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从东部看西部
——东部驻站记者赴西南采访札记
不久前，本报从东部地区抽调了一些驻站记者前往西部采访。初到西部，所见所闻，都让他们怦然心动。东部与西部，不仅存在着地域的差异，更有着经济、文化以及观念等方面的差异。那么这些“东部记者”眼中的西部究竟怎么样？下面便是他们采访归来写就的一组札记。
在经济全球化已经到来的今天，经济的地域性还是这样明显，我们是不是太狭隘了？西部的开发，首先要冲破“山城意识”和“地域观念”。
冲破“山城意识”
本报记者 顾兆农
虽然我是第一次来重庆，但对重庆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第一，天性喜辣味，因此能与重庆人“吃”到一起；第二，生来不怕热——我长期生活的南京也是个上了水平的“大火炉”；第三，还喜欢重庆方言的腔调……
重庆很大！人口3000多万，占地8万平方公里，辖区内有40个区县。说实话，这些概念是到重庆以后才明确起来的。从市区到重庆西北面的城口县，单程就要走两天的时间。当然，一方面是路程远，另一方面也是路的问题。
没完没了的山路，弯弯曲曲；颠颠簸簸的小道，艰难险峻。这次在重庆途经十几个区县，走了1600多公里的路，感受可谓深刻——弯、险、陡、颠、窄，这是对重庆公路的基本印象。然而，这怪不得重庆人。相反，它却使我们对重庆人更加敬佩。因为，同样是修路，他们要比东部平原地区付出的多，其造价与东部地区不可同日而语。在即将正式通车的渝长高速公路上，刚刚走出一个漫长的山洞，接着就上了一座架在峡谷上的大桥……类似的情形，在东部的道路建设中是很少见的，然而，在重庆却是家常便饭。在武隆，看到这里正在对道路进行去弯取直的改造，而“取直”的主要手段，就是开凿山洞。
重庆交通局的同志说，东部一些地区高速公路每公里的造价只有2000多万元，而重庆要5000多万元。这个差距，除了上述的客观因素外，也有主观的因素，这就是，一些老百姓和地方上的基层领导，都认为高速公路是块肥肉，因此，征地拆迁时，拼命要价，比东部平原发达地区还要高。交通局的领导同志不无忧虑地说，重庆现在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只有134公里，只占全市公路总里程的0．48％，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东部平均水平的1／3。全市仍有25个乡、5000多个行政村不通公路……为了加速重庆公路的建设，重庆市交通局理直气壮地提出一系列方案并已经开始付诸实施——建路卖路、建桥卖桥（出让经营权），这种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为我所用的观念，是令人欣喜的。
首次在重庆看到当地产的三厢“长安奥拓”轿车，外形美观，售价仅8万元，至少是家用轿车的一个新的选择。然而，在东部地区却还没有看到这款新车。而南京产的“英格尔”轿车，外地同样也看不见。重庆的出租车几乎被“长安奥拓”所垄断，令人想起上海满街的“桑塔纳”出租车……在经济全球化已经到来的今天，经济的地域性还是这样的明显，我们是不是太狭隘了？
重庆市经济协作办公室的负责同志说，市里曾组织本市企业联合到外地去寻求合作的机会，结果，应者寥寥。从当地的媒体上看到，外地化肥和啤酒等在该市的某些县里，是不能销售的，或者要受到特别的限制。种种情况表明，西部的开发，首先要冲破“山城意识”和“地域观念”。
搞开发必须更新观念，按市场规律办事，要讲究投入产出比，不能再干只见眼前不见长远的傻事。
观念新 石生金
本报记者 刘杰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有个兴北镇，出门满眼石花花，无土少庄稼。几十年以粮为纲，田越种越薄，山越垦越荒，群众外逃。几年前镇上在顶坛片区组织群众试种本地青皮花椒，树大果多品质优，每亩收入三四千元，满山坡栽上了“摇钱树”，被贫穷吓跑的农民又重新回到了自家山窝窝。
与兴北镇一江之隔的关岭县的板贵乡，坚持开山垦荒不动摇，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进行坡改梯，垦山种粮，结果田地多了，山却荒了，人也穷了。当地人算了几笔账：坡改梯，亩投入1000多元，是种花椒的10倍多，而论经济效益，花椒却是种粮的10倍多；坡改梯水土流失厉害，十年八年又要改一次，种花椒树却是一劳永逸。孰优孰劣？
这样的事例在贵州并非仅有。80年代初，贵州开始建设全省第一条高速公路。当时有人提出要超前一步考虑，设计规划双向四车道的路面，结果遭到许多人反对。四车道因此变成二车道，虽然少花了1亿元，但10年不到此路已大大落后，如今要重新建成四车道，却要投入30亿元。这一低水平的开发建设令许多人深思。正在建设和即将建设的几条高速公路，贵州全都从长远规划考虑，尽量避免再做“捡个芝麻、丢个西瓜”的傻事。
搞开发要有超前意识，但这种超前应该是建立在科学的前提下。曾被称为“地无三尺平”的贵州，抓住西部开发机遇，高质量构筑省内高等级公路网络，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有人提出“村村通公路”的思路，就不免失之偏颇了。贵州不同平原，高原山区里，农民居住极为分散，要实现村村通公路，既不科学也不现实。东部山区开发中，有的地方发展“山口经济”，将高远山区的农民移居交通相对方便的山口来，发展小城镇，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走出了致富群众、繁荣经济的成功之路。有人提出贵州应该大力发展小城镇，以小城镇带动山区经济发展，既避免了村村通公路的高投入、低产出，又可避免过多地破坏生态建设。贵州的城镇化水平仅18％，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贵州的落后点，也是贵州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去年起，贵州加大了小城镇建设的投入，选择了40多个标准镇加快建设，并且每年都要如此，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开发新观念还取决于人的素质提高，西部大开发，人才资源的开发尤为重要，人的落后才是西部真正的落后。贵州有2000多万劳动力，组织劳务输出，不失为一条脱贫致富的好路子。在以往的支持西部脱贫活动中，大连与六盘水结成对子，对口帮扶。大连在六盘水招了两批员工，头一批去了，一部分人吃不了苦，又跑回了贵州。第二批就根本招不满，很多人的文化水平达不到初高中最起码的要求。目前贵州提出加大教育投入，多方面培养人才，把人才教育作为跨入新世纪的头等大事，可见是很有眼光的。
西部大开发，除了要开发资源，头脑是不是也应该好好开发呢？经济上先行一步的东部人是不是就已经开发好头脑了呢？面对着正如火如荼的西部大开发，东部人是不是也应该有些紧迫感和危机感呢？
开发头脑
本报记者 赵鹏
离开青藏高原已经快半个月了，但面对着西藏地图时，仿佛又一下子置身于莽莽荒原之中。在高原采访的每一天，我的心中时常有一种激情在涌动。
在福建驻站时，也屡屡和山打交道。“八山一水一分田”，望不尽的山路绕不完的岭。然而比起雪域高原来，那山就显得实在太妩媚、太精巧。到处是褐色的裸石、寂寞的群山，即使是河谷中那星星点点的新绿也更反衬出荒原的肃穆。关山万重，春风难度。然而，“西部大开发”早已把这里每一个人的心都聚到了一起。
在距贡嘎机场10余分钟路程的贡嘎县红星村，旦培一家算得上是当地富户了。院门口的拖拉机、播种机，是他家几年前买的。粮食这几年是年年丰收，早就不愁吃穿了。为了能多赚点现钱，旦培还带着儿子从去年开始搞起了大棚蔬菜种植，虽然还不到一亩地，一年下来就收入二三千元。“40年前的民主改革让我上一代人都翻了身、有了地，我还上了学，如今电视里天天都讲西部大开发，我的下一代又赶上更好时候了。”旦培老人显得异常激动。
比起周围的乡亲，旦培的确算是非常有眼光和有头脑的。旦培自己不仅是红星村中最早一批的中专毕业生，他大儿子也是西藏农学院大学毕业生，像他这样的家庭在西藏农村，实在是不多见。据西藏自治区教委向我们提供的资料显示：直到去年，全自治区青壮年中文盲比例仍高达42％。就在东部沿海高呼迎接知识经济时代挑战时，西藏全区还在为到2005年实现全面“普九”而加紧规划。“教育不先行，西部谈何大开发？！”“援藏先援教，开发先育人。”如今可以说，这已经成为西藏各级领导干部一个基本的共识。
显而易见的差距可以让人一眼就看到，那么无形的呢？某地区招待所就贴着这样一份价目表：内宾：每天每房租金120元；外宾：每天每房租金288元。服务员的回答是：“那些外国人比我们有钱多了！”在沿海，像这种直接贴上墙的“内外有别”的确并不多见，然而类似的想法却并不陌生。福建省今年外经工作布置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整顿屡禁不止的对外资乱收费，要求对外资企业给予国民待遇。西部大开发，除了要开发资源，头脑是不是也应该好好开发呢？经济上先行一步的东部人是不是就已经开发好头脑了呢？面对着正如火如荼的西部大开发，东部人是不是也应该有些紧迫感和危机感呢？
我们的地球是一个椭圆形，西部并非只有高山。透过西部的崇山峻岭，再一次望到大海。西部大开发，其实并非只是西部人的一次机遇！
昆明世博园竹园的后山上有一条斜长的小道，四月以来，这条小道上发生了数起不法分子组织游客翻墙入园的事件。而自世博园开放以来，票贩子一直活动猖獗。园中保安和当地公安部门联手出击——
截断世博园的非法通道
本报记者 张帆文／摄
4月底的一天，在当地农民的指引下，记者来到昆明世博园竹园后山。小道非常狭窄，仅容一人通过，道路的左边是一道高约3米绵延起伏的世博园围墙；右边是一条宽约4米的防洪沟，防洪沟的后面是杂草丛生的后山。记者在路上走了五六分钟，没遇见几位行人，倒是在防洪沟下面，被站在围墙上巡逻的保安叫住，盘查了几句。随后，记者遇见了昆明市世博公安分局的秦道云警官带领的便衣巡逻组。
据介绍，今年年初以来，不法分子盯上了世博园的2号门、3号门附近的护栏以及世博园后山绵延数公里的围墙，多次诱骗和组织游客翻越护栏和围墙进入园内并从中非法牟利。竹园围墙下的这条小路是票贩子们的重点目标。1至4月，民警和保安当场抓获企图以不法手段进入世博园的不法分子共计282人，对其中的8人进行了治安拘留，21人进行了治安罚款，另外的进行了口头警告和当场处罚。现在，除世博园内每天安排保安在围墙附近执勤和设立监视点外，世博公安分局还组织专门的巡逻小组进行不定时的巡逻。
票贩子从世博会开幕后就一直没有消失过。在世博园门口开阔的广场上，处处可见他们的身影。他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向游客兜售手中的门票。票贩子成分很复杂，大都暂居在世博园附近的云山村和金马寺一带。票贩子手头的票主要来自旅行社工作人员私下倒卖的优惠票和世博会结束后组委会赠送给全国各省市又被人在市场上转手出售的门票。
票贩子活动一度十分猖獗。从去年8月18日至11月1日，昆明市官渡区公安分局组织20名民警成立了清理整治非法倒卖世博园门票工作组，共查获票贩子222名，收缴门票602张，罚没款总计3万元。据世博园票务中心的李主任介绍，去年11月、12月，世博园的入园人数和销售票数的比例几乎是3∶1。许多票贩子从中大获其利。据官渡区巡警大队七中队李玉富警官介绍，抓获的一个贵州籍票贩子，从300元起家，一个月内，竟然收入上万元。更为严重的是，有的票贩子为获取暴利，私刻公章，伪造介绍信，骗取购买团体票的优惠，世博分局就曾抓获两起；更多的在门口追缠游客，强行要游客购买门票和世博会纪念品，影响恶劣。
为了打击票贩子，世博园研究决定，从今年5月1日起，原有门票一律作废，启用新式门票。同时大幅度削减优惠门票的种类和数量；加强对旅行社优惠票证的管理，管理公司与各旅行社签订合同，如发现旅行社有人倒卖优惠票的，立即取消优惠资格，同时严格旅行社办理优惠票证的程序，办理优惠票时，必须出示导游证、行程表、介绍公函等文件，同时对旅行社游客开辟专门的通道。
为了堵塞内部管理的漏洞，世博会管理公司从4月份起开展了“内抓管理，外树形象”的活动，重点对160多名保安人员加强教育和管理，一旦发现保安人员与外部票贩子勾结，立即开除；并在园内的重点地区加强了巡逻和防范。
题图：站在世博园围墙上巡逻的保安。
西部引人贵在用
古道
有人形容西部人才外流严重，说是不光孔雀留不住，连麻雀也飞走了。然而记者近日到大西南地区采访时发现，为数众多的“孔雀”纷纷栖到了贵州省交通厅这一“高枝”上。内地的人才来了，沿海发达地区的人才来了，连飞出去多年的“孔雀”也飞回来了。据了解，最近四五年，贵州省交通部门已引进各类人才三四百人，其中不少就是当年从贵州山区飞走的。
论待遇，贵州比不了沿海；论发展，内地才刚刚起步。但贵州省交通厅何以人才济济，有如此魅力呢？厅长卢万里说了句令人深思的话：“事业引人，事业留人。西部开发，引进人才贵在用。”
西部大开发，交通要先行。贵州省今后几年高等级公路建设总里程将达3000公里，正在建设中的就有800公里。卢万里感慨地说，干这么大的事业，没有人才怎么行？基于此，每年大学生分配时，他们都要安排人事部门到各个学校去招聘人才。据说，贵州出去读交通专业的大学生，有95％回到了自己贫困而亟待开发的家乡。
人是乐于体现自身价值的，有了专门知识的人才更期待在事业的舞台上施展才华。贵州省高水平构筑大西南公路网，许多在建工程引进了国外先进设备、原料，使用了国内外先进工艺，对献身公路事业的人才来说，无疑是极富吸引力的。贵州敞开大门，欢迎人才，更会让有识之士心向往之，欣然而来。
事业引人，更在用人，只有用人，才能留人。贵州交通厅制定了一整套用人新机制，不论年限，不分内外，只要有才，只要愿意献身贵州的公路事业，就大胆使用，大胆提拔。特别是对年轻有为的人才更是放手使用。近年，贵州省交通厅已有40多名30多岁的年轻人走上领导岗位，其中一半以上是高级工程师。有如此开明、开放、开心的工作环境，当然会引来人才。
西部开发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而只有引人留人，发挥人才的聪明才干，才会有西部开发的伟大成功。那些叹息西部人才难求、开发西部无望的人，应该从贵州省交通厅的举措中，认真获取一些有益的经验，抢抓机遇，放开手脚引人用人。
山里人为保持水土，确实想尽了办法，可土层还是越来越薄，裸露的岩石随处可见。毁林造地，虽能解决眼前的温饱，但付出的代价实在太沉重了。
善待自然 利用自然
本报记者 周立耘
仲春4月，记者来到巴山蜀水采访。山路颠簸，透过车窗望去，一片片麦田、油菜地，布满了远处的山坡、占住了眼前大大小小的山头，打造标准的条石逐级垒着，保护着薄薄的土层。山里人为避免水土流失，确实想尽了办法，可土层还是越来越薄，裸露的岩石随处可见。
在涪江上游，我们参观了白禅寺电站。放眼望去，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夹杂着泥土，铺满了整条河道。前来迎接我们的电站负责人，指着工地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乱石告诉记者，这都是山地开发造成的恶果。如此下去，用不了几年，大小河道都要被泥石堵死了。在这里造电站，首先得清除10多米厚的乱石，还要建厚厚的拦砂坝，可费劲了。
同事告诉我，在川东丘陵地区，开山种粮已有多年，尽管山头几乎开完，但每人平均还是不足8分地。山顶之上、乱石之间那零星的土地，光照不足，肥力低下，这样的土地耕种起来，真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毁林造地，虽能解决眼前的温饱，但付出的代价实在太沉重了。
说话间，汽车驶进了一座小镇。走下汽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幅“用科技酿造自然”的巨大广告牌，在广告牌的背后，一栋栋红顶白墙的厂房整齐排开，阵阵凉风送来淡淡花香，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图景活脱脱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迎接我们的沱牌集团总工程师李家明介绍说，这片生态工业园区可容纳1万多工人，之所以称它为生态工业园区，是因为空气的清新、水源的洁净、气温适宜等环境因素与酿酒一同考虑，使生产出来的酒更醇、更爽、更自然，听着听着，“用科技酿造自然”的这一抽象的广告词的含意，蓦然清晰起来。
四川最富裕的是水能资源，近几年来，在国家的支持之下，四川先后建成了一批大型水电站，小水电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去年底，全省水电装机已突破1000万千瓦，不仅满足了本省的需要，全年还有220亿千瓦时的水电富余。
四川人大抓水电，不仅为自身经济发展增添了强大的动力，西电东输，也给四川带来了财富。如今，越来越多的四川人意识到，治理山川，合理开发自然资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南阳宛城区：
农民经纪人走“俏”
张庆元
“地里种什么，听经纪人的。”这是目前河南南阳市宛城区农村流行的一句话。近年来，该区涌现出了一批把先进的技术、优良的品种引进来，再把农产品销售出去，为该区农产品走向市场架起了座座金桥的“农民经纪人”。
宽松的环境为农民大显身手提供了舞台。市场究竟要什么？一批农民开始走出了小天地，去看一看城里人的餐桌上需要什么。勾富坤是黄台岗镇大夫庄村农民，也是较早走向市场的“经纪人”。如今，他联系的客户已遍布全国，仅1999年一年他外销反季节白菜15万公斤。目前，像勾富坤这样的经纪人在宛城区就有1000多人。村民们也相信经纪人，一个电话或在地头喊两声，就能做成一笔买卖，甚至可以赊买赊卖，形成了一个个简洁高效的田头市场。
随着田头市场的逐步成熟，农民经纪人已不满足于松散的经营和简单的买卖，他们开始逐步走向联合，一些乡镇政府也积极鼓励经纪人联合起来，群策群力闯市场，乡镇农技站成为农民经纪人的活动站，乡镇政府出资购置了电脑，为经纪人掌握市场信息提供了更为先进的手段，经纪人也成为乡政府调整产业结构的参谋。
据统计，近5年来该区通过经纪人的联系，共引进优良品种50余个，销售各种蔬菜150万余吨，水果60万吨，农民人均增收150余元。
多到现场杀“回马枪”
中共山东临邑县委书记 王文升
王文升，1954年生，大学文化。历任山东乐陵市委常委、副市长，临邑县委副书记、县长。1998年任临邑县委书记。
领导到现场办公，需要深入调研，对症下药，争取一次成功。但事后也要杀“回马枪”，检查一下措施是否落实，基层是否满意。特别是对那些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热点难点问题，更要多杀“回马枪”。我县临盘镇开发万亩荒滩后，吸引浙江舟山群岛养鸭“状元”王永尧等几十户农民前来从事“鱼鸭混养”。去年春，我和镇干部前去现场办公时，老王反映小孩上学无着落，蛋鸭防疫缺医药。时隔一月，再来到老王住处细打听，孩子上学解决了，但鸭子防疫还没落实。接着，我同镇领导商量，将养殖基地的机关干部办公室腾出来改建为医药供应站，定期到鸭棚送医送药，解决了外地养鸭户的后顾之忧。目前，这里已吸引浙江养鸭户108家，日产鲜鸭蛋4万公斤，成为鲁北最大的禽蛋销售基地。
到现场杀“回马枪”，需要有一股不怕反复、不解决问题不罢休的韧劲。去年4月，我到新开辟的恒源工业园现场办公后，连杀两次“回马枪”：第一次重点解决部门与部门之间遇事“踢皮球”问题，园区很快实现了水、电、路、话等“四通”；第二次重点解决“三乱”现象，从而优化了招商引资环境。
到现场杀“回马枪”，更要弄清事情原因。尤其是对一些处理起来棘手的难点问题，不能推、拖、躲、闪。我县地处油区，十几个乡镇的部分村庄经常发生窃电现象，多年没有彻底根绝。去年春，我带领有关职能部门的同志分片现场办公，边教育边采取强制措施，拆除私接乱挂的线路，并关停了所有的小炼油、小造纸厂。接着再杀“回马枪”，建章立制，防止死灰复燃，从而彻底刹住了用电混乱的歪风，每年为油田节电7000万千瓦时。
实践证明，多到现场杀“回马枪”，不仅掌握了基层的实情，而且检验了决策是否正确，使我们这些“官员”形成了扑下身子抓落实的风气。
退耕还林山着绿。
本报记者 刘杰摄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