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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13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简论文化产业与文化的关系
  王能宪
  近年来,我国的文化产业得到了较快发展。这是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日益扩大的必然结果。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有力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推动了文化体制改革,并且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产生了重大作用和影响。但是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对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产业与文化的关系认识不尽一致,出现了一些偏向和误区,这无论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是对于文化的发展都是不利的,特别是在制订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政策措施和未来规划时,必须对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和准确的定位。
  文化产业与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从逻辑上讲,二者是种属关系,文化是属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比文化产业更广;文化产业是种概念,它包含在文化之中,是文化中可以用产业方式运作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文化可以称之为经营性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范围越来越广,主要包括娱乐业(国外对娱乐业的界定范围很广,包括演出、电影等,我国的娱乐业主要指歌舞厅等娱乐场所)、演出业、影视业、出版业、网络业等等。文化中不可以用产业方式运作的那一部分,可以称之为非经营性文化,主要包括义务教育、学术研究(包括人文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研究)、文学艺术以及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益性文化。当然,这两部分文化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常常交织融合在一起。但是区分这两类不同性质(从产业的角度)的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我们认识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的基本立足点。
  既然文化当中的一部分并且是很大一部分可以通过产业运作方式获得利润,有时甚至可以获得高额利润,文化产业必然就应运而生。据此,文化产业可以界定为从事文化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的行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对文化的需求和消费也日益旺盛,因此文化产业通过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和消费,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起到了增加就业、创造价值、刺激消费、涵养税源等重大作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文化产业在许多国家被誉为“朝阳产业”、“支柱产业”或“无烟工业”、“知识工业”等。
  因此,可以说文化产业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文化产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的根本目的或者说主要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如果无利可图,他们绝不会去投资兴办任何一种文化产业,例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老板去投资兴建一座图书馆或者一个歌剧院的(有人捐款兴建这类事业则是另外一回事)。文化产业的经营者在经营当中必然要遵循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尽管我们强调从事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争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但是在实际当中往往很难做到,因为这两个效益既统一又矛盾,以营利为目的的文化产业的经营者往往更多的是注重经济效益,那只“看不见的手”总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譬如,歌舞娱乐场所中的色情陪侍和非法出版物的泛滥,就是由于经济利益驱动而成为难以治理的痼疾。
  尽管文化产业的发展客观上能够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化艺术的丰富和繁荣,但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弊病。如果所有的文化都通过产业方式运作,一味地追求赚钱和利润,那将是文化的悲哀,社会的悲哀,也是发展文化产业的误区。那么,为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为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如何消除和弥补文化产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我认为除了要不断完善文化产业的政策法规,促使其健康发展之外,就是要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把文化中不可以用产业方式运作的那一部分,即非经营性文化建设好、发展好。
  如果说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其本质是一种经济行为、市场行为、商业行为的话,那么不可以采取产业方式运作的非经营性文化,即前面提到的义务教育、学术研究、文学艺术以及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文化的特性和本质就是它的创造性和公益性,其根本目的是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一类文化是最本质最重要的文化建设,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必须依靠政府的投入,或者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予以必要的扶持和引导。这就是文化与文化产业的根本区别,也是政府与文化企业家的不同职责。
  由于文化产业在全球范围迅速发展及其功能和作用日益突现,近年来遂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社会各界包括艺术家、企业家、银行家和经济学家,都对文化产业寄予了莫大的兴趣和热情。
  在我们国家,文化产业也得到文化界、经济界乃至各级党政领导的关注和重视。这本是很好的事情,可是由于对文化产业与文化的关系认识模糊不清,提出了一些片面的不够科学和准确的似是而非的说法。
  例如,在某省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有这样的表述:“文化产业是以生产和提供精神产品作为主要活动,以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作为其目标的第三产业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包括所有从事文化活动的事业、企业单位及与之相关的行业。我国的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又说,“要把文化作为产业来抓,作为产业来发展”。有的文化部门的同志还提出口号:“文化要走产业化的发展道路。”这些说法一度十分流行,至今仍然不绝于耳。
  这些说法混淆了经营性文化与非经营性文化的不同性质特点,是一种违背文化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糊涂认识。上文已经说到,文化产业只是文化中可以通过产业方式运作的那一部分。全部文化都能“作为产业来抓”吗?都能“走产业化的道路”吗?“所有从事文化活动的事业、企业单位及与之相关的行业”都成了文化产业,那将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图书馆如何“产业化”?———难道向读者收钱吗?高雅艺术如何产业化?———仅靠门票收入能够维持剧院的艺术生产吗?这显然是行不通的。法国对皇家歌剧院等代表国家艺术水准的艺术表演团体,政府支持的力度很大,财政投入占到剧院总支出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建在塞纳河岸边的国家图书馆新馆,所有经费都由财政开支,每年度高达八亿法郎。对于这一类文化,是不可能也不允许“产业化”的,否则就会导致文化的灾难和毁灭。
  文化的繁荣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高水平的文学艺术,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电影、音乐等原创性的文化的繁荣,演出、音像等文化产业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何能够发展起来呢?同时,没有一定的经济环境和条件,没有相当购买力的文化消费者,发展文化产业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文化产业既有赖于文化的发展水平,也有赖于经济的发展水平,没有高度发展的经济和高度发展的文化,要想取得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发展文化产业必然受一定的经济和文化的制约。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有些人总是津津乐道于美国的音像业如何如何超过汽车工业、航天工业,排在出口的第一位。我不仅要问,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好莱坞吗?好莱坞在全球音像业的垄断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随着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必将被打破。
  搞清楚文化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繁荣文化事业,壮大文化产业,使二者互为补充,共同促进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繁荣发展文化与文化产业,必须遵循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分类指导的原则。文化与文化产业没有截然的界限,经营性文化与非经营性文化也不总是泾渭分明,相当多的情况下是交叉混杂在一起的,因此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公益性文化。主要是为公众提供无偿的文化服务,这一类文化不可以通过产业方式进行经营,必须由政府投入予以保障。这就是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所说的:“对政府兴办的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文化馆、革命历史纪念馆等公益性事业单位,应给予经费保证。”二、准公益性文化。这一类文化虽然可以通过产业方式进行经营,或者可以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但其收入远不能达到其从事文化创造或艺术生产所付出的劳动价值,需要国家予以补偿。也就是《决议》中提到的:“对反映国家和民族学术、艺术水平的精神产品,代表国家水平的艺术院校、表演团体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代表性的地方、民族特色艺术团体,要加大扶持力度。”三、经营性文化(营利性文化)。这一类文化完全通过市场用产业方式进行经营,其中有可获得高赢利者(如歌舞厅等娱乐业),可采取高税收;也有属于弱质产业者,则须国家通过政策予以扶植。对于这三类文化,政府主要集中精力管好前两类,尽管第二类文化中包含有文化产业的成份;后一类是纯粹的文化产业,则应当交给市场,国家通过制定必要的政策法规,规范其经营,促进其发展。
  诚然,这里说政府要管好前两类文化,并不是说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由政府包办一切。特别是第二种类型的文化,必须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激励机制,在管理方式上可以也应当引进产业运作方式,这正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在文化事业领域引入必要的产业运作方式,不能说成“文化产业化”,“产业运作”与“文化产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
  总之,我认为:文化产业不等于文化,发展文化产业替代不了文化事业。我们既不能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完全割裂开来,也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笼统地提“文化产业化”。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受众意识的强化与雅俗互动的文学态势
  石义彬
  荷兰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指出:“文化最本质最首要的属性就是传播,没有传播,文化不可能生存、发展、壮大以及获得辉煌的成果。”文学既是文化的一个族类,当然最本质最首要的特性也是传播。因此,我们的文学创作及研究,也必须重视对传播规律的研究,必须重视对传播对象——文学受众的研究。作家创作的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宣泄,抒发个人对历史及现实生活的情感与体验;二是传播,将个人的情感与体验传达给他人,艺术总是在寻求被接受。我以为,没有哪一个作家是只为自己写作而毫不在意是否有人读自己的作品的。那些声称自己的作品是写给后世的人看的“前卫”作家,不是自欺,便是在欺人。文学创作并非线性的单向突进,而是一个作家与受众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创作和接受是不可分割的矛盾的统一体,从创作的角度看,作家是主体,他总是力图通过作品来传达自己对社会、历史、人生的经验与感受;从接受的角度看,受众是主体,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思想观念、道德意识来领悟和解读作品。受众的接受必须以文学作品为前提,这反映了接受对于创作的依赖性;但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文学创作的根本目的是为受众服务的,没有文学欣赏,没有受众,文学创作也就成了作家的窃窃私语,变得毫无意义。尤其在生活空间与传播空间互相渗透、融为一体的当今时代,文学说到底是受众的文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文化市场的建设,文学已失却“轰动效应”,原因固然很多,如生活的丰富多彩、文化的多元选择、网络传播的冲击、文学自身内容与形式方面存在的问题等等,然而文学创作中受众意识的淡薄却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有趣的是,在九十年代似乎是没有旗帜、各行其是的文学创作中,我们欣喜地发现这样一个迹象,一些原本有着截然不同的创作旨趣和风格的作家在创作上竟然显露出同一归趋:注重小说的叙事功能,讲究故事性,追求“好读”。这个现象十分有说服力地证明,文学创作中的受众意识正在得到重视和强化。一方面,不少从事高雅文学创作的作家不再满足于只为一个狭小的群体服务,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欣赏的“圈内作品”,也不再站在“拯救”的立场俯视通俗文学,视其为异类必欲除之而后快,而是站在平等的立场上有选择地借鉴通俗文学的某些艺术表现方法,由“雅”向“俗”移动。另一方面,通俗文学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高峰期后开始回落和萎缩,面对这一形势,为适应欣赏水平已经提高且更加成熟的受众的需求,拓宽其文学市场的领地,从事通俗文学创作的作家一方面坚持文学的娱乐性,一方面注重吸纳高雅文学的各种新的艺术表现手法,不断提高作品的品位,由“俗”及“雅”。这种由雅俗对峙走向雅俗融合的文学态势,与其说是当代文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不如说是对文学本质及特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不仅仅显现了九十年代文学的新一轮的创作调整及文学观念的巨大变化,而且预示了新世纪文学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即:贴近读者,贴近大众,创造一种雅俗共赏的新文学。
  在当今这样一个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信息革命时代,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注定了我们的文学必然是一种以受众为轴心的文学,一种与大众生生不息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学。因此,我们关于文学创作的理论研究不应只局限在传统的文学经典和高雅文学的藩篱之中,而应当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文学文本之外的广大文学受众,去研究受众的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不断地对文学创作进行调整,以实现创作与接受过程的良性互动。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拆除横亘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高墙,改善“雅”文学与“俗”文学互相对立的不幸关系,使雅俗共赏的审美理想在文学创作及文学欣赏活动中变为现实。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经济历史小说的文学价值
  金宏宇
  近十几年来,国内文坛出现了历史小说创作热,其中有一批作品可称之为“经济历史小说”。长篇方面较有影响的就有《金魔》(渠川)、《金融家》(程乃姗)、《东方商人》(毕四海)、《大盛魁商号》(邓九刚)、《第二十幕》(周大新)等。这批作品以中国近现代历史风云为背景,主要采用经济视角或经济—政治复合视角;揭示经济变动与历史变动和社会变动的互动关系,但侧重描写经济生活和经济事件;表现普通民众的生存和存在状态,却以商人阶层为主要对象。这些作品发表或出版以后差不多都拍成或即将拍成电视剧,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它们往往是作者历时数年惨淡经营之作,又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
  中国文学向来缺少对经济生活即时的或历时的叙述。传统的农耕社会不可能酝酿繁复的经济故事。即便是十九世纪商帮、票号、钱庄的兴起支撑了大清帝国的经济,也未能诱发中国文人去再现丰富的商贸传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城乡经济的普遍破产,四十年代战时经济的彻底崩溃,五十年代经济形态的本质改变等都更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人生。这些历史内容本是文学的重要叙事来源,但中国文学却未很好地去反映。
  八十年代以后,作家增加了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他们发现了新的写作视角和视域,于是就有了这批经济历史小说。这批作品的出现,无疑弥补了前此中国文学的重大叙事缺失。如《大盛魁商号》外写中国商人与俄商的“商战”,内写中国商人与官府的周旋,还表现了中国商界内部的竞争和自残,真实地再现了十九世纪末民族商业在风雨飘摇中的悲剧感和悲壮感。《第二十幕》则试图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背景中写民族商业的兴衰,表现经济与政治、道德等方面的联系。这些作品以文学的形式形象地展示了近现代民族经济的发展过程,补叙了那些鲜为人知、被人忽视的故事。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这种叙事缺失不仅是内容性缺失,也是现实主义叙事方法的缺失。所谓现实主义叙事其实就是取消浪漫叙事的纯朴、天真和臆想而还原生存和存在的本相。现实主义叙事往往将关注点放在经济关系这种基本的现实关系上。正如杰姆逊所说:“个人和社会经济的关系也许是现实主义的一个经典的模式。”这可以证之以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常规的现实主义、作为潮流的现实主义是产生于马克思所说的封建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而人与人之间只剩下现金交易关系的资本主义时代。在中国,虽然没有全面进入过资本主义时代,但很长时间中国作为西方的半殖民地并未逃离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秩序。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历史之曲折、冲突之尖锐、世风之激变、人心之震荡也不亚于西方。这些都呼唤真正的现实主义手笔去表现。长期以来,我们虽然制订过许多现实主义叙事法规,但创作实践中更多的还是浪漫叙事倾向。现实主义始终成为理论论争的焦点。而这批经济历史小说的出现不仅补充了人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其本身也是一种较成功的现实主义写作。
  杰姆逊还认为现实主义叙事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即货币,说:“货币或市场经济以一种令人痛苦的新方式决定着人们的存在,决定着它要采取的叙述方式,它是现实主义的来源。”这种说法如果是针对经济视角的现实主义作品则更为确切。它道出了这类写作的一个重要的叙事特点,即钱、财或相关实物是其叙事焦点。这些经济历史小说在叙事时即紧扣这种焦点。《金魔》(即《昌晋源票号》)的叙事焦点是“银子”,《大盛魁商号》的故事中枢是“茶叶”,《东方商人》、《第二十幕》的核心语码是“布”、“丝”或“丝绸”。这些东西是作品中现实关系的纽结,也是民族经济的历史见证物;它既组构作品的内容,也挽结作品的形式,成为故事情节辐射或聚焦的中心;它既可能是金灿灿银闪闪的感性形态,也可能是掏空人性的冷冰冰的抽象存在。总之,在这些经济历史小说的现实主义叙事中处处闪耀着金钱或货币的光彩。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当代作家评论》召开辽宁作家研讨会近日,《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在大连召开了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素素的《独语东北》和刁斗的《证词》三部作品研讨会。
  孙惠芬、素素和刁斗三位辽宁作家坚持文学创作近二十年,孙惠芬的长篇处女作《歇马山庄》、素素的散文新著《独语东北》、刁斗的长篇新作《证词》,以各自的艺术追求和探索,呈现出与其过去不同的创作轨迹,它们不仅代表着各自创作的成熟,而且也成为辽宁文学创作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代作家评论》本着密切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现象,深入探讨问题,细致分析作品,以批评的方式参与当代文学与文化建设的宗旨,召开他们的研讨会,探讨和总结三位作家的创作特色与倾向,以期推动和促进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建法立民)
  ●长篇报告文学《节日与生存》研讨会召开由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作家出版社共同举办的白族女作家景宜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节日与生存》(作家出版社出版)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
  与会作家、评论家认为,该书以细腻翔实的笔调,通过对云南丽江少数民族群体的生命体验和精神追求的描述,探讨传统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是我国第一部多侧面、多角度、立体展示东巴文化的长篇抒情报告文学。作者将纪实性、史实性、艺术性与东巴文化融为一体,拓展了一个远古与现实对话的真实空间。(文一)
  ●《感念西藏》出版凌行正的新著《感念西藏》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反映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西藏历史上不平凡的岁月的长篇纪实作品。作者从一个普通军人的角度,用深情的笔墨,真实而又详细地记录了西藏农奴制度改革进程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金玛)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
  与会者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持续和深入发展,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等文化研究问题正在成为社会各界关心和学术界研讨的迫切问题。
  与会者就当前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例如:面对文化研究的文学理论、文化研究与大众文化、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建设、古代文化传统的现代意义、网络时代的文学与文化、市民文化与都市文学、民间文化与文化转型、中西文论和文化对话等问题。(付国锋)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梦断关河》的深度与新意
  曾镇南
  凌力的长篇历史小说新作《梦断关河》(北京十月出版社出版),以鸦片战争为历史大背景,以刻画昆曲艺人的命运为中心,谱写出一部历史上平民百姓在民族危难中义薄云天的抗争史,展示了一代名优与时代风雨纵横交织的爱情传奇故事,给人以关河陷落,旖旎梦断的强烈的悲剧震撼和旧垒颓败,新邦待铸的启示。
  此书内涵丰富,规模宏伟,营造艰辛,可供研究阐发之处很多,这里仅择其最具深度与新意之点,略作评述:
  选材角度新颖。写鸦片战争的各类作品,层见叠出,各有千秋,瑕瑜互见。作者力图在已有之局中突围而出,后来居上。于史事的选择上,避开禁烟、销烟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件与场面,而着重描写广州之役、定海陷落、镇江惨剧,反攻宁、定、镇之役败绩等从未被正面描写过的关河烽烟,从纵深处反映鸦片战争的历史真相。作者采撷出一朵风华绝代而又卑微无告、生机无限而又隐疾缠身的名优之花,予以精心绘状,将其性格、命运、生理、心理、抗争、梦想,和盘托出,一气呵成。作者于史事与人物的新颖选择,反映了她陈言务去,不落窠臼的艺术创新精神。
  主题开掘深刻。选择昆曲艺人这一既高雅脱俗又身陷尘潦的特殊社会阶层作为描写中心,既是作者刻意求新的表现,又是开掘新的主题的需要。从这一阶层延伸生发出去,既便于贴近上流社会,把鸦片战争中真实的历史人物纳入笔端;又便于探视社会底层,把彼时彼地的诸多众生相摄入视野,这就使作家对鸦片战争这一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转折点的反映,获得了巨大的历史高度和社会深度,使寄寓于柳氏这一名优之家命运变幻中的反帝反封建的传统主题,向具有现代敏感的、富有前瞻性的人的觉醒和新生,人类的解放的广大主题拓展和深化。
  人物塑造具有典型概括力和艺术个性魅力。《梦断关河》在人物的塑造上,由于其平民化的选择,获得了驰骋其艺术想象,横肆其艺术胆力的广大空间。主人公柳天寿高华绝尘的天性和卑微惨酷的命运,浪漫主义的多梦情怀和现实主义的多难人生,超越历史的人的诉求与格于具体时空的优伶心态,齐现并呈,浑然一体。环绕着这一人物,并与这一人物并行或交缠的,还有众多自有人生轨迹和性格个性的人物,也都有精彩纷呈的刻画。柳知秋从艺立身的森严谨饬和吸食鸦片后的放佚自毁,柳湄华(殷状元)的沉溺娼馆和泯灭大义,柳天福的温厚诚朴和束于旧俗,柳天禄的敢笑敢骂,义勇忠烈,英国军医亨利的善良多情,人道为怀,葛云飞的刚毅沉着,慷慨赴死,海都统的残忍暴戾,等等,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其中柳天禄的形象,在艺术个性的方面,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其审美价位,不让于柳天寿的形象。
  结构严整,针脚细密。此书从鸦片战争前十年的午门献俘,柳知秋测字落笔,到战争结束后柳天寿与亨利终于相聚相爱,情深说梦为止,中间多少世事沧桑,人物聚散,繁富杂沓,变幻无穷,但作者从容记叙,或开或阖,或幽或显,时断时续,手挥目送,几乎不见破绽。
  语言丰润,多彩多姿。作者治史有年,潜心旧籍,描写优伶之家、女儿情态的语言,绘声绘色,形神毕现。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英雄的史诗
  ——电视连续剧《红旗漫卷西风》观后
  刘润为
  电视连续剧《红旗漫卷西风》是一部独具匠心的好作品,是导演王好为、李晨声夫妇对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又一个积极贡献。
  作品反映的是1949年我军挺进西北,和平解放新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这一历史事件空间跨度大,相关人物多,构成事件发展的因素纵横交叉,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而这部片子却很短,只有十二集,再加一个尾声。这就出现了历史事实与艺术表现的矛盾。如果取材不全,就不能完整地再现这段历史;如果艺术表现力不强,就不能得到观众的认同。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导演确立了这样一个思路:简化事件过程,腾出空间写人物;简化人物的一般描写,腾出空间写细节。根据这个思路,导演设置了两条主要线索:一条是我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残匪在大西北地区的较量,一条是我党领导的和平民主势力与国内外分裂主义势力及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前者推动后者,如果没有我军在西北战场上的节节胜利,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国民党顽固派就不可能放下武器,就不可能使分裂主义势力越来越陷于孤立;后者呼应前者,如果没有我党在新疆领导的和平民主势力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也不可能在解放军进疆之前使新疆获得和平解放。历史的逻辑与艺术的逻辑是一致的。编导抓住了这两条线索,就抓住了历史事件的本质真实,同时也就抓住了艺术创造的纲。抓住了这个纲,就能删繁就简,为描写人物腾出足够的空间。应当说,片子对于人物的塑造是比较成功的。如王震的粗中有细、武中有文,陶峙岳的儒雅深沉、处变不惊,刘长胜的忠诚质朴以及克服小农意识的心灵轨迹,都塑造得栩栩如生,颇见光彩。而人物的生动丰满,在很大程度上则得力于细节的精心刻画。例如第九集,王震向二、六两军的领导讲述他与毛主席一起观看京剧《古城会》的情形,它不但揭示了王震热爱士兵、尊重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而且烘托了毛主席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迷人魅力。这就是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叙述事件与塑造人物的统一,也是作品的真实性、思想性与情感性的统一。
  更值得重视的是导演对于历史真实的把握。《红旗漫卷西风》的特点是,它在保持艺术品性的前提下,不但历史事件是真实的,时代精神是真实的,就是主要人物的重要对话也都是真实的、有案可查的。这种艺术把握的好处是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历史可信性。这部电视剧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看这部作品,我们的心理不能不受到一种强烈的精神震撼。你看,那时的革命者,尽管没有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珠光宝气和装腔作势,一个个粗衣俗表,有时甚至是蓬头垢面,但是这一切又岂能掩盖那飘然不群的优越气质?只要你不是怀有偏见的人,就不能不被那种超越物欲、情欲、支配欲和自我表现欲的高蹈情怀所感动、所吸引、所鼓舞。可以说,在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弘扬到了最为强烈、最为高级的程度,中国共产党人真正是伟大中华民族的一代精英!那种崇高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绝不会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而过去,相反,它具有永恒的价值。
  看这部作品,不能不引发我们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思考。片中用了不少镜头来表现那个叫做马克南的人物。此人是美国驻新疆领事馆副领事、新疆分裂活动的策动者和幕后指挥者。他秉承美国当局的旨意,在分裂主义分子、国民党顽固派和叛匪之间秘密串联、上窜下跳、煽风点火,企图阻止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力量推动和平解放新疆、实现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党我军和平解放新疆,正是与国内外分裂主义势力斗争的胜利。这一历史事实启示我们,在当前空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我们必须像革命前辈那样十分警惕国内外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把维护祖国统一进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大业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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