病人的额头是很烫很烫的。于是，为了自己的额头能很烫很烫，我常常在睡觉时把头蒙在被窝里，但依旧没有效果，仍然骗不了母亲……
如今我早过不惑之年了。不知是童年对骨心肉特有好感，也不知是承传了母亲的惯例，我有时候也会买点精肉来蒸骨心肉给女儿吃，可让我失望的是：女儿对此却不屑一顾，还常常说难吃死了。看那样子叫她吃骨心肉如同叫她吃药一般。我想，今天的生活也许完全不是以前的那种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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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儿时的“家庭影院”
王占发
儿时的家乡，文化生活少得可怜，县里仅有一个放映队挨着村转，人们一年也看不上一两场电影。
电影队的马车一到，全村立刻沸腾起来。当然，最高兴的要属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中午刚过，就按捺不住激动兴奋的心情，早早来到村头打谷场，用羡慕的眼光看着电影队的人倒片子、鼓捣发电机，或帮助人家挖坑埋杆挂银幕，跑来跑去，忙得不亦乐乎。
天一擦黑儿，人们锁上家门，拿着板凳，从四面八方涌向打谷场。打谷场人挤人，连附近的墙头、树杈上都是人。
第二天，放映队到邻村放映。人家走到哪儿，我们就追到哪儿，跟屁虫似的，直到电影队走得很远才作罢。就这样，一部片子我们能看好几遍，剧中主要情节背得滚瓜烂熟。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这些“追星族”谈论的话题全是电影。董存瑞、赵一曼等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深深扎在我们的脑海中，激起我们的创作欲。于是，我们便将电影中的英雄人物按照我们的记忆画在纸上，再用小刀依着轮廓刻出来，做成一张张透光的纸片。晚上，我们拿出各自的杰作，在油灯下放起了“电影”。“影片”虽粗糙，墙上的投影随着灯光的晃动而晃动，但我们玩得很开心。
后来，我们针对光亮不集中和“影片”随风摇曳的弊端，发明了土电影机。要说这土电影机可真够土的，它用两块土坯制成（那时家乡盖房多用土坯，我们选它为材料一是质软易刻，二是不会失火），在一块土坯中间挖个圆坑，将小煤油灯放进坑里，在另一块土坯中间挖个透洞，以便灯烟冒出，再将两块土坯各挖出锥形凹槽，上下一扣就成了。放映时，灯光顺着凹槽射在墙上，形成一个亮亮的、方方的光屏。我们拿出刻好的纸片放在机前。哈！纸片的图形清楚地射在墙上，美极了，我们不禁欢呼起来。
“电影机”有了，我们又开始琢磨起“影片”来。小子们爱看打仗的，就多多制作打仗的。记得有一个镜头（其实是纸片）给我印象最深：一个端枪的解放军战士雄赳赳地站着，他面前是一个举着双手跪地求饶的美国鬼子。“影片”虽不会动，但可以想象得出解放军战士的英勇气概和美国鬼子战战兢兢的狼狈相。大家围在“电影机”旁，轮流上演自己的“影片”，配以临场发挥、稚气未消的解说词，常引来家里大人和比我们还小一个档次的孩子们的围观，我们心里美滋滋的。
小电影伴随我们一天天长大。直到我们升入中学后，才知道世界上早有幻灯机的存在。但这土电影确是我们乡村孩子的一个创造，我们是在根本不知道“幻灯机”这个概念的前提下，自行设计与施工的。虽显得土里土气，但给我们的童年带来许多欢乐。它不就是我们儿时的“家庭影院”吗？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
荷花（中国画） 王秉云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
致读者
“乐凯之光”艺术摄影专栏开办后，曾收到专业和业余摄影爱好者几百幅作品，我们选登了五六十幅，并且还评出优秀作品，给予奖励。后来，不断收到读者来信来电和寄来作品，希望“乐凯之光”专栏能继续办下去，办得更好。为了感谢读者的支持和鼓励，“乐凯之光”今天又与读者见面了。我们希望广大摄影爱好者把你们的得意之作和经验之谈寄来，作品一经采用，还将参加评奖。来稿请寄人民日报文艺部“乐凯之光”专栏。——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