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挑战“红色沙漠”
王永华 周立耘
紫色页岩与钙质岩、石灰岩是世界公认的造林“三难地”，有“红色沙漠”之称。衡阳是我国紫色页岩山地相对集中的地区之一。过去，它是贫穷与荒凉的象征；如今，向“红色沙漠”要绿的战斗打响了，它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希望所在——
5月的湘南衡阳，流绿泻翠。汽车在蜿蜒的公路上行驶，两侧的紫色页岩山坡上，行行芦竹，绕山而种，有的正吐叶拔枝，有的已浓密如墨。
“再硬的骨头也要啃”
紫色页岩石头坚硬，开发难度大、成本高。据专家测算，高标准开发一公顷紫色页岩山地需投资6000多元。浯水流域农民曾组织专业队伍200多人，对430亩紫色页岩山地凿石放炮，连续炸了3个多月，仅炸药费就达4．4万元。代价如此高昂，让人们对这块“硬骨头”想啃而不敢啃。加之紫色页岩夏季地表温度高达五六十摄氏度，即使将其开发改造，一般树种和作物也会在高温中烤焦、烤死。
1993年，朱镕基同志在衡阳视察工作时，看到京广湘桂铁路沿线、107国道公路两旁，到处都是成片裸露的紫色页岩山地，心情异常沉重，曾向陪同视察的湖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提出：“湖南的造林要向禁区冲刺，再硬的骨头也要啃！”从那以后，湖南省委、省政府对衡阳的紫色页岩造林绿化工作十分重视，给予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衡阳市各级政府组织全市500多万农民迎难而上，全力开发“红色沙漠”。
一个野生物种的发现
多年来，林业科技工作者在紫色页岩地区造林的物种选择上，曾进行过艰苦的探索，乌桕、刺槐、草木樨、马桑都试种和推广过，但效果并不理想。
1995年春，衡阳常宁市林业干部段东文到新河镇星火村陈家组检查工作，看到当地紫色页岩山地种上一种既像芦苇又像楠竹的禾本科植物芦竹，绿意盎然。意外的发现，使段东文惊喜不已，他当即走家串户向农户探寻芦竹的生长奥妙，并决定在新河镇合心村进行试种。不久，遇上百日干旱，一些二三米高的国外松相继枯死，而刚刚生根，苗高只有几十公分的芦竹，却在太阳出来时把叶片卷起来，好像打瞌睡一样；太阳落山后，它又把叶片张开，使尽浑身解数吸吮空气中的露水。就这样靠“一卷一张”的方式，终于熬过了酷暑，在“红色沙漠”中扎下了根。于是，常宁市又在9个乡镇、72个村示范种植1．08万亩，现已成林封山。芦竹在常宁的成功栽培引起了湖南省林业厅、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和省科委的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湘中紫色页岩山地芦竹人工栽培技术研究”课题组。常宁市在省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也成立芦竹开发科研所。
我们在常宁采访，人们对芦竹作为紫色页岩山地开发的首选物种赞不绝口。林业局长唐治生说：“芦竹不仅生长迅速，耐干旱、耐瘠薄，固土固沙能力强，而且在开发栽培时无需放炮炸石，投资少，见效快，其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当显著。”中南林学院科技人员对芦竹的研究表明，5年生芦竹完全可以用于造纸。
衡阳市委、市政府从“常宁模式”中看到了改造“红色沙漠”的曙光，于1999年7月出台文件，推广常宁市的作法，去冬今春以来，在全市迅速掀起了芦竹改造紫色页岩山地的热潮。本来，计划今年在107国道、302国道两侧的8个乡镇、100个村推广芦竹造林1万亩，结果，14个乡、136个村共种植芦竹3万多亩。
“像耕田那样耕山”
有了好的品种，还要有好的机制。1999年衡阳市出台了鼓励开发紫色页岩山地的优惠政策：允许拍卖、租赁、转让和继承；延长承包期50年不变；在开发资金上优先贷款，并依法保护开发者的合法权益。此令一出，多年的“死水”被激“活”，山地迅速得以开发。耒阳市大和坪乡存谷村有300亩紫色页岩荒山，去年5月，村里将荒山以每亩300元标价拍卖，不料竞标者纷至沓来，既有机关团体，又有下岗职工和村民。
过去，人们光知道“靠山吃山”这句话，可并不知道这红色岩石也能“吃”。如今，人们知道了发展林果可以致富，对紫色页岩山地也多了几分厚爱。耒阳市委办、农业开发办等21个单位跑到盘谷村，与村里签订402亩荒山租赁合同，租期30年，一次性付租金12万元。这些单位租赁后，已投入50多万元把荒山开发出来，种上九龙李、芦竹、椪柑、板栗等果木，现已长到一米多高。
我们在衡阳紫色页岩地区采访，每到一地，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要像耕田那样耕山。”主管农业的衡阳市副市长杨邦伟说：“政府对紫色页岩山地的投入已超过了对稻田的投入。”据统计，从1994年开始，市财政对紫色页岩山地开发每亩投入60元，加之省政府拨款60元，每亩的开发投入达120元。从而加快了紫色页岩山地的开发步伐。目前，正以每年1万亩的速度向前推进。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经过13年的发展，地处沈阳市南二马路的中国小食品城已小有名气。出于对小食品城长远发展的考虑，沈阳市五家单位去年10月联合发出通知，限令小食品城整体迁移至浑河大市场。众多业主对此却频有微词。半年过去了，南二市场依旧存在，浑河大市场也未见红火。
市长为何搬不动市场？
本报记者 冯奎
小食品城没搬走，大市场战略受挫
1999年10月28日，《沈阳日报》等一些新闻媒体都在显著位置或重要时段，刊（播）沈阳市商业管理委员会、沈阳市工商局等五家单位联合发出的通知。通知限令地处沈阳市南二马路的中国小食品城，整体迁移到位于浑河以南的大市场五号厅，搬迁时间截止到1999年11月3日。
从去冬到今春，南二市场搬迁始终是当地热点话题之一。一晃半年过去了，搬迁的情况究竟如何？
日前，记者前往中国小食品城和浑河大市场采访，所见所闻出人预料。
名为中国小食品城，说它是个马路市场也不为过。就是这样一个马路市场，生命力却十分顽强。记者看到，狭窄的马路两旁，全是花花绿绿的店铺。中午时分，没人休息，全在忙着买卖。因为路太窄，只好由人力三轮车把烟酒调料饮品等小食品“倒腾”到外边宽敞一点的地带，再由各式各样的大货车运往辽宁省内和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记者了解到，中国小食品城至今已有13年历史。截至1999年底，已有业户2000多户，年营业额逾40亿元，是全国最大的小食品城之一。
小食品城名气不小，可从它所处的地带来看，要想进一步发展也的确不大现实。据了解，当初，沈阳市政府也正是从小食品城自身发展考虑，才限令小食品城迁往浑河大市场。我们驱车来到沈阳市南部郊区的浑河大市场，找到挂着“中国小食品城”的五号大厅。五号大厅宽敞明亮，厅内有近百位业户。下午2点来钟，本该是买卖兴隆的时候，可是因为没有什么人来买东西，有的业户打扑克，有的看报纸，有的打起了盹儿。一位周姓业户说：刚开始时有不少南二业户搬来了，现在又回去了，这儿没啥生意做，自己过两天也得考虑动动窝了。
显然，“中国小食品城”这六个字的牌匾是搬走了，可是真正的中国小食品城却没有搬来。浑河大市场本来雄心勃勃，专门辟出一个大厅，虚位以待南二的业户，这个目的并没有实现。
政府的令业户的心
南二中国小食品城的搬迁问题，现在成了沈阳市决策部门的一块心病。
回过头来看，搬迁一开始，就埋下了以后风波的种子。按照有关部门的通知精神，南二搬迁强调两点，一是要快，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内解决问题；二是强调“整体搬迁”。市政府的意图很清楚，中国小食品城的牌子不能丢。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都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南二市场搬迁之前，南二的2000多业户毫不知情。1999年10月28日，等到他们从当地报纸、广播上了解到沈阳市几个部门的联合通知后，留给他们的只有五六天时间。曾在南二做买卖的一批业户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市里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生意？我们购货、进货，就连租库房的费用也是预先交的，时间至少也有三四个月。限令5天内搬迁，这笔损失谁去偿付？在这样的情况下，业户数次到辽宁省委、省政府及沈阳市有关部门上访。
业户们一边四处反映情况，一边开始考虑各自今后的出路。有的业户坚持留在南二，有的认为早晚要离开南二，晚走不如早走。在打算走的那批业户中，不少业户并不钟情浑河大市场，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沈阳西部的张士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张士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也是名声在外，它是国家有关部门确定的“菜篮子工程”的试点项目，属于国家级市场，同时也是沈阳市重点市场。虽然这个市场的特色是农副产品，但它同样有经营糖酒食品的中心市场大厅。业户周继良原先在南二经营，他告诉记者：“张士市场设施好，服务也好，到这儿投资、经营放心。”
可是就在业户们被迫离开南二，选择张士市场，准备再干一番生意的时候，1999年12月30日，沈阳市又发布了“关于中国小食品城迁址至浑南有关问题的通告”，通告中的第四条特别强调：“已进入张士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小食品业户应回到中国小食品城经营，暂时不能回去的，张士市场不得收取长期费用，不能发生投资行为，工商部门暂不予核发营业执照。”
又是石破天惊。原先在南二经营的一些业户向记者透露，南二市场大多数业户都愿意到张士市场来。他们还表示，假如政府非让我们强行搬到浑河的话，我们就不在沈阳干了。
政府本来想在南二和浑河大市场之间架一道桥梁，让南二的活水流到浑河大市场去。没成想，计划落了空：南二没搬走，有些业户顽强留守，而浑河大市场人气低落。市政府有的官员说，这是政令不通，业户们不听话。可业户们却对市政府一肚子牢骚。
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
记者采访了不少专家、学者，他们认为，从长远发展考虑，南二中国小食品城进行搬迁改造势在必行。不少在南二经营的业户也表示：南二下一步的发展空间有限，要搬迁的确有道理，业户们应该支持全市的统一规划。
可是这样一桩“好事”却没做好，反而闹得方方面面都不满意。几个月的折腾，业户自己在经济上吃亏不少；而且，弄来弄去，“中国小食品城”这块牌子的价值受到了影响。现在，中国小食品城的牌子已被移到浑河大市场。记者在南二采访，一些外地客户说：这么多年来，中国小食品城的牌子树起来不容易，这是无形资产，大家发财也得靠它，可不能随便砸了哇！
最重要的影响还在于，在南二市场往浑河大市场搬迁的过程中，业户数次上访，政府的形象受到了很大损害。不少业户甚至怀疑：浑河大市场是否有市政府的“股份”，要不然，市政府为什么使那么大劲，非得让我们往那儿搬？！
南二搬迁风波，看起来还没有完结，现在也许是政府部门和业户坐下来，好好商量如何办好这件事的时候了。一位记者在分析南二风波时说，市场经济不是“市长经济”，不是市长让干什么，经营者就干什么，要看到市长有力量，同时还要看到市场的力量。在辽宁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市长如何管好市场”的研讨会上，一些经济学专业的学者说：现在搞市场经济，市长不管市场是不对的；可是，市长依然沿袭老办法，想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迅速解决市场中的问题，也是做不到的。矛盾如何解决？答案只能是：市长要用有形的手握住市场这只无形的手。
压题照片：“中国小食品城”的牌子虽然搬来了，浑河大市场五号厅却依旧冷清。
冯奎摄（附图片）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随想
寂寞旅途何以解闷？
范伟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已使鸡鸣茅草店、人迹板桥霜的漂泊成为往事，相隔千里朝发夕至，借助飞机当天往返也非难事。但还是有等候，还是有途中，还是有寂寞旅途何以解闷的问题。
需求总能产生市场，这是不易之理。于是，候机（车、船）室添了电视机，长途汽车、轮船装上了电视机，有的飞机、火车上也有了电视。声色电光，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也解除了旅途的几分寂寞。
然而，旅途寂寞缓解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无处可躲！
公平地说，候机室里或飞机上的电视节目比较上档次一点，至少鲜见血淋淋的镜头或怪叫连连的打斗。一些长途汽车和小客轮上的录像节目实在不敢恭维，枪战、拳击、床上戏轮番而上，而且音响怪怪，直叫人无计存身，想看书也没了那份悠闲。有次在摆渡客船上，居然播出了全裸戏，羞得同船的一些年轻姑娘只得低头或转身。我问船上的工作人员怎么放这种带子，他们说，录像店租来的！言之十分有理，反令我哑口无言。
看来，旅途之中何以消解寂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想，文化管理部门对这些场所也不应忽视，至少不能让这些低级庸俗无聊甚至充满了糟粕的东西来充塞人们的视听。有这样一个市场需求，不去开发也不行，如果有条件的话，在等候处或运输工具上能否像设吸烟室一样，设一个视听室或“安静室”，让人们各取所需也许更好些。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见证罪恶历史
——东宁探寻劳工坟
新华社记者 崔峰 本报记者 胡斌
暮春时节，我们同20多位中日专家一道来到黑龙江省边境口岸城市东宁。东宁边境群山泛绿，在这绵绵的青山底下，隐藏着众多的地下要塞。那是侵华日军当年遗留下来的罪证。
连续几天来，由中日专家和学者组成的“侵华日军遗址考察团”，对侵华日军在亚洲遗留最大军事要塞——东宁要塞进行了考察，这是他们此行的最后一站。
正面宽93公里、纵深50多公里的东宁要塞位于中俄边境，建于1931—1943年。当年，侵华日军在这里囤积了大量的关东军。这里军事设施齐全，重型火力点、飞机场随处可见。1945年，日军溃败前，炸毁了许多军事设施，残垣断壁使得许多土地至今仍无法耕作。
车在劳工坟前停下。
“劳工坟就在这里吗？”日方专家竹内治一急切地问。
“对，就在你的脚下。”中方专家韩茂才回答。
韩茂才对大家介绍说：“侵华日军修筑东宁要塞动用中国劳工17万人左右，在这里埋着4000位劳工的遗体。当时，这些劳工是被随便埋在浅沟中的，加之时代久远，现在坟包已经不明显了。”
“知道这些人的名字吗？”日方的池田一郎问。
“不知道，在挖出的两座劳工坟中，只有尸骨和一个纽扣。”
在劳工坟不远处，竖立着一块石碑。领队告诉大家，这是日军当年的一个中将为自己死去的爱马立的碑。竹内治一详细地看了碑文后，气愤地说：“难道人还没有日本人的宠物珍贵吗，当年他们在这里都干了些什么呀？”
老黑山、庙沟、胜洪山、朝日山，这些当年被侵华日军践踏过的地方，到处都留下了罪恶的证据。每到一处，考察团成员都感到日军当年在中国东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据东宁县老黑山村的杨永才介绍，要塞北路日军逃至老黑山时，抓到了不少村上的老百姓，强迫他们赶着马车运炮弹。当时，日军正在和苏联红军战斗，很多中国百姓被炮弹炸死。一些未来得及爆炸的军火遗留在要塞周围。前些年，村上的一位农民曾被突然爆炸的炸弹炸死，留下了孤儿寡母，十分凄惨。
日本的专家们如实地记录着这里的一切。曾考察过中国虎头要塞的服部齐三痛心地说：“日本留下的这些杀人武器，不光害死了许多中国人，也使我哥哥的命留在了这里。”
朱金环、秦红义、梁德云3位幸存劳工控诉了当年日军对他们的非人的折磨。朱金环当着众人的面，脱下衣服，他的后肩赫然可见长长的疤痕。他愤怒地说：“你们看看，这就是当年侵华日军给我留下的。他们给我吃橡子面，还强迫我整天干活，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
今年27岁的福岛直了解这一切后说：“我们国家的教科书从来没有写过这段历史，看见了这一切，我的内心被深深震撼了，我觉得对不起中国人民。我回去后，要向我所认识的人讲述这一切。”
考察团的成员均没有参加过那场战争，但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任何战争，受苦的只有人民。他们希望获得的这些证据，可以使日本政府承认那场战争的罪恶。
竹内治一说：“我作为一个日本人向所有的中国人谢罪，虽然我是一个年届八旬的老人，但在有生之年，我将把这里的一切如实告诉日本国民。”
临别，考察团在要塞周围的空地上共同栽下了上百棵青松，并将其命名为“国际和平林”。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临漳农民时兴办沼气
玉廷 贵昌 铸栋 孟恩
“烧煤燃柴成过去，农民用上天然气。农田增效农院洁，生态农业是杆旗。”
这句顺口溜形象地表达了河北省临漳人民发展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农业，使粪便变宝的情形。
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农业经济，就是在农户院内建一口沼气池，利用人畜粪便入池产生沼气，供照明做饭。利用沼液充当农家肥改良土壤、浸种、喂猪和果树粮菜叶面喷施，实现多层次的综合利用和农村自然资源的综合开发，从而把庭院种植、养殖和水果生产有机地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
1999年，临漳县组织实施“科教兴村年”，确立了以300万只獭兔养殖和16万亩果蔬种植为龙头的两大主导产业。连接两大主导产业的最佳纽带，即通过发展沼气，一头连养殖，一头连种植，走生态农业之路。
临漳镇西五岔口村是全县的第一个试点村。当全村第一个沼气池投入使用时，全村沸腾了。一个沼气池一年可节省煤电、化肥、农药开支2000元左右。村民刘桂荣利用沼气除做饭、照明、取暖外，用沼液喂猪，4个月就出栏，比平常提前了一个月。为拉长生产链条，她又在地里建了一个高标准的日光温室大棚，搞起了无公害蔬菜生产。
西五岔口村的成功经验和尝到甜头的农民的现身说法在全县引起了强烈震动，临漳县通过抓示范户和技术指导，全县新建沼气池达2000多个，发展生态农业示范村60个。
临漳县发展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农业，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从运行情况来看，它却具有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通过大办沼气，可以把养殖业和种植业连接起来。同时促进了农村的改厕工作，改善了环境卫生。农户也因此节省开支，增加了收入。3—5口之家建一个10立方米沼气池投资约需900元，可供一年四季照明做饭，节省煤电开支250元左右。年综合经济效益可增收2000多元，人均可增收400—500元。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精神在荒原“绿化”
——支教研究生的真情告白
新华社记者 秦凤桐 黄会清 本报记者 郑有义
数十名来自清华、复旦等大学，在宁夏西吉县7个边远山村支教的研究生，以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实体会，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作为老师，我心悦诚服向学生看齐，向当地人民学习”
提到支教生活，清华大学研究生何欣感慨万千：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到村里小卖部打电话，出门时发现班里的小女孩在等我，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老师，夜太黑，我送你回学校。”这个年仅12岁的小女孩的单薄的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目光中的坚毅却让我感动得无以言表。
前段日子，村里停水，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一日，我从校外回来，两个十三四岁的女孩从我的宿舍里出来，看见我一句话不说就走了。进门一看，两桶清澈的泉水泛着光，原来她们跑了两三里的山路，为我去担水。
面对这样的学生，何欣感到惭愧不已，他说：“以前自己满脑子的个人奋斗，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学业，自己的前程，将来能拿多少薪水。当我来到这个偏僻的大山沟里，我感到自己的人生蓝图是多么的轻飘、狭隘。作为老师，我心悦诚服要向学生看齐，向当地人民学习。”
“你也许无法相信，一个‘音标’使我的人生坐标发生了质的改变”
复旦大学的丁怡是一位“娇生惯养”的江苏女孩，去年来到宁夏西吉县新营乡后，眼前满目荒凉的小山村使小丁感慨不已。小丁给初一带英语课，教这些乡下孩子，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常常为纠正学生一个音标的正确读法她要耗去大半天时间。单调的生活像“白开水”，多少个不眠之夜里，小丁思前想后：我耗费一年时间去为几个山娃子讲解英语，这是否有意义？同样的时间，我要掌握多少新知识？
不经意间，小丁听到这样的赞誉：谁说山里娃不行，小丁仅教了一学期，学生的外语成绩就有了大幅度提高，山里人英语吃大亏，不是人不行，而是缺少好的英语教师。
丁怡开始意识到，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虽然平凡但很有意义。此后，她便竭尽全力去教学。短短一个学期下来，小丁的学生同其它班的孩子明显不同，课堂提问总有人举手抢着回答，在日常生活中用英语对话蔚然成风。学校老师们都夸小丁有办法，把“见人就低头”的山里孩子带活了。
一年来，小丁和她支教的同学都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学问再高，如果只是为了自己便轻于鸿毛，事情再小，如果能帮学生一把便有意义。
“我觉得当代大学生的大脑需要调制‘新系统’”
走近康振辉，我们不敢相信他是来自东北师大的研究生，因为他没有名校学子的卓尔不群，而是“土得掉渣”，和当地人几乎没什么分别。
但我们发现，小康的风采恰恰在于“土”，可以与当地人打成一片。他参加过农民的婚礼，睡过农民的炕头，还交了不少农民朋友。
来西吉之前，康振辉曾十分矛盾。下乡支教，学业上就比别人吃一年的亏。现在他说：“在这里我学到了大学不可能学到的东西，真正认识了中国的国情。”
这里的学生，回家连口饭都顾不上吃先要到地里干农活，晚上他们很想抽空复习功课，可家里为了省钱早早就熄了灯。全国都在“减负”，而这里的学生却需要多一点学习时间。康振辉看到那些对学习如饥似渴的学生，就觉得很惭愧。他身边的许多同学，在校园里腰里别着呼机、手机，接触的是因特网，吃着不重样的饭菜，可还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在他看来，当代许多大学生都需要接触一下中国的实际，大脑换个“新系统”。
一位机械系的研究生与小康有着同样的感受，他说，在城里，一本书看几行就看不下去了，而在这里，我的心平静下来了，看书、学习都特别带劲。你也许不信，学电子机械的我，这段时间破天荒的通读了《罗马史》。我时常在想，如果我能保持现在的平静，回学校后，学业一定会有大的飞跃。
题图：支教研究生在上课。 郑有义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