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革命家风范
他是从太行山走下来的战士，也是从太行山走下来的学者。为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刘大年奋斗了一生，展示了——
一个战士学者对中国历史学的贡献
张海鹏
在即将告别旧千年，迎接新千年的时候，对新中国历史学做出重要贡献、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刘大年同志，不幸于1999年12月28日去世。按照他的遗嘱，后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和正式告别仪式，没有通知亲友。12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中国史学会合办的“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出席会议的全体中外学者闻讯后起立默哀，表明了与会学者对这位著名学者的尊重。
刘大年于1915年8月出生于湖南华容县，幼年大部分时间念私塾。1929至1931年间，家乡成为湘鄂西苏区的一部分，他尚未成年，便参加了少年先锋队，担任总队长和乡苏维埃文书。1936年肄业于长沙湖南国学专修学校。1938年8月进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毕业后，他被分配在冀西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工作，在河北平原和太行山上，他在边区政府长期从事干部教育和思想理论方面的工作。抗战胜利后，他担任北方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工学院副主任，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副主任。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担任研究员。1954年以后，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走资派批判，下放劳动。1978年恢复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以后，他退居二线，担任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孙中山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1964年起，刘大年连续当选为第三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是六、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1980年中国史学会重建，他当选为第二、第三届史学会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1999年被俄罗斯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
从小学至湖南国学专修学校肄业，刘大年大半受的是旧式传统教育。到陕北以后，读到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原著是《共产党宣言》。虽然似懂非懂，却在自己头脑里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从此，只要是新书，不管是政治经济学的、哲学的、中外历史的，都如饥似渴地去读。从此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献身革命的人生道路。
刘大年写的头一本书是《美国侵华史》。1947年，他生病离职休养，开始收集中美关系史资料。在解放区，研究这个题目，苦于缺乏原始资料。北方大学校长、历史学家范文澜向他提到可以注意两部书，一部是《李鸿章全集》，一部是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他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写作。1949年8月，《美国侵华简史》由华北大学出版，同时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不久经过修改、补充，于1951、1954年，以《美国侵华史》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一版、再版。苏联、朝鲜、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相继出版译本。
新中国建立以后，刘大年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领导工作。中国科学院成立初期，他作为科学院学术秘书，协助郭沫若院长处理事务，尤其是涉及社会科学以及历史学领域的事务。他参与组织中国科学院各学部的组成，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推动新中国第一个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产生，作为党中央批准成立的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的年轻委员，参与组织了中国科学院三个历史研究所，参与组织了新中国最早的学术刊物之一的《历史研究》，与尹达一起分任正副主编。他不仅与自然科学家竺可桢、杨钟健、梁思成、贝时璋、华罗庚、钱三强、叶渚沛、钱伟长、柳大纲、张文佑、叶笃正等有着很好的工作关系，尤其与中国历史学界的五老，即五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和学术交往。他同他们一起，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与繁荣。
他在繁忙的行政工作、学术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他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之外，挤出时间，潜心从事历史学研究工作。半个世纪以来，他出版了三本专著：《美国侵华史》、《台湾历史概述》（合著）、《赤门谈史录》；三本论文集：《中国近代史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抗日战争时代》；主撰、主编了六部著作：《中国史稿》第四册、《中国近代史稿》（三册）、《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以及《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孙中山书信手迹选》、《中日学者对谈录——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发表学术论文和学术文章超过了100篇。《美国侵华史》、《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和俄罗斯出版。还有一些文章有英文、俄文、日文译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近代史者，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中往往按照“道光时代”、“咸丰时代”、“同治时代”，或者按照“积弱时期”、“变政时期”、“共和时期”来叙述历史，这种叙述方法不能反映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刘大年在主持《中国史稿》第四册的写作中努力作出了改变。《中国史稿》第四册这种写法，就是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有些地方做出了可喜的概括。
刘大年的历史学研究，非常注意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他认为，从今天来说，从社会主义事业出发，古今中外的历史都需要研究。今天的现实生活要求历史解答的问题，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研究任务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从宏观角度看，现实的研究任务是：第一，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全部客观过程，揭示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长远前途，仍然是中国历史科学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第二，中国今天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各方面的知识。认识中国全部文明史，就是认识我们的先民是怎样对待、改造他们所处的环境、改造世界的，从中吸取和改造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来服务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第三，必须通过一个国家的具体历史的研究，找出与其他国家的共同点与不同点。我们今天需要从全世界历史的广度，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高度，进一步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把我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科学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来。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应当认真开展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其间有顺利发展，也有重大曲折。顺利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唯一合乎“国情”的最富有生命力的制度，而所遇到的重大曲折，并没有证明这个制度不具有强大生命力，只是证明它需要改革。历史的长河看不到尽头，社会生活中的改变、革新也就不会有尽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界有人提出要用近代化的观点重新改写中国近代史。刘大年认为，这不失为一种应当思考的主张。1990年，刘大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建所40周年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就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提出论文，指出：“适应世界潮流，走向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指出，“近代中国没有实现西方那样的近代化，但它凭自己的力量打开了走进近代化世界的大门”。此后，他又进一步指出：在110年的中国近代史期间，“明显地多了一个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少了一个民族独立；多了一个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统治，少了一个社会工业化、近代化。因此，中国近代史上的基本问题是两个，第一，民族独立问题，第二，社会工业化、近代化问题。”至于这两个基本问题之间是什么关系，刘大年认为：“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民族独立和近代化问题，两者的内容虽不相同，不能互相代替，但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
中国的现代化要走什么道路来实现？刘大年把它论述中国近代史的观点贯穿下来，反复讲，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现代化，是历史的选择。对于社会主义，在讨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刘大年认为现在中国是在社会主义的黎明。他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有两重意思，一是起点不高，二是前程远大。这好比从黑夜到白昼，必须经过黎明那一段。黎明也有两重意思，一是还处在晨光之熹微中，二是跨过这一段，前面就是天光大亮。照我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归结到一点：中国社会主义是在黎明，世界社会主义是在黎明。”“黎明”是一种文学形象的说法，它讲了眼前，也讲了未来，可以认为是有科学性的形象说法。这里也指出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有很长的路要走。
像在抗日根据地作战和斗争那样，在历史学领域，刘大年始终在战斗，直到停止呼吸。他是从太行山走下来的战士，是从太行山走下来的学者。他一生的研究经历说明，他是一个战士型的学者，学者型的战士。这里再举几个例子。
1961年，刘大年在《历史研究》发表《论康熙》一文，在国内引起反应。那时候史学界存在着“左”的偏向，高喊“史学革命”，主张打倒帝王将相，以为刘大年讲帝王将相，是想“反潮流”。接着，他的观点又在国外引起了苏联方面的持久的批判。一个学术问题的争论变成了政治性的争论，它从一个局部、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历史的曲折。刘大年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后悔。实际上，《论康熙》这篇文章，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照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大关节，观察和分析康熙皇帝和清朝初期的历史，对康熙皇帝和清朝初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做出了客观的评价，至今仍被史学界看作是历史研究的一篇范文。
刘大年在他的晚年，把他的研究兴趣同抗日战争的历史联系了起来。抗日战争的爆发，把刘大年卷进了革命队伍，但他的研究工作并没有把抗日战争历史放在视野之内。1982年，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引起了刘大年的严重关注。这一年，他第一次发表有关抗日战争历史的文章。1989年2月20日，刘大年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就日本当局在侵华战争性质问题上的倒退做了义正词严的发言，曾吸引国内外视听。此后几年里，刘大年一方面接受胡乔木同志的建议，组织抗日战争史学会，推动国内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一方面撰写了好多篇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论文。他还用相当多的精力，组织并主持编写了《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这本学术著作。
刘大年早年曾经把“国学”当作根本学问，临终前定稿、发表的最后一篇长达8万字的论文：《评近代经学》，可以说是对他自己头脑中的“国学”的一次清理和总结，也是对近些年来宣扬孔学、新儒学种种社会现象的一次清理和总结。刘大年认为，经学是中国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近代经学虽然朦胧地出现了民权、平等等西方资产阶级的口号和字眼，但是并没有改变它的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性质。他在本文的结论中问道：“为什么五四运动以后，西方各种牌号的新思想、新学说蜂拥进入中国，又都昙花一现，转眼过去，唯有马克思主义终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了？”回答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是中国文化现阶段的重要发展。孔子学说统治成为过去，近代经学结束，是历史朝前演进的必然，是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符合。对此，刘大年做出了自己的论证。
刘大年与我国老一辈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有着密切联系。当1987年史学界“五老”中的最后一位侯外庐去世时，他曾经满怀感情地回忆并评价“五老”对创建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功绩。他说，他们那一代人为推动时代前进，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们做完了时代交给的答卷。但那些答卷也只代表过去的时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必须跟上时代步伐，不断发展前进。以往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表现了巨大生命力，“那么，现在和今后，按照新的条件，坚持这种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是常青的。”这个评价，完全适合刘大年自己。刘大年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奋斗了一生。我们现在惟有相信，我国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能够接过这面光荣的旗帜！
图为1958年9月，刘少奇同王光美在苏州丝绸厂观看新产品。
照片选自《刘少奇》画册（附图片）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疏影
——哀思慈母侯御之
杜毅
妈妈走了，我常在梦里见到妈妈。醒来，我眼泪汩汩而下，怕惊醒同屋如今也在病中的小妹。我忍住抽泣，不敢翻身，不敢开灯，泪眼婆娑中，默默梳理着妈妈那些发黄的照片和照片背后的故事。
流韵扶桑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妈妈身穿藕色团花和服，在日本京都大学毕业，成绩出众，获奖时所拍的一张照片。
妈妈对自己幼年时的回忆：“……慈母猝亡于暴病，遗下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兄姐高不及桌沿，妹弟尚在襁褓中，由父亲牵着背着哀哀走在灵车后，倾盆骤雨中……”
妈妈进小学早，连年跳级，提前毕业。考取《庚子赔款》官费，年仅8岁孤身爬上赴日船梯，远驶异国天涯。在日本学习期间，妈妈日夜苦读，年年门门功课亦是百分。18岁大学毕业，22岁获法学博士学位。小荷尖尖、崭露头角。特别当国外使节纷纷祝贺，妈妈以流利的日、英、法等七国外语答谢时，更震动了全场。他们尊称她为“公主殿下”。
1926年在日本与爸爸杜重远结识后，妈妈更多地参加了要求收回旅、大等爱国学生运动。常听爸爸在“同学会”的演讲，随爸爸率团去请愿。冬季深夜，宿舍炭火熄灭，她常裹一件厚衣，伏案疾书论文到天明，身体日渐衰弱，患严重胃溃疡，坚持大考结束，即住进了医院，妈妈是在病床上接到校方通知：“阁下的成绩再次独占鳌头。”领奖这一天，爸爸为妈妈拍下了这张照片，以志纪念。
1932年秋，妈妈博士论文和《刑法学》等著作尚未公布，许多日本高等学府，如“东京帝大”、“同志社大学”等和各领使馆纷纷来函聘职。她的导师龙川教授——日本法学泰斗，将一串钥匙并一个存折，放在她面前，挽留妈妈继续作他的得力助手。当时日寇已发动“九一八事变”，妈妈放弃了这一切，回到北平，任教于“燕京大学”和“冯庸大学”。
当时两校校长常亲临教室，聆听这位最年轻的教授颇有新意的讲学，也为我国第一个女法学博士击掌喝彩。
俏不争春
妈妈披纱、爸爸礼服、珠联璧合的婚照，拽着一只风筝，冉冉而来。爸爸有过一次封建包办婚姻。虽然离异，但妈妈总顾虑日后说不清楚，一直拒婚，甚至中断音讯颇久。一天，在她宿舍窗下，飞来一只雁形风筝。上写“不传消息，但传情”。大家都说妈妈终被这只风筝感动了。实际是被爸爸忧国忧民、实业救国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动。那年春假，她随爸爸去了一次杭州。西子湖畔，妈妈饶有兴趣地观看爸爸制作风筝。牵线放线，一只“彩蝶”，翩跹高空。“有情人终成眷属”，只是在那祖国河山破碎的日子里，新婚燕尔亦无欢。妈妈回忆：“1932年底，我从国外学成归来，重远正忙于抗日救亡活动，无暇择日而是撞日订婚。假座北平铁道饭店举行仪式。我穿一身黑色丝绒旗袍，未施脂粉，仅一双红鞋，略志喜庆。汉卿（张学良）先生送来了贺礼——一个心形金盾，当中镶刻一个爱字。他语重心长地祝贺说：‘愿你们举案齐眉、白头偕老。我送的这颗爱心，象征着你们永结同心，也代表着我们万众一心，复我河山……’1933年初，日寇进犯喜峰口，热河危在旦夕。我与重远推迟了原订于该年2月2日的婚期，重远带领青年记者随同汉卿、子文先生奔赴热河。”
翌年，爸爸从热河前线回来，与妈妈在上海举行了隆重而阔绰的婚礼。不是爸妈在国难之际，刻求奢华，而是当时斗争环境的需要。爸爸已与周恩来、潘汉年分别取得了联系，正在国民党高层开展统战工作，争取扩大抗日力量。新婚第三夜，爸爸即离家，为“国难宣传团”紧急备车，赶去参加“内蒙自治委员会”在绥远百灵庙举行的成立大会。在妈妈新婚和婚后的十年中——爸爸有生之年，伉俪情深，却一直离多聚少。爸爸为救国难，一直奔波在外，几乎夜夜晚归或不归。在“地方协会”每晚开会，向上海工商界宣传抵制日货；组织物资支援十九路军和马占山将军，在敌机狂轰滥炸、血染成河的重灾区安置难民。爸爸还经常与众人推着抛锚的大卡车，行进在悬崖陡壁的小路上，亲送军需上前线。抗战需要资金，爸爸又在江西景德镇创办了第二个“光大瓷厂”，同时在上海、武汉、云南等地续办第三、第四个瓷厂。哪里有困难、有需要、有危险，爸爸就在哪里出现。家中留下新婚的妈妈一人面对庞大而陌生的环境：六亩地的大花园，上千平方米的大宅，川流不息的来访者；三个筹建瓷厂的催款单；达官贵妇们的清唱、茶会、麻将之约，常使一向潜心学问，不喜抛头露面的妈妈手足无措。爸爸信中、电话里劝导：“要利用这些聚会，多作宣传抗日工作。”妈妈刻意改变自己，每日处理纷至沓来、各种复杂局面。当时日军和蓝衣社等组织已注意到爸爸这座“豪宅”的一些可疑“形迹”。一天深夜，爸爸正与潘汉年、宋介农、胡愈之、高崇民伯伯、叔叔在客厅麻将桌上研究如何揭露日伪阴谋。一队混有日人、汉奸的“夜访者”，气势汹汹上门查问。妈妈通知爸爸的同时，一身华贵和服，“傲慢愠怒”地出现在敌人面前。她用纯熟的日语，提出很多在犹琦夫妇家知晓的日军高层关系，巧妙地击退了这一突然袭击。1935年，爸爸因“新生事件”爱国入狱后。妈妈身怀六甲，不顾骄阳酷暑，日夜奔波营救。撰写《抗告》文，诉诸法律报端。劳伤过度，头胎流失。爸爸出狱后，赶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再定“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重大决策。“西安事变”爆发，爸爸二次被捕，押送南京。
凌霜斗雪
蒋介石生还南京，爸爸虽获自由，但形势更为严峻：由于爸爸是著名的实业家，抗日积极分子，又被提名为国共联合政府的领导人之一，影响颇大，日寇四处通缉、密令追杀。爸爸日夜在为上海工厂内迁紧张工作的同时，不得不改名换姓，与妈妈一夜三迁宿地。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和妈妈在美国的亲友都力劝爸妈去美创办实业，然而他们终不忍离开苦难中的祖国。妈妈决心走出翠楼暖阁，离开霓虹灯闪烁的大上海。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1939年与爸爸一起来到了荒凉落后的新疆。
到达新疆不久，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叛变革命，大批虐杀陈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爸爸先被软禁，后被监禁，最后受尽酷刑，惨遭杀害，并被毁尸灭迹。妈妈的辛酸记忆：“那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边疆五月之夜，重远与我和孩子长别的那个夜晚。塞外的初夏仍然凉气袭人。再加这晚月黑星暗、雨凄风急。在我们晚饭时，盛世才杀人组织——‘侦缉队’，突然包围了我们的住宅，黑衣队员冲进了重远的书房和我们的卧室，翻箱倒柜并‘请’走了重远。我站在大街门外，望着囚车远去、远去。直到雨水从发间流下，衣角也在渗水，我才惊觉在夜风冷雨中站得太久。回到满地狼藉的卧室，我跌坐在地，靠在新疆特别低矮的窗台上，就此浑浑噩噩……似乎窗外风雨已停，只有瘆人的狗哭声，断断续续，时远时近。檐间积雨，漏得艰难，似簌簌泪、滴滴血……”
从此妈妈的空房，从生离变成了死别。爸爸的狱友王保民叔叔，事后来家叙述爸爸被害经过：“重远受过二十六种酷刑，长号大骂达16天，最后盛世才亲自动刑。用沸油浇重远上身（刑名‘穿马甲’），用烈焰烧下半身（刑名‘烘山药’）。可怜重远大片皮肤被浇烧得嘶嘶作响……”保民叔叔说得热泪淋淋，妈妈面色惨白，两手捂住耳朵，拼命摇头，摇散了发髻，摇乱了神志。整整两天两夜呆坐桌旁，不语、不吃、不睡。弟弟、小妹饿醒了哭、哭累了睡，妈妈一如泥雕。保民叔叔请来了医生，大院的邻居也都聚拢来，大家认定：她精神失常了……
四个月后才通知妈妈这一噩耗，妈妈悲怆回眸：“记得十月的新疆已开始下雪，我被通知重远已死，要我去领取遗物。我坐在新疆特有的六轱辘车上，奔往监狱。感到一片白茫茫，心如刀绞，泪如泉涌。倏忽间，大雪纷飞里，我似乎看到重远那关注而呵护的目光，听到了我们到新疆被软禁后，重远常鼓励我要坚强的话语：‘困难再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失去了勇气’，‘万一我遇害了，你千万这样想，离散了一家，团圆了万家’，‘男儿有泪不轻弹，巾帼如你，也要有泪不轻弹啊’。面对皮笑肉不笑、等着看我笑话的狱长和狱卒们，我拿着重远衣物，硬是没有流下一滴眼泪，镇静地走出了牢房。尽管回来时，昏倒在家门前，我觉得我维护了重远的形象……”
爸爸残酷被害后，又一厄运接踵而来：盛世才阴谋用疾病夺去我们一家人的生命。妈妈和我们被关进了当地结核病院，至今我还记得那些大口咯血的女病人。一旦确诊我们也都染上痨病，又将我们软禁在家，冻结爸妈银行存款，使我们既无钱治疗，又陷入断炊绝境。一天，妈妈长久站在爸爸遗像前，泪流满面，又很快擦干，默默祈祷爸爸保佑我们，自己带病单身进城，也不知怎样闯进了那戒备森严的盛世才“督办公署”，严正要求：“救救孩子，孩子无罪。”盛世才命令特务用“拖死狗”的方式将妈妈从城里拖到郊外。他们一人拖，一人双手掐紧妈妈咽喉至气绝，松手，再扼紧。如此一路反复，停停走走，使妈妈受尽了窒息死亡的痛苦。她被掷回家中，几天后，又虚弱地站在爸爸遗像前，没有哭泣，没有默祷，而是将爸爸遗像取下，放进小旅行袋里，大雪迷漫的夜晚，妈妈带上刚会走路的我，刚会说话的弟弟和还在襁褓中的小妹，半坐驴车，半步行，直奔飞机场，想趁天黑逃上机舱，飞往内地。当我们母子女匍匐挨近机场外围，即被岗上哨兵发现，子弹上膛，厉声喝止：“不许动，否则开枪。”大风雪呛得我透不上气，双脚冻得骨折般剧痛，实在也走不动了。妈妈这时放下小旅行袋，右手拖我，左手挟弟，背着小妹，继续前行。刺耳的枪声响了，连续射击。妈妈按倒我们，趴伏雪地，被围上来的持枪大兵抓住，又将我们押回那已冰冷的家。妈妈没有经验，用热水敷我们冻坏了的手脚，痛得我们三人撕心裂肺般的哭叫。急得妈妈环室乱转。“黑狼”把守门外，也无法出去求助，妈妈痛楚的眼泪滚滚而下……午夜，由于冻饿，我们意识朦胧。恍惚间，妈妈从箱子里找出瓶瓶罐罐，喂我们吃一种有些怪味的果酱，并要我们大量喝水。从此白天要我们卧床不动，保存体力，夜间避开看守，喂我们三次果酱，每人每次一匙，妈妈半匙。就是这些从内地带来，已经有些发霉的果酱，维持了我们将近两个月的生命，等待胜利。
抗战胜利后，盛世才调往重庆。妈妈带着三个气息奄奄的我们回到了上海，回到了那“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爸爸的故居。
“屋漏又遭连夜雨”，一位赫赫有名将军的夫人看中了爸爸这座豪宅，强行要我们搬家。从此，我们无家可归，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等我们病情稳定后，妈妈又挑起超负荷的重担，在三年内教会我们全部中小学课程，使我们都考上了名牌大学。
暗香浮动
1981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妈妈苦尽甜来之时，却一病不起——晚期肺癌。此事惊动了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他亲自批示：“像杜重远这样的遗孀，已没有几位，请务必医救。”上海医务界行动起来，3个医院，4位专家，成立了特别抢救小组，妈妈经历了特大手术，在国外也禁刀的情况下，手术成功，奇迹般活了下来。活下来的日子：左肺全切、右肺肺气肿，日夜与呼吸困难作斗争；喉返神经被切除，气管不能正常关合，每吃一顿饭，咳呛得汗淋窒息……妈妈靠在氧气筒上，写出了很多感人文章，宣传国家大政方针，殷切呼唤港、澳、台三游子归来。6年前甲状腺又出现癌肿，住院5年，气管切开。病势日趋危重，肿瘤压迫食道气管，不能进食，经常窒息，并出现黄疸。妈妈的病牵动了多少国家领导人的心，他们纷纷来人、送花、祝愿。病情一有变化，医院内外一次次大会诊，视妈妈为亲人的院长、专家、医生护士们日夜守候在妈妈病房，将死神挡在门外。妈妈气若游丝，仍勇敢接受无麻药肝胆穿刺（以防麻药引起窒息）。妈妈与死神作拉锯战的间隙，断断续续写在小纸片上，由我抄出，向党中央和亲友们表达绵绵心意：“回顾往事，不禁悲从中来，夫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是国家蒙难所带来的必然后果，‘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和子女们无悔无怨。重远英年被害，没能作出更多贡献，党和国家却给予我和孩子如此多的关爱和照顾。我被安排为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后，有关部长、秘书长们常来医院嘘寒问暖。每逢春节，我病房里的鲜花、花篮摆满，更多的放在门外长长的走廊里。医生护士都说我的病室更像花苑，门外是花展，我好有福气。‘舴艋小舟载不动许多愁’，而我和孩子们的心舟却是装不下党的似海深恩……尽管女儿和医生们都安慰我，说我的病会慢慢好起来，但我感觉到我的人生苦旅，已行至尽头。我不愿向您们告别，我很留恋大好河山，温馨的社会和儿女们的孝心。我会尽可能地放慢脚步、慢慢走……”
1998年6月21日晚，妈妈痛苦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思绪痛楚里，我们找出妈妈生前最爱凝神静听的碟片——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妈妈最后的叮咛：“在这远行之际，我想让重远一生为国忘家的事迹，留给后人；我想让孩子们记住，国强才能民富。中国有五千年璀璨的文化历史，也有近百年被帝国列强侵略瓜分的屈辱历史。我们为此自豪，为此付出……感戴江总书记一再要求我们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我们的国家经历了血染河山、还我河山，待到我们重整河山时，我愿小平旗帜猎猎，从此河山如画。”妈妈走了，给我们留下了一颗中国心。
在我们神思恍惚，悲哀默悼中，到处都是妈妈丰姿绰约的身影和晚年灿烂如花的微笑，一旦定睛，再也看不到、找不到妈妈了……我们从小痼疾缠身，劫难重重，一直也没有自己的家，但有妈妈在，就是一个相依为命的家。妈妈走了，家也散了，总觉人在旅途中。深深感念党中央和上海市委，又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将爸妈忠魂安息在这么好的地方——万国公墓名人墓地（宋园），古树参天、鲜花四季。我们倦鸟归来，天上人间相聚在爸妈墓碑旁。爸爸，毁家报国，挫骨扬灰，归去，斜阳正浓；妈妈，冰雪梅骨，默默历尽“苦旅”，花落，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