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民族大家庭·视点)
专栏：
广西：不把贫困带入新世纪
丰向红
日前，笔者随同国家民委组织的扶贫考察暨“兴边富民”行动调研小组踏访了中国唯一同时具有沿海、沿江、沿边“三沿”区位优势的对外经济开放省区——广西。
在足迹所至的百色地区、凭祥市等地，我们看到了贫穷和落后，也看到了发展和成绩，更在感受广西人民的决心与干劲的同时也看到了希望。
广西壮族自治区集老、少、边、穷于一身。革命老区多，少数民族聚居多，大石山区面积大，这些都是造成广西边远山区贫困的重要原因。
我们的汽车行进在由南宁到百色地区的公路上，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的石山，裸露着的石壁，只在石头缝里有一点绿色。缺少土地，水源不足，恶劣的自然环境制约着边远山民脱贫致富。至1993年底，广西农村人均纯收入3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有800多万。
1994年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于1999年如期实现了自治区党委提出的提前一年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
通公路，有电视——这里已不再封闭
从1997年底开始，自治区党委、政府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动员全社会力量，组织实施人畜饮水工程，村级道路建设，改造茅草房“三大会战”和有电行政村村村通广播电视等工程，基本解决了村委会通汽车、人畜饮水、农村电视以及农村茅草房改造等问题。
百色地区地委书记的扶贫联系点田东县作登瑶族乡陇穷村是全地区典型的贫困村之一，与几年前相比，这个村的面貌现已大为改观。公路通到了村口，以前进村要先坐竹排，再走一小时山路；昔日的茅草房变成了新瓦房，不再六面透风；门前的家庭水柜用来蓄积雨水，再经过滤净化，解决了村民的生活用水，散落田间的地头水柜，使生产用水有了保证；全村38户，已有10多户有电视。在我们走访的一家农户，一台16英寸的黑白电视正在播放新闻，户主坐在小板凳上看电视。正是这台电视把外面的世界带到了他的眼前。
学科技，抓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形成
仅仅解决贫困人口的吃饭问题，不是脱贫，即便是，也是低标准的，不稳固的。自治区的领导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与各地领导一起引导农民转变观念，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抓市场流通，建成农产品批发中心；抓销售队伍，让1／3的干部投入销售工作；抓科技培训，培养农民掌握致富技术。
百色地区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大搞农业综合开发，大面积种植甘蔗、水果、八角、生姜等，给农村经济带来巨大效益。特别是右江河谷的万亩芒果生产和冬菜生产，已形成相当规模，并建成中国中南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广西田阳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市场内设有全国联网的大型电子屏幕全天24小时发布全国各大中城市果菜价格。这不仅拓宽了流通市场，确保蔬菜产销两旺，也给大石山区的农民提供了劳务输出的机会。
为提高农民的致富能力，百色地区还开展教育培训，特别是对贫困村的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培训。以田阳县为例，通过培训，全县的村党支书、村委会主任都掌握两门以上实用技术，并获得“绿色证书”，增强了村级领导干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能力，全县91％的农村劳动力掌握一门以上脱贫技能。
兴边贸，促开放——西南沿边开放城市将崛起
由于基础设施落后、科技文化落后等原因，凭祥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滞后，边境少数民族村屯的边民还在温饱线上苦斗。1992年6月，凭祥市被国务院批准为沿边对外开放城市，实行对外开放的一系列优惠政策。9月，又批准设立7．2平方公里的边境经济合作区。从此凭祥市迎来了有史以来发展经济的最好时机。
随着城市和口岸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加上政策的有力启动，凭祥的边境贸易得到持续快速发展，浦寨、弄怀边贸点目前已发展成为中越边境上最大、设施最完备的边贸点。在浦寨边贸点，我们看到一派繁忙的景象：贩卖越南货的小商店一家连一家，装满货物的大卡车一辆接一辆，戴着斗笠或绿色盔式帽的边民三三两两地坐在车上，已分不清是越南边民还是广西边民。据了解，凭祥市目前有近1／3的农村劳动力直接或间接参与边贸活动，从中获得实惠，很多农民从边贸中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机遇就在眼前。广西不再等待。他们挺起脊梁，正用行动履行一个承诺：不把贫困带入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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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二十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备忘录⑤
沈从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
中国文坛是在20世纪20年代认识沈从文的。从这个时候起，这个来自湘西的苗族人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永远镌刻上了他的名字。
充满灵性、弥漫着诗情画意的《边城》，于1936年发表。这篇后来被认为是沈从文代表作的中篇小说，以淳静、朴素的唯美笔调对湘西风物人情的勾勒，为当时的文坛带来一股清风。沈从文对于湖南湘西的描写，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
沈从文（1902—1988），中国著名作家。1922年，受五四运动影响，毅然从家乡来到北京，靠自学从事文学创作，曾与胡也频一起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周刊》。1927年后，执教于中国公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等，先后出版了小说、散文、文论等文集近百种，作品富有极强的个性和湘西乡土气息，充满诗情画意，代表作有《边城》、《长河》、《柏子》等。
1949年后，沈从文放弃了文学创作，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出土文物、工艺美术及物质文化史等。1978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任研究员，从事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著有《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进入80年代后，他重返文坛，在中国文学界及海外文学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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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日民族
每年4月中旬，是西双版纳傣族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泼水节，也是他们的新年。如今，随着观念的更新，生活水平的提高，傣族妇女已不再挑水去佛寺里为泥菩萨浇水洗尘求平安，而是用圣洁的净水相互泼洒祝愿吉祥和幸福，同国内外来宾一起开展赛龙舟、丢包等活动。泼水节已成为传递友谊、增强民族团结的一个节日了。 游建平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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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寻找山泉的土家人
田华平
2000年1月7日深夜，在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资丘镇天池口村的一个200米深的低矮、阴暗的山中隧洞里，一位56岁的土家族老汉覃遵凤突然跪倒在地，发出一阵悲喜交集的笑声。笑着笑着，他又嚎啕大哭起来。在老汉的面前，一指粗的山泉正从岩石缝里缓缓流淌出来……此时，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尽快将这个好消息告诉老伴和儿子，告诉数百年来为水所困的土家村民。
覃遵凤一家过去住在一座偏僻的高山上，那里并不缺水。奇怪的是，与他家相隔只有10多里路的天池口，却是一口水井也找不到，水贵如油，近乎西部的沙漠地带。
覃遵凤一直做着“水梦”，而且一做就是30年。五年前，他和老伴田克珍毅然决定，把家迁到天池口村四组，那里没有水，他们要到那里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搬家之后，老两口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到挖山寻水一事上，每天凌晨5时左右开始挖山，10时左右出洞吃饭休息，下午4时进洞，晚10时出洞。这真是一个悲壮的场面：在这个偏僻的土家山寨，一对年过半百的夫妻向大自然挑战了！
一年过去了，挖进了百把米，呈现在眼前的全是干干的泥土和几千年积淀而成的岩石层。覃遵凤一屁股坐到地上，长长地叹着气，一种从没有过的失落感袭上心头，浑浊的泪从眼角流淌下来。绝望时，他想到了复员后留在武汉工作的儿子，儿子覃桥是党员，一定有主见，应该写封信问问。覃桥的回信很快来了。覃遵凤如获至宝，喊来老伴，聚精会神地读起来。儿子支持父母亲寻水，并且还寄来一个指南针，它成为父母找水的唯一现代工具。有了它，隧道才能指向要找的方向。
谁也不会料到，就在收到儿子来信后的第七天，灾难从天而降。那天下午，覃遵凤正跪在洞中用钢钎敲一块大石头，猛然听到一阵石块断裂的声音，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洞顶的泥石便下雨般地落了下来……这时，一直等在洞口的田克珍隐隐约约听到了从洞子里传来的叫声和轰鸣声。田克珍一边哭喊着丈夫的名字，一边朝洞子里爬去。洞子很矮，她几乎是跪着爬进去的。田克珍哭叫着，跪在地上，用双手刨着泥土，她刨啊刨，几根手指头都破裂了，殷殷鲜血渗进了泥土之中。“遵凤！”“克珍！”10分钟之后，田克珍终于摸到了丈夫那冰凉的双手，他们紧紧地握在一起，怎么也舍不得松开。几十年了，他们夫妻从没有这样长时间握过手。丈夫活着！老头子活着！田克珍在心里惊喜地叫道。
1998年11月的一天，儿子突然风尘仆仆地赶回家。田克珍惊喜地迎上去，她以为儿子回家探亲。没想到覃桥开门见山地说：我辞职了，回来帮你们，把水打出来后再作打算。田克珍吓了一跳，那么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一个月拿1000多块钱，赛过我们喂两头猪呢！
次日一清早，覃遵凤一家人重新分工，继续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冬去春来，转眼又到了1999年的年底。两年来，覃遵凤一家人为挖洞寻水共用坏锄头12把、畚箕35个、拖篮9只，共铺设拖土石用的枕木889根，衣服被刮破30多件，由于受伤共用去创可贴16张。据粗略统计，挖出的土石约300立方米。
就在2000年的第七天，奇迹终于出现了！汩汩山泉从岩石缝里羞涩地流淌出来了……
许多村民倡议组织起来，自愿捐款为覃遵凤一家竖一块功德碑，上面写上“吃水不忘挖井人”七个大字。覃遵凤听说此事，坚决制止。有人向他提议，水是他们一家子挖出来的，可以卖水收费。他笑着说：我们全家当初找水就不是为了赚钱，水是大伙的，我怎么能卖呢？只要村民们能用上水，我们一家就心满意足了。
第12版(民族大家庭·视点)
专栏：视点
首都社区党旗红
——北京社区党建工作巡礼
本报记者 赖仁琼
常住人口1200多万的北京市拥有共产党员123万。党员约占人口总数1／10的比例和独有的政治优势，为正在进行的社区党建提供了其它城市无法比拟的“硬件”和“软件”。
在确定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宏伟目标之后，中共北京市委为何要下大力气抓社区党建？北京的社区党建又有何特点呢？
为适应“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北京市朝阳区的共产党员响亮地提出：“一个党员一面旗，党的宗旨进社区”
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人的各种“关系”都在单位，单位对人的意义也不言而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不仅使原有的经济结构、组织形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且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也已经或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精简机构、国企改革、劳动用工、社会保障、住房等多项制度的改革以及大量三资企业、私营企业、无上级主管单位等多种新经济组织的产生，对党的各级领导提出了一系列城市管理和建设的新课题。
“新经济组织的出现带来了党员分布状况的改变，”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秀勤介绍说，目前，北京有中外合资企业万余家，个体工商户24万多户，私营企业7万多家，外商独资企业2000多家，不少党员陆续进入这些企业工作。此外，全市还有1万多个民办非企业单位和1000多个各类社会团体。这些组织中有相当一部分或没有建立党的组织，或建立了党组织却未正常开展工作。北京有流动人口300多万。近年来，北京地区仅通过人才和劳务市场应聘的人员平均每年就达69万人次。更值得关注的是，全市123万党员中，已有31．8万党员离、退休。这些变化和情况，无疑对新时期党建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谈起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有多年党的工作经验的北京朝阳区委书记蒋效愚十分感慨。他说，那时候，户口本、粮票、介绍信三样东西就把人都管住了。党员通过文件传达获取信息和上级精神，党的组织网络有效地覆盖全社会。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结构多样化和各类人员的大量流动，使原有组织系统的控制和管理出现了盲区和空白点：进入外企工作的党员缺乏归属感；退休后离开单位的党员不知如何在社区发挥作用；外地来京务工经商的党员找不到党的组织……
如今，单位对人的制约越来越小，而人对社会的需求却越来越多。机构改革、政企分开，原有企事业单位承担的社会职能逐渐剥离；产业结构调整，大批下岗职工走向社会；事业单位权力下放，公共性事务进入社区。为适应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更好地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北京市朝阳区的党员响亮地提出：“一个党员一面旗，党的宗旨进社区”。这一倡议得到全区党员的热烈响应。在市委、区委组织部门的指导下，由街道党工委牵头组织、辖区内各单位党组织参加的社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成立。紧接着，一个个流动党员党支部、临时党支部也陆续成立。
在吉利大厦外商独资企业工作的8位党员参加支部活动后表现突出，在他们的先锋模范作用影响下，公司的十几名员工也写了入党申请书。21岁的福建姑娘管小梅，来北京经销茶叶却又苦于无法参加组织活动。在朝外街道雅宝里社区活动中心看到成立流动党员党支部的通知后，她喜出望外地向支部书记王雁提出参加支部活动的申请。“你如果是党员，”王雁说：“支部当然热烈欢迎！”管小梅急了：“这还有假？我19岁就在老家入了党。”王雁告诉她，必须要有组织关系所在地的党组织出具的证明。心急如火的管小梅专程赶回老家办手续。今年3月，当管小梅把从福建长汀县新桥镇开出的“流动党员登记证”交给王雁并被流动党支部接纳时，她欣喜地说：“我终于找到家了！”
城市政权的基础在社区。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区党建是现代化城市管理的需要，更是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需要
去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上海考察社区工作时指出：“加强党的建设，一定要从基层组织抓起。”街道、社区是社情民意的集中反映地。抓好社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其在巩固基层政权、保持社会稳定、开展群众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已成为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
随着老城区改造和住宅商品化，北京人的居住环境、住房条件大为改善。社区的形成是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建设文明的社区是国际大都市的需要。石景山区有常住人口32万，农业人口仅有1．58万。全区已纳入北京城市规划市区。因此，城市化、现代化是区委、区政府面临的两大任务。区内现有中央企事业单位230多家，市、区属企事业单位1900多家。居住在石景山区的党员有2.6万多，其中在职党员1.6万多，离退休党员1万多。
“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不可阻挡，”北京石景山区委书记索连生说，我们政权的基础在社区，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法轮功”邪教组织就从反面给我们上了一课。社区越来越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交汇地。原来按行政建制形成的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已明显不适应新的形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也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果不能迅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势必影响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甚至削弱党的领导，动摇党的执政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党建既是现代化城市管理的需要，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需要，更是进一步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需要。
石景山区委从健全和建立社区基层党组织入手，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将原来未建支部的居委会作了调整，现已基本实现“一居一支”。更为可喜的是，一批文化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经“街聘民选”的年轻干部担任了居民区的支部书记和居委会主任。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区委提出要尽快在全区实现“四有”：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必须有党的声音；凡是有党员的地方必须有党的组织，党员人数不够的要联合建支部；凡是有党组织的地方必须有党的工作和活动；凡是有党的活动的地方必须有成效。
石景山区委立足区情，紧紧围绕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开展了以“为民”为宗旨，“富民”为中心，“安民”为保证，“乐民”为动力，“便民”为重点的“五民”工程，使社区党建既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首钢等大型企业出资修建公共汽车候车亭、社区道路；北京军区、武警等部队派官兵参加多种社会公益活动；在职和离退休党员纷纷与驻地居民区党支部签订社区党员责任书；有专业特长的党员利用双休日义务为社区群众举办计算机、英语、法律、金融知识培训班，以满足居民渴求新知识、提高自身素质的需求。办计算机培训班的在职党员宋世红说：“当了多年教师，但我从未教过这样的学生。从十来岁的孩子到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学习都十分认真。”如今，石景山的许多小区环境整洁，邻里和睦，人心向上，社区居民安居乐业。
搞好社区党建，就能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带领全市党员和人民，将北京建成“首善之区”
多年的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形成了现代化城市管理的庞大网络，也为北京的社区党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北京西城区月坛街道汽南居民区是50年代的老住宅区，设施缺乏，人口稠密，60岁以上的老人占居民总数的25％。居民区党支部几年前就以“民思我想，民困我帮，民求我应，民需我做”为工作目标，从便民服务入手，因地制宜地开办了各种社区服务。小区内有的家庭儿女上班早出晚归，几名居委会干部坚持数年为这种家庭的老人做午餐。老人们说，党员送到家的不仅是可口的饭菜，还送来了党的温暖。
这个小区曾因治安不好导致人心不稳。从90年代初开始，居民区党支部发动小区内的离退休党员参加治安巡逻、环境整治。80多岁高龄的原八机部副部长李本与几十名离休干部、高级知识分子一道，近十年来不论寒冬酷暑，风雨无阻，轮流在小区巡逻值守。居民们深受教育、感动。治安巡逻队从当年的200来位老党员发展到如今的700多人，汽南居民区也连续6年被评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和北京市安全文明小区。
近几年，随着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党支部和居委会又把社区服务的内容从物质扩展到精神。小区既为青少年成立了校外活动站，不定期举办丰富多彩的科技、文化、娱乐活动，还为老人开设了心理咨询、悄悄话室，帮助老人排忧解难。
首都的政治优势得天独厚，在城市八个区中，又以东城、西城为最：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中央、国家各部委机关大院几乎都在东、西两城。多少年来，这些首脑机关积极配合驻地的街道、居委会开展各项工作，受到地方干部、群众的好评。一些家住胡同、四合院的高级干部、老将军和社会贤达，还经常参与街道、居委会组织的清扫卫生、植树种草、治安联防等社会公益性活动。聂荣臻元帅生前与厂桥街道柳荫街居民辛勤培育的“双拥共建”典型更是有口皆碑。
不久前，北京西长安街地区、丰盛地区、新街口地区的社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成立。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编译局、中央警卫团等单位的机关党委负责同志出席了成立大会。他们在会上表示，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及早部署在职党员积极参加居住地党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为首都的社区党建再出一份力。
与传统的街道党建工作相比，北京的社区党建正在逐渐实现三个转变：一是领导方式从封闭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向协调、指导、服务的方式转变；二是组织方式从过去以条为主、条块分割向条块结合的网络化方向转变；三是活动方式从过去比较多地依靠街道党组织自身的力量，向更多地组织协调社区内各类资源的方向转变。
“建首善，争一流”，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工作目标，也是123万共产党员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心愿。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提出：全市要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着眼于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更好地为党政军首脑机关正常开展工作服务，为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服务，为国家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服务，为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服务。以加强街道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为重点，创建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新机制、新格局，扩大党在城市社区工作的覆盖面，增强街道、社区党的工作的影响力、渗透力和街道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全面推进首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