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27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读书天地)
专栏:

  《中国20世纪纪事本末》出版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20世纪纪事本末》是一部记述二十世纪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大型史学工具书,具有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双重特点。上限起自1900年,下限止于1999年12月31日,全面再现了百年间中国波澜壮阔而又曲折艰难的历史脚步。
  全书共分五卷:第一至四卷分别以“条目”和“大事记”形式,记述每年发生的重大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自然现象等重大历史事件,共收事件条目一千八百余条,大事记一万五千余条;第五卷为“附卷·人物卷”,共收百年来有重大影响的已故历史人物近千人,记述其生平、活动、业绩、著述及影响等。其中第一至四卷各卷的分期为:第一卷,1900—1926;第二卷,1927—1949;第三卷,1950—1976;第四卷,1977—1999。事件条目按年及时间顺序编排,每年起始,有一综述,对当年历史特点作概要叙述,起承上启下和画龙点睛的作用。人物按姓氏笔画编排。整部书查阅使用方便。
  这部书由国史专家周鸿教授和近代史专家朱汉国教授任总主编。(范文)


第6版(读书天地)
专栏:

  美学的误区与建筑的革命
  ——喜读《建筑的革命》
  顾孟潮
  十年前,即1990年第一期《新建筑》杂志发表了东南大学教授郑光复先生的论文《建筑是美学的误区》,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鸣。最近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建筑的革命》一书,把当时有代表性的争鸣文章收入此书,共六篇,包括:建筑是美学的误区吗?(吴焕加);夜读偶得(窦武);从后现代到解构——兼论郑光复先生的误区(艾定增);美学误区与“二律背反”(侯幼彬);话说“误区”的误区———谨向郑光复先生请教(陶友松);建筑,是艺术(李松年)。六篇文章的作者大体上是一半赞赏一半反对。谁知这场没有结论的争鸣,便成了这本书的缘起和“好戏”的开场锣鼓,激起我阅读此书的极大兴趣。从书的附录部分开始读,或者叫作“带着问题读”,感到格外有味道。不信诸君也可以一试。特别是不久前我看到《人民日报》上刊出袁运甫先生呼吁“建筑回归艺术”的文章,联系到建筑界内外众多人士对建筑的观念和做法,更感到有推荐这本《建筑的革命》的必要了,遂草成此文。
  作者在该书的序言中充满自信的称,历经十年磨就的这本书将成为“未来的建筑兵法”,“愿此书能是一份走向未来的导游图”。我读后的感觉是,作者的信心和愿望都基本上实现了。因而我专门写信向作者和出版社祝贺,感谢他们对中国建筑科学、建筑产业、建筑教育事业作出了堪称五十年来的重大贡献之一。书的内容和观点,显示出作者有战士的勇气、哲学家的高度、诗人的文采和理论家的严谨。
  全书四十四万字,全面地论述了中外古今的建筑哲学、科学技术、经济、艺术美学等方面的课题,对于从事理论研究、设计实践、建筑教育的读者均有帮助。在编写体例和语言上也富有新意,颇有可读性、可赏性。
  《建筑的革命》,郑光复著,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6版(读书天地)
专栏:

  《海源阁闲话》出版
  李敏善的《海源阁闲话》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三辑,或谈人物、或写山水、或论艺术,抒发作者的感受与见解。 (郑文)


第6版(读书天地)
专栏:

  《中国反腐败二十年》
陈波著
  本书以纪实手法,真实再现了共和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反腐保廉二十年的历史旅程。作者以大量第一手材料,对党为反腐保廉而展开的运动斗争和采取的政策、措施,以及所查处的大案要案的背景、决策、进程、结果等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对人们普遍关心的反腐败热点问题和新世纪反腐败势态作了思考与展望。作者用充满感情的笔墨,既认真探讨了反腐败工作的复杂与艰难,又充分显示了党和国家对惩治腐败、根除腐败的决心和信心。作者长期在反贪部门工作,又致力于孜孜不倦的理论探讨。本书是其久积于心而发于笔端的一部力作,讲究中国与世界相参照,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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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著 何希泉等译
  本书以纪实的手法、翔实的史料和丰富的内容,对二十世纪下半叶作者亲身经历并参与领导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阿富汗、苏联克格勃的一些重要间谍和反间谍活动、苏联同世界大国的关系,特别是八十年代苏联国内的“改革”和九十年代初的8·19事件及苏联解体过程等做了详细的论述,同时对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做了深刻的分析和认真、痛苦的总结,立论精当,对了解和研究苏联问题和俄罗斯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6版(读书天地)
专栏:

  《中国的传统》
吴国桢著 陈 博译
  本书作者系著名华裔美籍人士,“虽身入美籍,然仍炎黄血裔”,心系祖国,情眷中华。他用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以笔代耕,以口代织”,潜心研究、撰写向世界宣传中华民族传统的专著。本书即为最体现作者爱国情愫和研究心得的代表作。作者在书中探究的是中国上古史,具体讲就是从黄帝起到周朝建立间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他认为这段时期构成了中国社会最早的形成时期。书中作者重点讨论了这段时期中华民族伦理的起源和实质,着重叙述了早期中国文化传统的具体表现———神话、宗教、祖先崇拜、家族观念、书面语言、干支纪年等,对尧、舜、禹、文、武和周公的生平、信仰、人际交往等进行了研究,并详细介绍和探讨了《周礼》和《仪礼》这两部周公著作,论述了它们在中国社会、政治、道德和伦理发展中的意义及深远影响。
  以上两书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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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时代精神 民族气派
  ——读《中国城市雕塑50年》
  李松
  由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主持编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城市雕塑50年》一书,共收入1949—1999半个世纪中,在中华大地上矗立起来的城市景观雕塑和中国雕塑家在国外建造的大型雕塑作品,共四百零三件,比较全面、完整地反映了中国当代城市雕塑的总体面貌和发展进程。
  中国新兴的现代雕塑起步于二十世纪初期。1952—1958年,由当时最杰出的建筑家、雕塑家、画家共同完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中国现代雕塑艺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新起点。而对雕塑发展起了关键作用的是1982年中央批准中国美协《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开展雕塑建设的建议》并成立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1992年改为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从那时起到世纪末,这举足轻重的二十年,中国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无数现代化建筑的兴建,许多城市雕塑也拔地而起,成为构成当代城市景观的重要因素。城雕艺术也为二十世纪中国当代美术涂上一道浓重的色彩。
  正如画集的几位撰文者所言,城市雕塑这一概念的涵义不是很准确,但已是约定俗成。它所包括的主要是纪念性雕塑、园林环境雕塑,似乎也应包括那些装饰性、风俗性的景观浮雕或圆雕。
  画集中收入吴良镛、王克庆、邵大箴的三篇论著,记述五十年城市雕塑的发展过程,提出今后发展的意见。吴良镛《蓬勃发展的中国城市雕塑五十年》一文,就“面对辉煌的成就如何能更上一层楼并根除劣质雕塑,从而将城市雕塑纳入正常的轨道,提高城雕艺术质量”这一大家关心的问题提出四点意见,即:雕塑家要提高自身修养;要具有城市意识;要加强与建筑家的合作;从对东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的挖掘中提高中国雕塑水平。
  五十年来创作经验的积累对未来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古代雕塑的发展在近世出现断裂。现代雕塑主要是学习、借鉴西方古典的和现代的创作经验。如何解决好对传统和西方艺术的融汇、借鉴,使雕塑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与民族气派,一直是雕塑家们致力于的课题。从人民英雄纪念碑颂歌形式的构思到九十年代一些现代性很强的作品,由作品的精神内涵到表现形式,很多雕塑家在对传统艺术样式、造型手法的直接或间接学习借鉴中,深入把握民族审美意识,创作出诸如钱绍武作《李大钊像》、杨英凤作《凤凌霄汉》、曾成钢作《起舞》、文楼作《竹谱》等形式手法不同,但都很好地体现着时代精神与民族气派和谐统一的作品,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同和喜爱。
  城雕建设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中国城市雕塑50年》的出版,有助于充分发挥优秀作品的示范作用,意义是重大的,而一些重点的成功之作,也还值得进一步研究、总结。(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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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又一本真实历史的记录
  ——谈《东史郎战地日记》
  史知
  这是日本侵华老兵东史郎在中国出版的第二部战地日记,是又一份珍贵的日本侵华史料,也是从反面提供的一部历史读物。
  东史郎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战地日记名为《东史郎日记》,记述的是他在1937年8月应召入伍至1938年9月的侵华经历。现在出版的这本《东史郎战地日记》与上部日记在时间上相衔接,是作者在1938年10月至1939年9月继续随日军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服役、辗转入侵华中地区的经历实录和作为一个日军上等兵的内心纪实。
  东史郎对自己的战地日记特意作了这样的安排:前一部日记由于涉及南京大屠杀故在南京出版,后一部日记则在中国首都北京出版。他希望通过在中国两地出版这两部日记,能够更广泛地向中国人民反省,表达他最深沉的谢罪。这也是他不懈地寻求舆论支持的行动。
  在日本,讲述日军侵华这段人所周知的历史真实竟是如此艰难。
  事实上,东史郎是在沉默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于1987年第一次在日本公布他的战地日记。日记真实再现了日军侵华暴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场景,令世人惊骇,也引起日本右翼一片恐慌。此后,东史郎便陷入右翼的攻击和恫吓之中,甚至在1993年被告上法庭。在参与战争的三百万日本老兵中,东史郎是惟一因讲出当年的侵略真相而被告上法庭的。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东史郎诉讼案”。其间,东史郎历经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被判败诉后,又顽强地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他向法院提供了大量证据和在南京现场所做的有关屠杀罪行成立的实验结论。但是,日本最高法院无视事实,于2000年1月21日仍然最终判定东史郎败诉。紧接着,日本右翼势力在大阪举行大型集会,再次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并称南京大屠杀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东史郎随之又被卷入右翼的攻击浪潮中,承受沉重的政治压力。
  在这样的时候,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东史郎战地日记》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真实的日本侵华历史资料。特别要说明的是,《东史郎战地日记》是根据当年作者的日记手迹翻译而成的,本书在排版时特地插入了一部分原始手迹。作者在2月28日召开的日记翻译座谈会上对当年写日记的情况作了介绍。他说,作战时是写不了日记的,只能利用战斗间隙时把前几天的事情补记下来。所以,有些日记在日子上会有出入,但月份和事件本身是绝对真实的。在“东史郎诉讼案”时,所有这些日记材料都被做了公证并提交法庭,因此是确实可信的。很多史学家指出,日本侵华史料很多,但像这样出自日军侵华士兵之手记载的、连续两年不间断的日记史料,除东史郎的这两部日记外,几乎不会再有了。
  另外,从日记内容看,尽管没有对当时日本侵华战争的宏观描述,但却从一个日军士兵的微观视角来讲述这场侵略战争,讲述他和其他日本兵的种种复杂的心理状况,描绘日军在中国城镇烧杀抢掠和其他暴行的细节。人们可以从这些讲述、描绘和情感抒发中看到,一个深受军国主义毒害的日本兵是多么的盲目、混沌和矛盾百出。他既有愚忠、残忍、麻木的一面,又有恐惧、恋家、渴望真情的一面;既有受蒙蔽而对中国人民的仇恨、蔑视和带着浓重偏见的歪曲描写,也有对中国人民的抗日爱国精神的真实记载。所有这些都无遮无掩,这为研究和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和活生生的材料。
  出版这本日记,不仅仅是为了给历史以多方面的真实记录,也是为了对坚持历史真实的东史郎以支持。东史郎坚信没有谎言的交往才是日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基础。
  这部日记出版时,正值东史郎八十八寿诞。东史郎年轻时参与的侵华历史不容抹煞,但东史郎今天的反省和为历史作证的行动使他受到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人们的敬重。


第6版(读书天地)
专栏:

  把人的光环赋予他们
  ——读《在离开父母的日子里》
  阎纲
  毛泽东说:“犯人也是人!”当然,犯人的子女也是人!
  作家常扬的报告文学《在离开父母的日子里》感人肺腑。
  我国现有三个特殊的“儿童村”,收养六十多名儿童。
  父亲或母亲成了罪犯被关进监狱,尤其是父亲杀了母亲或母亲杀了父亲被关进监狱以后,一个温暖的憩息地随之解体,家没了,子女怎么活?要么遭人白眼,生活无着,像小鸡一样到处觅食;要么投亲靠友,受歧视,被当作孽种和克星逐出家门;要么躲躲藏藏,偷偷摸摸,走上犯罪道路;要么像印度电影《流浪者》里的拉兹一样到处流浪,不定哪天冻饿街头,其结局只能是:狱中的父母不能老实服刑,父老乡亲不能驱走阴影,社会治安不能得到保障,长此以往,必成大患。
  《世界人权公约》和《儿童人权公约》里,找不到任何一条关于人类社会中这一最不幸的群体的规定,疏忽造成了空白。固然,“救救罪犯孩子”的呼声时有所闻,但是各国政府没有拿它当回事。奇迹在我们国家发生了,这就是以张淑琴为首的仁人义士所创建的中国首家“罪犯子女儿童村”。
  张淑琴敏锐地发现,要不要救救罪犯的孩子这个国际性的老大难问题,已经严酷地摆在中国公众的面前,倘若坐视不理,终将构成人权记录的一个缺陷和民族良心的一大遗憾。张淑琴还发现,即便是最残忍的犯人,也有人性中最善良的亲子之情,他们可以为子女的幸福而伏罪、而求活,也可以为子女的被遗弃而抗拒、而自虐,因此,她要唤醒公众的良知,召回人的天性和人的尊严,把人的光环赋予不被世俗看重的罪犯子女。固然,作为警督、记者的张淑琴和农民企业家郭建华等人身单力薄,可是,他们是一群义士,坚信烈士子女和罪犯子女都是人,身上流出来的都同样是鲜红的热血,他们有生存的权利,同样有受教育的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精神支持下,张淑琴们义无反顾,共襄盛举,历尽艰难险阻,满世界化缘:善良的人啊,献出一点爱吧,让普天下的罪犯子女都有一个家!他们感动了上帝,终于在古风犹存的八百里秦川建成三个不同寻常的“儿童村”,让国内外每一个参观的人激动不已。国际人士称,我们不知道哪个发达国家重视过罪犯子女的问题,更不用说建立什么罪犯子女的“儿童村”了,在那里,儿童村倒是有的,但更多的却是罪犯式的儿童村!这番言论,闻之痛心。这就是说,只有等到罪犯子女已经变成和他们父母一样的罪犯之后才进儿童村,也就是说,在西方,所有这类儿童村的儿童都是罪犯!相比之下,弘扬民族爱心,以罪犯子女为对象,完全依靠社会力量创建中国式的“儿童村”,在国际人权记录上实属首创,毫无疑问,也是中国人维护人权的超前行动。张淑琴啊张淑琴,你们不愧是有功之臣,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感谢长篇报告文学《在离开父母的日子里》的作者常扬先生,他把罪犯子女的特殊命运以及全社会救助罪犯子女的感人事迹记述得那么细致又那么富有人情味!
  本书作者常扬感慨系之,历数悲欢离合的情由。作家自己被他采访到的事迹深深打动了,他的感情十分投入,我依稀看见他写作时眼里的泪水。作家的文笔质朴感人,那一幕幕心灵的历险记,读来不禁一洒同情泪。读这本书,人们感到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一种坚定而强烈的传统美德、人文关怀和人权意识,还有陕西人民的非常仗义的自觉行动。
  “六一”国际儿童节就要到了,我希望《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独立宣言》、《人权宣言》、《儿童权利公约》和《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都找不着的救助罪犯子女的这一创举传遍海内外;希望我们的“儿童村”走向世界;希望天下父母不妨打开常扬的这本书,哪怕只看看其中的照片也好;希望那些对中国人权状况说三道四的人看看眼前的事实吧,要是对人权真有诚意的话,还是先救救自己的孩子!
  《在离开父母的日子里》由未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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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
  教育部全面修订的中学语文大纲着眼于学生精神素养和语文整体水平的提高,第一次明确具体地指定了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书目。
  大纲提出的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书三十种,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拥有版权的占二十六种。为配合贯彻落实语文新大纲的精神并为教育改革做些事情,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二十六种书编辑成一套“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丛书现已出版,5月面向全国发行。同时,由知名专家、学者和著名翻译家撰写的《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导读本》也将随丛书面世。
  丛书包括:《西游记》、《水浒》、《朝花夕拾》、《骆驼祥子》、《鲁滨孙漂流记》、《论语通译》、《三国演义》、《红楼梦》、《围城》、《哈姆莱特》、《复活》等。 (小宁)


第6版(读书天地)
专栏:

  《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出版
  何炳济
  陈慧生主编的《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近日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著作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由于内容的时间跨度大,涉及的问题多,所以花费了十多年时间,方才告成。新疆的专家、学者们的鉴定意见是:“该书难度较大,有一定的开拓性,填补了区内伊斯兰教史研究的空白,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铁木尔·达瓦买提为这本书撰写的序言说:“这部书的出版发行,不仅对新疆各族人民了解伊斯兰教在新疆的历史提供了方便,而且也为进一步研究新疆的民族关系和伊斯兰教问题开了一个好头。”
  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我国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之一。新疆的先民们曾经信仰过岞教、佛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自十世纪初传入后,经过六百余年复杂过程,才由西向东,由南向北,逐渐传遍全疆。
  全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有十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这十个民族在新疆都有足迹。截至1949年,新疆的十三个世居民族中,就有七个信仰伊斯兰教。如今,新疆已有四十多个民族成分。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族、保安族和东乡族的不少群众也先后移居新疆。据1995年统计,聚居新疆的十个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的总人口近一千万,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开发大西北,不能不首先了解那里的民族和社会,要了解那里的民族和社会,就不能不了解那里的历史和文化,也就不能不了解作为历史和文化重要表现的宗教。因此,在开发大西北的热潮中,《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的出版,对于人们正确认识新疆的历史文化传统,正确认识众多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群众,正确认识和对待伊斯兰教,都是十分适时和有益的。


第6版(读书天地)
专栏:书里书外

  “大书”与“小书”
  陈新
  近几年,出版部门出“大书”的风头有增无减,越刮越劲,“比大”成为时尚:你出文集,他就出全集;你出十卷本,他就出二十卷本;你出全国性的,他就出全球性的。封面装帧也随之步步登高。这类既大而失当又阔气过头的图书成本高得吓人,定价自然可想而知,一套动辄数百元,多则过千元。其印数却少得可怜,其中能直接销售到读者手中的寥寥无几。
  出版这类“大书”多半有赔无赚,号称门坎精的出版人为什么还这么争着抢着傻干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是评奖活动中的一种错误导向(至于几大奖项对图书出版业的推动作用也是有的,但不是本文要讲的内容)。据有关方面统计,近几年,几种全国图书大奖的评比结果,“大书”占绝对多数。如果一种图书能从上头抱回一项大奖,上下左右皆大欢喜:首先是有关领导部门组织得力,落个“满堂红”的政绩;其次是出版社可以从上级领到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的出版补贴,赔出去的钱又从这里找齐了;再其次是责任编辑可以立功受奖,晋级加资,名利双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本获全国大奖的图书,受益面如此之大,受益人如此之多,方方面面的“同志们”怎能不“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齐心协力大干一场”呢!
  大干“大书”与出版业“集团化、造大船”的倡导风马牛不相及。首先“集团化、造大船”不是要你把书越出越大,而是要你从“两个效益出发”把书越出越好,越出越适应读者的需求。其次,“集团化、造大船”是要有基本条件的,一是物力,二是财力,三是人力。许多地方出版社“三力”全无,靠借贷出“大书”。有的地方出版社依仗垄断经营,有一定的物力和财力,却无足够的人力,编辑出版的“大书”错误百出,贻笑大方。
  把个人的精力和心思,把出版部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重点用在出“大书”上还是用在出“小书”上,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对待群众的两种态度。愿出版界真正为广大读者着想,多出些优秀的“小书”,少出些无用的“大书”。同时,也热切期盼各项图书评奖活动,能够压缩种类,扬其优长,剔其弊端,来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第6版(读书天地)
专栏:

读书天地
  复旦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新书《律考陷阱100题》(赵祖武编著)。
  这本书对全国律师资格考试的命题科学性问题作出有益的反向思考,有助于广大律考应试者在埋头于洋洋数十万言题海式、教义式律考辅导材料时,及时对由律考试题答案非唯一性造成的陷阱引起警觉。(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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