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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11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印度信息技术部长说:“我希望印度的IT产业成为10亿人的产业,而不能成为五星级饭店里、小部分富有精英的产业。我相信IT能够为贫困者擦去眼里的泪,能够改变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印度硅谷成“硅网”
  本报驻印度记者 李文云
  4月14日,在为海得拉巴软件园新址揭幕的讲话中,印度信息技术部长马哈健说,在过去几年里,信息技术几乎成了所有人的上帝。IT业在印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印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印度的IT产业基本集中在南部、西部地区,因而下一步的发展需要由南向北、由西向东、从城到乡、从富到贫。
  马哈健的这一番话,可以说是点出了印度硅谷在新世纪的前进方向:让信息技术成为印度经济全面增长的发动机,成为消除贫困的武器,为所有印度人谋福利,印度硅谷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迈进。当年班加罗尔软件出口的星星之火,在15年的时间里已成燎原之势。不难想象,当印度的17个软件技术园都进入高增长期之后,将会对印度的经济增长产生怎样的推动。
  硅谷在延伸
  提起印度硅谷,人们会自然联想到著名的班加罗尔,但记者日前在班加罗尔和海得拉巴采访时,已强烈地感受到,印度硅谷的概念在延伸、在扩展,以软件服务出口为主导的印度信息技术产业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地域概念上,印度硅谷已走出了班加罗尔,由政府信息技术部创建的软件技术园已发展为由分布全国各地的17个园区组成的、相互连接的“硅网”,园区内拥有设备完善的办公楼,卫星地面站,可向企业提供高速国际数据传输线路和高质量的互联网服务;进入技术园区内的软件出口公司总数已达1300多家,印全国软件出口的70%以上都是园内公司完成的。
  从经济发展的意义上看,印度硅谷已被注入了更多的内涵,印度正在朝着以信息技术产业为龙头、改善传统产业的管理与效率、以拉动经济全面增长的方向迈进;也在探索着靠IT产业刺激增长,创造就业,消除贫困,让更多人脱贫致富的路子。
  班加罗尔力保龙头位置
  从上述两个层面看,班加罗尔目前仍保持着龙头老大的地位。当再次见到班加罗尔软件园主任奈杜先生时,他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班加罗尔已进行了第二步规则,在喀纳塔卡邦的曼索尔和曼尼浦又建了两个软件园。截至2000年2月时,在班加罗尔软件园注册的公司约400家;而当政府年度预算公布了对信息技术产业相当优惠的税收政策后,在3月的一个月内,就有400多家公司注册入园,其中多数都是回国创业的海外印度人的公司。
  在1999年,班加罗尔的软件出口达到了8.4亿美元,2000年的项目额达12亿美元,占全国软件出口的近1/3。而印度全国软件技术园的目标是在2010年实现出口500亿美元,并保持住印度软件出口最具竞争力的地位。为此,班加罗尔园提出了质量政策与目标,要求努力更新技术,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满足用户需求。
  海得拉巴:靠IT业脱贫,连市名也打算改成“电脑拉巴”
  班加罗尔的领先地位,并非是稳定无虞的,特别是近4年来,后起之秀海得拉巴的信息技术产业迅速崛起,对班加罗尔形成了严重挑战。海得拉巴所在的安得拉邦,原是以农业为主的落后的人口大邦之一,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指标都在印度的平均数以下。而在现任首席部长钱德拉巴布奈杜1996年执政后,邦政府长期重视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极大改变了该邦的落后面貌。现在安得拉邦28%的乡村都设立了信息技术办公室,农民可上网获得新知识。
  在海市郊区崭新的高技术城大厦内,海得拉巴软件园主任库马尔先生告诉记者,目前,在印度各大软件技术园的排名中,海得拉巴园列在德里诺耶达园和泰米尔纳德邦晨奈园之后,位居第四。但海得拉巴园决心要在今后两年内,超过诺耶达与晨奈,坐上仅次于班加罗尔的第二把交椅。
  为证明这并非夸海口,库马尔主任指出了海得拉巴的三大优势:即第一,安得拉邦政治稳定、邦政府长期关注信息业发展;第二,海得拉巴是低消费城,劳动力、基础设施等都相对便宜,对国内外投资商有吸引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人才资源优势,在印度输往美国硅谷等地的软件业人才中,有23%是安得拉邦人,他们在海外获得了成功,现在开始返回故乡创业。其实,这些也正是海得拉巴在仅4年时间内快速发展、先吸引来了微软落脚、又争取到克林顿造访的原因。记者在采访的几天时间内,已感受到海得拉巴正在朝着新世纪软件城的方向迅跑,连市名也打算改成“电脑拉巴”。
  软件服务出口与知识产权开发并重
  印度硅谷在软件业出口的前期发展中,先完成了从提供现场服务到提供项目传输出口的转折,目前又将开始一个新的转折:许多软件公司已把重视自身的知识产权开发提上了日程。对于印度的许多软件服务公司来说,为海外客户提供项目服务,一直是主要创收来源。在海得拉巴名列第一、全印名列第四的萨特姆电脑服务公司,提供软件项目服务,占了公司出口额的2/3。在今年3月,其在美国的子公司VCI推出了自己开发的、用于国际市场上企业间协作管理的软件产品,产品是一套内置式网上协作工具。可帮助决策者高效制订、分析并实现市场战略目标。班加罗尔的艾科公司也已开发了自己的知识产权产品,一套以客户与服务商为主要对象的商务/财会软件,可用于零售、批发、销售、邮购、电子商务等业务。开发知识产权品牌是高风险、高投入的业务,但也有高回报的吸引力。
  人才资源回流印度
  目前开始出现的从美国硅谷到印度硅谷的人才回流,对处于发展新阶段的印度IT业来说,无疑是好消息。因而印度各大软件出口公司,都在竞相改善条件,争取为回流的和每年新出炉的年轻电脑人才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深造机会、优厚的物质待遇等。
  在海得拉巴西郊,一座占地120多公顷的萨特姆技术中心主体工程已经投入使用。中心为研发部门提供着最好的办公设施,员工们享受着公司的高尔夫球场、健身房、游泳池和公寓式宿舍。周末时,职工还可以在中心接待亲友。整个中心就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小社会。萨特姆公关部主任纳拉延对记者强调,我们就是要让人们直观地看到我们所提供的优越条件,以为公司吸引更多人才。
  压题照片:班加罗尔印度软件技术园网络运行中心。李建国摄(附图片)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硅谷作为美国西部经济的最亮点,其发展历程对我国西部开发有一定启迪。
  创新的竞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郑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硅谷已经突破了自我驱动的发展模式,而是通过吸引全球的资金和人才、出口技术产品,形成了同全球经济高度互动的经济模式。
  狭义的硅谷仅指加利福尼亚州圣塔克拉拉县的高科技企业集中区域。由于信息技术的辐射效应,广义的硅谷实际上已扩大到旧金山湾区9个县,主要城市有圣何塞、旧金山、奥克兰等,总人口达670万。
  硅谷于50年代初具雏形。一般认为,国防工业、斯坦福大学、仙童公司和IBM是推动硅谷发展的四大力量。二战后,国防技术逐渐商业化,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开发、使用和经营,从而为硅谷播下了科技的种子。斯坦福大学在1951年设立了“斯坦福工业园区”,由此奠定了硅谷高科技中心的基础。这是硅谷历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惠普公司正是最早进入工业园的公司之一。1952年,IBM在圣何塞建立了研究中心并设计了第一个硬盘存储设备,后又成立通用产品部,进行磁盘存储设备和磁带技术的开发。1957年,从肖克莱公司出走的8位科学家成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并由此分支繁殖,孕育出英特尔、AMD等科技行业的佼佼者。1971年,报道半导体工业的杂志《微电子新闻》根据半导体中的主要成分硅命名此地,硅谷由此得名。
  硅谷第二阶段的发展从70年代中期开始,以苹果电脑的兴起为代表,个人电脑、通讯、多媒体等相关企业源源而生,进一步将硅谷推高到全球科技中心的地位。80年代中期以后,硅谷曾随美国经济一起步入低谷,90年代又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而再度辉煌,成为新经济发展的“旗舰”。
  硅谷的成功源于技术进步,但推动其发展的力量不仅仅是技术进步,更是制度创新。
  如果把硅谷的成功因素进行分解,科技基础、研究能力、人才、资金,样样具备。但硅谷的成功关键并不在于这些“硬件”的简单组合。实际上,美国的许多地区也具备与硅谷相似的发展高科技的条件,波士顿附近的128公路周围甚至比硅谷的条件更好,但它们都没能成为硅谷。因此,硅谷成功的“软件”———“硅谷文化”更值得关注。“企业家精神”是硅谷文化的重要体现。“企业家精神”是指甘冒风险、勇于创新的创业精神。硅谷之所以盛行“企业家精神”,是因为这里形成了鼓励高科技创业的理想环境;大学和产业界的密切合作、政府与民间积极互动、通畅的融资渠道、对失败的承受力、竞争文化和开放性的公司结构。
  “硅谷之父”特曼教授曾指出,“产业界应认识和利用研究型大学周围的区位优势……处于智力中心的区位远比邻近市场、交通、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区位重要。”硅谷附近的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等著名学府不仅为硅谷公司提供了强有力的科研支持,而且对师生创业也持支持态度,许多硅谷创业者来自于这些学校。“斯坦福工业园区”是迄今最成功的学界与产业界合作的范例。硅谷具有高效的融资机制:一方面,硅谷地区有超过200家的风险投资公司,风险资本额占全美的35%左右,为创业者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另一方面,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为硅谷创业公司创造了上市融资的有利条件,同时也为风险投资提供了退出渠道。
  虽然硅谷的发展基本上是由民间推动的,但并不说明政府对于硅谷的发展无所作为。国防工业不仅为早期的高科技企业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力量,而且通过订单方式,向一些高技术研究项目提供联邦补贴用于研究开发,使硅谷成为了高技术创新企业的孵化器。政府还通过与民间机构合作的方式对硅谷的发展进行规划。
  硅谷的确是科技创业的典范,但其模式并不具备普遍性,也无法简单复制。众多模仿硅谷建立起来的科学园和技术中心中,虽然不乏较为成功的例子,如台湾的新竹工业园区、印度的班加罗尔等,但硅谷模式的精髓仍难以把握。因为模仿者通常会过分强调某一因素的作用,而忽略了其他因素。更重要的一点,硅谷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而任何模仿硅谷建立起来的高技术园区都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发展高科技的关键是要创造能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的体制和文化。这正是许多科技园区所欠缺的。
  硅谷的成功不是建立在传统要素禀赋优势上,而是立足于竞争优势。这一事实,对我国西部发展战略的规划应有所启示。
  同硅谷的发展不同,中国政府在西部开发中将扮演关键的角色。首先,西部开发应树立“大资源”意识。大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物质资源、金融资源和智力资源。人力资源包含了精英人才、技术人员和普通大众三个层次;物质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资源是指创业、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融资渠道;智力资源则是指研究开发能力。人力资源、金融资源和智力资源开发的难度显然在物质资源之上。只有树立了“大资源观”,才可能避免以物质资源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使改善教育体制、培育资本市场和加大科研投入得到足够的重视。其次,政府应通过规则制定,营造一个建设性的竞争环境,使资源组合达到最合理的水平,才能取得市场竞争的优势。
  对于硅谷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也应有充分的认识。崇尚创业的“企业家精神”必然导致大量项目融资的重复和企业高失败率,由此带来的社会成本并非所有地区都能承担的。美国的资本市场汇集了全球的资金,硅谷实际上是靠透支全球的资金发展起来的。我国西部开发需要巨额社会资本,如果仅靠政府投入来负担科技创业的高成本和高风险,不仅是不经济的,也可能助长道德陷阱风险。因此,完善民间资金和外资流入和退出机制十分必要。
  硅谷近年来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后遗症:由于大批人才涌入,硅谷的劳动力成本和生活成本都急剧上升,交通运输状况日趋恶化,公共教育水平也呈下滑趋势。这是分散决策难以避免的结果。在中国西部发展规范中,中央政府决策应避免只求经济赶超的线性发展观念,而应通盘考虑资源、权力、责任的相互制约与配合,与民间充分互动,以社会均衡发展为长远目标,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信息技术撞击人类社会
  (日本)索尼公司社长 出井伸之
  据说在6500万年前,巨大的陨石坠落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那时,恐龙没能适应地球的气候等环境的激烈变化而遭到灭绝。可以说,因特网就如同落在现代产业社会上的陨石。数年之内,网络将进入被称作宽带的通信基础的大容量时代,算是掉下来的第二块陨石。由此,因特网出现之前的所有社会机制都将面临生存危机。企业、国家、社会、个人,都需要适应新的生存环境。
  在新的环境中,企业与个人之间接触到的信息差距将几乎消失,无论在哪里都能获得大量信息,阻断人类的时间距离与组织障碍将被铲除。在因特网上欣赏交响乐、双向电视等,新的信息手段将改变商务活动与生活的场所。
  迄今,汽车、家电等生产型产业,是在金字塔形的大组织下发展起来的,由巨额资本支持,参与的屏障高,需要集体力量、守纪律的人在一起共同工作。而在因特网社会,可参与的屏障低,只要有创意功夫,谁都可以搞一番事业。利用电脑虚拟空间从事商务的网上企业接连出现,不断推翻着传统的、大组织构成的现实企业构建的种种常识。能够迅速作出决断,轻巧灵活的组织将以低成本决胜负。靠那种一级一级的,重叠式的组织作出决定是来不及的;锥体形的、大恐龙式的组织将会坍塌。
  信息技术以1年等于7年的速度发展,被说成是“狗的年龄”,10年相当于70年,这是在我出生前的时代所无法想象的。据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研究,70年后,计算机的存储器(CPU)将会很容易地制造出来,如同空气无所不在。再加上有大容量通信技术,谁都想象不出那时的社会将会变得怎样。
  由于经营理念过时,过去成功的经验现在成了障碍。在日本,即使在大企业工作10年之久也当不上课长。论资排辈式的工资体制,使得不能把报酬充分付给如同在棒球运动中打第三棒、第四棒的优秀的主力运动员。适应网络社会的,说不定是那些敏锐的二十几岁的青年人。
  像电视、录像机等组装加工型的产品,当生产规模超过一定限度时效率就会下降,符合收获递减的法则;但像半导体、游戏机等,虽然设备投资与开发要花不少钱,但产量越增加,利益也越大,是收获递增的买卖;而通过使用电脑网络空间从事商务活动,只要利用者增加,其价值将以二次方、三次方的速度增值,是收获爆炸法则。手机裸机之所以能够做到几乎白送,能向客户提供终端搞网上交易,其原因在此。
  现在,按机电、汽车等生产的硬件对企业分类的做法已经很奇怪了。我出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会,会上谈论的话题是如何搞好IT革命等方面的内容,与索尼公司一样,他们的电子技术人员说不定比索尼的还多。丰田汽车公司似乎也开始对金融和通信领域感兴趣。我本人并不懂如何做电视,丰田的领导人可能也不会造汽车,但大家都在想同样的事,已经到了甚至即使社长交换着当也并不奇怪的程度。
  (原载日本《朝日新闻》冬明编译)(附图片)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国际资料库

  硅谷点滴
  经济规模:1998年地区生产总值(GRP)为2340亿美元,为世界第二十一大经济体。1996—1999年均增长率为7.2%。同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8%。硅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8300美元,居全美第一。
  资本市场:硅谷的风险投资超过全美风险投资总量的1/3,1998年风险投资总额为41.2亿美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年均增长27.6%。其中90%的资金投入到通讯、软件、电子、生物技术等知识密集型产业。
  企业:《财富》500强中硅谷公司的数量1988年为18家,总市值700亿美元,1998年为26家,总市值达8250亿美元。产业排名顺序依次为:计算机和电子、通讯、多媒体、影视产品、金融、环境技术、旅游。
  教育及科研:1998年排名在全美前10名的研究生项目的数量为55个,居全美第一,1997年硅谷研究中心数量为861个,每百万人拥有研究中心数量为132个,均居全美第一。
  专利数量:1998年硅谷获取专利8280项,居全美第一,超过了第二名波士顿所获专利数3687项的2倍。
  劳动力市场:1999年硅谷的平均失业率为2.9%,远低于美国平均水平的4.3%和加州的5.6%。从劳动力构成来看,大部分劳动力来自于硅谷以外地区,其中包括了大量外国移民。外来人才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中国和印度是最主要的来源地。硅谷的亚裔员工中,华裔占51%,印度裔占23%,越南裔占13%,菲律宾裔占6%,日本裔占4%,韩裔占3%。华人和印度人创办的高科技企业占硅谷总数的23%。(郑宇)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本报记者现场目击

  创新才是社会发展的灵魂。硅谷树立了一面不断创新的旗帜——
  感受硅谷
  本报记者 孙东民
  硅谷,美国的一块风水宝地,美国高新技术的代名词。对于硅谷,心仪已久。有著名跨国企业北电网络公司邀请前往美、加访问,且此行有去硅谷的日程,于是有幸一窥其貌。从温哥华、渥太华、多伦多,再到美国的“硅平原”达拉斯、旧金山,一路下来,行色匆匆,印象较深的还是硅谷。
  作为美国高科技企业最为密集的地区,硅谷的名气,在于它的点石成金般的神奇。据说硅谷的资产价值几年前就不下5000亿美元。硅谷所在地圣塔克拉拉县成了全美出口值最大的地方。一个不起眼的大楼,一年有上百亿美元的产值。硅谷产生了像惠普、英特尔、思科等高科技公司,培养了如比尔·盖茨等世界级的企业家。
  驻足圣塔克拉拉县街头,有种全新的感觉。城市很洁净,路上少见行人,过往车辆也不多。路旁的建筑并不高,工厂也谈不上雄伟。人行道边上的夹竹桃,红白紫相间,颇有温文尔雅之风。然而,透过平和与普通的外表,人们也感到硅谷的激烈竞争与无尽的机会。在硅谷,每天都有十几家公司诞生,也有不少公司遭遇覆灭或被吞并。从旧金山到圣何塞,沿101号公路两旁的研发机构和风险投资公司有4000多家。硅谷是跨国企业的信息天线,高科技公司林立,像爱立信、西门子、索尼、三星等,几乎所有的跨国企业都在硅谷设有分支机构与研发部门。接待我们的北电网络公司在硅谷有6家研发机构,在圣何塞,与北电网络公司一路相隔的对面就是著名的英特尔公司总部。在硅谷的企业,大大小小加起来据说有上万家。
  中国记者一行访问了圣何塞,回到了旧金山后因为还有些时间,便又去圣塔克拉拉,访问了“舍斯特(Shasta)”公司。该公司成立不长,主要产品是互联网接入服务器,去年刚被北电网络以3.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成了北电的“策略性单位”。公司总裁叫陈五福,统管北电网络的语音、数据技术。陈先生热情欢迎我们来访,他说,同是中国人,“看到同胞非常高兴,虽然自己是海峡的另一岸的。”离开后才得知,陈先生在硅谷是一位传奇性人物。负责公司战略策划与网络平台运用的电子工程专家袁缙先生介绍,陈在过去15年中创建过12家高科技公司,卖了11家,“从无失败纪录”。陈先生从台湾来美,就读伯克利分校。开始,他有感于金融电脑系统的低效率,决定成立公司研制,因效益好,被一家公司买去,后来不断创办公司,又不断卖给大公司。1990年陈又创办了“Cascade”公司,生产由陈设计的帧中继交换机,1994年股票上市后收益高达600%,价值达26亿美元,又被思科公司收购。其后,陈离开思科,又创建了现在的这家公司。陈先生的长期战略使他不断成功,他总是先认定产品价值,然后召集一些有天分的工程师,再加上有经验的管理人员一起工作。陈先生总是在会议和电话中与供贷商、潜在顾客、投资者、工程师交往,还花时间学习自己不懂的东西。
  陈先生是华人在硅谷成功的典型,据说在硅谷的技术人员中60%是亚裔,其中又以中国人居多,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技术力量。百年前中国人到旧金山淘金,现在是靠科技创业。有位日本报界的朋友对我说,美国的教育虽然发达,但中国人在数理工程方面的智慧更出类拔萃,硅谷的华人搞科技,每天都有新创意。印度人也很聪明。他戏言,“所谓的‘IC’,指的就是印度(India)与中国(China)。”
  当地的朋友说,这几年硅谷时兴“资源外包”,分工越来越细,做新产品的小公司和专门公司很多。许多风险开发公司规模小,动作灵活,力量集中,把技术转变成产品的速度快。杨振宁教授说过,90年代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把科技成果转换成商品的本领特别大”。在硅谷,如有独到技术可以找智力投资公司———投资公司协助把技术产品化,成功后再创办公司———寻求买主卖掉创办的公司———再创建新的公司。为扩大产品领域,传统制造商也不断购买小公司。大公司与小公司之间出现购买与出售的反复循环。硅谷的科技公司专注研究、创新技术,创投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和协助搞市场调查,参与管理,科技公司与创投公司谋求双赢。
  硅谷有鼓励冒险和允许失败的风气。创新能得到足够的奖励。风险资本机制使高科技新公司得以脱颖而出,有教学与研究开发相结合传统的斯坦福大学等高等学府推波助澜,良好的教育环境帮助了企业发展。硅谷有很多技术专家是靠卖公司赚钱。点石成金要靠智慧,创意是关键,周转资金是必要条件,目的是尽快把产品推向市场。抓住需求,才能抓住机会,最早把产品投入市场的人,可以得到不同寻常的回报。在硅谷,不同国籍的同窗好友常在一起讨论,聊天,相互启发,吸收知识。他们相信,文化上的不同与差异是一种财富,硅谷的文化氛围,给了技术人员充分的创意空间。
  短短的硅谷之行虽然走马观花,但硅谷的发展道路,企业的研发机制,敬业与进取精神为人称道。创新才是社会发展的灵魂。硅谷树立了一面不断创新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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