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来自一线
黄金水道捞沙石 只顾金钱丢安全
乱采乱挖威胁长江航道
自80年代以来，长江中下游便开始了采沙挖石大战，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这已成为屡禁不止的顽症。仅沙市航道处负责管理的长江中游198公里的航道上，就有各种挖石船40多艘，它们长年在长江中乱采乱挖，成为航道安全的一大隐患。
乱采乱挖使长江河床遭受破坏，导致航道恶化。沙市航道处管辖的枝江、涴市、宜都水道为石质河床（鹅卵石），石源丰富，过去属优良航道。1980年以来，每年长江枯水季节，那里云集数十艘挖石船疯狂采挖，船主将挖出不用的大石头抛弃在江中，使长江中形成一堆堆的乱石堆，有的石堆高出河床3至4米，分散了水流，影响航道的通畅。1994年，沙市航道处耗资100多万元对枝江水道进行了整治，清除了乱石堆，使航道得到改善。但近几年挖石船又在该水道乱挖乱采，枝江水道又变成了浅险航道。宜都水道南阳碛一带，经过10多艘挖石船数年的采挖，如今被抛置的石堆高出河床3米多。航道部门又要耗费大量资金才能清除。
挖石船违章作业，影响船舶安全航行。有的挖石船直接占取航道，有的就在航道边沿采挖，尤其是长江枯水期，航道本来就较窄，因挖石船占取航道，与行轮发生碰撞的事时有发生。再者，有的挖石船夜间采挖时灯火通明，灯光盖住了航标灯，使夜航的船舶辨不清航道。如去年3月24日，在枝江水道，由于多艘挖石船在夜间采挖，灯光强，致使扬子江游轮、河油6号等3艘船在此处无法辨别航道，驶出航道外搁浅。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船主为了在航道内采挖，竟私自移动航标。去年12月，某水运公司的一艘挖石船的船主，私自将枝江水道1号红浮向航道外移动50米，红浮边就是一大石堆，幸亏枝江航道站的工作人员在维护航道时发现，及时移回航标，才消除了事故隐患。有的船主在距江堤不远的地方采挖沙石，严重威胁着江堤的安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规定，在航道水域采沙石须办理《采沙施工水域许可证》，可截至目前，在沙市航道处辖区内采挖的40多艘挖石船中，只有两艘办理了采挖许可证。
对于长江中的乱采乱挖现象，航道管理人员多次加以制止，同时向挖石船船主宣传航道管理法规，但他们大多数不听劝告。自1995年以来，沙市航道处已有多名工作人员在制止乱采乱挖中遭到船主的殴打，姚港站站长刘迪明和宜都站副站长程远末都曾被船主打得鼻青脸肿。
长江中的乱采乱挖之所以愈演愈烈，除了挖石船船主受利益驱动外，还有地方保护主义和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沙市航道处曾多次邀请港监部门出面协同管理，但一直未能实现。现在，仅靠航道部门一家制止乱采乱挖，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武汉航道局沙市航道处 徐正银
编后：长江航道被誉为“黄金水道”。国家为确保航道畅通，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近年来，有些人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在长江中乱采乱挖沙石，致使长江河床遭受破坏，导致航道不畅，江堤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国家已经制定了水法和航道管理条例。航道管理部门应该理直气壮地拿起这些法律武器，坚决制止在长江航道内乱采乱挖的行为，对不听劝告、一意孤行的非法采挖者，必须绳之以法，决不姑息。治理长江航道，保证“黄金水道”安全畅通，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但航道部门要管，与之有关的当地政府也要管，形成合力，只有这样，才能医治乱采乱挖这一顽症。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民主建设在乡村
村里大事谁拍板
目前，在我国的每一个村村寨寨里，经常有许多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需要决策、需要拍板。那么，这个板到底该由谁拍呢？有的说，党支部是村级组织的核心，支部书记是班长，大事应该由支委讨论，书记拍板；有的认为，村委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村委会成员是经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大事应该由村委会讨论，村主任拍板；还有的主张，村里的大事应该由村两委联席会议共同讨论，共同拍板。这三种看法，尽管主张不同，却是殊途同归，都主张村里的大事由村干部来拍板。但这种决策方式，背离了村委会组织法关于实行民主决策的有关规定。
现在，村里的土地是属于本村村民共同所有的，土地如何承包、租赁或开发，直接关系着每一位村民的切身利益，依法依理都应由本村村民通过村民会议来决定、来拍板。
可是在一些地方，土地承包方案不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甚至几亩、十几亩、上百亩的土地给租了，给卖了，村民们都不知道。当村民因此上访告状或当面质询时，村干部还美其名曰，是为村民办好事、办实事。既然是办好事、办实事，为什么不与村民商量，征得村民同意，让村民来决策拍板呢？难道村民愚蠢到连好事坏事都分不清的地步了吗？关键还在于这些地方的村干部习惯于传统的管理方法，以老大自居，几个人甚至一两个人，对土地这种涉及农民命根子的大事，就随意去决策、去拍板。其结果，不仅没有把“好事”办成，而且还给村里带来了不应有的混乱。
村财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对于村级财务，法律已明文规定实行民主管理。可是有些村干部却为村财的使用审批权争得面红耳赤。为什么呢？问题就出在村财摆脱了村民的管理和监督，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审批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支取使用。如果村财的收支计划、重大财务事项都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村财审批由村民理财小组签署盖章，财务账目定期公布，恐怕就不会再有人为村财审批权而争来争去了。
此外，还有兴修水利、筑路、建校等，要村民掏腰包兴办的各种公益事业，都应依法由村民会议决策、拍板。凡是村民同意兴办的事业，村民的钱就掏得痛快，好事就办得利落，办得高兴。否则，即便是好事，村民如不理解，也不会掏钱，甚至还会状告你加重农民负担。
一村之中，当家做主的是村民，村干部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主持召开村民会议，由村民来决议大事。
当然，我们强调的是村里大事该由村民会议决策、拍板，并不是说事事都要召开村民会议决定。村委会主任应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做好日常工作。
北京 米有录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
村民依法摘了他的“乌纱帽”
1999年11月11日，河南省巩义市涉村镇罗泉村召开村民大会，村委会主任柴喜武因不称职被村民依法罢免。会后，柴喜武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柴喜武是1998年12月5日在本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当选村委会主任的。上任后他不但没有落实治村承诺，反而不理村务，恣意妄为，引起了罗泉村党员干部和广大村民的强烈不满。1999年8月，罗泉村224名村民（该村有选举权的村民共计916名）以“拉帮结派，煽动群众上访，上任伊始强行索贿，依仗职权乱占耕地，无证建筑，私自截留集体资金，长期不入账”等理由，向涉村镇党委、镇政府递交了要求罢免柴职务的申请报告（根据村委会组织法，罢免提案应当交给村委会，但是后据了解，该村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只选举产生了村委会主任一个成员，而把罢免提案交到罢免对象手里，并要求其组织罢免会议，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村民直接把罢免提案交到了镇上——编者注）。涉村镇党委、镇政府对群众的申请报告非常重视，派出调查组入户核实情况，然后在镇政府主持下召开村民大会，投票表决罢免柴喜武村委会主任职务。当时参加投票的村民721人，同意罢免的622人，罢免有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来，巩义市第一起依法罢免村委会主任案例。
柴喜武当选村委会主任不到一年就被群众罢免，这与他自身素质低有很大关系。
柴喜武在竞选时曾向村民承诺，他当上村委会主任后，要多为群众办实事，大力发展经济。实际他上台后却不干事。罗泉村到坞罗大桥的一段道路坎坷不平，村民强烈要求修铺，柴喜武在竞选时也曾打包票，保证一年内修好。他上任后却没有任何行动。柴喜武身为村委会主任，平时很少在村部上班，严重影响了正常工作。
柴喜武上任后，千方百计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益。1999年春节前，他称自己过节有困难，向村办高铝水泥厂索要1000元现金，连收条都不打。同时，他以安排春节工作为由，要求高铝水泥厂厂长交给他3万元现金，事后他仅让村会计取走1万元，其余2万元被他截留，至罢免时仍未下账。另外，柴喜武利用职权，支持自己的亲属乱占耕地，无证建筑，违犯了《土地管理法》。
柴喜武还不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擅自撤换高铝水泥厂的厂长及全体管理人员，安排自己的人担任厂长。在原任与新任双方互不相让的情况下，他支持新任人员毁坏水泥厂的火炉，挖断通往厂里的道路，致使这个村里惟一的企业停产两个多月。他依仗宗族势力，操纵一部分群众在村里张贴大字报，怂恿部分群众到镇、市及省会郑州市上访。他既不参加镇里的各种会议，也不积极完成镇党委、镇政府交办的工作。镇党委曾多次派人找他谈话，进行批评教育，但他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
罢免柴喜武的村委会主任职务，是农民依法治村的突出例证，说明农民的民主意识有了很大提高。罢免权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村民的权利。但是，罢免权的实际运用，还应慎重。当村民有罢免村委会干部、特别是有罢免村委会主任的要求时，乡镇党委和政府要正确引导，尊重村民意愿，帮助村民把德才兼备者选上去，把腐败无能者罢下来。
河南巩义市委组织部 崔志强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实话实说
莫让项目变包袱
山东乐陵市委宣传部 孙洪波
近日笔者在下乡采访中了解到这样一件事。某村为创建养鸡基地，强令所有农户搭建高标准鸡舍，鸡舍建成后又要求人均养鸡300只，以期达到家家户户养鸡致富的目的。可后来，相关的服务措施没跟上，加之疫情重，饲料贵，卖鸡卖蛋难等原因，农民一算账，养鸡一点也不合算，有的还亏了本，群众非常懊悔，纷纷抱怨。致富项目变成“致负”包袱，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让人觉得有些悲哀。
致富项目成了“致负”包袱，耳闻的还有不少。笔者以为，发生这种“蜕变”的根本原因，是有些农村基层干部不懂得尊重客观实际及市场经济规律。实事求是地说，再好的致富项目也有一个因地制宜、因户制宜、因人制宜的问题。因为每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同，劳动力的文化水平、思想观念也有差异，李家干了发财的项目，张家干就不一定挣钱。而且，一个项目被人们认同接受，有一个过程，指望靠行政手段一蹴而就，是不现实的。再者，市场风险随时都有，如果不对市场进行细致的调查了解，而是一哄而上，以计划政令手段“牵”着农民大呼隆，折腾来折腾去，也不能有效规避市场风险。另外，致富项目铺开摊子后，服务措施必须跟上，要是种不好没人教，养不活没人问，卖不出去也没人管，农民肯定会有意见。
但愿基层领导同志，能真正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多一点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少一点形式主义和好大喜功，把政府职能落在为民服务上，实实在在为他们排忧解难。切莫再干出致富变“致负”的蠢事。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基层见闻
农村劳力大量外出 留下老少力不从心
据对湖南省桃源县泥窝潭、枫树、双溪口等乡镇的调查，今春农村主要劳动力成批外出、举家外出比往年大幅度增加。泥窝潭乡岩溪寺村全村800人，劳力400人，往年外出打工的仅几十人，今年猛增到200人，分别前往广东、上海、天津等地打工。枫树乡苏家堆村，往年外出打工约150人左右，今年增加了一倍，占全村劳动力的70％，不少家庭只留下老人和小孩。双溪口乡回龙村二组19个农户，今年有13个户主外出打工，举家外出的有4户。
这么多劳动力外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增加了农民收入，但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应予关注。
农田被抛荒。泥窝潭乡是我县的产粮大乡，由于大量劳力外出，已影响农业生产。该乡某村近一半的两季稻改种一季稻。在枫树乡某村，今年将有50亩良田被闲置。
农业税、提留上交任务难完成。据调查，有的农户外出时不和村组干部打招呼，也不管上交任务是否完成，家中只留下老和小，村干部拿他没办法。枫树乡苏家堆村，往年在全乡算各种上交任务完成较好的村，今年预计有40％的农业税、提留收不上来。双溪口乡回龙村外出打工者的田地原来都由本村村民租种，并负责上交各种提留，今年由于种粮经济效益低，留村的劳力也不愿再租种了，预计今年农业税、提留任务将更难完成。
公益事业难开展。据枫树乡苏家堆村党支部书记王文喜介绍，本村420个劳动力已经出去近300人，现在村里一无资金、二缺劳力，遇到防汛抢险等中心工作任务将束手无策。乡里通往该村的公路，现在路况很差，想集资改造一下，你出他不出，好的愿望无法实现。
社会治安、计划生育难抓。不少劳力外出带有很大盲目性，他们出门在外，什么都要花钱买，找不到工作就难以生活，有的被迫走上偷、抢、卖淫之路，给社会治安带来危害。另外，他们在外成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无人管，超生情况较多。
湖南桃源县统计局 聂和平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专题调查
四川通江县政协的一项调查表明
尽快提高基层干部科技素质
科技兴农，领导是关键，尤其是基层领导干部，他们直接接触群众，是科技兴农这一战略方针的领导者、组织者、实施者，也是科技知识的引进者、宣传者。近日，四川通江县政协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科技意识、科技素质进行了一系列抽样调查，得出的调查数据令人忧虑。
在接受调查的43名区、乡干部中，了解科技政策的仅7人，懂得现代管理的仅8人，清楚本地科技实施情况的仅6人，知道一般科技常识的仅10人；59名村社干部中，掌握常用种植技术的17人，掌握常用施肥技术的14人，掌握常用病虫害防治技术的15人。区、乡干部对科技政策了解不全面，理解不深刻，能否把党的农村经济方针、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到工作中去，令人担忧。他们现代管理意识比较薄弱，能否走群众路线，进行民主管理，自觉维护党群、干群关系，工作方法能否多样化，是否坚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灵活多变，令人忧虑。同时，因为他们的科技常识贫乏，特别是不懂种植技术、施肥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所以在贯彻科技含量较高的农业、畜牧业、种植业技术时，大多只能应付了事，遇到新问题、新技术只能绕道而行或生搬硬套，歪曲解释。由于基层干部科学素质较低，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教育群众，说服群众，引导群众，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使群众对新技术产生抵制情绪，科学技术得不到推广，严重影响科技普及。同时，简单行政命令也是造成干群沟通困难、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致使基层干部威信下降。
笔者建议：组织人事部门在区、乡干部的考核、任用、提拔过程中，应把干部的科技素质与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领导才能结合起来，一并考查，坚持标准，严格程序；技术主管部门应对基层干部进行集中科技培训，不断强化基层干部的科技观念，提高其科技意识，培养他们的科学精神，使他们了解现代科技动态，掌握适用科技知识。科委、农业、畜牧、种子、林业、水产等部门应定期开展大规模的科技下乡活动，对广大农民进行广泛的科普知识宣传，做到农闲时学科技、农忙时用科技。
四川通江县 李生霖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回音
下决心抓好“殡改”工作
今年3月30日你报第十版刊登题为《土葬之风何时止》的文章和相关照片，在我市引起较大反响。
我市在殡葬改革方面确实存在许多薄弱环节，这已引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广大市民的广泛关注。在今年初召开的市人代会上，市政府向市民承诺要认真做好十件实事，其中之一就是加大殡葬改革的力度。之后，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安排，有关部门互相配合做了许多工作，市报辟专栏开展“殡改征文”活动，市电视台拍摄“殡改”专题片，对一些不文明行为加以曝光。同时，市政府出台了严格的管理措施，有关部门已对抬埋行业进行清理，取缔专营墓碑的作坊，坚决禁止念经做道场等封建迷信活动。近段时间，“殡改”已成为昭通市市民议论最多的热点问题，干部和群众都认识到：殡葬改革不是小事。
市委、市政府决定，把“殡改”工作作为全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点，常抓不懈，早日使我市的“殡改”工作取得成效。
云南昭通市委宣传部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
加大“打拐”力度 不断扩大战果
我局在“打拐”斗争中，坚持打击与解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今年已破获拐卖案件1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其中网上逃犯1名），解救被拐男婴6名，被拐妇女32名。
尤溪县是山区县，偏远村落比较贫穷落后，农民普遍存在“靠子养老”、“多子多福”的封建残余思想，给人贩子可乘之机，使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屡屡得逞。仅1998年至1999年我县公安机关就侦破57起拐卖案件，有一名拐卖团伙主犯被判处死刑，解救了被拐卖妇女儿童58名。面对严峻的现实，县公安局党委紧紧抓住全国开展“打拐”斗争这一契机，加强领导，集中警力，充实财力，完善装备，并把“打拐”工作与年度工作目标同步明确，与检查指导同步实施，与考核奖惩同步兑现，使人人有压力、有动力，从而形成合力。在调查摸底阶段，民警们不辞艰辛，跋山涉水，走家串户，把工作做深做细，使广大农民群众受到法律政策教育，看到“打拐”的力度，从而取得了群众的支持。
2月3日下午，有人报警称：“台溪乡西吉村有两个外地人将一男婴卖给西吉村林某。”局长紧急调集警力赶到西吉村，展开调查。至4日凌晨将在逃的四川籍人贩子毛井春和福建永春县人贩子林睦舜抓获。3月9日上午贵州籍人贩子何明杰在梅仙找买主，正欲将一名3岁男孩出卖时被抓获。4月5日晚，刑警接到线报，逃犯郑再常近日在中仙露面，局领导立即派出精干警力，将郑抓获，带破拐卖案件6起。4月8日晚，新阳派出所干警在下区走访群众时，听到群众反映，上井村陈某家有两个外省人带着一男婴，所长立即带领干警出击，在陈某家将贵州籍的人贩子宋定香、杨玉兰抓获，解救出一名被拐男婴，并带破了5起拐卖婴儿案件。
人贩子跨区域作案具有流窜面广、中介站多、容易藏身的特点，只有全国公安机关拧成一股绳，才能编织一张无形的大网，使人贩子无处躲藏。3月29日，局里接到通缉云南籍妇女“王丽”的传真令，局长立即带领干警连夜赶到通缉令中提到的“王丽”藏身大体方位的汤川乡进行查缉。但查遍全乡外籍女户籍档案，也找不到“王丽”这个人。参战干警并不气馁，扩大范围全面详查，至次日了解到，该乡光明村吴某之妻李祖凤系云南籍人。通过秘密侦查，发现吴家中还有两名外地女子，带着3个婴儿。刑警和派出所干警联手出击将李祖凤（经了解，她就是“王丽”）、李祖芬（系李祖凤胞姐）、李加凤（女，云南鲁甸县人）抓获，解救出被三李从云南拐来的3名男婴。
我县“打拐”斗争取得初步成效，但我们深知“打拐”斗争任重道远，必须加大力度，才能不断扩大战果。
福建尤溪县公安局 耿昌银 蔡修远 黄清观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短波
短波
山村人人爱清洁
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的宋家庄有二百四十多户，去年全村人均收入四千元。生活富裕了，村委会制定了卫生公约，全村每十天开展一次卫生大扫除，并聘请一名村民做专职环卫工，对村里街道实行全天保洁。今年村里计划投资三十万元，用来绿化、美化村庄。
广西横县 黄家传
管好保健品市场
山西新绛县保健品市场近几年发展较快，一九九八年只有两家商店经营保健品，如今已发展到十家。保健品市场的快速发展带来一些管理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广告宣传混乱、物品真假难分、管理单位不明、价格高且销路乱。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制定措施，规范保健品市场经营行为。
山西新绛县 新利
广告牌三家收费
前不久，我单位在自己的房屋上制作了一块广告牌，按规定到当地工商局交费并办理了相关手续。但不久，城市管理办公室和市规划监理处的人员相继登门收费，声称他们各自有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费文件。我们搞不明白，挂广告牌该由谁批准，由谁收费。
湖北鄂州市电信局
张琪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社会聚焦
公园里垃圾成堆 官兵们帮忙清运
前一段时间，陕西安康市中心的兴安公园里垃圾成堆（左图），给游园者留下不好的印象。当地驻军了解情况后，及时与公园管理人员联系，组织官兵清运垃圾（上图）。
陕西安康市 阮仕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