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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11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

  重视研究历史上的改革文化
  □项斯言
  改革,在中华民族悠远的发展进程中,可谓史不绝书。一位历史学家曾这样讲过:中国古代的改革,是人类智慧所做的最惊心动魄的魔术,它能使一个侏儒变成一个巨人,把一个没落的民族变成一个蓬勃奋发的民族,把一个弱小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战国时期的商鞅是中国改革史上第一位伟大的“魔术师”。“挺身以任国事,抗群臣之廷议,逆一国之舆论”,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编制户籍,奖励耕织,推行县制,制订秦律,废井田、开阡陌,烧诗书、禁游学,统一度量衡,“卒以拓霸国之规模,立统一之基础。”商鞅变法彻底改变了秦国的思想、文化、道德乃至社会制度,使较为落后,本来归入戎狄、蛮夷之列的弱秦,一跃而成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上最强大的封建国家。秦始皇后来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就是由于商鞅变法的结果。
  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是一位坚定地沿着商鞅足迹前行的改革家。为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商贾兼并,削弱地方势力,反对外来侵略,他果断采取了盐铁专卖、均输法、平准法、徙民边塞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但是,由于这一改革极大地触动了豪强地主、富商大贾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汉武帝死后不久,年逾古稀的桑弘羊便惨遭杀害。
  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北宋的王安石,曾咏诗来表达对商鞅的敬仰之心:“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已定百金轻;古今未能非商鞅,商鞅政出令必行。”他冲破重重阻力,毅然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方田等新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成效,同时,对发展农田水利事业,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政府收入,打击兼并势力等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在当朝反对改革势力的强烈冲击下,王安石两度被罢职,变法终告失败。
  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曾斥王安石“迷国误朝”、“肆情反理”,明代周德恭更视之为“古今第一小人”。明代张居正却是在“骂声”中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成功的改革家的。张居正以王安石为榜样,明知“害于身而利于国,又负天下后世之谤,而勇为之”,大胆改革。他襟怀磊落,任劳任怨;整顿吏治,令行禁止;清除外患,巩固边防;俭以聚财,禁止奢侈,使得他辅政的十几年成为明朝中后期最有生气、最为辉煌的时期。
  中国近代史上以反封建斗士著称的谭嗣同,更是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浩然正气,毅然选择了变法图强、维新救国的道路。他积极推进戊戌维新运动,并不惜最后为之献身。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邹容为谭嗣同的遗像题诗赞道:“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在中国古代改革史上,虽然每次改革都各具特色,每位改革家都个性鲜明,但“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改革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改革文化风景,光耀古今,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前进。
  “述往事,思来者。”人类即将迈入又一个新的千年,中国共产党人正率领全民族进行着一场前无古人的改革大业。这是历史上任何一项改革都无法比拟的。当然,今天的改革所面临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与历史上的改革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我们高兴地看到,今天的改革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继承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立足于对社会现实及发展规律的深刻洞明和准确把握,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创造并继续创造着璀璨夺目的中国改革文化。因此,当我们品读历史的时候,应该特别地研究一下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文化。如果我们能从丰腴的历史沃土中汲取充足的营养,继承前人高尚的改革情操,为中华民族的改革振兴创造优良的文化环境,那将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先秦哲学关于“天道”与“人道”问题
  □张岂之
  一、问题的提出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民族文化的灵魂。中国古代哲学有深厚的理论思维,有特殊的表现形式。关于“天道”与“人道”的研究,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
  所谓“天道”,泛指宇宙、天地、自然的起源和法则,而“人道”则是关于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道理。这二者之所以引起哲人的研究兴趣,和古代农业生产的发达有关。中国有悠久的农耕历史和丰富的农学成果。《周易》有这样的话:“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文”指关于季节、时令变化的学问,目的是为了使人们能适时地进行农耕活动;“人文”则是人类“文明”的另一种表述,主要指社会制度。古代哲学关于“天道”与“人道”相互关系的探讨和论述,就是对于“天文”和“人文”认识的深化与发展。
  哲学是人类理性活动的成果。如果人们囿于传统观念,认为“天”是祖先神或上帝,对它只有顶礼膜拜、绝对服从,那么只能产生宗教意识,这还不是理性的哲学思维。当先哲们用阴阳、五行观念来解释世界的时候,历史上便迸发出最初的理性之光。到春秋战国时期,理性之光已经照遍思想意识的各个领域,形成中国哲学最早的辉煌时代。哲人们关于“天道”与“人道”的理性认识,经过历史的洗练,今天我们再去读它,仍然会惊诧于它的深刻性和普遍性,这应当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卓有成就的一页。
  二、“天道”自然,“人道”不妄为
  春秋战国时期,深入探讨“天道”与“人道”关系,构筑完整的理论体系,建立自然哲学丰碑的,首先应提到老子和《老子》书。
  据《史记》载,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末期人,曾任东周王室管理藏书的史官,有机会博览群书,融会“天道”与“人道”的知识,得以成为当时最有教养的大哲学家。他被认为是道家学派的创始者。
  有些学者认为,《老子》书(又名《老子五千言》、《道德经》)并非老子本人所著,而是成书于战国时代。三国魏人王弼给《老子》书作注,其注与《老子》文珠联璧合,都是哲学美文。后人将王弼注本称为《老子》书的通行本。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发现了帛书《老子》甲、乙本,这就便于学者们将帛书本和通行本《老子》加以对照研究,进一步理解老子哲学的精义。通行本和帛书本有同有异。1993年又在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中发现了一批竹简,其中也有部分《老子》简文,学者们正在研究。可见,关于《老子》书的材料颇为不少。不过,我在这里的论述仍然依据通行本《老子》。
  《老子》五千字,赫然在目的一个范畴,就是“道”。其书第一章对于“道”的说明可说是老子哲学的总纲。“道”被认为是世界的本原。它是“有”与“无”的统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什么是“无”?这不能照字面解释成什么都没有,“无”指的是空间、空虚。“无”的再一个含义是指“道”体不同于通常的物体,不能说它是圆或是方,它具有不确定性。至于天地万物的最初形态,可称之为“有”,由此演变出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总之,老子进行了哲学的抽象,表现出理论思维的广度和深度。
  在老子哲学中,“天道”受到赞扬,而“人道”则遭到贬损。在他看来,“道”演化为天地万物,没有神力,没有矫饰,自然而然。“天道”不争、不言、不骄,没有制物之心,像无形的巨网广大无边,虽然稀疏却没有任何遗漏,将一切都囊括于其中。这就是《老子》的名言:“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这实际是对必然性的形象表述。与此不同,“人道”便显得自私、偏狭、不公。于是问题产生了:如何改造“人道”?老子的回答是:“人道”应效法“天道”。
  如何效法?这就不能不分析“道”的运行法则及其应用。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反”即向相反的方向运动,而发展到了相反方向以后,又要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直至回到原初的状态。因此,“反”具有对立转化和返本复初两个含义。在这个总法则的影响下,老子描绘了强与弱、生与死、祸与福、上与下、前与后等等对立转化的画卷。他提醒人们,世界的各种对立现象怎样才能不伤及人类社会和人自身?他主张将“天道”的自然特征运用于人事,使施政者具备“柔弱”、“无为”的品格和风貌:淳朴、纯洁、不自以为是、不固执己见、不扰民、以百姓之心为心等等。这样经过“天道”浸润的“人道”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用老子的哲学话语说就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主要指的是清除独断的意志和专断的行为,含有不妄为的意思,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
  老子关于“天道”与“人道”的论述,展示了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绚丽画卷,其中充满智慧和洞察力,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当然,毋须讳言,老子哲学用自然的“天道”否定“人道”自身的特点,在理论上有其偏颇的一面。不过,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封建社会的施政者在一定范围内将老子哲学的某些方面加以实施的时候,确实有过若干成效。老子思想在西方影响也很大,《老子》书在西方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不过,这些译本,能准确反映《老子》思想的很少,多是夹杂着译者主观的东西。
  这里不能不提一下老子思想中固有的深层生态智慧。目前全球生态环境已从局部恶化转变为全面危机,自20世纪初,西方有识之士就不断发出警告。但是,西方基督教传统根深蒂固,他们多把自然当成人的工具;哲学主流传统囿于笛卡尔式的自然是只有广延性的纯粹机械客体的教条,所以到了20世纪中叶,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仍不能见容于西方哲学界,直到70年代,环境哲学才宣告诞生。相比较之下,老子和道家思想的基本主张就是“道法自然”。在他们的思想中没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偏执,相反,他们主张人与自然万物是连续一体的,自然存在具有深刻的内在价值,人类应当尊崇自然、关注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老子所勾勒的世界蓝图是万物和谐、各遂性命、充满生机的协调世界,这恰是我们时代全球正在努力实现的生态文明社会的伟大理想。
  三、“天道”变化,“人道”自强
  关于“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先秦时期的儒家学派也有系统的哲学理论。这里不能不提《易传》。关于它的作者,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历史上有的学者作出这样的论断:《易传》不好说是由某个人撰述而成,可能是众多的学者研究《周易》和有关儒学典籍的集体创作。其思想总体上属于儒家学派,但同时也吸取了诸子百家的成果,成书约在战国末年。《易传》有十篇,其中《系辞》上下篇主要在于发掘《周易》的哲学潜质,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系辞》便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料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系辞》并没有多少占卜的味道,而是借用《周易》来表述一种系统的哲学见解。孔子教育他的学生,不要听信怪、力、乱、神之类的无稽之谈,而应着重实事求是地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生的道理。在《系辞》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力求探讨世界变化的原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柔相推,变在其中”;“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表示一切都是“有对”的。放眼世界,动与静、刚与柔、天与地等,难道不都是“有对”的吗?唯其如此,天地与人间才有变化。《系辞》说,鼓动万物有雷电,润泽万物有风雨;太阳和月亮在运行,一寒一暑在推移,这些不都是证明变化的源头是阴、阳的激荡相摩吗?
  在《系辞》中,古代哲人对“天道”与“人道”的变化和关系也作了理论探索,但并不像老子那样强调“人道”必须效法“天道”,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强调将事物变化的道理运用于人类社会。《系辞》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认为人们走的道路各有不同,但目的却是相同的,以此说明世界的同一是建立在“有对”(相异)的基础之上。又如:“穷神知化,德之至也”,认为圣贤懂得事物变化的道理,这才是最高的品德。再如:“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认为人们在阴、阳即“有对”、矛盾的互相交错中即可体察到事物运转变化的途径;人们懂得变化的道理,就可以形成良好的行为;按照这个道理去待人接物,才能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由此可见,《系辞》用变化的道理将“天道”和“人道”联系了起来,认为这才是世界的普遍法则。
  《系辞》还洞察到,人们认识世界变化的法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法则是无形的、抽象的(用“形而上”一词加以表述),而事物的现象却是有形的、具体的、人们可以感知的(用“形而下”加以表述),并由此概括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著名哲学命题。强调人们应从“器”中悟出变化的道理,再将此类道理运用于人的活动中,实现人的预期目的,这被称为“变通”。由“变通”落实为对天下黎民百姓有利的举措,这才是圣贤孜孜不倦追求的“事业”。因此,《易传》宣扬“变革”的合理性。《革卦·彖传》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革命”一词即出自这里,认为商汤灭夏、武王灭商,这些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事业。
  《易传》的辩证思维不同于《老子》之处的是:《老子》主张柔弱、无为,而《易传》则强调刚健。《乾卦·象传》的名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健”即永不中断、永远如此,具有不知疲倦的刚毅精神。不过,《易传》在主要强调刚健的同时,并未否定柔弱的作用,主张刚柔相济,二者相互为用,防止将刚毅绝对化。在古代哲人看来,君子的自强不息精神并非只是表现于一时一地,而应当贯穿于他们的整个生命历程,并世代相传。这种精神,孔子曾用“松柏后凋”作过譬喻,后又演变为愚公移山精神(见《列子·汤问》)。不仅如此,“自强不息”还不断被赋予新内容,认为这种精神不是凭空而起,而是和人们的气节、操守以及人的高尚品格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这些,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都曾有过重大的影响。
  今天重温这些内容是有必要的。《周易》讲天、地、人三才之道的统一,有些西方人称之为一种有机整体的世界观;《易传》说“生生之谓易”乃合乎生命伦理的基调;又说与天地合德,要求人们认识自然法则,以自然法则引导实践;还以天地为万物之母,生养之源。这些都给当今生态哲学提供了一种思想资料,其中含有人与自然协同演化的生态平衡智慧。
  四、“天道”有常,“人道”有本
  中国先秦哲学探讨“天道”与“人道”并非只有一种思路,而是从多角度来透视的。这里还应当提到战国末期百家之学的总结者荀子的思路。
  我们从《荀子》书中可以读到一篇划时代的哲学篇章,名叫《天论》,阐述“天道”有常、“人道”有本的哲学观。
  《天论》开宗明义有这样的话:“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认为自然有常规(法则),不受人的意愿支配。顺应它的法则,人们将能从自然界取得自身需要的粮食等。如果人们违反了自然法则,必然要受到它的惩罚。
  “人道”有“本”。这个“本”,在荀子看来就是农业生产。《天论》阐述这样的哲理:“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坚信人们抓住农业这个根本,并且厉行节约,天就不能使人贫困;有充分的养生资源,按季节进行农事,天就不能使人患病;遵循农业生产本身的法则行动,天就不能使人遭到祸患。可见,人在自然面前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荀子又说,“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如果看不到人的作用(含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只是企求天的恩赐,这就和天人关系的真实情况不符了。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这里,荀子深刻地阐述了一个客观真理:当人们从自然界分离出来,成为与自然相对的认识和实践主体的时候(即“相分”),人在这样的实践和认识过程中便逐渐提高了自身的能力,成为有智慧、有道理、有自觉性的主体———用荀子的话说就是“至人”。在荀子看来,人虽然是从自然分化出来的,但人具有不同于自然的特点。这个曾经被老子忽略了的问题,在荀子的哲学观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论证。同时,对于《易传》所强调的君子自强不息的理论,荀子也作了具体的规定,认为主要是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这才是一切的根本。
  荀子强调人对自然的利用,但这并不等于要人们脱离自然法则蛮干,而是主张符合自然法则的合理行动,从这里才显示出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他说,人能够适应天时,顺应地利,参与自然界的变化。人的这种能力叫做“能参”(见《天论》)。他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哲学命题,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能群”(见《王制》)———人能过群体性的社会生活,人能为社会进行有目的的农业生产,人能为社会制定各种制度规章,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人是社会动物(“群”)的特色。由此可以看出,在对于“人道”的认识上,荀子的哲学观在先秦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同时,他关于“天道”的完整的自然唯物论观点也是值得称道的。
  荀子论述“天道”与“人道”的理论充满辩证思维,他既看到人与自然对立的一面(“相分”),又看到这二者统一的一面(在这一点上他继承并发展了老子观点,认为自然和人都是“道”的组成部分),认为这二者有相分才有统一。它们的统一还表现在人对自然的正确认识上,人应当自觉地克服自身在认识上的各种错误和片面性,他称之为“蔽”。为了使人看到事物的真相,他还写了关于哲学认识论的名篇《解蔽》,关于人的认识过程,他又有《正名》篇存留于世。除此,荀子在逻辑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方面都有创造性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荀子虽然主张天人相分,但也提出了明确的维护自然资源平衡的思想。从《荀子·王制篇》中可以看到,荀子主张规定一种严格的制度:草木生长时刻,禁止砍伐;各种鱼类正在产卵时候,禁止捕鱼;春耕、夏锄、秋收、冬藏不错过时候,粮食生产就有了保证……认为这样才能可持续地利用资源。可见,荀子主张人“能参”的思想和征服自然论是有不同的。
  五、结语
  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天道”与“人道”关系的理论观点,在先秦以后也有许多丰富的资料,不过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从略。古代的思想文化对今人是有启迪作用的,因为今天的历史文化是古代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仅举本文前面介绍的一些内容,不难看出,其中许多范畴、命题和论断都深印在我们的头脑中。如果善于使用这些思想资料,无疑对提高我们的历史文化修养及科学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都有积极作用。历史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学习的内容之一,特别对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家来说,更加不能忽视。
  关于“天道”与“人道”的相互关系,内容相当丰富,很难用一个命题,比如“天人合一”加以概括。汉代思想家董仲舒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见《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这实质上是“天人感应”论的一种表述。以为天、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天主宰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动天,这明显带有天命决定论的色彩。而哲学上“天道”与“人道”关系的理论探讨,则是排除天命论的理性思维活动,这二者有本质区别。在我看来,“天道”与“人道”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探讨蕴含着丰富的哲学资源,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

  学习列宁 研究列宁
  □陈志尚
  为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诞辰130周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列宁哲学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近日在京举行“学习列宁,研究列宁”学术研讨会。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列宁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的伟大思想家和革命家。在列宁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从理想到现实的飞跃,开创了人类历史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纪元。之后,列宁又组织人民开始探索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史无前例的建设新社会的伟大工程,为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人民如何当家作主、如何自觉创造历史的宝贵经验。
  与会专家指出,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列宁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具有客观真理性,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对于我们在即将进入新世纪的重要时刻,正确认识当代社会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复杂问题,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掌握创造历史的主动权,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国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我们应该结合实际继续深入研究列宁的光辉思想。学者们从多方面探讨了列宁主义的现代意义,指出,从本世纪初期就已出现的反列宁主义思潮在今天仍有表现。我们应当在学习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更深入地结合具体历史条件去研究列宁的思想,把握其理论的核心和实质,对其历史性贡献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学者们在发言中强调,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列宁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学习列宁的思想对于我们准确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今年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诞辰130周年。图为1921年5月的列宁。(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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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诠释学与人文科学
  □吉富
  近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在京主办了“诠释学与人文科学”研讨会。首都哲学社会科学界部分著名学者和部分外地学者参加了会议。
  与会学者指出,中国文化素有重视典籍阐释的传统,在这方面积聚了丰富的经验,可以说,这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发展方式。基于此,有学者提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对西方解释学进行批判性借鉴的同时,应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诠释学,而且我国一些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诠释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关系。与会学者认为,“六经注我”是从文化典籍中逻辑地引出自己的思想,而“我注六经”则是借对文化典籍的阐释表述自己的思想,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是对经典著作思想的创造性阐释和发展,应该是“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实质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与会学者认为,诠释学的发展对人文社会科学具有一定影响。它不仅促使人们更多地注重研究传统文化,以实现推陈出新、“综合创新”,而且还促使人们正确地对待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既不能用理论剪裁现实,也不能简单地用理论去图解现实,更不能用支离破碎的现实事例去否定正确的理论原则,而应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坚持、丰富和发展正确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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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翻译学》
  彭卓吾撰写的《翻译学———一门新兴科学的创立》一书,已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该书指出,建立翻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思维科学的角度对翻译活动作出解释和说明。由此出发,参考了大量中外有关翻译理论的资料,以自身常年而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为基础,作者在该著作中既建立了微观的实用翻译学,为译者解决翻译中诸多问题提供具体有效的理论和方法,又初步建立起了由十项翻译理论(翻译的定义、程序、原则、规律、标准、方法、功能等)所构成的理论翻译学体系。
  (苏宗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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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出误区”丛书
  文清源主编的“走出误区”丛书,已由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套丛书由《超越错误》、《腐败论》、《欺骗论》、《越轨论》、《自私论》、《诡辩论》、《迷信论》、《挫折论》、《毒祸论》、《赌博论》等组成。
  该丛书针对社会上存在的欺骗、迷信、腐败、赌博、毒品等负面现象的表现、涵义、本质、特性、根源与危害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其中的《迷信论》、《欺骗论》和《诡辩论》,在帮助人们更明确地认识“法轮功”的邪教实质及其欺骗性、诡辩性,肃清其恶劣影响的同时,也提供了识别和防止迷信、欺骗和诡辩的理论依据和方法。
  (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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