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今年“五一”假期，铁路比春运还火，而民航航班平均上座率为74．3％，却坚持不打折——
“禁折令”能治民航亏损吗
本报记者 龚雯
禁折令吓退300万
刚刚过去的“五一”再度引出“假日经济”的话题，铁路比春运还火，增开临时客车900多列。面对民航的“禁折令”，众多出行者只好望“飞”兴叹。有的“弃空走陆”，有的干脆取消旅游计划。旅行社更是叫苦不迭，纷纷改线减团。据报道，民航除4月30日和5月1日购票紧张外，其他几天基本保持正常，航班平均上座率为74．3％。
1998年，民航全行业巨额亏损，有人将此归结于“价格战”，认为机票销售市场混乱，航空公司过多，自我约束不力，代理不规范，等等，出路只有一条——禁止打折。
今年初，民航对外宣布：去年因采取禁折政策，民航实现了扭亏为盈，虽然不打折使客源减少了5％（约为300万人次），但从总体效益上讲，全行业增收20亿元。这一减一增，值！
单算财务账，上述说法的确站得住脚。可是，禁折能否解决民航业的根本问题，能否提高航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呢？
亏损“病灶”不在打折
长期以来，民航政企不分，管理落后，缺乏竞争。一位民航官员对记者承认，这20年民航业持续、高速增长，但背后却是高投入、高负债、高成本，加上重复建设、机构臃肿，已不堪重负。由于盲目投资，市场供大于求，平均每个省区约有3个大型机场，且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不少机场建成之日，就是亏损之时，且亏损额越来越大。1998年全国客机购量同比增长10％，而同期客流量仅增1．5％，运力投入大大超过运量增长。结果资源闲置，空飞虚耗，成本蹿升。另外，长期的“独霸蓝天”造成民航企业对市场缺乏较强的应变、开拓能力。这些，才是民航亏损的真正“病灶”。
国家计委市场研究所的专家曹建军分析道，民航的禁折策略，效果并不像说的那么明显。据了解，民航扭亏的主要原因是主管部门将原来各航空公司每年上缴的航空建设基金，从销售总额的10％降至5％。仅此一项，相当于航空公司当年总利润的一半。其次是股份制航空公司将飞机折旧期延至20年，以及各大航空公司租、售飞机所得。至于票价管制，并未使航空公司的收入有多少增长，相反使客座率大大下滑，票价上升的额外收益只够抵消客座率下滑一半的影响。
业外人士普遍认为，航空公司选择打折，是市场对重复建设的自我调整，适当的价格竞争有助于建立优胜劣汰机制。如果民航不从根本问题上改变现状，在价格上依然铁板一块，亏损还有可能重现。毕竟，行政性的限价保护救得了初一，救不了十五。现在的“航线联营”，实际上是一种“价格卡特尔”，不仅治愈不了重复建设，反而又添新症：好的企业不能以质优价廉赢得市场，差的企业却可以靠着限价的保护伞优游自在。那么，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又摆在哪儿呢？按照民航统计，去年禁折，乘客减了300万人次，这么一大块消费需求凭什么不该得到满足呢？
以民为本还是与民争利
我国人口基数庞大，是世界上空中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民航市场规模偏小，特别是在国际市场的份额极低，运输总周转量、旅客周转量、营业收入等主要指标占全世界总量的比重都不到3％，还不如人口仅1700万的澳大利亚民航市场。
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的胡鞍钢博士指出，当前世界性的交通革命突出体现在航运成本和价格大幅下降，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运输时间不断缩短。我国却出现相反趋势，即单位运输成本不断上升，导致单位运价不断上升。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单位里程机票价格在世界上处于较高水平，相对于我国人均GDP或人均消费水准而言更是十分昂贵。全社会非但没能从国家大力支持的民航业获益，反而无端增加了交易成本（包括缴纳机场建设费等）。表面上，民航运力过剩，是有效需求不足，而实质是过高的价格水平和市场准入成本，人为地抑制了民航市场的扩张。今年“五一”部分消费者“用脚投票”就是一个佐证。票价越高，客座率越低，单位飞行成本就越高，亏损就越大，这是一种“自杀性”的价格政策，也是市场恶性竞争的根源。
当需求低迷、消费不振时，价格竞争的拉动作用不可小视。国外航空公司对不同航线、不同班次、不同机型、不同季节和节假日等，实行灵活的票价，我国却搞“一刀切”。胡鞍钢认为，民航业应是竞争性的服务行业，有关部门亟须政企分开，从办企业管企业转向办市场管市场，不能为了扭亏而扭亏，以非市场导向的做法维持高票价水平，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抬高其他相关行业（如旅游业）的成本，损害消费群体的利益。
近日，国家计委等正着手研究制订关于民航国内航线折扣票价的管理办法，并要适当调整部分航线明显偏高、不合理的票价，降低民航实际票价水平。但愿这只是权宜而非长久之计，因为正确的价格政策应当基于市场供求关系，并还权于企，而不是靠政府干预。“入世”在即，尽快开放空中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加紧体制改革，强化内部管理，大幅降低成本和运价，提高我国民航的国际竞争力，已是刻不容缓。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西部发展滞后，关键是缺乏带动经济增长的要素聚集点——
西部开发重在城市经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陈淮
以“特区型”经济为“龙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对东部崛起起到了重要支持作用，人们对这一点已经有了较高的共识。正因如此，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在西部开发的思路中，呼吁在西部开辟“特区”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其实，“七五”期间提出的“梯度发展战略”并非仅仅是赋予东部地区财税优惠以引进外资，其根本落脚点是要“逐步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不同层次、规模不等、各具特色的经济区网络”。与80年代初期相比，东部的最大变化是形成了一批作为要素聚集中心的城市和城市带。
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西部地区实际上曾面临过多次有利的发展机会。例如，80年代初期四川等地曾是在农村“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改革中走在前列的地区之一；在确立“以能源交通为战略重点”后，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超大型的三峡工程上马、黄河中上游水利综合开发、西部石油与中部煤田加快发展以及沿陇海线延伸的“第二条大陆桥”铁路线开通等大规模增量资金的投入主要聚于西部；在90年代初中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与俄罗斯、西亚、东南亚等周边国家或地区的边境贸易发展曾形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新高潮；90年代中后期，“小康”战略和“扶贫攻坚战”的重心也在中西部。西部20多年来多次面临重要的战略机会却未能促进西部的普遍崛起。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在上述各次历史机会中，我们始终忽略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其改造。
有资料显示，到1998年底我国共有地级及以上城市231个。这231个城市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6557亿元（不包括市辖县，下同），比上年增长13．2％，远超过当年7．8％的全国增长速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4865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3倍。城市经济的作用显而易见。但在地级以上城市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中，西部所占比重只有12．64％。西部发展滞后，关键在于缺乏带动经济增长的要素聚集点。东部与西部发展差距不断拉大，根本上在于城市发展差距不断拉大。
从西部的实际情况出发，新的战略思路应当贯彻“重在点，兼顾线，舍弃面”的原则。其中的“点”就是指城市经济。城市经济是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解决区域战略与国民经济整体战略之间、环境及资源保护与开发及发展之间、短期调控任务与长远战略发展任务之间、工业化基础薄弱与加快人民收入提高的迫切要求之间、结构调整与总量扩张之间、基础设施不足与战略性大开发之间、弱小的市场经济成分与强大的国有经济和自然经济成分之间、“二元”分割的城乡经济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诸多矛盾的最优结合点。
2000年开局，我国国民经济面对的一项新的战略任务是农业结构调整。而大开发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农业结构调整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解开这个矛盾之结的切入点就在于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经济是西部大开发中减轻对自然环境压力，克服生态脆弱劣势和有效利用资源的必然选择。
发展城市经济还是积累工业化条件的必由之路。一般说，西部相当多的地区存在着人口聚集程度低、基础设施条件差等不利于工业化发展的因素。发展城市经济的过程，不仅是提高资源集中与优化配置程度、人口聚集程度和最经济地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的过程，而且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带头地区和有效提高西部地区人均收入、解决就业问题、调整结构和巩固“小康”战略成果的过程。
不平衡发展是我国最近20年的成功经验之一。西部大开发应当首先造就自己的经济增长带头地区。在今后15年或略长一些的时期中，不仅老的省会城市应当大力发展，而且要努力争取在每个省区形成若干个中等的经济中心城市，让这些城市成为当地的“先发”地区。与此同时，还要围绕县城建设加快中小城镇发展，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推进乡镇合并。一些不适宜人类居住地区的人口应当尽可能向城市周边迁徙。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下乡手记（36）
让“挤水者”无从下手
那年随农民负担检查组到山西检查工作，亲身领教了农民收入是如何算出来的。
在晋中某村，农民把我们围了起来，纷纷诉说负担如何重，如何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可找村干部一对质，村干部说，他们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三提五统”不超过上年农民收入5％这一原则，绝对没有向农民多要一分钱。
拿出账本一查，如果按村干部报的上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1640元这一标准，确实，“三提五统”都控制在了5％以内。
但农民说，这个数字是干部为了多收钱夸大的，实际上有一半就不错了。于是检查组开始重新核算农民的收入。按照有关标准，不仅要算农民务工、卖粮卖菜的现金收入，院里跑的猪鸡、地里长的果树、屋里放的农机甚至墙角堆放的柴草，都要折算成钱。这可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譬如，村西一位姓张的农户，养了11只鸡，村干部说，按每只鸡每月平均下17个蛋计算，这个农户每年仅养鸡下蛋一项就可收入700多元。可农民死活不认账，说11只鸡中，有3只鸡只孵小鸡不下蛋，还有4只鸡每月根本下不了17个蛋。另一姓翟的农户反映，村里估算他的苹果园年收入3200元也有水分。村干部说平均每公斤果子1．6元，实际上他每公斤只卖了0．94元，这些数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拿不出个确切的凭据。
这些事儿还没有处理完，村东又有人找了来，说他们那个村民小组在全村4个村民小组中最穷，全村按统一的标准征收“三提五统”，显然他们吃了亏……
我们在那个村里整整逗留了3天，最后还是没有搞清农民收入的真实数字。
这些年，农民负担屡屡反弹，究其原因就是我们颁布的有关条例存在着诸如“农民收入计算”这种弹性。因为有了弹性，有些干部动辄拿出一个“红头文件”集资、摊派；因为有了弹性，农民便成了蓄了水的海绵，只要能挤动，就有人变着法儿挤……
多少年了，农民期盼着一种刚性的政策出现，使挤水者无从下手。
现在，这种政策终于有了眉目——国家今年在安徽省进行税费改革试点，通过取消乡统筹，取消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的征收使用办法，从而减轻农民负担。
这一改革的积极意义远不止此，它会给农村带来一系列巨变：农民纳了税以后，生产经营也好，外出务工也好，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农民只要照章纳税，政府任何部门不能再搞摊派、统筹，迫使政府部门由“裁判员”去当“服务员”；一切以税为依据，空壳财政，虚糜浮夸，难再存身。此外，机构“消肿”为期不远——海绵不让你随便挤了，饭就那么多，不由得你不裁人。
税费改革，农民盼它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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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计委强调
任何价格行为都要依法
●与《价格法》相配套的规章正在加紧制定●对一些垄断行业的价格，将通过有关立法，采取更为民主、科学的定价形式●制定价格要考虑消费者利益
本报讯 在《价格法》颁布实施两周年之际，国家计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任何价格行为都必须依法，凡是搞价格自律、价格同盟而妨碍市场竞争的，都将依据《价格法》给以处罚。
针对近年来一些行业先后出现的定价方面的不正常现象，这位负责人指出，寻呼机、家电、农用车等，搞价格自律、价格同盟的现象都曾出现过，但无一不以流产而告终，关键是违反了市场经济规律，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法则。当记者问及最近民航企业之间签订的联营协议，对竞争有什么影响、是否代表改革的方向？这位负责人指出：“任何协议的签订，无论在生产环节还是其他环节，最终都要影响到价格，都不应该妨碍市场竞争。”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价格法》规定了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以及市场调节价三种价格形式。目前机票价格属于政府指导价范畴，就是国家规定一个基准价格和上下浮动幅度，企业可据此确定价格水平。而目前的民航机票定价方法，在《价格法》中是找不到依据的。
这位负责人建议，对于各级政府管理的价格，特别是对一些垄断行业的价格，应通过有关立法，采取更为民主、科学的定价形式，让社会各方利益的代表都参与其中。作为行业主管部门，不能依靠人为抬高价格实现减亏，要靠大力加强企业管理，政企分开，建立有竞争力的大集团，以更好地迎接中国加入WTO提出的挑战。制定价格，要依据国家规定进行，要能够体现企业间的竞争要求，要考虑消费者的利益。
据悉，作为一部与《价格法》相配套的规章，《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的制定与颁布，将为包括民航、电信、公交、自来水等垄断行业的价格制定与调整过程，注入更为科学、民主的新机制，以更好地规范政府价格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国家计委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民航国内航线折扣价管理办法》，并准备适当调整部分航线明显偏高、不合理的票价，降低民航实际票价水平。（焦玉良 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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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茶座
仅有热情不行
阎晓明
今年的“五一”假期长，我们议论已久的旅游市场的巨大潜力喷发了一下：4600万人——大约相当于一个浙江省的人口，7天中挤上火车、汽车、飞机、轮船，涌入了中国几乎所有有点名声的旅游地。这种被称为“假日经济”先锋的“假日旅游”潮，带来的最直接的效益是：180亿元人民币的旅游消费。这相当于山西省去年一年的可用财力，拉动消费可见一斑。另一个效益是无形的：“假日旅游”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生活观念和方式，把节假日中的人们从几十年不变的牌桌、酒桌和床铺上拉了下来，从熟悉的居所推了出去，走向广阔的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这类收获，那么我们就可能枉对“假日经济”这篇大文章激情澎湃的开端，也很可能写不精彩她的下一个段落。我们还应该注意这样的收获：那就是，她带给我们的那么多“出乎意料”和尴尬、烦恼：交通难、住宿难、就餐难、入厕难……有人总结“五一”出游为：一不怕苦、二不怕走、三不怕堵。出现这些问题有诸多因素，但信息不畅、不准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节前，涉旅部门已经意识到旅游高峰的到来，但主要担心的仍是客源不足，精力放在了吸引游客上，而对当前客流的分布、流向等信息尤其是动态性的信息，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预告。今年新出现的一些旅游网站，也仅仅局限于用动人的词句介绍景点和旅游线路，而对与游客尤其是散客有直接关系的景点的接待能力、食宿状况都少有反映。
商业社会中，信息对于消费者和从商者都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消费者在哪里，需要什么，我们能提供什么，这是市场合理调配资源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看不见的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这次长假期间的出游人数、流向，就是消费者和涉旅部门都应该掌握并合理利用的重要信息。可惜，由于渠道不畅，游客不了解市场信息，涉旅部门不了解游客的信息，看不见的信息使“看不见的手”抓了瞎。
如果有一种公众信息，或者起码旅行社之间有一种信息沟通，在出游的时间上作出合理分配。当一个景点爆满，就能及时通过媒体发布信息，这样，即便是散客也可以作出适当的选择。看来，在网络时代，建立一个综合的公众旅游信息网，对以后周而复始的假日旅游是非常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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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假日市场驶来“明斯克”
5月10日，一代名舰“明斯克”号开抵深圳沙头角。“明斯克”是前苏联太平洋舰队的旗舰，1994年退役。深圳某公司于1998年购入，将其改建成一座集旅游观光、国防和科普教育于一体的大型主题公园，可利用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首期开放近3万平方米，使深圳人节假日又多了一个好去处。图为拖航中的航母雄姿。 许业周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